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勋虽败，各地农民起义，并不就此歇息，其面积且日广，声势亦日大。咸通十一年（八七〇）1，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乾符元年（八七四），商州民逐刺史王枢，五年（八七八），农民陷朗、岳二州，六年，朗州人周岳陷衡州，石门蛮向瓌陷澧州，桂阳人陈彦谦陷郴州2，中和元年（八八一），（左贝右佥）人钟季文陷明州，临海人杜雄陷台州，永嘉人朱褒陷温州，遂昌人卢约陷处州，史不绝书，而成绩最大者端推黄巢（大食文作Ban?oa）3与王仙芝之一派。

黄巢自曹州起事，率领义军，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转战十几省（就现在言），取洛阳，下长安，所至如入无人之境，经过十年，才失败自杀，乃中古民军之最为翘出者，旧、新《书》都为之特立专传。所惜宣宗后官中无实录，五代、北宋三次修史（连《通鉴》计），虽极力搜罗故事，仍感觉非常残缺，不徒各书间互有异同，即在同书之内，亦常常发见矛盾，其详将分见下文。试就最简单之人名言之，李孝章又作李孝昌，（《新·传》）黄邺又作黄思邺，（《新·传》及《通鉴》）王璠又作王播，（《通鉴》）如果尽信，便不难误一为二。再论到年、月、日问题，更不易作左右袒，《新·传》之写作，根本缺乏时间观念，开篇揭出“乾符二年”之后，中间夹叙几十件事，便云“时六年三月也”，换言之，作传之宋祁，并未经过时序考证，只硬把所有事实，随便纳入此上下两限之内，假使读史者不了解其内容，以为叙述次序，取代表事情发生之次序，因而据以批判，便违背当年之现实。更如涉及黄巢本人，忽而说其攻掠蕲、黄，忽而说其进破滑、濮，巢用兵虽然飘忽，要须问其有无分身术之可能。简言之，黄巢事迹，异常踳驳陵乱，向未经人整理，如果不加以深入研究，删讹去复，使得稍露真相，未免蔑视革命之史实。唯是人言庞杂，一国三公，取舍之间，苟不揭出主张，仍贻读者以其谁适从之感，职是之故，本节附注乃多于正文数倍，亦欲法司马《考异》之美意也。今将王、黄二人事迹，分作四项述之，除数处外，极力避免夹叙夹议之写法，务求事实裸现，细大不捐，庶读者各可运用眼光，得出理论。若如王丹岑之近著（《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二一〇—二四三页）往往改窜或杜撰史实，供其构成理论之根据，则固期期以为不可者。

一、王仙芝初期事略

仙芝，濮州人，未起事之先，咸通十四年（八七三）关东自虢至海受旱灾，同年八月，关东河南大水。（《通鉴》二五二）又有谣言云：“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旧·传》）乾符二年（八七五）正月三日4，仙芝在濮州濮阳县5起义，传檄诸道，言吏贪赋重，赏罚不平，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续宝运录》及旧、新《传》）

黄巢，冤句人，少以贩私盐为事，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是年夏6，闻仙芝起，与群从八人募众数千以应，民之困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新·传》《通鉴》）

取濮、曹二州，进攻郓州7，略沂州，平卢节度宋威击走之8。

乾符三年（八七六），仙芝从沂州转向河南9，逼颍、陈、宋，破许州之阳翟，汝州之郏城，郑州之阳武。九月，下汝州，执刺史王镣10。十月，南攻唐11、邓，十一月，破復、郢12二州，十二月，攻随、安、黄及申、光、舒13各州14，义军所至，大致即现时河南之南部、湖北之东部及安徽之西部。

同月，仙芝攻蕲州，王镣为仙芝致书蕲州刺史裴偓（《新·传》“渥”），偓开城迎降，并上表为之求官，朝只授以左神策军押衙兼监察御史。报至，仙芝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请给我兵，吾不留此。因击仙芝伤其首，众亦喧噪不已。仙芝惮众怒，遂不受命，大掠蕲州，并分所属为两部，以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而去。（《新·传》及《通鉴》）15

二、王仙芝之末路

尚君长领兵入陈、蔡（《新·传》及《通鉴》据王坤《惊听录》）。乾符四年（八七七）二月，仙芝克鄂州（《新·纪》及《通鉴》据《惊听录》）16。八月，再度西掠復、郢。（《通鉴》）十月，又东下蕲、黄17。

十一月，遣尚君长等请降于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复光送君长等赴长安求官爵18，途中为宋威截获，伪称在颍州（今阜阳）西南生擒，斩之19。

