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朝鲜忍让埋祸患，中日战争的开端

日本虽然被中国人称为“倭国”，但是这个国家却一直蓄谋侵略亚洲邻国，它早已怀有狼子野心，朝鲜成为它第一个攻击的目标。

自古以来，朝鲜就是中国的藩属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清政府也一直重视朝鲜，因为朝鲜离北京最近，一旦发生事变，也会影响到大清帝国的安危，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唇齿相依，唇亡齿寒”。

1867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以后，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也就是说明治天皇有着非常强烈的海外扩张的倾向，他要入侵朝鲜、中国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等地区。不过，此时日本的国力还不足以与大清相抗衡，因此，对大清它是忍气吞声，但是，对于朝鲜，日本人却没有那么好的脾气了。首先是日本与朝鲜的“文交”，1868年年底，日本派出使臣带着一份“国书”来到朝鲜，向朝鲜通报日本内政改革情况和想与朝鲜建立友好邦交关系的愿望。不过日本人在“国书”中却提到了他们的皇上，而朝鲜只知道大清国的皇上，其他大小诸国在朝鲜面前称“我皇上”，他们都接受不了，并且，日本以前与朝鲜交往的文书中也并没有出现“我皇上”这个词。因此，在朝鲜人看来，这是“有违旧例”的，于是朝鲜人拒绝接受这份“文书”，更不愿意接待日本的使臣。朝鲜人的做法让日本使者很尴尬，因此日本社会各界对朝鲜产生了怨恨之情。于是当日本使臣佐田第二次遭到朝鲜拒绝“国书”之后，入侵朝鲜的计划就在日本强硬派中产生。不过，这些强硬派的“黩武主义”论调，却在当时遭到了日本国内缓进派的严厉批评。其次，日本对待朝鲜的态度就是“武攻”。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带领一艘军舰驶至朝鲜江华岛附近，并对此地进行海口测量，以备战争之需。不久，日舰靠近江华岛，派士兵到岛上去取淡水。朝鲜军队发现日舰已侵入朝鲜境内，于是发射大炮予以警告，然而，日本人听到炮声后马上还击，并且攻入城内，导致朝鲜军民伤亡惨重，这就是“江华岛事件”。日本蓄意制造这个事件就是为了给他们入侵朝鲜提供借口。日本舰队回国后在报纸上发表公告，并肆意地掩盖事实真相。于是有些别有用心的日本人就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他们准备探求清政府的意见后再对朝鲜出兵。于是，日本政府一方面派遣一名使臣到朝鲜交涉“江华岛事件”，另一方面让外务少辅森有礼来到中国，探询中国的态度。

1876年1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等人进行会谈。当时中日双方针对中朝宗主藩属关系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此时坐镇天津、保定的李鸿章密切地关注着中日的洽谈。李鸿章清醒地看到日本针对朝鲜，是以议和为名，实则备战，并且他知道朝鲜“不足以敌日本”，而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对日本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李鸿章明白日本侵占朝鲜会使得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不过他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议采取退让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中国卷入纠纷，同时也能避免日、朝开战。1876年，李鸿章与森有礼见面后，两人又针对朝鲜的宗属问题发生了争辩，而李鸿章态度强硬。在朝鲜问题上，李鸿章既重视对朝鲜的宗主权，又对日本侵略朝鲜采取“息事宁人之计”，这势必会使日本更加小看清政府，从而损害清政府的利益。

1876年2月，朝鲜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同意对日本开放口岸。日本则说朝鲜是“自主之邦”，与日本享有平等的权利。清政府对这一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日本相当得意，因为它侵略朝鲜的阴谋又进一步得逞。然而，清政府不明事理，认为其他国家承不承认朝鲜为中国的藩属国没有关系，所以，针对《江华条约》，清政府既没有向日本抗议，又没有诘问朝鲜。因此，日本遇事总是与朝鲜直接谈判，而绕开清政府的干涉，想方设法地将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

