前文已述，正德四年（1509），贵州提学副使席元山因久仰王阳明的大名，特意前往王阳明的住处，向他请教学问。

席元山（1461—1527），名书，字文同，号元山，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后升任礼部尚书，嘉靖六年（1527）又加封为武英殿大学士。六十七岁去世，谥号“文襄”。席元山非常推崇陆学，曾著有《鸣冤录》，为陆学辩解。在晚年时曾推举王阳明出任大臣。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席元山对宋明理学非常感兴趣，他把王阳明迎请到自己的住处，向王阳明请教“致知”和“力行”究竟是一层功夫还是两层功夫。王阳明告诉他，知行本自合一，不可分为二事，也就是“知行合一”。席元山非常钦佩王阳明，特地请王阳明主持贵阳书院，还亲率贵州诸生向王阳明行弟子礼，而且一有空暇，就会前来听讲。王阳明也借此机会，在贵阳大力提倡“良知”说。

但“良知”说是王阳明在晚年提出的，他在贵州时根本就没有提过“良知”说。《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

席元山后来又著有《鸣冤录》，仔细想来，该文应该是根据《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这次辩论而作。

接着《阳明先生年谱》又记载道：“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同异，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总而言之，席元山师从王阳明之后开始意识到，与其讨论朱陆之异同、明辨古人之是非，倒不如判明自己内心的是非。至于王阳明当时悟得的“格物致知”究竟是什么，席元山又是如何理解的，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席元山对此又是如何认识的，《阳明先生年谱》中一概没有记载，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可以从王阳明与门人徐爱后来有关“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问答中，推测出王阳明和席元山交谈的大致内容。

王阳明没有按照席元山的提问去回答朱陆之说的异同，而只是谈了自己所悟到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说。对席元山来说，如果能领悟到“理”存在于“性”中，那么朱陆之异同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明了了。所以说，王阳明虽然看起来没有回答席元山的提问，但其实已经回答了。

王阳明开口评论朱陆之异同，并且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是后来的事了，后文将对此予以详细介绍。后来，由于弟子们就朱陆同异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王阳明没有办法，只好站出来，公开表明了自己对朱陆同异的看法。

那么，王阳明在贵州时为什么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呢？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王阳明觉得与其争辩古人做学问的是非，还不如先去体悟圣学，以求得“吾性”；其二，当时朱子学风靡一时，如果大力宣扬陆学的话，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为了避开锋芒，王阳明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