仙芝闻之，怒，率众渡汉水，攻江陵20，荆南节度杨知温不设备，众自贾堑（在今钟祥县）潜渡，乾符五年（八七八）正月朔，攻入江陵外郭城21，山南东道节度李福悉众来援22，挟沙陀五百骑与俱，次荆门（今同名），沙陀骑破仙芝军。仙芝闻之，焚江陵郛郭而去，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参《旧·纪》及《通鉴》）23

六日（壬寅），曾元裕破仙芝别部于申州（今信阳）之东24。

二月，仙芝败于黄梅县（今同名），死焉25。

三月，仙芝余部王重隐克洪、饶二州，重隐旋死，其将徐唐莒代领，不久亦失败26。同时，别将曹师雄掠宣、润，四月，攻湖州，为镇海节度裴璩所破27。余部攻取信、吉、虔等州。

综观本项列举之事实，已可断言仙芝与巢分道而后，两人再未曾会在一起，其理由将于下项申言之。论到仙芝失败，无非咎由自取，其重要原因有二：

第一，彼出身盐贩，保存着贪图富贵的观念。唐朝初时只授以闲散差使——左神策军押衙，便欲牺牲群众，献身投降，经黄巢责以大义，加之群众愤怒，才将卑鄙心情暂时按捺下去。然而认识真理不够，终久必然落伍，彼一经离开黄巢，即屡次派遣使人，请求任命（《通鉴》载郑畋奏，“王仙芝七状请降”），立场如此不坚定，其失败已属于必然性。

第二，自与黄巢分道，时逾一年，考其活动范围，西不过江陵，东不过黄梅，跼促于现在鄂省东南部一段小小地带，多半时间未闻有何进取，大约无非等候官封。立志既低，士气便馁，其注定失败，不待蓍龟。

注释：

1.《史话》误为八七一年（咸通十二）（二〇一页）。

2.《通鉴》二五三误柳州。

3.此名由法人Klaproth证定。

4.《旧·传》作乾符中，其下接叙乾符三年，《新·传》作“乾符二年”，《旧·纪》作二年五月，《新·纪》作二年六月。《通鉴考异》二三云：“《实录》，二年五月，仙芝反于长垣；按《续宝运录》，濮州贼王仙芝……檄末称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则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于（元年）岁末。”首应辨明者，《考异》二四引文又作“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古人无以“元年”为“一年”之习惯，则今本《考异》二三之“一年”，显为传抄之误。何况乾符元年十一月五日庚寅冬至，始改元乾符，（《通鉴》二五二）在是年正月时，实际仍称“咸通十五年正月”，仙芝焉能于十个月以前预知改元。故今以传檄之日为起义之日。攻取濮州则依旧、新《纪》，放在本年五六月。《史话》以起义为元年十一月。（二一一页）最近韩国磐《黄巢起义事迹考》（《厦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六年五期，以下简称韩考）据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书，有“勿令无路营生，聚为草贼”之语，判定在乾符元年。按“草贼”为通名，非专名。

5.《旧·纪》一九下：“濮州贼首王仙芝聚于长垣，其众三千，剽掠闾井，进陷濮州。”（《新·传》《通鉴》略同）唯《旧·传》称“起于濮阳”；今考《隋书》及《旧书·地志》，濮之长垣，已于开皇十六年改名匡城，开皇新设之长垣，又于大业初并入韦城，唐代并无长垣县名称，故从《旧·传》。

6.《新旧唐书互证》四云：“新、旧《纪》书黄巢之始，皆在四年三月，相隔太远，恐皆有误。考《旧书·黄巢传》。尚君长弟让以兄奉使见诛，据查牙山，黄巢、黄揆兄弟依让（《新·纪》，四年十一月，尚君长降，宋威杀之，《旧·纪》在五年二月），是黄巢之起，更在四年之后。《新·传》，巢与群从募众数千人以应仙芝，帝使平卢节度使宋威与其副曹全晸数击贼，败之，拜诸道行营招讨使（《新·纪》宋威为招讨在三年二月，《旧·纪》在四年三月，《通鉴》在二年十一月），是巢之起，在威为招讨之前。此一代大事所关，而草率如此，后之人何所取信哉。”按《通鉴》记巢起于二年六月，其“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一句，容易令人看作仙芝未起事之先，二人已经合伙（此句固不定如此解释），今放在夏月，总不至言之过早。至《旧·传》称巢兄弟与尚让共保嵖岈山，系指仙芝死后之事，并非巢到此时才与仙芝部相合，《旧·传》固叙述欠明，赵氏亦失之太泥。