1881年6月，美国派薛斐尔来中国谈判，希望和朝鲜签立通商条约。李鸿章为了避免日本趁机侵略朝鲜，对此事格外积极，因为他认为，只要美国和朝鲜签约，那么就会牵制日本的行动。于是，1882年，朝鲜和美国签订了条约。不久之后，英、法、德、意等国也纷纷和朝鲜签订条约。除了美国特派一人作为驻朝公使以外，其他各国都任命驻华公使办理与朝鲜的外交事务，这就等于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鸿章感到十分高兴。

1882年，当李鸿章回家为母亲“丁忧”时，朝鲜却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侵略势力在朝鲜的肆意妄为和朝鲜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政策，激起朝鲜人民的反抗。同年7月，京城侍卫部队联合城市贫民发动起义，袭击了日本公使馆，将几个日本官员杀死，并且闯入王宫，闵妃化装出逃。而朝鲜大院君李应借机入宫，出掌政权，自称国太公。这件事情被称为壬午兵变。

兵变发生后，日本以武力为后盾，与朝鲜进行谈判，并加紧侵略朝鲜。日本还特意派出一支舰队来到朝鲜，企图胁迫朝鲜政府答应惩凶、赔款、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等无理要求。中国和日本迅速反应，而李鸿章率先派出淮军进驻朝鲜，日本舰队则晚来了一步。清政府担心可能会因为朝鲜内部的动乱而导致日本有机可乘，因此采取军事行动帮助李熙恢复王位。日本丧失先机，只得要求朝鲜赔偿损失，而朝鲜政府同意了日本的这一要求，并且允许日本在使馆驻兵。李鸿章回到天津后，深深地体会到日本对朝鲜的威胁，因此他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派兵驻扎朝鲜，并且在很多方面给予朝鲜以支持，他希望借此可以牢牢地将朝鲜控制在清政府的手中。

日本看到清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强硬态度和积极的措施，暂时停止了对朝鲜的侵略步伐，而耐心地等待另一个机会。在朝鲜，日本人鼓吹朝鲜要员应当独立自主，并且放弃与中国的藩属国关系，日本甚至可以退还部分赔款，从而帮助朝鲜独立。于是朝鲜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亲日势力，他们也决定效仿日本，进行政治维新。1884年12月，在日本人的暗中支持下，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亲日派金玉均等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进入皇宫劫持了国王李熙，准备另立幼主。此时驻扎在朝鲜的几位清军将领，在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命令下迅速地采取了行动，由袁世凯带领朝鲜军队和清军在三天之内打败了日军，将政变平定，李熙从而重回王位。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李鸿章的赞赏和认可。“甲申事变”之后，日本人要求朝鲜赔偿损失。而中国由于与法国开战，导致福建水师在马尾港全军覆没，因此对于朝鲜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任由朝鲜和日本签订了对日本赔礼的条约。

李鸿章以及清政府的一味忍让并没有让日本“息事宁人”，相反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狂妄野心，他们认为清政府软弱无能、害怕打仗。于是1855年2月，日本派出伊藤博文来到中国与李鸿章针对朝鲜问题进行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同意如果朝鲜发生兵变，中日双方如果派兵到朝鲜，一定要照会对方政府。这样中国对朝鲜的特权也就丧失殆尽，并且伊藤博文这只狡猾的老狐狸为日本对朝进行军事入侵找到了最好的机会。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的交谈中，知道他是一个极不简单的人，因此也特别注意防范日本，但是，他没有想到日本的狡诈远甚于西方列强。

1885年4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中规定：朝鲜不再是中国的附属国，中日共管朝鲜大事。这样一来，日本也获得了随时向朝鲜派兵的权利。不久，李鸿章将袁世凯派往朝鲜，而袁世凯不负众望，将朝鲜的政治局面控制得很好，并且在经济上给了朝鲜很多的帮助。

1889年，美、德、俄等国纷纷与日本签约，放弃了他们在日本的特权，而在一年后，英国也同意废弃其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如今的日本，羽翼已丰，今非昔比，它已经成为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而对日本还抱有幻想的清政府和李鸿章等人却不知道中日大战一触即发。因为他们的一味退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2．妥协退让，一再幻想，甲午战争一触即发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朝鲜政府一边派兵镇压，一边向清政府求援。日本通过情报得知清政府和总理衙门全无准备，他们认为与中国作战的时机已经来到，于是日本天皇决定采取迫诱中国参战的计划。于6月2日，日本内阁决议出兵朝鲜。

