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孺之说，王夫之已详予驳正34。然司马之说，迄未得史家注意。其言有害于世道人心，不可不深辨也。维州本我失地，我纳其自拔来投，于“义”何害，不通者一。自陇右迄安西、北庭，天宝后都被吐蕃侵据，维州自拔来归，譬之邻家从前盗我牛羊数十，现在一羊逃回；司马乃以比邻牛逸入，直是数典忘祖，不通者二。维州降人三百余，其父、祖应属唐籍，今竟执送吐蕃，任彼惨戮，令人发指；司马乃谓死无足矜，蔑视同胞，靡分敌我，不通者三。吐蕃四盟，而有平凉之劫（贞元三），尤为唐耻；况维州自拔前一年，彼已先失信围攻鲁州，（《文饶集》一二）以此言“信”，何异宋襄不禽二毛，不通者四。司马谓关中急而维州缓，乍似有理，但吐蕃陷维州后，“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文饶集》一二及《旧书》一四七）我收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押西山八国蕃落，都被隔断，藩篱尽失，不通者五。大中三年，正牛党执政时期，去大和五仅十八年，去德裕追论维州事仅六年，吐蕃国势，当无大更变，而是年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来归，即诏令剑南、山南对没蕃州县，量力收复，随有西川杜悰报收维州，山南西郑涯报收扶州，（《通鉴》二四八）相去无几时，何以彼则“信大”，此则可“徇利而忘义”？彼则“维州缓而关中急”，此遽不然？其为挟持私见，百辞莫辨，不通者六35。大中复收维州，“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归”，（《旧书》一四七）扶州想亦相同；僧孺所言蕃兵三日至咸阳，无非长他人意气，灭自己威风，假其可能，则边防已十分脆弱，尤非放弃维州，便可了事，何未闻僧孺建言修缮守备，如德裕所为？（德裕立五尺五寸之度，汰去蜀兵羸弱四千四百余人，又以蜀作兵器不堪用，取工别道以治之，此两事《通鉴》二四四即叙在悉怛谋来归之前）不通者七。唯僧孺“与德裕不协，遽勒还其城”，（《旧书》一四七）以私害公，故德裕恶之，非私怨也，而《通鉴》偏书曰“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对于公私之判别，模糊已极。

此外回鹘之役，僧孺在两次会议，所言皆空洞不切实际36，而回鹘、泽潞之平，则德裕为首功，其余备南诏，废佛寺，除**祠，拒织绫，均办理正确，德裕与牛党之比较，孙甫所评37，最为公允。柳以“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之批评，混加于德裕，总是人云亦云。德裕果挟党派私怨，何为救杨嗣复、李珏？（见《通鉴考异》二一引《献替记》）何为请给宗闵一郡38？陈氏以为牛党反对用兵39，仍属皮毛之论；杜牧献策平泽潞，（《通鉴》二四七）杜悰再收维州，白敏中出征党项，都是最好之反证。

《通鉴》于德裕持极端反对态度，除摭拾细故之外40，更表现其对付权奸之口诛笔伐41，一若武宗纯任德裕播弄者。唯恶德裕，故对于险谲贪污，旧、新《书》均直叙不讳之牛党李逢吉，更不惜颠倒黑白，力为辩护42。唯袒牛党，故进一步爱屋及乌，誉濒于崩溃之宣宗为“小太宗”（本自《金华子》），称其“明察沈断”；（《通鉴》二四九）即号称《通鉴》忠臣之胡三省，亦觉忍无可忍，于其下注云：“卫嗣君之聪察，不足以延卫，唐宣宗之聪察，不足以延唐。”又于二四八大中元年恢复佛寺下注云：“观《通鉴》所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反唇相稽，语婉而讽。昔太宗评隋文，讥其“性至察而心不明”，宣宗何得比太宗？宋祁谓宣以察为明而唐衰，（《新书》八）识见远出司马之上。