韩考“大起义为何发生于山东”一节，似乎受了地理决定论的影响。中古时所谓“山东”，指太行山以东而言，相当于唐之“河北”，并不是现在“山东省”之等词。许、滑、青、汴、兖、郓、徐、泗都属于河南道之范围，关东则包括更广。而且由前文所举，唐末起义散布各地，时代较前及声势较大之裘甫，乃在浙东。窃谓黄巢出身盐贩，早养成一种与政府对抗之坚忍勇气，其能支持较久，领导的成分要不可忽视也。

7.《旧·纪》只称濮州，《旧·传》“陷曹、濮及郓州”，新《纪》《传》及《通鉴》均只称濮、曹二州。今本《旧·纪》五月又言，“郑州节度使李種出兵击之，为贼所败”，《太平御览》引作“乾符二年，王仙芝陷濮州，俘丁壮万人，郓州节度使李穜出兵击之，为所败”。按郓州节度别名天平，驻郓州，濮州在其辖下，今本《旧书》“郑”是“郓”讹，“種”应作“穜”（古童、重通写，故鐘可作锺，董可作蕫），已无可疑（参看拙著《唐方镇年表正补》之天平、义成两条）。唯《通鉴》与《旧·纪》异，其二年六月下称，“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为仙芝所败”，沈炳震主张从《通鉴》，此事尚难论定。郓在曹之东北，可信义军曾进兵其地，惟并未攻占。

8.见《新·传》及《通鉴》，《通鉴》叙在十二月下。

9.《通鉴考异》二四：“乾符三年七月，宋威击王仙芝，破之。《实录》，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与副使曹全晸（亦作晟，见《廿二史考异》五五）进军击王仙芝，仙芝败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败走，中间半年，岂能静处？盖实因威除招讨使连言之，其实仙芝败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把此事排在三年七月，全出臆测，毫无根据。《旧·纪》，三年“七月，草贼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众数万”，当有一部分系七月以前之事（参下注10），司马晓得仙芝不会安静半年，同时，对于仙芝活动所需之时间，却加以忽略。仙芝从沂州转向西南，据《通鉴》本身说，八月已到许州之阳翟，汝州之郏城，前后仅一月，谓已攻略过七八州，比较其前后活动时间，亦不可信。况且《通鉴》二年十一月下，“群盗侵**，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数句，实即前引《旧·纪》三年七月及后引《旧·纪》四年三月两段之变相文字，今《通鉴》先于二年十一月揭出，显与《旧·纪》违背，试问有何信证？尤其错误者，《通鉴》于二年十二月书“王仙芝寇沂州”，三年七月书“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是仙芝攻围沂州先后八阅月，此乃任何起义初期实力未充所应避免之错误，仙芝断不至顿兵坚城。如曰一击即去，中间六个月究作何事？“半年岂能静处”之反质，正是请君入瓮。何况《通鉴》下文即接着称，“三年春正月，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假使非沂州已击退仙芝，援兵何至抽回？试为反思，便甚明白。由此推之，《通鉴》三年七月接叙一段：“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还青州，居三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正与三年正月天平回军事件相接榫，必原来《补实录》二年底之一节。司马光唯知其一，不知其二，又率以己意武断，割裂分隶，难乎其为信史矣。《史话》一方面不认识《通鉴》之错误，另一方面又搞自己的一套，叙事几全与旧史（连《通鉴》在内）相背违；（二一二—二一三页）其书首言：“宋威为行营招讨使，指挥平卢、忠武、宣武、义成、天平、淮南六镇的大军……同时出兵四面包围。”把唐军之布置，渲染得井井有条；按二年十一月（此只据《通鉴》，参下注10），虽诏淮南等五镇亟加讨捕，然并无部署包围之痕迹。《史话》又言：“唐军从八七五年七月出兵，围剿了一整年，各路大军疲于奔命，始终没接触到农民军的主力，直到公元八七六年六月，宋威才会集了各镇主力，在沂州城下与王仙芝打了一仗。东路的王仙芝虽说受到挫折；但西路的黄巢军却更加发展，连破了阳翟、郏城、阳武、汝州。”宋威与仙芝战，即依《通鉴》说，亦在七月，不在六月。早于二年五六月，仙芝已败天平李穜，何尝未有接触？兖州（即沂海）节度齐克让之出击（见《旧·传》），《史话》亦漏记。至阳翟等四地之攻取，史皆题仙芝名，王氏以属黄巢，既未说明理由，不知从何处体会出来。