日本政府出兵朝鲜时，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向朝鲜派兵。李鸿章面临朝鲜复杂的形势，听信了袁世凯所谓的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言论，并决定“遣兵代剿”。于是李鸿章在天津检阅海军，并令丁汝昌派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赶赴仁川、汉城护商，并将派兵前往朝鲜的消息告知了日本，还说等中国军队平定了朝鲜内乱，马上就会撤军。李鸿章的主张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可，光绪帝想要李鸿章派兵尽早扑灭朝鲜东学党起义的烈火，从而维护朝鲜封建统治和中朝的宗藩关系。光绪帝和李鸿章的遣兵代剿策略，中了日本人的诡计，因为这个策略既粗暴地干涉了朝鲜的内政，又给日本挑动战争以口实。

日本政府阴谋得逞，立即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800人的“护卫队”直赴汉城。不久，日本大军陆续拥入朝鲜。截止到6月23日，在朝鲜仁川登陆的日军已经达到8000人。为了吞并朝鲜、侵略中国，日军在朝鲜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而中国则处处受制。

日本出兵朝鲜，引起清政府的不满。李鸿章等人与日本领事馆交涉，称清政府派兵到朝鲜“平定内乱”即可，日本则不必派重兵，更不应当进入朝鲜内地，以免引起事端。但是，日本断然拒绝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在清政府看来，藩国有难，本国必然援助，这是中国作为宗主国的责任，因此中国应当派兵到朝鲜；而在日本看来，朝鲜是自主国，与其他国家是平等的，如果中国派兵到朝鲜进行镇压，那么日本派兵到朝鲜平息事端也是无可厚非的。

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还对“议和”抱有最后的希望，想要利用其他列强来逼迫日本退兵，但是列强们皆持观望态度，他们想要看看清政府和日本的实力，最终再决定对两国的态度。日本利用朝鲜问题，将李鸿章拖进了精心策划地战争陷阱里。甲午战争并不是偶发事件，也不会因为李鸿章等人的退让而不爆发，它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此时的日本已经以军工业和轻工业为主体，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计划也已经完成；并且日本内部矛盾不断，为了转移矛盾，维持统治阶级对外扩张的需求，伊藤博文内阁正式走上了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

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她一直想要举办盛大的庆典，以用来展示个人权势和满足其虚荣心。因此，从年初开始，慈禧就派世铎等人筹办庆典，并且用加官晋爵的方法笼络亲贵和文武大臣，其中，奕被封为庆亲王，李鸿章被赐三眼花翎。李鸿章等人被称为“后党”，也就是支持慈禧当政的一批文武官员。慈禧的举措引起了一批支持光绪帝的人士的不满，而这些人被称为“帝党”，因为“帝党”、“后党”之间矛盾重重，因此，外交问题趋于复杂化。

李鸿章幻想西方列强出面调停，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但日本则以默许英、俄等国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在中日战争中采取“中立”的立场，这也正式宣告李鸿章外交活动的失败。

中日军队已经在朝鲜对峙，紧张的形势逼迫李鸿章必须在短时间内作出选择。7月12日，针对朝鲜事件叶志超提出了上、中、下三个策略。上策是往朝鲜增派军队，与日军开战；中策是自动退兵；下策为坐守绝地。李鸿章立即上报朝廷，决定采取叶志超的中策，准备在中国撤兵后再知会其他各国公使，让他国干涉，如果日本还不退兵，中国再开始军事行动。但是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一心想做出一番大事，因此他拒绝了李鸿章的建议，而决定采取叶志超的上策，增兵朝鲜与日本开战。两天后，光绪帝下令要求李鸿章迅速派军增援朝鲜。李鸿章接到光绪帝的圣旨后，十分犹豫，于是他电请在家养病的刘铭传“督办朝鲜军务”，但是遭到了刘铭传的拒绝。而面对李鸿章迟迟不作为的行为，光绪帝也大为恼火，于是在7月16日又下了一道圣旨，责令李鸿章迅速出兵，不然耽误战机，一切后果由李鸿章负责。

