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后吐蕃之横行，南诏实为之助，“诏”犹云“王”，本氐羌语，故苻坚称作苻诏，相当于西藏语之Rgyapo（按汉语古称“酋长”，“酋”“诏”只清浊之音转而已）。并吞各诏之蒙舍诏，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樊绰《蛮书》三）。

古代住落云南之民族，最为复杂，此属于专门研究，即就其堆层问题言之，已有四种不同之说法：

1.戴维斯（Davies）说

a.蒙吉蔑 Mon-Khmer

b.泰 Tai，Thai

c.藏缅Tibeto-Burman

2.给尔登（Geldern）说

a.蒙吉蔑 　b.藏缅 　c.泰

3.鲁易斯（Lowis）说

a.藏缅 　b.蒙吉蔑 　c.泰

4.李济说

a.藏缅 　b.泰 　c.蒙吉蔑

陶云逵主张1.说，其理由是自汉迄魏，史册中所记云南土族，多近于藏缅，惟哀牢夷当为泰之一支，其时已居于较西南之保山、蒙化一带，藏缅语族至晋初乃构成东、西爨族1。

我从历史观点推之，以为最初应是蒙吉蔑，其主要住地，初名扶南，后名真腊，即柬埔寨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崑(上山下仓)诸国，阁茂为大。”阁茂即吉蔑异译3。吉蔑族繁盛于印度恒河东岸之时代，尚在泰族（布依）未至湄南江（Menam）下流之前4。又阿剌伯作品尚有一奇异传说，云：创世纪，雅弗（Japhet）之子歌玛（Gomer）传种于吉蔑、Komr及中国三处；此三族之祖，居于大地之东，后因不和，中国人乃逐其邻族于海岛，自是以后，吉蔑居今之柬埔寨，Komr徙于今之马达加斯加5；说虽离奇，然越南半岛人本由高原南下，系不能反驳之事6。大凡民族迁徙，往往后浪推前浪，今观吉蔑之南居海滨，在藏缅及泰族前，则认蒙吉蔑堆层居先，实近于事理。若其他两族亦许同时并进，尚难遽作后先评定也。

云南之开发，可上溯于楚，楚王曾经使将军庄蹻（《后汉书》作庄豪）溯沅水西略至滇池7，因留王其地（《通典》一八七）。汉武元封二年，发巴蜀兵临滇，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今晋宁县）。蜀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擒孟获，改益州郡为建宁，用其俊杰爨习等为官属。西晋置宁州，晋武初年有交阯太守建宁爨谷，又有爨能。李雄帝蜀，分宁州置交州，以爨深为刺史。刘宋初，有宁州刺史爨龙颜8。梁元帝授爨瓒南宁州刺史；其子翫降而复叛，开皇十七年，史万岁讨平之。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起，西南而石城（石城川，今曲靖）、昆川（今昆阳）、晋宁（今同名）、安宁（今同名），至龙和城（《通鉴》胡注：“绰云，由安宁西行一日至龙和，疑为今老鸦关”）谓之西爨白蛮。又自曲靖州、升麻川南至步头9，谓之东爨乌蛮10。（《蛮书》四）

诏有六，曰蒙嶲（（上山下隽），式委切，今小云南附近）11，越析（亦曰磨些诏，在今宾川之北），浪穹（今洱源），邆赕（赕，式冉切，今邓川），施浪（今洱源），蒙舍（今蒙化）12，皆乌蛮也13，高宗永徽四年（据《南诏野史》上），南诏细奴逻始遣使朝参。细奴逻生逻盛炎，武后时身自入觐；其俗父子以名相属14，逻盛炎生炎阁，炎阁弟盛逻皮，开元元年，授盛逻皮特进台登郡王（台登，今四川冕宁县）；十八年，其子皮逻阁灭并五诏，廿六年，赐姓名蒙归义，以破西洱蛮功，晋特进云南王，势力日强，筑太和城（“和”犹云坡陀，今大理南十五里太和村）15及大釐城（即后来“大理”一名所本，今大理北四十里），守之，天宝七载卒，炎阁养子阁罗风（亦名承炎阁）立16。

