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述论稿》（九一页）云：“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七九页文略同）；是进士变成门第、门第转入进士之混乱状态，远发展于牛党产生之前，到牛党滋长时期，两派分野，恐彼辈自己亦无从辨别。且如德裕祖栖筠出身进士，何以不列新兴？倘曰栖筠能守家风，何以不走明经？（《述论稿》九一页有“仕进无他涂”之言，误也）且德裕不联婚七姓，反取不知氏族之女子为妻（依管见推之，德裕之妻可能出身伎女，盖如为贫农之子，犹可用“父某躬耕乐道”一类句语填入，今直云“不知其氏族所兴”，当有难言之隐矣）。宁非陈所谓家风沦替耶？
17.《述论稿》八六—八七页。
18.《述论稿》屡提“山东士族”及“七姓”字样，其意像是不属此者就非旧族。但京兆韦氏之阆公房，曾收入“山东士大夫类例”之内，“山东”字样，不能呆读；张沛称许“陇西李亶”，而袁谊斥为“山东人”（《旧书》一九〇上）亦可证。
19.此外陈氏尚提出三点（八七—八九页）：（一）“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与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及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费如许气力，无非替牛党有宗闵寻求一个“例外”（非“原则”）。但须知旧族或非旧族的条件，只问其有无远祖，是否名门，初无“远支”“近支”之别，李回是太祖系，比宗闵为高祖系者支派更远，何以李回又编入“李党”？（二）“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但对于李珏、杨嗣复，却不能拈出门风废替之实例（说见前），然则郑覃个人之适合，系偶然性，非一般原则也。（三）“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按彼辈以旧族自居，时人信之，此是当年之现实一，陈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外，无非歪曲史实以迁就其臆见。
20.《新·表》七二上，赵郡东祖房有李续，曹州刺史，时代不符，非此人。或作李续之，按郎官柱及拓本王谭志（咸通五）皆作李续，《旧书》一六五《柳公绰传》同。
21.《述论稿》九一页。
22.见《元白诗笺证稿》二九二—三〇三页；其据点在居易所撰《外祖母陈白氏墓志》，志云：“夫人，大原白氏，其出昌黎韩氏。……唐利州都督讳士通之曾孙，尚衣奉御讳志善之玄孙，都官郎中讳温之孙，延安令讳锽之弟（陈引讹作“第”）某女，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故颍川县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别驾白讳季庚之姑。”（《丛刊》本《长庆集》二五，颍川县君即居易之母）此文非加以校正，则于事理不通，是众所公认。陈以为应“曾”“玄”二字互易，又罗、陈均认“姑”字是居易讳言；殊不知陈校假如不误，则陈白氏为季庚姊妹，已和盘托出，居易何必尚效鸵鸟埋首沙中，作一字之讳饰，其解释实异常脱离现实！我廿余年前手头校本，则衍去“玄”“某”两字，改“之孙”为“之女”，乙“弟女”为“女弟”（《李公夫人姚氏志》：“相州临河县令、赠太子右庶子府君之季女也，秘书监、赠礼部尚书我府君之女弟也。”见拙著《唐集质疑》七七页），如是，则陈白氏确为季庚之姑，季庚与颍川县君不过中表结婚，绝非舅、甥联婚。如果依罗、陈说，陈白氏是锽之女，则锽娶“河东薛氏，夫人之父讳俶，河南县尉”（据《白集》二九《白锽事状》），《陈白氏志》应云：“其出河东薛氏，……河南县尉讳俶之外孙。”今乃云“其出昌黎韩氏，……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此为陈白氏非锽女而为温女，亦即季庚非舅、甥联婚之铁证。抑文家替外人作碑志，不审其雁行，故稿内有用“第某女”字样；若陈白氏为居易尊属，排行应自知之，盖传本《白集》既倒“女第”为“弟女”，妄人又强插“某”字于其间，痕迹尚可覆按也。惟陈既加季庚以刑事罪名，又重诬大诗人之家风浮薄，故不得不详为昭雪之。陈振孙《年谱》云：“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夫人，公之祖姑、且外祖母也。”必其所见本墓志尚未传讹。