受到呵斥的李鸿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匆忙地着手部署，从天津、旅顺、奉天等地抽调军队14000余人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朝鲜平壤，他还从天津抽调任军、北塘兵2000多人，取海道进援牙山，并由北洋舰队的济远、广乙、威远3舰负责护航。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中国护航船只，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不宣而战。28日晚上，日本陆军偷袭牙山清军，清军大败。8月1日，光绪帝正式颁布宣战上谕，因此，甲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3．消极防御失去国土，日军张牙舞爪地袭来

甲午中日战争的总体趋势是日本精心策划而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度，而清政府则是被迫应战，消极防御。因为，清政府在战争前缺乏充分的准备，即使在与日军正式接触后也没有制订切实可行的战略计划。

日本早在向中国宣战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入侵中国的战略计划：以其主力在渤海湾登陆，并在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从而夺取北京。清政府针对日军的行动，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并且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清政府派陆军前去朝鲜，在平壤集合，不久再南下驱逐入朝日军，让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海口，而北洋舰队则要扼守渤海海峡，确保京都门户的安全。这一情报又被日本获悉，于是日军命令第三师团奔赴朝鲜，与第五师团合编为第一军，并决定占领朝鲜全境后再进攻中国。并且日本政府命令联合舰队从海上接应陆军，并完成占领平壤的任务。日本联合舰队根据这一部署，放弃了与北洋舰队决战的想法，而改为牵制北洋舰队的方法，就这样，仁川、大同江口都被日本联合舰队控制，清军从海道增援朝鲜的计划被扰乱。在丰岛海战前，李鸿章对仁川、大同江口十分重视，但是丰岛海战后，由于惧怕日本联合舰队的威力，李鸿章便命令丁汝昌将舰船撤回，并且他还告诫丁汝昌要以保住全船为己任。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后，李鸿章内心矛盾重重，因为，他既担心舰队会有所损失，又害怕日本舰队突然闯入北洋各个领域。

1897年8月9日，丁汝昌奉命率领10艘舰船赴朝与日本舰队作战，但是日本舰队却驶进威海、旅顺等港口，假装攻击。实际上是要北洋舰队回航，而将制海权全权揽入日本海军手中。此时，得知日本舰队深入威海、旅顺一带活动的光绪皇帝，感到万分惊恐，他担心日军会入侵大沽口，因此他要求丁汝昌在大沽口附近巡航，不得远航。这样一来，仁川、大同江口的制海权又被日本舰队获得。由于丁汝昌受李鸿章“保全舰船”思想的束缚，在海面上多次出巡而没有收获，因此朝廷上下皆对丁汝昌很不满，光绪皇帝于8月26日革去了丁汝昌的职位。李鸿章专门为丁汝昌辩护，并乘机提出了他“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于是，在今后的战争中，北洋海军就一直采取这种方针来对敌。在这一方针下，北洋海军主动地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退守“北洋各口”，不出渤海一步，这使得日军能够在海上顺利地对侵朝日军进行增援。

1894年9月15日，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不久平壤便被日军占领。而19日，叶志超则被李鸿章命令驻守义州，最终，清军全线撤出，日军占领了朝鲜全境。

