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效法古人，洋务总纲始出台

当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过了工业革命的阶段，机器代替了手工业，国家发展的速度早已经超过了清政府。但是清政府的统治者们对外国的这些情况并不了解，他们还是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自以为满足。但是，中国的有志之士早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他们发现了中西方的差距，并兴起学习西方的热潮。而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李鸿章带头办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还是在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淮军的武器就是由西方的先进枪炮装备而成，并且，李鸿章还创办了一批近代的军事工业，想要求得中国的“自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主要由李鸿章带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奕、文祥等人为代表的清政府高层官员，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因此他们积极地提倡“练兵”、“制器”，也就是清政府所谓的“自强之道”。当时在中国各个地方积极倡导“自强”这一主张的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而以李鸿章的实施最见效果，他动手最早、经办最多。

刚来到上海租界的李鸿章，欣赏着西方国家的建筑和生活方式，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洋人悠闲的生活方式让李鸿章隐隐地对中国有些担忧。除此之外，他还仔细地分析中国和外国的情况，最终得出中国要想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就必须先“富”而后才能“强”的结论。在和洋人多次接触之后，李鸿章逐渐了解了世界的大势，而且他认为中国必须要改革。

“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经过初步的洋务实践，慢慢了解了西方。他发现西方国家并不是中国人所认为的蛮荒之地，西方国家不仅军事强大，而且经济富裕。李鸿章还了解到，在18世纪下叶，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这样就引来了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并且工业革命由英国迅速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地区，最终于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在工业革命的促进下，煤炭开采、铁路运输、武器军火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美国家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而闭关自守的中国依旧原地踏步。

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李鸿章在关于海防讨论的折子中表达了他的观点。他指出西方各国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侵略中国，而中国却面临着古代的格局未曾变化，并且外国的武器和技术都十分先进，中国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足以抵抗。因此，李鸿章强烈要求清政府加强海防，发展军事工业，并且改革科举考试，兴办新式教育等。这些内容都包含在李鸿章呈报朝廷的《筹议海防折》中。

李鸿章的这些观点无疑在守旧的传统官员中激起了千层浪，这些保守的儒家官员说李鸿章的言论杞人忧天，无异于痴人说梦。和李鸿章相比，他们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关注世界其他各国的变化。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古有汉唐之风，今有康乾盛世，并且中国地大物博，礼仪天下文明，根本不需要学习那些蛮荒之地的国家，他们的思想更不值得一谈。李鸿章面对这些迂腐的思想，深感无奈，他觉得与他们争辩无异于对牛弹琴。李鸿章以《易经》为例，陈述变法的观点，将这些迂腐的大臣狠狠地批了一通，并且感叹如今世界各国都纷纷变法自强，唯有中国还津津乐道祖宗之法，亡国灭种之祸令人担忧。于是，李鸿章更加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决定像古时候的商鞅、王安石一样，振兴中华。

不过，李鸿章“变法”的思想仅仅停留在私下讨论的阶段，因为他发现坚持变法、坚持改革的人很少，并且朝廷中的守旧势力力量强大，他认为必须谨慎行事，何况变法图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耐心等待。最终李鸿章选择了变法，他准备与那些头脑清醒的同僚们一起仿效古人实行变法图强。

2．上书朝廷办洋务，开设江南制造总局

西方各国的发展让当时的清政府目瞪口呆，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与洋人的交锋更是让清政府统治者感到切肤之痛，他们也终于明白，随着洋文化进入中国，一切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洋人打仗不能再靠人多将广，而要依靠先进的武器和技术。

李鸿章决定经办“洋务”，后来“洋务运动”中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件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这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崛起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清政府敲了一记警钟，当时一些眼界开阔之人都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事物的主张。这些人虽然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未来都是极为关注的。这些人主张在不摒弃中国传统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这些倡导“洋务运动”的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做“洋务派”。