23.《述论稿》九一页。陈氏又云：“以乐天父母之婚配既违反礼律，己身又以得罪名教获谴，遂与矜尚礼法家风之党魁，其气类有所不相容许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三〇二页）按白、李非挚友，自无可疑，但前两事皆莫须有之狱，居易原俯仰无愧。李婚寒门之刘，若依陈说，正所谓社会不齿者（同上一〇六页），德裕又凭什么家风以傲白？况彼并无不容居易之明确事迹耶。
24.白非牛党，已见正文。居易《论制科人状》请僧孺等三人准往例与官，（《集》四一）无非公事公言，且其时牛未入仕途，绝无党之痕迹，后此牛致身通显而《长庆集》极少来往篇章，是可证也。居易会昌六年《立春日人日》诗：“试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见洛阳春。”循、潮、封指僧孺、嗣复、宗闵，语含讥讽，白如系牛党，必不作如此话头。若据白诗自注，“循、潮、封三郡迁客皆洛下旧游”为证，则须知“旧游”与“相知”异；居易《感旧》诗云：“晦叔坟荒草已陈，梦得墓湿土犹新。微之捐馆将一纪，杓直归丘二十春。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岂无晚岁新相识，相识面亲心不亲。”（《集》六九）此是真诚话，然四人中无一牛党。裴度何尝不是洛中旧游，而彼则与牛党对立，是知循、潮、封者正是面亲心不亲之流也。再从对面观之，文宗时，“李珏奏曰：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迩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皇化，实非小事”。（《语林》二）陈氏于“讥讽时事”句注云：“此指玉川子《月蚀》诗之类”，（《元白诗笺证稿》三二三页）未免意求迂避。元和体以元、白为主脑，不特元、白二公所自认，亦当时众论所同认；（同上三二〇—三二三页）元诗硬涩聱牙，陈氏固曾揭出，（同上一一九页）讥讽时事之多，又莫如居易，诗学士果置，定占一席，珏言志在沛公，了然可见，何因而特指卢仝？然元和体初无损于“元和”，珏顾以“开成体”转移文宗之意，其沮白之心良苦矣。余尝揭出牛党柄国时不能用白，得此正相印证，而陈氏偏为牛党出脱，且造成白为牛党之冤狱。大抵险诈之徒易为工，鲠直之士翻受谤，故封建时代之是非常颠倒也。
25.《述论稿》一〇〇页。
26. 以让夷为德裕党，本于《通鉴考异》二二，其长庆三年李逢吉结王守澄条云：“李让夷乃李德裕之党，恶逢吉，欲重其罪。”又四年八关十六子条云：“此皆出于李让夷《敬宗实录》”，谓让夷监修有曲笔也。然监修官常不操载笔之权，撰人为陈商、郑亚，（《新书》五八）司马宁勿之知，司马欲替逢吉开脱，硬指让夷为德裕党，太过牵强。
27.说详拙著《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篇导言》。（《史语所集刊》十五本）
28.尚有韦瓘一人，应附带论及。《新书》一六二《韦瓘传》：“正卿子瓘，字茂弘，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惟瓘往请无间也。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会昌末，累迁楚州刺史，终桂管观察使。”按韦瓘《浯溪题名》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容斋随笔》八评《新·传》云：“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余按大和七年二月德裕始入相，同年六月宗闵方罢相，瓘固可因宗闵而去，《新·传》谓贬在德裕罢相后，许有错误。洪迈之意，无非坐实瓘为德裕党，故有此疑；然德裕柄国五年余，瓘未内召，位不过刺史，擢桂管反在德裕失势之后，改分司只因马植报复旧恨（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瓘与德裕之关系，从可知矣。瓘以元和四年状头及第，榜下即除左拾遗（同前《风土记》及《唐才子传》六），行辈还在德裕先，《读书后志》二竟谓瓘“李德裕门人，以此《周秦行记》诬牛僧孺”，所谓拾人牙慧而不加深考者。刘开荣既引《全唐文》六九五《浯溪记》之一节，反作出瓘为明州长史“必在会昌四年十一月以前李宗闵还未败的时候”（《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五二页）之无关痛痒的猜测，凡读书不细看全文者，往往发生此弊。《唐宋传奇集》将《桂林风土记》之韦瓘与《新书》一六二之韦瓘，分作两人，（三一三—三一四页）实一时失察，《新书·韦瓘传》末明言其官终桂管观察，固与《桂林风土记》所叙无异。其次，《传奇集》及《唐代小说研究》均不信《周秦行纪》为牛作（均同前引），自有其片面理由，然另一方面《周秦行纪论》之作者，亦非毫无疑问；一般外集所收，往往渗入伪作，是常见之事，此论收入《李卫公外集》卷四，尤可疑者，论云：“须以大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按自武德元（六一八）计至大中十一（八五七）才足二百四十年，德裕死已七年矣。人多为牛辨，对德裕事迹却未细加审察，故难免乎一偏之见也。