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11舰准备护送中国士兵从朝鲜返航，在途中却遇见了1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军舰，然而，突然这12艘军舰换下美国旗而挂上了日本旗，并且向中国舰队发起攻击，中国舰队奋起还击，双方在海面上激战了5个小时，最终，北洋舰队损失惨重，其中5艘被击沉，6艘负伤，有一千多名官兵死伤；而日本则有5艘舰船受到重创，也有600多人死伤。而后日本先行撤离了战场，北洋水师也回到旅顺，黄海大战至此结束。黄海大战，是中日海军双方的一次主力决战，它的规模宏大，战斗激烈且时间长。虽然北洋舰队伤亡惨重，但是日本舰队也受到了打击，这让日军想要“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失败。原本北洋舰队可以和日军一较高低，但是由于李鸿章进一步陷入畏惧、妥协的境地中，并想要尽快结束战争。而他一直强调“保船”的方针也致使丁汝昌不敢再战，这样就使得黄海制海权被日军掌握，从而对整个战争进程和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清政府在水陆两地作战都落得溃败，因此议和之风顿起。慈禧太后命令户部尚书翁同与李鸿章商谈合战之事，两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矛盾，因此一见面便针锋相对。翁同质问李鸿章为什么迟迟不肯发兵以至于延误战机，而李鸿章则反问翁同为什么不能解决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最终，翁同说不过李鸿章，只好将问题引到战局上来，并询问李鸿章中日战争的结局。而此时，李鸿章只能据实相告，说奉天的军队不能抵抗日本的入侵，而北京也危在旦夕。此时慈禧正沉浸在生日的欢庆之中，要求“不高兴”的事情一律不准上奏，而且要求李鸿章等人立刻与日本议和。最终李鸿章请求德璀琳赶往日本与其议和，但是日本此时根本毫无议和之意，因此德璀琳在日本连伊藤博文都没有见着，最终灰溜溜地返回中国。而李鸿章此时还抱有幻想，寄希望于德璀琳，希望他能说服美、德等国家来出面调停。也在这个时候，日军连续攻陷了中国的金州、大连，并且向旅顺袭来。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是渤海的门户。日军攻入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城行动，最终只有36人留下来负责掩埋尸体。而负责旅顺船坞工程的龚照，在金州沦陷后逃回天津，李鸿章便命令他回到旅顺前线效力，但是当日军进攻旅顺时，他又选择了逃跑。一生以淮军为荣的李鸿章，在龚照的败逃之中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日本下一个目标是要进攻中国威海。这个时候，李鸿章命令丁汝昌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威海卫。当时清廷上下许多人都认为丁汝昌贪生怕死，但是事实上却是李鸿章的主意。因为当时李鸿章觉得中日双方军队实力悬殊太大，不宜与日军对抗。因此当日军攻打旅顺，丁汝昌请求与日本舰队决一死战时，李鸿章坚决反对，并告诉丁汝昌只要在威海卫那里守住几只船即可，其他的事情都不必关心！不久之后，日本改变战略方针，在报纸上登出“议和”的筹码以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其中日本要求中国赔偿军费4亿两，并且只要是日军所占之区皆要割让给日本。清政府此时依然对日本抱有幻想，因此不顾日本苛刻的条件，任命邵友濂、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到日本谈判，但是这两人还未到达日本，日军就对中国发动了更大的攻势。中国的“议和”行为让日本政府看出清政府的无心恋战、急于求和的真实意图，因此他们认为战争越扩大对日本越有利。

黄海海战后，日本政府命令第一军尽快打过鸭绿江，入侵辽宁，威胁沈阳，从而牵制清军，这样就可以有利于日本第一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组成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与清军作战；而在中国清军方面，为了避免日军向本土进攻，清军已经改由海军防守陆军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针对当时的形势，李鸿章提出了所谓的“单纯防御作战”计划，但是清军根本不知道日军将在哪里登陆，因此没有在辽东半岛加强防御力量，相反却将守卫的军队不断地调往他处，这样就更加方便日军的登陆。

1894年10月24日，日军第一军在鸭绿江对清军发动进攻；不久，日军第二军在海军护航下，没有受到北洋舰队的任何阻拦，也于花园口顺利地登陆。10月底，丁汝昌率领舰队从威海抵达旅顺，但是对登陆的日军，清军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袭击。11月7日，登陆的日军面临溃逃的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大连湾，而丁汝昌也率领舰队返回威海。11月22日，旅顺被日军占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辽东半岛大部分要地皆被日军占领，这为日军与清军进行直隶平原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旅顺、大连等地被日军占领之后，日军准备进行威海卫战役，不过由于威海卫正面防御十分坚固，不易攻取，于是他们调整了作战计划，选择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一带登陆，准备从侧后夺取威海卫。清军方面，则因为辽东半岛的溃败问题责怪李鸿章救援不力，将其革职留任，并命令李鸿章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巡视、部署。并且，兵力大多被调往辽沈，而山东半岛则被忽视。于是，京都有10万多人进行防护，而日军即将要进攻的山东半岛则只有不到两万人的部队守卫。特别是荣成湾方向，只有1400多人。曾经有人向李鸿章提出过威海卫防御军队过少的问题，但是李鸿章依然固执己见，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这样一来，陆岸守军只有等待日军来袭，而海军舰船也作为要塞的活动炮台或辅助炮台，完全失去了舰队所具有的特性，这也给日军全歼北洋舰队提供了必要条件。

