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氏书又谓高宗长期幸洛，因而维持国威于不坠，如从整个局势来观察，其说亦不能成立。
太宗尝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鉴》一九八）高丽白崖城之役，阿史那思摩中弩，亲为吮血，契苾何力疮重，自为傅药，（同上一九七—一九八）太宗一生无狭隘民族之褊见，不徒发诸言论，兼能躬自实践，故征讨四方，常获得异族之效力。继体者，高宗昏庸，武后阴鸷，尤其武后诛锄异己，勇悍之士，栗栗自危（汉人如王方翼之流徙，程务挺之被杀，外族如泉献诚、阿史那元庆，均为来俊臣所构陷），老将凋零，新进又暗于兵事，故在内则有突厥之脱离复立，在外则有吐蕃、契丹之侵略鸮张。
（一）突厥 自贞观初（六三〇）降附，垂五十载，至仪凤四年（六七九），阿史那泥熟匐自立为可汗，同时二十四州首领并叛，唐兵往讨者初虽小胜，然旋蹶旋起。永淳元年（六八二），阿史那骨笃（咄）禄收集亡散，势益猖狂，此后（不知确年）遂徙回漠北。武后荒**，屡用白马寺僧薛怀义统兵以抗突厥，其毫无战绩，不问可知。
骨咄禄卒（天授二——六九一），弟默啜（B?k-ˇcor）继立，对唐益轻视，要索六胡州及单于都护府（即永徽时瀚海都护之后身）之地，则天赐以杂彩五万段，粟数万石，以求息事（圣历初——六九八）。默啜无厌，仍长驱入河北，陷瀛、檀、定、赵、恒、易，掠财帛亿万、男女万余人而去。
（二）吐蕃 其语原为何，迄今无定论（大约与古突厥文Tüp?t有关，参《史地译丛续编》六一—六三页）1，西藏人自称其地曰Bod，我曾证其即隋之附国2（附之古音为biu），或谓藏语stod-bod即“上国”之意，本属西羌族类。据说始祖名鹘提窣
野（伯希和还原为Ol-de-sbu-rgyal，余据Thomas之拼法，谓应与藏文Ho. Ide-spu-rgyal相当），犹言“来自天上君临人类之王”。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遣使求尚公主，太宗不许，于是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声言不得公主且深入。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赞亲迎于柏海，羡慕华风，归则筑城郭、宫室以居公主。高宗即位，奏请蚕种、酒人与碾硙等工，皆给之。龙朔三年，侵并吐谷浑。
先是，隋炀平吐谷浑后，留其质子顺不遣，及大业之末，前王伏允悉收故地，复为边患。唐高祖虽遣顺归国，而入寇如故。贞观九年，诏李靖等合突厥、契苾之众，分六道往攻，大破之，顺斩其相，举国来降，伏允自缢死。顺继立，以久质于隋，国人不附，未几被弑。子诺曷钵嗣，太宗封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十四年，又妻宗女弘化公主。至是，为吐蕃所攻，诺曷钵不能御，携公主走投凉州3，高宗诏徙其余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处之。
于时，吐蕃方面，禄钦陵（Khri hbrin）兄弟方当国，频岁入边，尽破西羌羁縻诸州，北服于阗（麟德二），取龟兹（咸亨元），安西四镇并废，薛仁贵复丧师于大非川4。仪风三年，特以中书令李敬玄督师，与战青海上，王师大败，敬玄仅得脱，高宗召群臣会议，阖朝无善策。吐蕃屡寇不休，万岁通天二年，始遣使请和，朝令前梓州通泉尉郭元振往。钦陵力言，安西四镇即旧日突厥五俟斤辖境，与吐蕃唯界一碛，汉兵易从此侵入，要求唐朝拔去镇守，使各国离立，作为汉、蕃之中间地带，元振婉辞却之。既而赞普害钦陵专国久，讨之，钦陵兵溃自杀，边患始稍纾。
（三）契丹 始见《魏书·献文帝纪》（五世纪后半）。古突厥文作Kitai。贞观廿二年十一月，契丹5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同内属，以契丹为松漠都督府，奚为饶乐都督府6。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松漠都督李尽忠因被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侮，杀文翙而据营（《旧书》一九九下讹“荣”）州，后遣兵讨之，死大将数人，契丹攻陷幽、冀诸州。尽忠死，别将孙万荣代领其众，翌年六月，被突厥及奚在后掩击，万荣死于部下之手。
武后之世，得以支持不至于大乱者，厥有两因：（1）继承平之后，民生尚未大困。（2）一般人受佛教之迷醉。
注释：
1.十九世纪初，法国学者Abel Rémusat以为吐蕃当读如“吐波”，伯希和则根据中国古音，谓吐蕃应保留Thu-puan的读法，无须读若吐波。余按《黑鞑事略》云：“西南……曰木波（西蕃部领不立君），”王国维未之释。考元王恽《玉堂嘉话》三有“吐蕃土波”之文，而《金史》一〇，明昌六年八月，“木波进马”，同书一四，贞祐二年十月，“诏遣官市木波西羌马”，又十五，兴定元年八月，“陕西行省奏木波贼犯洮州”，从其地域、事物而观，显为吐蕃无疑。复次，《百丈清规》“帝师拔合斯八，法号惠幢贤吉羊，土波国人也，……初土波国有国师……”（据《蒙古源流笺证》四引），拔合斯八即《元史》之八思巴，本西藏人，土波为吐蕃，更多一证，故可断木波皆土波之讹，若然则宋、元时代固有读吐蕃如土波（或吐波）者，伯希和之疑问，似尚待研究。后检得《旧书》一二二杨朝晟统士马镇木波堡，据言木波为吐蕃来路，土波之讹为木波，亦许因此。