九载，阁罗凤与妻入谒都督，过云南郡（即姚州，今姚安），太守张虔陁私之17，又多征求，罗凤怒，攻取姚州，杀虔陁。翌年，剑南节度鲜于仲通讨之，罗凤请还姚州，且曰：今吐蕃赞普观衅浪穹，否则我归吐蕃耳；仲通不许，战于西洱河，大败，死者六万。杨国忠又使剑南留后李宓将兵十万18击之，深入至太和城，瘴疫及饥死者什七八，引还，罗凤追败之，擒李宓。罗凤遂称臣于吐蕃，吐蕃册为赞普锤南国大诏（赞普锺，藏语Btsanpo ˇcu3

ng，“锺”此云“弟”也，余按“锺”当与汉语“仲”有关），改元赞普锺元年（天宝十一，七五二）。十三载，筑京观于龙尾关（即今下关）19。至德元年，乘禄山之叛，合吐蕃取越嶲（今四川西昌，即嶲州）、会同，二年，进陷台登、邛部，据清溪关20。宝应元年，西开寻传21，南通骠（Pyu）国，裸形、祁鲜，不讨自服22。永泰元年（七六五），命长子凤伽异于昆川置柘东城23，其部下为立《南诏德化碑》（现存大理），明罗凤不得已叛唐归吐蕃之故24（此一段多参据《德化碑》）。

大历十四年，罗凤卒，其子风伽异先死，伽异男异牟寻立，合吐蕃分三道入寇，德宗遣李晟等将禁兵往援，大败之。兴元元年，改号大理国。然吐蕃责赋重，岁征兵助防，牟寻稍苦之，思归唐；时西川韦皋（贞元三）侦知其情，屡遣谍遗书，九年，牟寻乃决策派使者三道来。十一年，皋奉朝命，使亲信赴羊苴(左口右芉)城（今大理城，羊亦作阳，苴音斜，（左口右芉），符差切）25，与牟寻盟于玷（亦作点）苍山下（盟书见《蛮书》末），因发兵袭吐蕃，战于神川（即丽江县北之金沙江），降其众十余万。自是，遣子弟来成都习书算，学成辄去，复以他继，垂三十年不绝。

（《可之集》二）

杜元颖镇西川，昧于外情，削减士卒衣粮，戍边者因皆入诏境钞盗。大和三年末，诏人袭陷嶲、戎（今宜宾）、邛（今邛崃）三州，径抵成都，陷其外廓，留西郭十日，去时，掠珍货及子女百工数万人，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可之集》）彼俗不解织绫罗，自是遂知纺织。（《蛮书》七）翌年十月，李德裕为西川节度，至镇，即讲求吐蕃、南诏通道形势。朝命塞清溪关，德裕言，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细路至多，不可塞。若得二三万人，精加训练，南诏自不敢动。最要是大度水（今大渡河）北更筑一城，迤逦接黎州，守以大兵。其朝臣建言者（暗指宗闵、僧孺）由于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他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朝廷皆从其请，蜀人粗安。德裕又遣使索还所虏西川百姓约四千人。

德裕贬死，西川节度所任皆非人。（《野史》上）会昌六年、大中十二年两寇安南，咸通元年陷之26，其酋世隆始僭称皇帝。二年，陷播州（今遵义）27，又寇邕、嶲二州。四年，再陷安南。五年、六年，连寇嶲州。七年，高骈复安南28。十年，寇嘉州。十一年，围成都。十四年，寇黔中。乾符元年，又深入至成都城外29。用兵几廿载，上下俱困，此后不能为大患矣。

南诏之祸，率起于边将失职，其最坏者天宝有张虔陁、鲜于仲通，大和有杜元颖。玄宗老耄，忽视吐蕃，纵容仲通、国忠等开衅西南，遂至为虎添翼，迫陷长安，代、德之际，无岁不寇。反之，韦皋密行招抚，则“南诏入贡，西戎寝患”，（《唐大诏令》一一八）以是知对待兄弟民族之万万不能自大。

南诏之地方区域，以（左贝右佥）为号，（左贝右佥）即泰语之xien（英文作chieng），与muon（汉译“孟”“蒙”或“猛”）30之义相等。“（左贝右佥）者州之名号也”，凡六（左贝右佥）：“大和阳苴(左口右芉)谓之阳（左贝右佥），大釐谓之史（左贝右佥），邆川谓之赕（左贝右佥），蒙舍谓之蒙舍（左贝右佥），白厓谓之勃弄（左贝右佥）”（今凤仪县白崖）31，韦齐休《云南行记》则作十（左贝右佥）。（《蛮书》五）

注释：

1.《云南土俗现代地理分布》。（《史语所集刊》七本四分四三七—四三八页）

2.费琅《崑（上山下仓）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八五页。

3.同上七页。（并参《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八八页注六）

4.同上四七页。

5.同上六八页。

6.同上一三一页。

7.《华阳国志》四，滇池县，“故滇国也，有泽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按突厥语tengis或dengis，海或湖之义，滇音颠，（《通典》一八七）与ten相对，（参《成吉思汗实录》五三一页）余认为“滇”系以海得名，今云南土俗，有水便呼“海子”，正可反映。《国志》又云：“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此是古代入滇之东路。

