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正不辨，敌我不分，最是人心之大患，牛僧孺、李宗闵结党蠹国，贿赂公行，一般无行文人，鼓其如簧之舌，播弄是非，颠倒黑白，遂令千百年后之正人君子，犹被其蒙蔽而不自觉，是不可不大声疾呼，亟加以廓清、辨正也。

（一）李德裕无党

元和以后，标举“牛李”一词，牛指僧孺，自无待论，“李”则相沿以为指目德裕，或且推及其父吉甫，此应辨明者一。《旧书》一七四《德裕传》：“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大和）四年十月，以德裕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至是恨（裴）度援德裕，罢度相位，出为兴元节度使，牛李权赫于天下。”“牛李”显指前文之“二憾”无疑。又《新书》一七四赞云：“僧孺、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是“牛李”一词之初意，当时人原用以指斥僧孺、宗闵之结党营私，五代时史官及宋祁尚能知其真义。无如牛党之文人，好为谰言，施移花接木之计，把“李”字属之德裕，形成“牛”“李”对立，藉以减少僧孺之过恶。后世不察小人之用心，遂至今而仍被其蒙蔽。

德裕与僧孺不协，益令人误信德裕确树党与僧孺为敌，此应辨明者二。后世政党各标举其政策，故可形成对立。僧孺、宗闵之党则不然；其目的、手段，只是把持政权，以个人及极少数之利益为第一位而不顾国家、人民，性质属于黑暗社会，非必有对立之敌党存在，吾人读史，不应胶持“两党”之成见。而且，德裕两度执政，初次自大和七年二月至八年十月，二次自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六年四月，末次尤得武宗专信，如果树党，正是其时。然而宣宗贬德裕，被波及之官位较著者，仅有工部尚书薛元赏、京兆少尹元龟兄弟及给事中郑亚、刘濛三数人，元赏在开成初已位跻方镇，挫抑阉寺，大为《新书》（一九七）、《通鉴》（二四五）所称道，且与刘濛不久仍被起用。其余德裕引进者，如白敏中、周墀、崔铉，更大受宣宗倚任，敏中及墀固世所称牛党分子。又柳仲郢为僧孺辟客，德裕不以为嫌。（《旧书》一六五）征诸史实，德裕无党，事甚了然。或又引《旧书》一七一《张仲方传》，“自驳谥之后，为德裕之党摈斥，坎坷而殁”，以明德裕有党；但同传曾载文宗谓“仲方作牧守无政，安可以丞郎处之”，是仲方自无能，何与李事，且彼尝历官中外，尤不得谓之坎坷也。

再征诸德裕本人之言论，则文宗尝与之论朋党事，德裕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通鉴》二四四）言外见得德裕不结私党。然此犹可诿曰德裕自誉也，今又进而求诸唐末中立派之言论，则懿宗时（咸通十年后），范摅《云溪友议》八云：“或问赞皇之秉钧衡也，毁誉无如之何，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侯门，取尤群彦（光福、王起侍郎自长庆三年知举，后廿一载复为仆射，武皇时犹主柄，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远人得路，皆相庆贺）。后之文场困辱者，若周人之思乡焉，皆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僖宗时，无名氏《玉泉子》云：“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是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又昭宗时，裴庭裕《东观奏记》上云：“武宗朝任宰相德裕，虽丞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疾朋党如仇雠。”庭裕自承李珏（牛党）是其亲外叔祖，尤见批判无偏，宋孙甫《唐史论断》成于《通鉴》（元丰七）之前，司马光曾为作跋（元丰二），其卷下谓“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几于不党”；在“牛李”案中最是平情之论。反之，如牛派为死党，则《玉泉子》有云：“杨希古，靖恭诸杨也，朋党连结，率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杨汝士是牛党之一，居靖恭坊）德裕无党，僧孺一派有死党，记载甚分明，奈史家弗察，妄称“牛”“李”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1，以嫉视小人为私党，排斥奸佞为倾轧，如此颠倒是非，举世宁复有公论。

不畏强御，拒绝请托，最易招惹毁谤；若不挟私怨如丁柔立（见《通鉴》大中二年正月下），封建时代宁得几人，牛党对德裕父子多怨辞，在现存晚唐史料中，渗杂不少，此宜辨明者三。大抵牛党对于异己，多任意诬善2，而德裕尤为怨府，其深文巧诋，稍一不察，便堕术中。开成五年正月，武宗即位，杨贤妃、安王溶、陈王成美赐死，《旧书》一七五采牛党之说，以为德裕主谋；殊不知其时德裕尚在淮南，司马光虽持偏牛态度，亦不能不为之辨正。（《通鉴考异》二一）周墀迁江西观察，明明是德裕荐拔，而杜牧则以为德裕无法吹求墀之过失，故不得已而提升3，可谓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或更觉其未足，则又嫁名闻人以惑后世，如所传白居易《贬崖州三首》4，白已前死两年，固人人知其作伪者也。

