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之将而升授节钺，固益启割据之野心，杀其主将而即予留后，更昭示威信之扫地（乾元元年，平卢节度王玄志卒，裨将李怀玉杀其子而推立侯希逸，唐因以希逸为节度。军士废立节度由此始）。顾唐廷外治方镇，一若舍此而外，别无良法者，故其祸愈演而愈烈。

已上谓之河朔三镇（又有所谓四王，即朱滔、王武俊、田悦及彰义之李希烈）。其中如李怀仙、王武俊为契丹人，李宝臣、史宪诚为奚人，李茂勋、王廷凑为回纥人，皆东北之归化人也。又如幽州之朱泚、刘怦、张仲武、张允伸，皆幽州人，魏博之韩允忠、乐彦祯、罗弘信皆魏州人，田承嗣平州人，余或无可考见，亦必多久寄其地。计五十七人中，由唐所任者只四人，又五十四人中（除去最末三人已入五代），被其部下逐杀者乃廿二人，李泌尝论士兵之善，以为顾恋田园，恐累宗族，不敢生乱，又云：“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亡身徇利，祸乱遂生。”（《通鉴》二三二）由前观之，殆不其然。三镇之祸，非师不土著之患，正师率土著之为患也。（并参下引《旧书》）

各镇领州之数，时有增减，上文第记其大概，可参《新书·方镇表》及《唐方镇年表》。

河朔三镇及淄青之割据，始自代宗，除淄青外，三镇虽均中间一度曾由朝廷选任，然不旋踵而复失，成德之王氏，继世至八十余年，魏博田氏五十余年，是其最久者。此外横海、宣武、彰义，均启自德宗，宣武为时最暂，余两镇皆宪宗所收复。若泽潞则中唐割据之最后者。

若夫镇使跋扈，初无非挟军士以自重，久之军士得势，镇使反为其所左右，稍失控制，危亡立至。《旧书》一八一《罗弘信传》云：“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事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有类于春秋时代国君之政，下移大夫，大夫之政，又下移家臣，后浪推前浪，孕生自己崩溃之矛盾。《廿二史札记》二二云：“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下至五代诸帝，亦多由军士拥立，直至陈桥兵变（九六〇），风始衰歇，计传习至二百年之久。由此而观，知参加方镇运动者无非骄兵蹇将，全为自己打算，希图夺取富贵，并不代表一定阶层；同时国计民生却大受损害，驯至国力疲弊，燕云十六州奉献于外人，辽、金、元、清之入侵，胥于是基始。或者批评，“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则由过于短视，未深察乎当日东北住民组织复杂所由造成之原因；盖幽、营一带在天宝以前内附之部族，为时不过三数世，各成聚落，只知有当地之节帅，与中央联系极弱，逮燕、云割地，陷溺愈深，反观西北，陷吐蕃虽及百年，唯其陇右人民，念念不忘祖国，故张义潮攘臂起义，不崇朝而十一州归朝，诚能比较其异同，自会豁然而领悟。陈氏《述论稿》云：“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一九页）按对抗唐室者只方镇及其部将之首领，唐室固剥削，然有时地方之剥削，或比中央更甚，在广大群众视之，同是一丘之貉，初非予以支持，故部将旋起而旋蹶也。

抑藩镇之祸，多以为不可救药，观察亦误。始终怙恶者惟河北三镇，综观经过，非无转机，惜人事不臧，如下文所举耳。

1．宰相无谋 幽州为始乱之区，去京亦最远。刘氏居燕三世，穆宗时，刘总归朝，群龙无主，既籍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至阙下，（《旧》一八〇《克融传》）则宜宠以虚位，移于他方，或更正其罪名，使留者知警。乃宰相崔植、杜元颖等毫无谋略，既不能餍其欲望，反而勒令归镇，（同上及一五四《刘总传》）有同于纵虎还山，幽州再失之咎，崔、杜实尸之。

继而幽、镇两藩之乱，王涯献议先讨镇冀而后及幽蓟，策本可行，然朱克融、王廷凑竟能以万余之众，抗官军十五万余，则统制不一，玩寇邀利，宰相昧机，胶柱鼓瑟，亦崔植等之过也。

（《旧书》一四二）

文宗时，杨志诚之乱，非谋定后动者，牛僧孺乃言，“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以见解如此幼稚之人任宰相，国事安得不坏？理全国事，应见其大，岂能效市井商人锱铢之计？抑以八十万易八州归朝，价并不贵，如长为唐有，每岁八州所赋，何止此数？未得尺布、斗粟者，崔、杜之无能耳（说见前）。欲养叛藩以御外寇，懦弱无能，何一至于此！回纥自肃、代以后，绝少入寇，彼似了无闻知者，故曰幽州之三失，实牛僧孺之罪，后世犹多助牛以排李（德裕），世论之失其平者久矣！（僧孺毫无远见，可参拙著《会昌伐叛集编证》）

