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王阳明对于科举之业究竟持何种态度呢？我们从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可以略知一二。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的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重刊〈文章轨范〉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文章轨范》是宋末谢枋得所作。谢枋得参加过科举考试，并且被赐“进士及第”的荣耀。他为了助后来者举业之事，特意编著了此书。

侍御王汝楫到达贵阳之后，慨叹当地修习科举之业的人太少，于是根据自己的记忆，誊写了《文章轨范》六十九篇，并拿出自己的俸禄重新刊印发行，还委托王阳明为重刊本作序。

王阳明在序中阐述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要性，指出如果不参加科举考试，不获取功名，就不能出仕为官，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说：

夫自百家之言兴，而后有“六经”；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谓古文。古文之去“六经”远矣，由古文而举业，又加远焉。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而专求之于举业，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

盖士之始相见也必以贽，故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无礼，无所庸于交际矣。故夫求工于举业而不事于古，作弗可工也；弗工于举业而求于幸进，是伪饰羔雉以罔其君也。虽然，羔雉饰矣，而无恭敬之实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饰羔雉者，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工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

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不知方其业举之时，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邹孟氏曰：“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伊川曰：“自洒扫应对，可以至圣人。”夫知恭敬之实在于饰羔雉之前，则知尧舜其君之心，不在于习举业之后矣；知洒扫应对之可以进于圣人，则知举业之可以达于伊、傅、周、召矣。吾惧贵阳之士谓二公之为是举，徒以资其希宠禄之筌蹄也，则二公之志荒矣，于是乎言。

王阳明将“举业”比喻成臣下向君主进献的贡品，给世间轻视科举之人当头一棒。同时，王阳明还对世人通过科举考试沽名钓誉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举业若无恭敬之实，则徇私谋利矣。

王阳明认为，在有志于圣学的基础上，再来修习举业，这样参加科举才会有意义。最后他还指出，修习举业是古之圣贤建功立业的重要一步，阐明了参加科举的必要性。

自宋代圣学觉醒以来，举业就陷入是与非的争论中。二程最早致力于举业，但后来遇到周敦颐之后便放弃了举业，转而修习圣人之学。朱熹的辩友陆九渊更是激烈批评科举之弊甚于佛学和老庄思想等异端学说。

总而言之，王阳明将修习圣学看作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四十岁，在给妻弟诸用明的回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再次提到了举业与圣学的关系。诸用明在信中说自己的两个孩子虽然年少，但都已参加科举考试，还劝告王阳明不要辞官。

对此，王阳明在回信中写道：

得书，足知迩来学力之长，甚喜！君子惟患学业之不修，科第迟速，所不论也。况吾平日所望于贤弟，固有大于此者，不识亦尝有意于此否耶？便中时报知之。

阶阳诸侄，闻去岁皆出投试，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为然。不幸遂至于得志，岂不误却此生耶？凡后生美质，须令晦养厚积。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散，况人乎？花之千叶者无实，为其华美太发露耳。诸贤侄不以吾言为迂，便当有进步处矣。

书来劝吾仕，吾亦非洁身者，所以汲汲于是，非独以时当敛晦，亦以吾学未成。岁月不待，再过数年，精神益弊，虽欲勉进而有所不能，则将终于无成。皆吾所以势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悦，今亦岂能决然行之？徒付之浩叹而已。

在上面这封信中，王阳明告诫妻弟不要急于让两个侄子参加科举考试，专心做学问才是最重要的。

王阳明不排斥科举，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如果不考取进士，就很难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理想。但是，如果只重视科举，不注重身心修行的话，又会陷入功利霸道之歧途。王阳明对此深感忧虑，所以劝诫妻弟在让侄子们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先做学问，好好修行。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四十七岁。是年，他平定了江西赣州之乱。在平定叛乱后，他给家乡的知名人士邦英、邦正兄弟写了两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也阐述了圣学与举业、生活与举业的关系。他说：

昆季敏而好学，吾家两弟得以朝夕亲资磨砺，闻之甚喜。得书备见向往之诚，尤极浣慰。

家贫亲老，岂可不求禄仕？求禄仕而不工举业，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无是理矣。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业举，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之说也。夫谓之夺志，则已有志可夺；倘若未有可夺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图之。

每念贤弟资质之美，未尝不切拳拳。夫美质难得而易坏，至道难闻而易失，盛年难遇而易过，习俗难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在另一封信中，王阳明写道：

得书，见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区区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见，岂足与论？君子惟求其是而已。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然谓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则虽应接俗事，莫非实学，无非道也。”而况于举业乎？谓举业与圣人之学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则虽终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于举业乎？忘与不忘之间，不能以发，要在深思默识所指谓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则知学矣。贤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可也。

在上面两封信中，王阳明认为，不通过举业而求仕官，与不尽人事而责怪天命一样，都是错误的。举业和圣人之学并不相悖，重要的是有无圣贤之志。如果不立圣贤之志，即使每日谈论道德，也不会成为圣贤，最终只会陷入追求功利的世俗之学，或者陷入追求高远的佛老异端。

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其实程颐早已论之。王阳明以及宋朝之后的许多儒生也都将“圣人之志”当作做学问的根本。

在王阳明看来，秉持圣人之志与致力于举业、科举及第一样，都是儒生的美好夙愿。王阳明坚持不懈地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失败两次也没有放弃，最终取得进士，为后来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但是，程颐拒绝参加科举考试，他说：“儒者出仕为官，需君主至敬至礼请之，而不可自己求之。”

程颐的这一主张有些过于理想化，是否参加科举应该根据时间和处境做出相应的调整。王阳明在信中道：“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

因为过于贫困，而不能尽到孝养之责，这时就应该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以使自己有能力侍奉双亲。所以说是否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仅靠主观意识就能决定的，有时候还会受到现实情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