29.《述论稿》云：“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八五页）按事多相反，则诚有之，必谓武宗朝抑进士，却未尽然。武宗用相九人（连崔珙），进士居其六，宣宗用相十八人，进士居十六（白敏中、卢商、崔元式、韦琮、马植、周墀、崔铉、魏扶、崔龟从、令狐绹、魏謩、裴休、崔慎由、萧邺、刘瑑、蒋伸。非进士者为郑朗、夏侯孜），不过九分之六与九分之八之比耳。且武宗在位年数，不及宣宗之半，是亦比较时所应注意者。
30.见所著《中国文化史》。（《学衡》）
31.此据《元和志》三二。《文饶集》一八则称河、陇尽没，唯维州独存，二十年后，始被侵陷。《通鉴》二二三又记于广德元年之下，不审何据，此后《通鉴》二二六又于大历十四年末记李晟等复维州，但无再陷之年，故不取。
32.杜牧撰《僧孺墓志》云：“大和五年，西戎再遣大臣贽宝玉来朝，礼倍前时，尽罢东向守兵。李太尉德裕时殿剑南西川，上言：维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烧十三桥，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书省百官聚议，皆如剑南奏，公独曰：西戎四面各万里，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如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成阳桥；西南远数千里，虽百维州，此时安可用。弃诚信有利无害，匹夫不忍为，况天子以诚信见责于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罢维州议。”（《樊川集》七）《元和志》三，蔚茹水在百泉县西，一名葫芦河，源出原州西南颓沙山下（百泉县在今平凉县北十里）。回中宫在今陇县。
33.胡三省《通鉴注》云：“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胡为司马忠臣，故不直斥而微辞以讽也。
34.《读通鉴论》二六：“其所谓诚信者亦匹夫之谅而已矣。……
夫吐蕃自宪宗以后，非复昔时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万众围盐州，刺史李文悦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击之，大败而退；其明年，复寇泾州，李光颜鼓励神策一军往救，惧而速退。长庆元年，特遣论讷罗以来求盟，非慕义也，……其南，则南诏方与为难，而碉门、黎、雅之间，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则溃败臣服，不劳而奏功。……夫僧孺，岂果崇信以服远，审势以图宁乎？事成于德裕而欲败之耳。”
35.明胡广谓司马直牛曲李，其意盖有所为，宋神宗喜论兵，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云；（《明文衡》五五）则不如胡三省注之深中隐微。维州来归，非弄兵之例，且何以对大中事又不贯彻其主张耶？
36.参看拙著《会昌伐叛集编证》一八六—一八七及一九〇—一九一页。
37.《唐史论断》下云：“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论事忠直，有补于时，所历方镇，大著功效；……宗闵未相，绝无功效著闻，任侍郎日，结女学士宋若宪、知枢密杨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此德裕之贤，与宗闵不侔矣。”
