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述,弘治十七年秋,王阳明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同年九月,王阳明被转任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负责选拔武官的考试,回京师赴任。
当时的学者都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而不知身心修行之学为何物。于是王阳明开始讲学,希望借此启迪大家的心智,使他们树立圣人之志。一时间闻者兴起。翌年,即弘治十八年,已有人愿意拜在阳明门下,跟随他学习。
王阳明竭诚提倡圣贤之学,但当时的很多学者因为沉溺记诵之学和口耳之学太深,反而批判王阳明是在提倡异端、为自己博取声名。
但非常庆幸的是,当时有一位学者对王阳明非常支持,那位学者不是别人,正是翰林院庶吉士湛甘泉。对王阳明来说,当时的心情几乎可以用“久旱逢甘霖”来形容。二人一见如故,共同致力于复兴圣学。无论王阳明多么强大,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逆转时代潮流,从而祛除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学术弊病。王阳明与湛甘泉的会面,再一次唤醒了阳明旺盛的精力。
王、湛二人的联合在明代儒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王阳明在晚年提出了“良知”说,创立了明代心学,但如果没有和湛甘泉的联合,他能否成为代表明朝的一代大儒,还很难说。
王阳明和湛甘泉会面时,王阳明三十四岁,湛甘泉四十岁。当时的湛甘泉和王阳明一样,也是痛感记诵辞章之学之弊,于是专心致力于身心体认之学。因此二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共同发誓要为复兴圣学而努力。王阳明和湛甘泉是明代中期的双璧,是两大学派的巨头,据说二人皆称赞对方“此等人物,未曾遇见”!
湛甘泉,名若水,字元明,号甘泉,世称“甘泉先生”。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出生于广东省增城县甘泉郡,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去世,享年九十五岁。去世后,和穆孔晖一样,谥号“文简”。湛甘泉比王阳明年长六岁,但比王阳明晚去世三十二年。
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湛甘泉二十七岁。是年,湛甘泉参加地方乡试一举成功,但由于他不喜欢仕途,于是跟随陈献章学习儒学。其后,湛甘泉遵从母命,进入国子监学习。弘治十八年(1505),四十岁的湛甘泉中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张元祯和杨廷和见到湛甘泉的答卷后,称赞说:“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
湛甘泉最初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来被提拔为翰林院编修,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出使安南。正德十年,由于母亲去世,湛甘泉回老家守丧三年。守丧完毕之后,湛甘泉在广东省南海县的西樵建造学院,招收门人弟子,传经授业。
嘉靖元年,湛甘泉再次补任翰林院编修。翌年,出任翰林院侍读。嘉靖三年,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此后,任兵部尚书。嘉靖十九年,辞职归乡。
湛甘泉在很多地方都创立过书院,直到晚年仍坚持讲学,门人弟子满天下,据说人数多达四千。湛甘泉晚年身体硬朗,九十岁时还去游览南岳。著有《二礼经传测》《春秋正传》《古乐经传》《圣学格物通》《心性书》《杨子折衷》《遵道录》《甘泉新论》《白沙诗教解注》《甘泉集》等。
湛甘泉师从陈献章。前文已述,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弟子,和娄谅师出同门。王阳明向娄谅请教过宋儒的“格物”说,而湛甘泉是陈献章的弟子,二人又在京城谋面,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奇缘。此外,二人同时提倡体认之学也不是毫无理由的。
陈献章虽然信奉程朱理学,但他并不是特别遵守,后来创立了自己的“主静心学”。从心学的发展来看,陈献章应该算是王阳明的前辈。湛甘泉也非常有主见,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学说。他本来以为恩师会批评自己,但陈献章对此大加赞赏,称其为:“此乃参前倚衡之学。”
陈献章允许湛甘泉去发展自己的学说,这也成为湛甘泉后来做学问的缘起。“参前倚衡”语出《论语·卫灵公篇》。子张问如何才能使自己的主张行得通,孔子回答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孔子的意思是:若想让自己的主张被他人接受,就要在站着的时候,仿佛看到“言忠信,行笃敬”就显现在眼前,坐车的时候,仿佛看到“言忠信,行笃敬”就刻在车前的横木上。只有达到这种程度,你才能到处行得通。据此,程颢得出“学只要鞭辟近里”,深切地体认。陈献章称赞湛甘泉之学为“参前倚衡”之学,实际上也就是称赞他为“深切体认”之学。
程颢重视对天理的体认。湛甘泉应该是通过陈献章继承了程颢的体认之学。可以说,自陈献章开始,宋明理学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变。
王阳明最初和湛甘泉会面的时候,对心学的认识还不是十分深刻。虽说王阳明的心学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但它总归还是以体认为主的学说。此外,从王阳明的性格秉性来看,他的心学中陆九渊心学的影子还是非常明显的。陆九渊曾说“吾之心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但其中也不乏程颢学说的影响。这样一来,可以看出王阳明和湛甘泉二人的学说皆是以体认为本的学说,他们一见如故,意气相投,那也是必然。
但是在晚年,王阳明以“致良知”作为学问的主旨,而湛甘泉则坚守“随处体认天理”,二人的观点变得水火不容,一度出现彼此相互批判的情形,但两人都抱有将彼此学说合二归一的心愿。两大学派在对峙中繁荣发展,但是甘泉学派不如阳明学派发展得隆盛,这一结果和当时的时代思潮不无关系。
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指出的:“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
我们还会在后文中对王、湛二学的异同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