德裕攘外安内，政绩彰彰，史家衡量人物，应采其大长，宽其小短。《通鉴》在宪、穆、敬、文、武、宣各纪，夹杂着许多私见，对德裕不特毫无表彰43，而且偏采反对派之意见，吹毛求疵，为非分之苛责；牛党诸人毫无建树，朋比济贪，却多方替之掩饰，是直丧失史家之公正立场，无当于“鉴戒”之本义。余尝抉其隐，以为德裕敢作敢为，深得武宗信用，略类安石，司马光痛恶安石，因而恶及德裕，不惜倒行逆施，同情于险谲之逢吉。简言之，怀挟着满胸私见，其为信史也几希矣。

至于德裕被贬，显因宣宗深恨武宗，唯其察而不明，故惑于党人无君之谮，孙甫、张采田之解释，最得其实44。此后兴吴湘之狱，更是小人无聊之构陷，湘自有应得之罪45，检阅《旧·纪》一八下，便自明白。大中五年末准由崖州归葬，咸通二年再敕复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左仆射46，宣、懿两朝亦稍觉自坯长城之失计矣47。《旧书·德裕传》末云：“史臣曰：臣总角时，亟闻耆德言卫公故事，是时天子神武，明于听断，公亦以身犯难，酬特达之遇，言行计从，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载一时，观其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料敌制胜，襟灵独断，如由基命中，罔有虚发，实奇才也。……所可议者不能释憾解仇，以德报怨……”所赞许并无溢美，然除恶唯恐不尽，如必责德裕“以德报怨”，则是熏莸杂处，非深于治道者所当出此论也。

（三）吉甫何以受谤

元和前半叶僧孺、宗闵无与吉甫对抗立党之可能，已于四十一页注1辨明。唯是，元和三年贤良对策案之真相，迄今犹未被揭露，因之，史家对于牛党之批判，往往不得其平，是不可不于此处亟作补充，免时人再生误会。考吉甫相宪宗凡两次：第一次，二年正月以中书舍人入相，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第二次，六年正月自淮南入，至九年十月卒于位。当三年初策试贤良时，僧孺、皇甫湜及宗闵皆条对甚直，有人泣诉上前；泣诉者何人？旧有两说：一曰吉甫，如《旧书》一七六《宗闵传》及一六九《王涯传》，是也。一曰权幸或贵幸，如《旧书》一四《本纪》、一四八《裴垍传》及《会要》七六，是也。于是主试及覆阅官杨於陵、韦贯之、裴垍、王涯辈均贬降。此疑案之最要关键，在牛、李二人之策文，如果确是攻击吉甫失政，则此等文章正牛党后来宣传之极好资料，党人尤应大事表扬，何以都不见于晚唐书说？此点最是疑问。若就当年宰相而论，郑綑先入中书，资历老于吉甫，如果是概括的攻击时宰，则负责者尚有綑及武元衡二人，何以偏吉甫独自泣诉？而且，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永贞之末，始自散州饶刺入为中书舍人，作相至此，仅一年有二月，初非根深蒂固之权贵，何至要胁贬三四大臣？更何敢一再要胁？（贯之及涯均在道再贬）余尝检视湜策，则其文有云：“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夫亵狎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皇甫持正集》三）纯是集矢宦官，于宰相无深责。余乃悟牛、李（宗闵）新进气盛，牛又由韦执谊而登第（见李珏《僧孺碑》及杜牧《僧孺志》），承王叔文派之风气，策文所指斥，应与皇甫同途。湜官不过郎中，比较无所畏忌，故其对策得与刘（上艹下贲）同传。牛、李（宗闵）则后来身居宰辅，投鼠忌器，唯恐内官旧事重提，不安于位；又以早年对策，喧腾一时，遂计为接木移花，以转人视听，吉甫泣诉之谰说，夫于是应时产生，《宪宗实录》之被牛党重视48，此其一因也。《旧书》一四八《吉甫传》云：“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裴）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密疏奏陈，帝意乃解。”则不特非吉甫泣诉，吉甫且犯教唆之嫌，与《旧·宗闵传》恰恰极端矛盾，余信其近于事实。《通鉴考异》一九乃云：“裴均等虽欲为谗，若云执政自教指举人诋时政之失，岂近人情耶？吉甫自以诬搆郑綑、贬斥裴垍等，盖宪宗察见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镇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恶，改定《实录》，故有此说耳。”按湜之策文，斑斑可考，曾弗之察，指斥时政者犹云指斥宦官，与“倖”字常指小臣相合，宰相教举子诋讥阉寺，安见不近人情？元和元年，宰相郑馀庆以主书滑涣勾结枢密使刘光琦，偶然怒叱之，不久便罢，光琦即湜所谓“掌王命”者；又吉甫官中书舍人时，揭发涣之罪恶，籍没家财，至数千万（《旧·吉甫传》，又《旧书》一五八《馀庆传》及《通鉴》二三七），此皆时政大可指斥之处。司马不详审当日政局，求书传所由异同之故而遽行臆断，一失也。宪宗如察吉甫搆陷而疏薄之，而使出外镇，则从前被贬者似应同奉召回，顾稽之史乘，并不如是，二失也。淮南为当日唐家第一个节镇，正旧官僚欲求不得之美缺，杜佑深受德宗倚畀，故连任十余年，以云“疏薄”，则渴营“疏薄”者大不乏人，何爱于吉甫而以相授，而亲临通化门饯行，三失也。《宪宗实录》争执之焦点，在于掩盖当年之攻击宦官，司马乃听信谎言，以为德裕掩先人之恶，四失也。如谓《旧书·吉甫传》采自《宪宗实录》，则大中二年十一月所颁，说是路隋旧本，（《旧书》一八下）于时德裕已远窜南服，岂尚能由彼改定49？况李约等四人皆知名之士，未易妄捏，牛党无法完全毁灭证据，遂有德裕改定《实录》之谰言以混耳目，司马信之，五失也。总而言之，排击宦官之案，吉甫尚同处于嫌疑地位，不能挽救则有之，断非落井下石者。窃谓当日宪宗蓄意用兵，饷需是急，王锷入朝，又被弹劾，吉甫之出，君臣间许有默契，故两年后即复召为相50，司马光之批评，完全不就时间、地点及条件着想，所谓唯心之论也51。