38.《考异》二二云：“《献替记》曰：四月十九日，上言东都李宗闵比与从谏交通，今泽潞事如何？可别与一官，不要令在京师。德裕曰：臣等续商量。上又云：不可与方镇，只与一远郡。德裕又奏云：须与一郡。此盖德裕自以宿憾，因刘稹事害宗闵，畏人讥议，故于《献替记》载此语以隐其迹耳；今从《实录》。”按当日宰相不止德裕，如作诳言，宁不畏同官之揭发？何况湖州固杜牧屡求而后得之美缺（见拙著《伐叛集编证·自序》一一二页），德裕如力挤宗闵，何不与一远郡？此所谓《实录》乃宋敏求补本，未必毫无偏差，司马唯挟持成见，故不能作平情准理之言。
39.《述论稿》九七页。
40.开成五年十一月云：“仇士良请以开府荫其子为千牛，给事中李中敏判曰：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士良惭恚，李德裕亦以中敏为杨嗣复之党，恶之，出为婺州刺史。”按《新书》一一八《中敏传》：“士良惭恚，繇是复弃官去，开成末为婺、杭二州刺史。”未涉及德裕，且其事书在开成末之前，是否在武宗即位后，亦属可疑，《通鉴》不审何据。复次，《唐阙史》上称，咸通初吏部侍郎郑薰判：“正议大夫诚宜荫子，内谒者监不合有男。”词意相类，高力士娶妻，鱼朝恩荫子，此种恶例，不始士良，亦许是误传也，至如柳公权只以书名，白居易悬车已届，《通鉴》犹必认为德裕阻抑（会昌二），都于大局无关。
41.如“先是汉水溢，坏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会昌元）；“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左饣右束）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宣告中外”（会昌四）；又“李德裕以柳仲郢为京兆尹”（会昌五），都属此例。
42.如长庆四年八关十六子，《考异》云：“按宰相之门，何尝无特所亲爱之士，数蒙引接，询访得失，否臧人物，其间忠邪溷殽，固亦多矣。其疏远不得志者则从而怨疾之，巧立名目，以相讥诮，此乃古今常态，非独逢吉之门有八关、十六子也。《旧·逢吉传》以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门，险诐者为多耳。”既无别项反证，何必“考异”？且既认险诐者多，何由决其未必纳赂？又宝历元年，李绛请除昭义帅，李逢吉、王守澄不用其谋，《考异》云：“《实录》，从谏以金币赂当权者；《旧·从谏传》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事有无难明，今不取。”抛弃旧有书证而欲以空言洗刷，其为存心袒护，肺肝如见。《通鉴》所书贿赂公行事件，计亦不少，除破案外，谁复证之？是皆可以“查无实据”抹去矣，此条不啻打自己的嘴巴。
43.敬宗即位年之九月，诏浙西织绫一千匹，德裕拒不奉诏，其事遂罢；（《旧书》一七上）比之牛党李汉谏沈香亭子，其有益于人民者更多，两件事发生在同月，而《通鉴》二四三竟采彼遗此，谓非有偏牛之见，直无可解说。
44.《唐史论断》下云：“宣宗久不得位，又不为武宗所礼，旧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又《玉谿生年谱会笺》三云：“案卫公之贬，虽由于党人，实则宣宗以尝不见礼于武宗，迁怒及之，恐其不利于己耳。《贬崖州制》曰：李德裕当会昌之际，极公台之荣，骋谀佞而得君，遂恣横而持政，动多诡异之谋，潜怀僭越之志，计有逾于指鹿，罪实见其欺天。则当时党人必有以卫公无君之说谗于宣宗者，不然，安得有此言？”
45.湘受赃有据，见《旧·本纪》大中二年覆审之状，状称：“节度使李绅追湘下狱，计赃处死，具狱奏闻。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扬州按问，据湘虽有取受，罪不至死。”可见湘受赃是实，出入只数量问题，考《唐律疏议》一一，“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十五匹绞。”今大中覆判竟未举出湘受财多少以证其罪不至死，显系有意出脱，构成德裕之罪名。然主判者李绅，最多不过错在失入，更非德裕直接负责也。涉湘事，《云溪友议》卷一及卷三各有记载，可参看。
46.据《东观奏记》中及前引德裕《妻刘氏志》。
47.《述论稿》又谓，德裕入相，由仇士良派援引；（一二〇页）然崔铉入相，宰相、枢密皆不之知（同上页引），岂武宗用德裕而必藉宦官推荐乎？且会昌三年六月，士良已以被忌恶而退休，四年六月复遭籍没，假使德裕由士良进，宁能丝毫不受影响乎？武宗任德裕五年余，言听计从，必平日对其人已有深刻认识，故能如此契合，断非偶凭宦官推毂，可以获致；陈氏亦唯求驱使史料以凑成其意想中之“系统论”而已。