10.《新·传》之“转寇河南十五州”，纯系抄袭前引之《旧·纪》。考《旧·纪》，四年三月下又称，“青州节度使宋威上表请步骑五千，特为一使……乃授威诸道招讨草贼使，仍给禁兵三千，甲马五百匹。仍谕河南方镇曰：王仙芝本为盐贼，自号草军，南至寿、庐，北经曹、宋，半年烧劫，仅十五州，两火转斗，逾上千众，诸道发遣将士，同共讨除，日月渐深，烟尘未息。……今平卢节度使深愤萑蒲，请行诛讨……今已授指挥诸道兵马招讨草贼使……仍命指挥都头，凡攻讨进退，取宋威处分。”按《通鉴》二年十二月之记事，除寇沂州一节外，纯是《旧·纪》此段之缩编，而比《旧·纪》前差十五个月，故必先将唐朝谕河南方镇之内容，分析清楚，方能决定威为诸道招讨之年月。谕言，“半年烧劫，仅十五州”，如认为二年下半年，则各史料（连《通鉴》）都无此痕迹，此《通鉴》编入二年十二月之必不确切者也。到四年三月，距仙芝起事已逾一年半，且其攻略地点，去平卢甚远，此《旧·纪》编入四年三月之同不可通者也。唯《新·纪》编入三年三月，可信《旧·纪》系后差一年，由此上推至二年秋间，大致为“半年”，相合者一。寿、庐、曹、宋即此一时期内之活动，相合者二。仙芝离沂州未久，加以威自请奋勇，故授为诸道招讨，相合者三。更须声明者，前注9所引《旧·纪》，实即谕文之复出，所差只放在三年七月，并改“逾七千众”为“其众数万”而已。

《新》一八三《郑綮传》：“丐补庐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请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州独完。”或是义军过而不留耶。

依上文观之，十五州并非全属河南道区域。《旧·纪》称，七月“逼颍、许，攻汝州，下之，虏刺史王镣”，《新·纪》陷汝州在九月，单见于《旧·传》者有陈州，见《新·传》《通鉴》者有郑州；按《通鉴》，四年郑畋奏贼往来千里，涂炭诸州，独不敢犯崔安潜之境，安潜是时节度陈许，故《旧·纪》亦只称“历陈、许、襄、邓”。较可疑者，《通鉴》于九月克汝州后，继称“陷阳武，攻郑州”，又称十月“南攻唐、邓”，路途似乎迂逆，或者是先攻郑而后西南入汝，否则攻郑者为别一支队。若《旧·传》以陷汝州排在五年八月之后，其误更无可疑。

11.《旧·传》讹“襄”。

12.郢州今湖北钟祥；《史话》以为“湖北江陵”，（二一四页）大误。

13.《史话》以为安徽怀宁（同上），据《韵编今释》，应是潜山。

14.《旧·纪》七月后，“遂南攻唐、邓、安、黄等州”，《旧·传》有“历陈、许、襄、邓”之语（“襄”应“唐”字之讹）《新·纪》，十一月陷郢、复，十二月陷申、光、庐、寿、通、舒六州，《通鉴》同，胡注云，“通当作蕲”，但《通鉴》下文别著蕲州。复按《新·传》称，“转入申、光，残隋州，执刺史，据安州自如，分奇兵围舒，击庐、寿、光等州”（首句已著光州，末句“光”字当是复出），《新·纪》独无隋州，行写“隋”“通”形似，“通”必“隋”之讹，非“蕲”之讹也。其次，谕河南诸镇已称“南至寿、庐”，如注10所证不误，则是三年上半年以前事，《新·纪》《新·传》或强行插入，故阙疑不录。隋、安、黄三州系依交通顺序为先后，申、光偏于东北，或别队所经。舒州最东，《新·传》所云分奇兵出围，颇近事理，故附于末。

将安、随二州事排在本年，尤须予以相当说明：（1）《旧·纪》置攻安州于三年七月后，《新·传》置在围舒前（均引见前文），《旧·纪》又于四年三月下称，“时贼渠王仙芝、尚君长在安州”，此皆安州陷于三年之证。《通鉴》独置陷安州于四年八月，未提本据，故知《通鉴》不可信赖。（2）《新·传》之“残随州，执刺史”，系在据安州之前；唯《旧·纪》称四年“八（今本讹“七”，兹校正）月，贼陷随州，执刺史崔休徵”，《新·纪》亦称四年“八月，黄巢陷隋州，执刺史崔休徵”，然《新·纪》实本自《旧·纪》，只嫌“贼”字无着落，故以意易为“黄巢”，此由四年八月巢不在南方，可反映知之。《通鉴》特著八月“乙卯”，仙芝陷随，检《朔闰表》三，是年八月己巳朔，月内无乙卯，由于《旧·纪》有将三年事错编入四年（如前引谕河南方镇一事），又由于《通鉴》之纪日不合，所以认《新·传》为比较可信。再从地理形势察之，仙芝既破復、郢，为避免鄂州实力，故迂回东北，经随、安以入黄、蕲，如其不然，仙芝军岂能飞越；根此数种原因，认本年曾破随、安，似属无可非难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