吉甫初相，《通鉴》许为“得人”（元和二），则无偏党可知。及其再相，《通鉴》纯取敌视态度，元和五年十一月裴垍以风病罢相为兵部尚书，时吉甫尚在淮南，六年，垍因不任朝请，再改太子宾客，不久便卒，（《旧书》一四八）而《通鉴》以为吉甫恶之，司马竟未读《垍传》也52！此外更多采牛党之言53，不加抉择，甚至语杂揶揄54，完全失去史家体裁，然始终未有指出其树植党羽，故可断言吉甫之无党55。

大致言之，唐末文人经过八司马之贬，甘露门之变，已逐渐丧失对抗宦官之勇气，责宦官不得者遂移而责宰相，乃宗闵以儿女私情，深恨德裕，更进而波及其先人。另一方面宦官欲夺取立宪宗之功，消灭弑宪宗之迹，会昌元年之敕令重修《实录》，似志在彰正其罪（此可由武宗之裁抑宦寺见之），为彼辈所不便，故诬德裕归美私门，暗施反抗，牛党恨李，又从而附和之。由是双方夹攻，吉甫父子乃受谤益重，所谓“李党”，不外如是如是，僧孺等少数人狼狈为奸，说不上阶级斗争也。

注释：

1.《旧书》一七六《李宗闵传》：“长庆元年，子婿苏巢于钱徽下进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闵涉请托，贬剑州长史。时李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钱徽榜出，德裕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云：徽受请托，所试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推《旧·传》之意，系由元和三年（八〇八）制策案起，数至大中初元（八四七），恰符四十之数。《新书》一七四《宗闵传》只过录《旧书》，故措辞亦含胡。司马光修《通鉴》，明知元和时代僧孺等无与吉甫对抗立党之可能，于是变易其文，在长庆元年下书称：“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一面似已替《旧·传》弥缝，另一方面却又自开漏洞。因为自长庆元年（八二一）起，须计至咸通初元（八六〇），才够四十之数，即使承认德裕得势时有党，然自彼外贬后十余年间，事实上并无人继而代之（观德裕在崖州与姚谏议书所云“平生旧知，无复吊问”，可以反映），从何施其倾轧？故《通鉴》改写，反不如因仍旧贯，表面尚说得去矣。（《述论稿》九四—九五页以为始自元和，是承《旧书》之误。）