48.拙著《伐叛集编证》一一〇—一一一页。《旧书》一八上又言：“时李德裕先请不迁宪宗庙，为议者沮之，复恐或书其不善之事，故复请改撰《实录》。”按《会昌一品集》系德裕生时自编，其卷十首载《请为不迁庙状》，是此事德裕并不自讳，且其事发生在武宗朝，与《宪宗实录》无关。若谓恐书其不善之事，则彼元和末始登朝，事迹甚少，何不并请改修穆、敬、文三朝《实录》？合观两事，可见牛党对德裕之深文周内。
49.《新书纠谬》一谓德裕秉政日尝重修《宪宗实录》，故吉甫美恶皆不实，亦无非吠景之谈。《旧书》一五九《路隋传》载文宗时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陈氏谓“《顺宗实录》中最为宦官所不满者当是述永贞内禅一节”。（《元白诗笺证稿》二三六页）吾人可依此推定，《宪宗实录》中为宦官所注意者亦是永贞内禅及宪宗被弑二事，故反对修改，牛党固明悉内幕者，即不能声讨宦官，反借箭以伤德裕，则其作恶比宦官为尤甚。千年后读史者犹昧昧随声，吾不惜哓哓，非为德裕父子悲，而深慨正义之不得伸也。
50.元和十二年，太常定吉甫谥曰敬宪，张仲方非之，宪宗怒，贬为遂州司马，特赐谥曰忠；（《旧书》一五）此可反映宪宗对吉甫之信任，宁能尚谓仲方为吉甫所排挤耶？《通鉴》二三八记元和五年顷李绛尝谏聚财，宪宗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聚财莫要于淮南，吾人不要把吉甫出守看作寻常之迁转。
51.《述论稿》云：“吉甫为人固有可议之处，而牛李诋斥太甚，吉甫亦报复过酷，此所以酿成士大夫党派竞争数十年不止也。”（一〇二页）所谓“诋斥太甚”，不知凭何知之？
52.《语林》六称，吉甫再入相，“论征元济时馈运使皆不得其人，数日，罢光德为太子宾客，主馈运者裴之所除也。”按垍居光德坊，然是时征王承宗，非征吴元济，垍实因病危而改宾客，已见正文，可见唐末记事多诬辞。
53.如元义方为京兆尹事，采自《李相国论事集》，（《述论稿》九九页）《述论稿》云：“其书专诋李吉甫，固出于牛党之手。”（八一页）又考《论事集》二称，宪宗对李绛言，彼曾与郑絪议敕从史归上党，续征入朝，讵絪泄之于从史，从史便称上党乏粮，就食山东；郑絪泄漏之事，系据吉甫密奏云云，此即所谓“诬构郑絪”之本据，其事《新·郑絪传》曾采之。《通鉴考异》一九云：“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罢相出镇扬州，四年二月丁卯，郑絪罢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袭位，四月壬辰，从史起复，若以从史山东就粮有诏归潞，则于是吉甫、絪皆已罢相，何得有谮絪之事？……若其讨承宗时，朝廷不违其请，何尝使之旋师？盖郑、李未罢之前，从史尝毁邻道，乞加征讨，因擅引兵出山东，……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今因李绛论李锜家财事并言之。《新书》（《絪传》）云，从史与承宗连和，有诏归潞，误也。”《通鉴》因以意将吉甫谮絪事附于二年十一月，换言之，即深信《论事集》所言之不虚。《新唐书纠谬》二则力证新郑絪、李绛两传之误，所提时间性理由虽略同《考异》，但云：“此盖李绛之门生故吏撰集绛事者，务多书其事以为绛之美，然皆参错不实”，换言之，即指出《论事集》之不信。按《论事集》由牛党造以诋吉甫，所言自有“参错不实”，必欲求其与时间真状相合，未免强作解人。《考异》又引《贬从史制》辞云：“况顷年上请，就食山东，及遣旋师，不时恭命。”司马氏即执“旋师”两字，以为即许其进讨承宗，无命其旋师之理，此制出自朝廷之口，与《论事集》之诬诋不同。吾人如无法说明其中曲折，便难辟惑。考《白氏长庆集》三九，《与昭义军将士诏》，中有一段指陈从史罪状，其辞云：“近又苟求起复，请讨恒州，与贼通谋，为国生患，自领士马，久屯行营”（元和五年夏作）；据我所了解，久屯行营即是就食山东，确在请讨恒州之后。彼之东出，略类中和二年孟方立徙昭义军于邢，朝命其“旋师”，实促彼还治上党，非谓不必进讨承宗，措辞稍含胡，故启人误会。此解苟合，则所谓吉甫谮絪，益为无根之说，而《新·絪传》之记事，实本《白集》，司马氏偎诋《新·传》为误，适见其疏于考察而自逞臆断也。
54.如“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元和七）此类事谁复记忆及之？
55.或引宪宗对李绛称，“向外人言朋党颇甚，如何”？（《论事集》五）以为元和前半期早有朋党存在，余则谓此乃宦官对宪宗之蛊说也。宪宗虽入宦官之谮，深恶八司马，然宦官犹恐其死灰复然，并防再有皇甫湜一流继起奋斗，故造为朋党之说以淆主君之视听，目的在隔断外廷建言之得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