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阳明不得不加入朱陆同异的辩论中。虽然表面上朱子学盛行一时，人们却不能否认陆学潜藏的事实。自元朝中叶开始，朱陆同异的辩论就已经出现，王阳明自然也不能摆脱这一风潮。

后来，朱熹的高徒陈淳极力排斥陆学，再加上朱子学比陆学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所以在陆九渊去世之后，朱子学便逐渐兴盛起来。陆九渊有四大高徒——沈焕、舒璘、袁燮和杨简，人称“四明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陆九渊死后，他的四大高徒在浙江四明（今宁波）地区讲学，所以陆学主要在四明地区留存下来。由于受陈淳排斥陆学的影响，陆学一蹶不振，逐渐陷入衰败。至元代，朱子学被指定为科举之学，迎来了大繁荣，而陆学基本上仍处于隐藏不露的状态。

朱熹和陆九渊死后，虽然朱子学派极力排斥陆学，但是陆九渊的心学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朱子学。这一过程类似于宋代儒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心学”的形成与发展。在宋代，当时的儒学界也极力排斥禅学和道家之学，却不知不觉地受它们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儒学的“形而上学”和“心学”。朱熹的再传弟子、著名大儒真德秀A可能也是因为受陆学的间接影响，所以才创作了《心经》，论述了从古至今的心法。自宋末一直到元代，学术界已经出现了朱陆二学殊途同归的看法。

元代朱子学的大儒吴澄认为，陆学主张的是“尊德性”，朱子学主张的是“道问学”，二者同等重要，没有轻重之分，所以吴澄也被认为是陆学派的儒学家。后来，思想界又兴起了朱陆同异的辩论。元末的赵东山、明初的程敏政认为，虽然朱子学和陆学存在差异，但它们所追求的结果是一致的。朱子学没有忘记“尊德性”，陆学也没有忘记“道问学”。尽管朱熹在年轻时和陆九渊的立场相异，但是晚年他和陆九渊的立场趋于一致。

到明代后，朝廷更加重视朱子学，不仅将其指定为科举之学，还打压提倡陆学的人士，从而在表面上形成了朱子学兴盛、陆学悄无声息的态势。但是实际上，不少明朝大儒已经把“心上”功夫当作自己做学问的要旨，出现了重视心学的倾向。朱子学和陆学在暗地里相互接近，相互影响，最终出现了一位专门提倡心学的朱子学者——陈献章。

清初大儒黄宗羲把陈献章的心学视作阳明学的先导，但陈献章的心学是“主静心学”，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是承继陆九渊，是“主动心学”，二者

A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为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的方向明显不同。陈献章的心学沿袭的是朱子学，因此可以说是“宋学”，而王阳明的心学沿袭的是陆九渊的心学，因此可以说是“明学”。这也恰好体现了宋代精神和明代精神的差别：一个主静，一个主动。

如果能够领悟到“致知”和“力行”的本体是统一的，那么理解“知行合一”说就会变得很简单。如果不是通过这种“体认”，而是单纯地依靠理论去解释“知行合一”，理解起来就会很困难。王阳明曾经从各种角度论证过“知行合一”说。综合起来看，经他阐述，“知行合一”说的实质已经变得非常明晰了。

在王阳明看来，如果能够体认到“知行”的本体，那么“知行合一”说就很容易理解了。王阳明晚年时认识到“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这样一来，“知行合一”说就变得更加具体了。但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知识让人们去理解的，而是需要人们深切“体认”的。“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还将予以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