8.龙颜碑见《金石续编》一。

9.《蛮书》六：“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贾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量水川西南至龙河，又南与青木香山路直，南至昆仑国矣。”（渐西村舍本）伯希和谓步头即《蛮书》一之贾勇步，贾耽之古涌步；但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日期大长，暂以步头位置于今之临安（今建水），后文又疑贾勇步即今蛮耗。（《交广印度两道考》八及一四一页）余曾以其行程日期差之，疑步头应为《蛮书》一之下步而非贾勇步。（《圣心》二期拙著《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三八页注1）近在讲义初稿又断定《蛮书》原本应作“沿江三、五日出南蛮”，不知者误增“十”字；《蛮书》六同一条内，步头与贾勇步并举，则两者显非一地。今再详之，步头即下步之说，实不可通；考《德化碑》曾三著步头（“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威慑步头，恩收曲靖”又“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当日南诏及东爨势力范围，东南不能出今滇省边界，而依《蛮书》一，下步却系安南管地，同理，由通海城起出南蛮（即南诏）境，亦断不需十八九日程（十四日加三至五日）。反覆寻勘，始悟“通海城南十四日程”之“十”字，同是衍文，通海即今通海，如以其南四日程之步头置于建水。则嫌太近，置于蛮耗，又觉失之过远，以里程准之，似应在蛮耗更西北之上游，盖现时上水虽在蛮耗止航，下水之起点似可更西移也。惟其今本多衍两个“十”字，故令地理家无从捉摸。更应附带提及者，余在《圣心》稿内，依渐西村舍本以“行量水川”为句，又揭出此句以下与前文不相接；今又悟“行”字应属上句，量水川以下三句别为一事，与前文无涉，龙河殆今澜沧江，故南与青木香山路相直也，青木香山在永昌（今保山）南三日程。后来又考《元史》六一建水州条：“在本（会川）路之南，近接交趾，为云南极边治，故建水城，唐元和间蒙氏所筑，古称步头，亦云巴甸，每秋夏溪水涨溢如海。”据《地理今释》，建水州在今建水县之西。按《元和志》三八钦州灵山，“今南四十里谓之水步，即是钦州北来人泝流舍舟登陆处”。南方俗语现在犹呼水陆上下处为“水步头”或“步头”，“步”音转轻唇则曰“水阜”或“阜头”，或又加土作“埠”，近世称“商埠”，义即本此。今建水县不边红河，非舟船上下处，应非步头所在；惟建水西南红河边沿尚有地名“坝头”，或其是欤？

10.《元史》一二一：“察罕章盖白蛮也”，又“合剌章盖乌蛮也”。《元史类编》二○称，白蛮据丽江，乌蛮据大理。沙海昂疑“章”为“戎”之讹，J.F.Rock亦言jang常念作jung，同“戎”字或许有些关系，向达更进一步称戎族以氐羌为主要成分。（《历史研究》二期四页）余殊不谓然；“羌”切韵k‘iang，如K-音颚化，且变为不送气，则与“章”切韵tsiang甚相近。戎与羌在上古区别极明，与其谓“章”为“戎”之转，毋宁谓“章”为“羌”之转也。

11.据铃木俊《南诏之意义及六诏住地考》，（《东洋学报》一九卷二号）余别撰《六诏所在及南诏通道一段之今地》一文，加以证明。陈碧笙以为“在今之蒙化附近”，（《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六年五期一四五页《试论白族源出于南诏》）地仍未的。

12.蒙舍当即《庸那迦国纪年》之Muon Se。（《译丛》一四九页）

13.此据《蛮书》三；《通鉴》二一四引窦滂《云南别录》作“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样备、越澹”，按滂只定边军节度，（《新书》二二二上）不如樊绰之可信。越澹应即《蛮书》二之越赕（同书八“川谓之赕”），在澜沧江西，今腾冲地。（说见一九四七年《文史周刊》七四期拙著《唐代云南管内几个地理名称》）《蛮书》又云：浪穹、邆赕、施浪总谓之浪人，故曰三浪诏。

14.参一九五四年《历史研究》二期四四页刘尧汉《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

15.同前《译丛》云：“其北境与大Muon Se（大理）之Ho国（中国）接界”（一四九页）。按Muon Se即蒙舍，见前注12，Ho应是“和”之音写，《庸那迦（Yonaka）国纪年》此一句应译为“与大蒙舍之太和城接界”，非指“中国”，原译误。