更有以为僧孺、德裕分树两党，各自有其阶级分野者，如沈曾植谓“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5，此或一时不经意之言。近年陈寅恪从而推阐之，然其论实经不起分析，此宜辨明者四。原夫沈之立说，或因《玉泉子》称：“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6然此条陈氏已揭出其不可信7。今试观德裕入相武宗而后，除杜悰以门荫、驸马进身外，自余陈夷行、李绅、李让夷、崔铉、李回、郑肃六相，均是进士，按进士地位取得优势，然非谓进士科可以把持整个仕途也。陈氏误会《旧书》不明确之叙述，因谓崔祐甫代常衮当国，用人不拘于进士，“前日常、崔之异同，即后来牛、李之争执”8；殊不知进士名额，平均每年绝不能超过三十（参见岑仲勉《隋唐史》中唐史第十八节），根于不乐仕宦、继续死亡及进士多中年人（同上）各种原因，任何时期可能在仕途之进士数目，试假定为六百，并不低估。此六百人当中又可划分为三级，每级只约二百人；第一级登第未久，所官不过县尉、主簿之类。第二级年资中等，内则遗、补、御史，外则藩镇幕僚。第三级年资最老，位至郎中、刺史，甚而尚、侍、宰相。如果把内外文职作一统计，便晓然进士数目，大大供不应求，祐甫未上一年就除吏八百（《论事集》五，“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数更倍之），即使全用进士，仍是不敷，何况六百人中最少有三分二已厕身仕途耶。每岁吏部常选，皆悬缺待补之员，抑亦非宰相所能积压。是知任何人执政，均无全用辞科或完全排斥非辞科之可能，常衮之偏差大约只是对于非辞科出身者不喜援引，论者未从客观了解实际，漫据书本上模糊之词，以行推断，过矣。

陈氏亦觉沈说站不稳，于是提出两项区别：（甲）山东士族以经术、礼法为门风。（乙）新兴阶级系文词浮薄之士，既转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按“地胄”即“门第”之变文），同时，士族之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者，亦属此类9。乍观似剖析入微，细读乃牴牾错出；今先就德裕本人论之，郑覃女孙所适为九品卫佐之崔皋，陈以为保持旧门10，然德裕以淮南使相之公子，竟娶一个“不知其氏族所兴”及“不生朱门”之刘氏为妻11，则又何说？岂非德裕已门风废替与新兴阶级同流耶12？夫所谓旧族或非旧族，指其人所属之整个氏族而言，有远系可考者曰“旧”，无远系可考者为“新”，区别甚易，不问本人之富贵、贫贱及行业如何也。故崔皋虽九品卫佐，不害其为旧族，李稹只自署“陇西”，（《国史补》上）意亦相同。如陈之说，则应为旧族或新兴，直以个人之行业为标准，此岂中古时代“门第”之真义13。抑既曰“李党重门第”，何以德裕反奖拔孤寒14？“孤寒”者孤立寒门，与“旧族”极端对立之阶级也。抑既曰“牛党重科举”，而又曰“崇尚地胄”，是牛党熔“科举”“门第”于一炉也。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见第一章“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是旧族未尝不极力争取进士也。如斯糅合，两派之间，何能画出一道鸿沟？李珏、杨嗣复明明是旧族，陈曰：“即使俱非依托，但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试问沦替殆尽，有何征据？李珏初举明经，依陈氏论证之法，还继承着北朝经术，未得为“家学衰落”。嗣复之父於陵，“居朝三十余年，……始终不失其正”，更万不能遽断其“门风废替”。文宗有言：“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旧书》一七三）彼于当时风习，自必知之较悉；观开天间，贵门子弟争诣名姬楚莲香（《开天遗事记》）及白行简所撰《李娃传》，便可互相反映。杜牧本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记》）之旧门，而其人特以浪漫著，浮薄之士，何曾必在新兴？陈无法转圜，乃执杜佑之一节，列牧于新兴阶级15，由是旧族可以拨入新兴，新兴又忽变成旧族，构成“团团转”之论证方法16。夫近世论阶级烙印，并不容易脱换，今所谓“两阶级”既绝无厘然界限，究属新兴抑属旧族，可以任意安排，执“既自可牛……亦自可李”之游移态度，或更谓“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17，不了了之。若夫明经之为学，则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已是定评，猥以“经术”相推，滑稽已极。吾人细从事实推求之，则知牛党对德裕，只是同一士族阶级内结党营私者与较为持正者之相互间斗争，并非“门第”与“科举”之斗争18；因为争取“科举”出身，旧族与寒族并无二致，陈氏支离其辞，正所谓遁辞知其所穷19，已无赘辨之必要。今试分列两表，其说能否成立，读者当可了然矣。