1895年2月2日，威海卫失陷。丁汝昌也作好了与北洋舰队同存亡的准备。刘公岛保卫战开始后，丁汝昌向李鸿章立下“船在人在，船亡人亡”的誓言，并且他还派人将鸦片送往船上，准备在不能战死的情况下服毒自尽。为了防止受伤的军舰落入日本人手中，丁汝昌炸沉了搁浅的靖远舰，又将定远舰装上火药炸毁，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则吞鸦片自尽，兑现了“舰队亡则人亡”的承诺。傍晚时分，丁汝昌收到李鸿章“援兵无期”的电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已破灭，于是他向部下暗示可以向日军投降以求活命。而丁汝昌本人，在事先服下早已经准备好的鸦片，于第二天清晨气绝身亡。北洋舰队尚存的10艘舰船和刘公岛各炮台的军资器械等，都被日军掳去。

1895年2月17日，日本舰队缓缓驶入威海港，而中国的镇远、济远、镇南、镇北等10艘军舰也换上了日本旗，只有康济舰仍悬挂黄龙旗，载着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下午1点，10艘中国军舰全部编入日军舰队，3个小时后，康济舰也在汽笛哀鸣声中，凄然地离开威海。至此，李鸿章经营了十几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从此，清政府不再宠信李鸿章，而他的权倾朝野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他的威信也从此一落千丈。

北洋海军从1875年开始筹建，到1888年正式成军，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这让李鸿章的全部努力付之东流，也说明了他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的制海权也从此丧失。北洋海军之所以覆没，存在很多问题，清政府以及李鸿章采取的消极防御是一个方面，还有北洋海军的管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表面上北洋海军属于北京海军衙门，但是实际上却由李鸿章管理。李鸿章本人担任的职务比较多，此时的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对海防自然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来处理。其次，北洋海军指挥系统失调，导致指挥不够得力。由于李鸿章不能经常关注海防事务，因此北洋海军就由丁汝昌全权负责。可是由于丁汝昌没有经过系统的海军训练，所以他经常被那些从中国水师学堂毕业的部下所轻视。再者，北洋海军中有一些外籍官员傲慢自负，不把丁汝昌等中国军官放在眼里，导致中国军官和外国军官关系紧张，时有矛盾产生，这也导致北洋海军的进一步衰败以及腐化。最后，北洋海军的军费拖欠问题更是致命的问题，原本海防需要的经费每年为200万两，但是却从来没有如数收齐。北洋海军归属海军衙门之后，舰队每年的经费还不足130万两，并且再加上北洋海军的武器落后，弹药潮湿等等，都让北洋海军走向了全军覆没的道路。

而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是：1891年4月，户部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等建议居然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于是北洋舰队想要更新装备更不可能，这种种原因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日军全部歼灭。

5．忍辱负重签契约，骂声一片被撤职

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告中国对日战争的彻底失败，清政府上下对李鸿章是骂声一片，光绪帝也决定将李鸿章革职留任，并将黄马褂收回。随着中国军队在威海卫、辽沈的失败，清政府非常担心北京也会被日军攻破，因此派出更多的人去日本谈判，但是皆被日本政府拒绝，日本方面暗示说，只有李鸿章亲自到日本才能够谈判。

1895年2月13日，清政府命令李鸿章为头等议和全权大使，取消曾经对他的处分，并将黄马褂归还，要求他迅速赶往日本。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除了依赖李鸿章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股肱之臣了，并且，除了李鸿章，恐怕也没有另外的大臣敢于到日本谈判。李鸿章内心十分矛盾，因此在他与朝廷谈话时说到自己承担不起像割地这样的责任，最终，朝廷给予他全权处理的权力。