16.此据《蛮书》三及《新·传》。照世系言，则阁罗凤本为皮逻阁之从兄弟行，但《德化碑》称：“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先王统军打石桥城，差诏与严正诲攻石和子，父子分师，两殄凶丑。……天宝七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固视阁罗凤为皮逻阁之子，（《南诏野史》上同）《蛮书》三越析诏条亦言蒙归义（即皮逻阁）长男阁罗凤，岂当日炎阁养从孙为子耶？复次，胡蔚《南诏野史校注》（上卷）误读碑文为“家居阁罗凤”，故谓其“取地名以为名”。

17.《德化碑》称为“越（上山下隽）都督张虔陁”。

18.据《新书》二二二上；惟《通鉴》二一七作七万。

19.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云南州西行三十里品甸，又山行三十里白嵓甸，赤水江经之。又山行四十里赵州甸，即赵（左贝右佥）也，神庄江贯于其中。川行三十里至河尾关，即洱水下流。其西又有关，北入大理，名龙尾关。入关十五里为点苍，太和城在其下，周十余里。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名阳苴（左口右芉）城，亦名紫城，方围四五里（广德二年筑）。

20.《蛮书》一：“黎州（今汉源）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置关，关外三十里即嶲州界也”；又“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至云南，谓之北路。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天宝中，鲜于仲通南溪（今南溪县西）下兵，亦是此路。”按《蛮书》同卷下文称，自石门第九程至鲁望，再行十二程到柘东（今昆阳北平定乡），则石门路之一部，应相当于今威宁、宣威、曲靖（《德化碑》亦言仲通军至曲靖）、昆明之通路，从方位而言，应曰东路。《蛮书》一清溪关，“至大定城六十里，至达士驿五十里（黎、嶲二州分界），至新安城三十里，至菁口驿六十里，至荥水驿八十里，至初里驿三十五里，至台登城平乐驿四十里（古县今废）”，共程三百五十五里；但《新书》四二嶲州下称，“自清溪关南经大定城，百一十里至达仕城，西南经菁口，百二十里至永安城，城当滇笮要冲；又南经水口，西南度木瓜岭，二百二十里至台登城”，实四百五十里，今本《蛮书》之地名、里数，显有夺误。（可参《蛮书校注》）又《德化碑》云：“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谿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唐邛部县，今越嶲北七十里，会同即《蛮书》之会通，又曰会川或会同川（会川今四川会理县）。复次，由台登至俄淮（即准字）岭为程五百三十里以上（据《新书》四二；《蛮书》此段路程，亦有脱漏），又由俄淮岭至会川二百八十五里（据《蛮书》，但比《新书》亦少差数十里，依《新书》则台登至会川共约九百里上下）。从方位言，此路应曰西路。据《新书》，贞元十年袁滋使南诏，系取东路（石门），十四年内侍刘希昂使南诏，系取西路（清溪）。

21.寻传是部落名称，见于《蛮书》者分在两个不同区域；其一，在今八募一带（说详同前引拙著），即本文之所指。《德化碑》云：“爰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南通渤海，西近大秦”，是也。其又一则在今金沙江与鸦砻江会流之处。《蛮书》二云：“又有水，源出台登山，南流过嶲州，西南至会州（当作“川”，见上一条注）、诺（同书八，“诺，深也”）赕，与东泸合（“合”字原脱，今校补），古诺水也，源出吐蕃中节度北，谓之诺矣；江南，郎部落。又东，折流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犛牛石下，故谓之犛牛河，环绕弄视川，南流过铁桥，上下磨些部落，即谓之磨些江，至寻传，与东泸水合，东北过会同川，总名泸水。”所谓“又有水”者，即今安宁河。东泸即鸦砻江，樊绰以当古之诺（亦作若）水，与《野史》上以金沙江当若水之说不同。磨些江则今之金沙江也，弄视川当指今丽江以北地方。安宁河在会理西北，先合于鸦砻江，再南，乃合入于金沙，汇点附近就是另一寻传部落之住地。

22.《德化碑》：“裸形不讨自来，祁×（当是“鲜”字）望风而至。”按《蛮书》四：“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窠穴，谓之为野蛮”；同书七：“自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又同书六：“丽水渡面（？西）南至祁鲜山，……祁鲜已西，即裸形蛮也。”

23.《蛮书》六：“柘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川。”按《德化碑》以置柘东城为赞普锺十四年春之事，依碑，败李宓在三年，相当于天宝十三载（七五四），是十四年应相当于永泰元，今《蛮书》作广德二（七六四），或其工程连两年耶？