2.全祖望《李习之（翱）论》云：“且习之而惧逢吉耶，亦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抑复何惧之有？是盖当时朋党小人诬善失实之同，而史臣误采之者，虽以荆公之识，不能尽谅此事，异矣。”

3.杜牧《周墀墓志》云：“李太尉德裕伺公纤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盖抑，迁公江西观察使兼御史大夫。”（《樊川集》七）即让一步如牧所言，德裕仍比始终抉怨报复者较胜一筹。

4.参拙著《白氏长庆集伪文》。（四八三—四八四页）

5.据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引。

6.此一条语焉不详，如谓德裕嫉进士中之浮华者，则并不为误，可参看前第一章第二节。

7.《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七三页。

8.《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八九页引《旧书》一一九《常衮传》：“尤排摈非辞科登第者。”又同卷《崔祐甫传》：“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及祐甫代衮，……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几八百员”。

9.《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七七一八〇页。

10.同上七九页。

11.德裕自撰《刘氏志》云：“炼师道名致柔，临淮郡人也，不知其氏族所兴。……不生朱门。”志又称，刘嫁德裕四十一年，以大中三年己巳去世，依此上推，其嫁在元和四年己丑，正吉甫节度淮南之时。陈氏未细读志文，误认刘是李妾，（《史语所集刊》五本二分一七三页）事因同时出土者又有李妾《徐盼志》，徐亦曾入道（同上一六九页），但女子入道，与妻、妾身分无固定联系。（何光远《鉴诫录》二，“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门，往往冠褐”）若刘是妻非妾，最少有三个铁证：（1）《徐志》称其生子二人，一名多闻，次名多烨；《刘志》则称“有子三人，有女二人，聪敏早成，零落过半，中子前尚书比部郎浑，……幼子烨、钜”；前志只记所生，后志兼记徐妾所生，嫡庶之分极明。（2）徐是妾，故志云，“惟尔有绝代之姿，……庶尔子识尔之墓”，带狎昵及命令口气；刘是妻，故志云，“愧负淑人”，措词庄重，尤其铭文“念子之德，众姜莫援”，众姜指各妾，刘非嫡妻而何？（3）《刘志》后，第四男烨附记云：“己巳岁冬十月十六日，贬所奄承凶讣，……匍匐诣桂管廉察使张鹭请解官奔讣，竟为抑塞。……壬申岁春三月，扶护帷裳，陪先公旌旐发崖州”，完全是庶子致敬嫡母之文；惟刘为嫡母，故烨须解官奔丧，若刘为众妾，则无需乎此。上三项均中古士族最重要之礼法，陈氏屡屡标榜礼法，反忽略嫡、庶之分，宁非百密一疏耶！鹭为牛党之一（参《旧书·李德裕传》），故阻烨奔丧，可见牛党之报复手段。

12.《述论稿》八七页云：“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

13.《唐语林》四：“崔程谓人曰，崔氏之门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杜氏自希望以来，屡代簪缨，却被崔程如此鄙视，可见唐人所谓“门第”，有时就全族立论。

14.《述论稿》七九—八〇页。

15.《述论稿》谓佑以妾为妻，不守闺门礼法。（九二—九四页）按宋吴纲《五总志》：“杜佑妻梁氏早卒，既久嬖姬李氏，有敕策为夫人。崔膺劝佑让封梁氏，且为表，其略曰：以妾为妻，鲁史所禁；又云：岂伊身贱之时，妻同劝苦，而于荣达之后，妾享封荣，上怜之，乃并封梁氏”；则册封之举，发自德宗，佑虽嬖李，然仍未正妻号，故权德舆撰《佑墓志》，不提李氏。陈漏检此条，所论遂未中肯。《述论稿》又谓佑父希望实以边将进用，并非士大夫之胜流门族（同上）；按希望曾为恒州刺史，代、鄯二州都督，并不能算是边将；其祖行敏为荆、益二州长史，父悫为右司员外郎、丽正殿学士（均见拙著《姓纂四校记》六一一页），家系如此，宁可谓非胜流士族耶？由此愈见陈氏之抹煞事实，执持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