1895年3月20日下午两点半，李鸿章到达马关，陪同他的有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李鸿章等人登上了马关的春帆楼，楼内摆放着一张长方形会议桌，桌旁摆放着10多把椅子。伊藤博文为谈判还作出了四条规定，都是为清政府与日方谈判作保证的。而且清政府此次来日本，赔款的底线是2万万两白银的密电也早已被日方情报部门破获。因此，日方在谈判时胸有成竹，咄咄逼人。

3月21日，在中日双方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的城池和堡垒，并且在这些地方驻扎的中国军队要将一切军需品交给日本军队；除此之外，停战期间日军的一切军费开支都由清政府负责等。伊藤博文拿北京的安全来威胁清政府，就是逼迫清政府答应日方的无理条件，并且伊藤博文知道清政府是绝不会答应上述条件的，这就为他继续发动战争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并且，此时日军正向台湾开进，伊藤博文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之后，再逼迫李鸿章就范。

马关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口若悬河，双方都为本国利益考虑，导致谈判僵持不下。经过与日方代表三次的谈判，李鸿章感觉毫无进展，因此觉得心力交瘁，于是无奈地走出春帆楼。当李鸿章即将到达自己所住的行馆时，一名年轻的男子突然从人群中冲了过来，对着李鸿章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了李鸿章的左颊。此人是一个极端的日本侵华分子，他名叫小山，根本不希望日本与中国议和，而希望战争一直打下去，因此决定杀死李鸿章。李鸿章被刺，昏厥过去。随行的西医迅速采取急救措施，醒来之后的李鸿章表现得相当镇定，他看着被血染红的衣服，长叹一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由于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于在这个位置做手术，所以子弹并没有取出。李鸿章给清政府的电报上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李鸿章遇刺的消息传出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他们纷纷谴责日本。日本害怕列强干涉，因此只得宣布无条件停战。日本原打算漫天要价，谁知行刺事件让日本的计划失败。伊藤博文也十分惋惜这次事件，他甚至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形容为日军在战场上损失了两个师团的溃败。

即使遇到了行刺事件，李鸿章还是得坚持与日方谈判。日本政府依然要求清政府割让辽东、台湾、澎湖等地，并且赔偿军费3亿两白银。面对日方的漫天要价，李鸿章实在是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清政府给李鸿章发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

4月10日，李鸿章伤势有所好转，中日双方代表又开始了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合约送到了日本，并且李鸿章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最后签字的时刻，日方要求极为苛刻，只允许中方回答“允”或者“不允”，而李鸿章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李鸿章一直与伊藤博文交涉，直到天黑，他希望能够再减少两千万两，甚至老泪纵横，但是伊藤博文根本不予理会。到了晚上，伊藤博文还威胁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说，如果到明天还不签字，他们就不敢保证李鸿章父子能否安全的回国了。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将辽东半岛、澎湖列岛以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等。不久，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伤口，怀着郁闷懊恼的心情返回中国，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全中国的“公敌”。清政府统治者斥责他办事不力，满朝文武官员说他丧权辱国，还有人传说李鸿章拿了日本人的银子。不过，当全体军机大臣集体上奏光绪帝时，奏折中讲了这么一句：“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李鸿章听了这句话不由得老泪纵横，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清政府统治者的“替罪羊”，然而他心中的痛苦又有谁知道呢。

正当中国所有人都在责骂李鸿章时，沙俄政府突然对清政府说要帮中国讨回辽东半岛，这个消息让清政府欣喜不已。其实，俄国一直想要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三省获得自己的利益，并且它还想伺机夺取不冻港，这样它就能拥有自己的东方出海口。因此，沙俄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而且他们想从中国的东三省穿过，这样便于利用旅顺和大连两个不冻港。当李鸿章请求沙俄政府帮助调停时，沙俄政府却选择了“中立”，直到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而《马关条约》的签订极大地损害了沙俄的利益，于是，沙俄联合德国和法国为清政府说话，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最终，在沙俄、德国、法国三国的干涉下，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了中国。而《马关条约》也修改为清政府赔款2亿两白银给日本，并付给日本“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割让台湾、澎湖等地。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被清政府废除，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担任了25年。1895年8月，清政府命令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李鸿章的权力虽然被削弱了，但是清政府仍旧需要依靠他来与各国列强进行交涉，因此，他是清政府绝对少不了的“裱糊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