（甲）牛党

牛僧孺　旧族及进士。

李宗闵　同上。

李　珏　旧族，明经及进士。

杨嗣复　旧族及进士。

魏　謩　同上。

杨虞卿　同上。

杨汝士　同上。

杨汉公　同上。

萧　澣　同上。

李　汉　同上。

张元夫　同上。

杜　悰　同上。

杜　牧　同上。

白敏中　同上。

苏景胤　同上。（《因话录》三）

李　续　出身未详20。

张　鹭　同上。

张又新　进士，非旧族。

周　墀　同上。

熊　望　同上。

刘栖楚　出身寒鄙，为镇州小吏。

此外尚有两人，被陈氏列入牛党而实际确不然者：

白居易　旧族及进士。长庆元年，白为进士重试官，将宗闵婿苏巢落下，与主张用兵之裴度亲善，显不能列于牛党。陈又谓白不孝21，其事早经陈振孙《白文公年谱》辨正。陈复拾罗振玉遗稿之说，认白父季庚舅、甥为婚，罪犯刑事22，更属厚诬。如果德裕鄙薄白家23，何故拔用敏中24？

萧　俛　出自后梁，瑀至俛一家五相（瑀、嵩、华、复、俛），俛嫉奸邪，性介独，家行尤孝，（《旧书》一七二）曾疏救吉甫，无依附牛党痕迹。如曰俛不主用兵25，则须知当时不主用兵者，非止俛一人。

（乙）陈氏所拟之“李党”

郑　覃　旧族，非进士，会昌初，德裕荐为相，不就。

陈夷行　进士，非旧族，开成二年初次入相，非德裕所引。

李　绅　旧族及进士。

李　回　旧族及进士，初因德裕贬官，后复起用。

李让夷　进士，非旧族，宣宗治德裕党，并未波及26，且以司空节度淮南。

李商隐　进士，非旧族。

王茂元　武将，非旧族，以上二人，万不能列入“李党”27。

刘　柯　进士，非旧族，以白居易荐入京应举，曾撰《牛羊日历》，但无“李党”痕迹28。

牛党多佥壬，稍持正者即嫉之，故反对牛党者可能是中立派，不必定是“李党”，此一点，《述论稿》似乎分别不清。上举八人，唯李绅、李回与德裕较密耳。其他，德裕柄政时曾见用者，若郑亚、（四代进士，见《旧书》一七八），崔嘏、（《元龟》六四四）姚勖、（《新书》一二四）崔铉、白敏中、令狐绹，皆旧族及进士，李拭为旧族及制科；（《会要》七六）又赵蕃、（《摭言》）刘濛（《新书》一四九）为进士，吕述为制科，（《会要》七六）薛元赏、元龟兄弟出身未详，则皆非旧族也。旧族进士何以变为新兴阶级，《述论稿》已不惜笔墨为其解释，然旧族仍有如许进士归入德裕领导，何竟默不一言耶。

质言之，从古史中寻求出一种系统，固现在读史者之渴望，然其结果须由客观归纳得来。中唐以后，除非就选举法根本改革，任何人执政都不能离开进士29，无论旧族、寒门，同争取进士出身，寒门而新兴，亦复崇尚门第，因之，沈氏“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原则，微特不适于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党魁，亦须列诸例外。是所谓“原则”，已等于有名无实。如斯之“系统论”，直蒙马虎皮而已。

（二）《通鉴》丧失公正立场——赞同僧孺放弃维州

柳诒徵又言“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故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30；是说也，施诸牛党合，施于德裕则否。德裕非党而有政策可言，其最要者曰复维州失地。

维州地区（今汶川西北），辟自刘蜀。隋开皇四年讨叛羌，以其地属会州，后又没贼。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领内附，因地有姜维城，命名曰维州。乾元二年，被吐蕃攻陷31。德宗时，韦皐屡出兵攻之，不能克。大和五年九月，吐蕃所置吏悉怛谋尽率其众来降成都，德裕方节度西川，受其人及地；事下百官议，时僧孺执政，藉口弃信恐激吐蕃侵京师32，于是诏将维州及诸降众付吐蕃，吐蕃悉诛之，“掷其婴孩，承以枪槊”，（《文饶集》一二）惨不忍闻。司马光为自护其非33，乃拾僧孺余唾，龂龂作义利之辨，其辞曰：

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通鉴》二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