2.关于附国之服饰，兹摘录元戴表元《唐画西域图记》一节以供参考，《记》云：“《唐画西域图》一卷，卷凡四则，每则各先书其国号，风土不同而同为羌种。画者又特举其概，每国书一王而一二奴于后挟持之，王皆藉皮坐于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倨语，圆皮头帽如钵，项组铁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脚靴，胸悬一员金花。一奴小员皮帽，敛袂受事。一奴曳幕罗，手上下奉酒壶若俟而进，裘靴与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附国良夷也。”（《剡源文集》四）后检伯希和《评赫尔满〈中国历史商业地图〉》，谓附国不能单独代表西藏，（《史地考证译丛》五编七六页）是也。
3.凉州即今武威，一九二四年河西地震，诺曷钵及弘化公主墓在武威南之祁连山崩陷出土，碑志完好无缺。（一九四五年《新中国》七期陈寄生《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
4.《新书·地理志》，大非川在鄯城（今西宁）县西三百余里，《通鉴辑览》五二注以东南流入青海之布喀河当之，冯承钧、陈寄生均承其说，陈且谓青海人称水曰“非”。（同前引文）丁谦《唐西域传考证》以为今雅玛图河。吴景敖辨《辑览》之误，证大非川为今之切吉旷原，（《西陲史地研究》一一—一二页）即共和县地，与《通鉴考异》引《十道图》“大非川在青海南”之旧说相合。
5.清撰《三史语解》：“辽为达呼尔，因其言语用达呼尔语也”；鸟居谓今住呼伦贝尔之达呼尔（Dahur）即契丹之遗族。（《满蒙古迹考》一○六页）
6.蓝著《隋唐五代史》注云：“《蒙古游牧记》‘翁牛特左翼旗北，有唐松漠府故垒。’……当在今热河松岭附近。”（上编一一二页）蓝所谓“松岭”，不知何指，若今通行地图绘松岭在朝阳（即隋、唐之营州）之南及西南，非其地也。（参《东北通史》二四八页）蓝又注云：“《蒙古游牧记》谓唐饶乐府在今翁牛特左翼旗地”；（同上引）依此，则松漠、饶乐两府同在一处，尤不可信。《辽史》三七：“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牟理（Jos. Mullie）云：潢河即西喇木伦（Siramuren），平地松林在潢河源附近围场以北，此高地平原应为今日赤峰县西之大高原；（《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二页）只泛言松漠，非确言松漠府所在。考契丹、奚两部居地之记述，最详者为《旧书》一九九下，《旧书》云：“契丹居黄水之南，……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天宝十年，安禄山……就黄水南契丹衙与之战。”“奚国……在京师东北四千余里，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国，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以至其国。”黄水即潢河，白狼河今大凌河。又《通典》一七八，营州柳城郡“北至契丹界五十里，……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东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帐四百里”，《太平寰宇记》七一所记西北、东北二至之里数，与《通典》同，惟北方则作“北至秦长城二百七十里，至契丹界潢水四百里”，东北则作“自界至契丹衙帐四百里”（吾人须记取现存此两书均错误甚多，惟吴承志校改《寰宇记》之数为“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自界至契丹衙帐四百里”，究与《通典》东北到契丹衙帐四百九十里及《新书》蓟州下“奚王帐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契丹衙帐”之方向不合）；合而观之，知今朝阳县之西北、东北两面，去契丹界都不及百里。又知朝阳县东北四百里至四百五十里处，在唐初确为契丹衙帐（注意游牧部落之衙帐，往往不止一处）。牟理谓“契丹最初即居东蒙古西喇木伦及老哈河汇流之处”，（同上引）说总甚近。大致言之，奚地应当于今热河西南部，契丹当于热河东北部，故两国为东西相接也。（可参看《东北通史》一六九页）次论到松漠、饶乐两府之今地，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行程记》云：“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七十里至崇信馆，九十里至广宁馆，五十里至姚家寨馆，五十里至咸宁馆，三十里渡潢水石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尝置饶乐，今渤海人居之。……自过崇信馆乃契丹旧境，其南奚地也。”（《辽史》三七；蓝著一一二页误引为“胡峤《陷北记》”）潢水石桥即今巴林桥，（同前引牟理书一三页）则饶乐都督似在其附近，即《游牧记》所称“松漠府故垒”（说见下）。但《辽史》三七又云：“饶州……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置松漠府”；饶州之名，显承自饶乐，然饶乐、松漠两都督分属奚、契丹两国，断非同在一地，是知《辽史》“置松漠府”一句，系误将两府混而为一（《东北通史》二四九页亦云然）。《游牧记》不加察，故以饶乐、松漠两府同置于翁牛特左翼地面。《承德府志》置饶乐于翁金河流域，或因《新书》蓟州下称：“奚王帐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契丹衙帐”而云然（吐护真即土河，亦即老哈河）。至薛映谓崇信馆以北为契丹旧境，似与上说不相容，则须知中唐以后，契丹渐强，奚地已被其逐渐兼并，“旧境”云云，非追溯于唐初也。真正松漠府之故址，今不可确知（《东北通史》二四八页亦不能确言），依前引《通典》《寰宇记》，应在今朝阳县东北约四百至四百五十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