24.《萃编》一六○著录《南诏德化碑》，前截几全泐，独碑首题“清平官郑回撰”六字完好无缺，是否原来真迹，颇成疑问。考碑末：“×成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锺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生遇不天，再罹衰败，赖先君之遗德，沐求旧之鸿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怀吉甫，愧无赞于《周诗》，志效齐斯，愿谐声于《鲁颂》，纪功述绩，实曰鸿徽，自顾下才，敢题风烈”；一望而知为撰文者自述之语，其人无疑是清平官，但姓名（或名）为“×成”，与“郑回”不类，“八王”尤非郑氏典故。考《蛮书》三：“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罪过也”，并未揭出撰人姓名，《新·传》及《通鉴》二一六亦然。惟《南诏野史》上云：“令清平官郑回撰《德化碑》，唐流寓御史杜光庭书，立石太和国门外，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吐蕃之故”，未知有何前据？复次，王昶《跋德化碑》云：“考《云南通志·古迹》载，阁罗凤刻二碑，一曰《南诏碑》，在城西南，注云，天宝间阁罗凤归吐蕃，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西泸令郑回撰文，今无可考。一曰《蒙国大诏碑》，即《德化碑》也，是南诏群臣颂德之碑，注云，在城北，郑回撰文，杜光庭书，今剥落殆尽云云。是南诏有二碑，皆郑回撰文，其刻石国门之碑，朱子《纲目》系其事于天宝十一载，此碑则在大历元年，两碑之立，相距十五年，而前碑已亡”；所引《通志》，可疑者计有四点：（1）罗凤曾立两碑，《蛮书》《新·传》《通鉴》《野史》等都未说过。（2）南诏是唐人对彼之称谓，蒙国大诏是彼国人自用之称渭，彼国何以有“南诏碑”的名称？（3）今《德化碑》前截即说明不得已叛唐之故，是否别有一所谓“南诏碑”成立在前，专叙此点？如其既有，《德化碑》似无须复述。（4）《新·传》将立碑表明心迹事记在天宝十载仲通失败之后（《通鉴》同），《野史》记在十三载破李宓之后，似皆不知确年而顺带提及，吾人相信朱氏《纲目》处理此节故实，亦应用同样手法，并非经过考实，不应强调“天宝十一载”之时间性。合此观之，我并不相信罗凤曾立两碑，《滇志》之误，由于呆信《纲目》，且以《德化碑》后截纯然歌颂吐蕃（文云：“我圣神天帝赞普德被无垠……”，“我”字上空两格），疑其与无心叛唐不相应而信为别有一碑也。碑文只叙到赞普锺十四年（叶昌炽《语石》二即以为是年所撰，且认《南诏蛮颂德碑》与《南诏德化碑》为一碑歧出），相当于永泰元年，王昶以为大历元年立，似属计算之误。唐末至前蜀有道士杜光庭，《野史》所揭书人，亦极可疑，今不具论。

25.骠苴低之“苴”，哈威谓即Swabwa之Swa，意即“君”也，（《缅甸史》上一五页），又突厥语呼“新”为“阳”，则阳苴（左口右芉）城全义当为“新王城”。

26.《通鉴考异》二三云：“按宣宗时南诏未尝陷安南，据《新·（南诏）传》则似大中时已陷安南”；按《新书》各列传之叙事，不依年序为先后，其例甚多，《南诏传》在咸通元年之前称南诏陷安南者，实将咸通元年事倒错于前耳。

27.《考异》二二，大中十三年南诏陷播州云：“《旧·纪》《实录》今年皆无陷播州事，惟《新·纪》有之；《实录》，咸通六年三月卢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蛮陷播州”；是《新·纪》似据卢潘奏而书也。《通鉴》二五○又于咸通元年十月己亥后书，“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亦本自《新·纪》九。考尉迟偓《南楚新闻》记黔南事有云，“咸通二年蛮寇侵境”，兹从之。

28.陈碧笙《滇边散忆》云：“七年复取安南，高骈大败之”；（二○页）按再陷安南在四年，陈书误。

29.广明元年，卢携称咸通以来，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通鉴》二五三）只概括言之，可参看《考异》二三及胡注，《互证》二○疑安南只咸通四年一陷，系未见携奏之故。

30.《蛮书》四言：“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张礼千谓泰语“孟”为城镇之意。（《东方杂志》四○卷一八号）

31.今本夺去一（左贝右佥），《校注》云：“疑后龙口一城当亦为一（左贝右佥），系传写误脱一句也。”余按龙口城即今大理上关，似未得为一（左贝右佥），惟《蛮书》五云：“渠敛赵，本河东州也，西岩有石和城，乌蛮谓之土山坡陀者，谓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同书八，“山谓之和”），似占一（左贝右佥）之数，即《野史》上之赵州（左贝右佥），今改凤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