2．将帅失策　德宗建中三年，田悦之役，马燧、李抱真、李芃三师破之于洹水，悦归至魏州，初为部下所拒，假使官军长驱直进，魏州指顾可复，奈燧与抱真不协，（《通鉴》二二七）顿兵弗前，坐失良机，宜乎识者所痛。（《旧》一四一《悦传》）

3．计臣短视　穆宗时，田弘正由魏博移师成德，请留魏兵驻成德，其粮给出于有司，度支使崔倰固阻其请，魏兵甫归，王廷凑即叛。倰不知大体，成德遂非唐有矣。（《旧》一四一《倰传》）

4．宦官误事　李宝臣遗中使马承倩百缣，承倩诟詈，掷之道中（大历十）。李纳遣二弟入质，中使宋凤朝欲邀功，说德宗拒其请（建中三）。穆、敬两朝则有如讨廷凑之役，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内官悉选骁健者自卫，以羸懦应战，因而兵多奔北；刘悟节度泽潞，监军刘承偕常对众辱悟，及悟卒，中尉王守澄及宰相李逢吉又受其子从谏之赂，为奏请留后，皆贻误大计之彰彰者。

总言之，代、德两朝京畿之内，累遭创夷，无所振作，犹有其困难之因。元和藉廿年安定之基，财赋稍充，复得毅决如宪宗，佐以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诸谋臣，中央威权，于是一振。凡阻挠淮西军事，如韦贯之、钱徽、萧俛、独孤朗辈，皆行罢黜，故能勒夏绥韩全义致仕，讨其留后杨惠綝，专任高崇文讨西川刘辟（皆元和元），斩镇海（浙西）李锜（二年），逮昭义卢从史（五年），发夏州兵诛振武乱军（八年），用裴度、李愬擒吴元济（十二年），杀沧州刺史李宗奭，平李师道，复淄青十二州（十四年），在藩镇方面，则有易定张茂昭（元年及五年）、山南东于（左由右页）（二年）、魏博田弘正、宣武韩弘（十四年）之入朝，与夫田弘正之申领籍，请官吏（七年），程权之奉还沧、景，王承宗之愿献德、棣（十四年）。故元和之治，为中唐冠。

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安史之后，各镇相继为乱，“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余则谓开元之世，米斗不过十许钱，谷贱固可伤农，同时亦易免于饥饿。安史及各镇之乱，结果所至，适以破坏百姓之长年生息，群众不获其利而先获其害，比诸晚唐时代，农民久居水深火热之中渴望苏息者，情况显有不同。换言之，东南财赋之供给唐室，犹是次要，中唐得以不倾者，其主因实在大多数农民对唐作消极之支持，另一方面对野心军将不作积极之支持，故乱事无法扩大。

至史家所谓“方镇”，系指设置节度或观察使之区域，其数无一定，所领军号亦常变更（可参《方镇年表》）1。贞元中为节度三十一，观察、防御、经略十一，以守臣称使府者共五十。（权德舆《贞元十道录序》）元和中镇四十七（李吉甫《上元和郡县图志表》）或四十六（《唐语林》三载裴度之言）。开成初，节度二十九，观察十，防御四，经略三。（《旧·王彦威传》）余可类推。又节度名位，不过比观察稍隆重，实际无大殊异，故如鄂岳一镇，时而观察，时而节度，废置无常。

或者谓唐代初行虚三级制，有节度使后，变为实三级制，其分析亦不尽合。都督本身为刺史，但又可节制领下各州之刺史，与节度无异。节度之坏，在于权太重，如支度、营田、转运、采访等，初本别置专使充任，后乃全付之藩臣，尾大不掉，实在于此。

注释：

1.《旧·地理志》列举节度、观察等使四十四镇，《廿二史考异》五八以为“据太（大）和中方镇言之”，钱氏大约因宝历元年改鄂岳观察为节度，至大和五年而复旧，《地志》称“武昌军节度使”，故有此论定也。但考《新书》六四《方镇表》，乾元元年置振武节度，领麟、胜等州，上元元年置鄜坊节度，领鄜、坊、丹、延四州，贞元三年置夏州节度，领夏、绥等州，此后无甚大更革，今《地志》不见振武三节度，所领州仍分附邠宁、朔方二镇之下，则非尽合于大和制度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