自从知道“利器”的功用之后，李鸿章开始购买洋人的武器。不过购买过来的武器既贵又难以使用，因此李鸿章产生了建立中国军工企业的强烈愿望。但是，李鸿章的愿望却遭到了清政府各个方面势力的打击。于是李鸿章写信给总理衙门的最高管理人奕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给奕讲解了西方蒸汽机的运用原理以及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李鸿章呈报的这封信有三千多字，它是中国对西方作出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资料之一。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方面得到了恭亲王奕的赞赏，于是奕给清廷上的奏折中提到了李鸿章的先进思想。于是李鸿章又写了一封信详尽地介绍“洋器”的知识，并且指出“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这是中国官员对“西学”进一步了解的标志。

李鸿章对中国的邻居日本也颇为关注，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不久，国家迅速富强。李鸿章感觉到了日本的发展迅速，因此他时时以日本的崛起来鞭策国人，并且提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对于国人对世界大势愚昧无知，李鸿章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提出要先从制度上改革，并且废除中国的科举制度。但是当时的清政府统治者远远没有想到这些，他们只是同意了李鸿章要求清政府派京城火器营兵弁到江苏学习炸炮的建议。在恭亲王奕等人的支持下，李鸿章开始着手“洋务”。

李鸿章在大力兴办洋务企业之时，多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并且积极地发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近代人才。他在上海设立了外国语言文学文字学馆，并且聘请洋人担任外教，学习西方的测算之学、格物之学，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应的军工人才。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时，奏请朝廷置办上海虹口洋人铁厂机器，加上原有的两局，合并后称为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年）9月，李鸿章又创办了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都由清政府财政拨款支持，既可以生产大炮、子弹等武器，也可以修船造舰等。同年，江南制造总局又附设翻译馆，着手翻译外文书籍。并且，李鸿章还在军事工业上颇费工夫，他成了改革国内弱势到强势的先驱者。

李鸿章的各项举措对中国的军事工业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在国防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内有专政的职能，对外还有抵御外侮的作用。1880年，俄国又开始对中国虎视眈眈，在中国大力发展军工业的时候它不时地挑衅，但是由于有中国的军工业作为支撑，俄国人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清政府在与外国作战中吃了很多亏，因此俄国的一举一动让清廷开始担忧，这样也迫使清政府开始思考自身的出路，他们认为只有变强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而李鸿章也不敢怠慢，他开始督促军工业的进度，准备应对外国的挑衅。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什么崇洋媚外的肤浅看法了，中国必须强大起来，才能让外国侵略者望而生畏。李鸿章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对“洋务运动”进行了更广泛的开展。

3．兴办军工求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

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其洋务运动最先都是从军事开始进行的，然而在中国近代军事贡献方面，李鸿章又远远超过了曾国藩和其他洋务大臣。当然这与李鸿章本人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奉命剿灭太平军的特殊情况有关。

1862年，正当太平军将领李秀成攻打上海时，上海官绅派人向曾国藩求救，经过仔细考虑后，曾国藩决定先派李鸿章前往上海。当李鸿章来到上海却发现外国枪炮性能优越，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而中国自己生产的武器却是相形见绌。并且，在与太平军战斗时，李鸿章还发现李秀成的军队使用了很多洋枪，为了掌握战场上的主导权，李鸿章决定用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淮军。于是，李鸿章请求他的哥哥李瀚章在广州购买了大批的西方新式武器，用来武装淮军和湘军。并且从1862年6月开始，淮军里面也出现了“洋枪队”。由此可知，湘军和淮军采用洋枪，是由李鸿章倡导的。在开始打仗时，曾国藩认为打胜仗“在人不在器”，后来得知洋枪洋炮的威力后他同意了李鸿章的主张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正是由于曾国藩的积极支持和指导，李鸿章才走上了洋务强国的道路。同时，在恭亲王奕的帮助下，慈禧太后也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允许他在“剿匪”的前提下，学习制造军火。

不久，李鸿章有意识地与英法等国有军工经验的人员频繁接触，为的就是模仿他们的生产。并且，在与洋人的接触中，李鸿章的洋务自强思想也在不断地深化。他认识到中国若想真正地自强就不能总是购买洋人的武器，而是要学习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创办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企业。通过与那些富有经验的洋人的接触，以及对武器生产等不断的了解，李鸿章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日益坚定。

于是，从1862年10月起，李鸿章就开始了武器的生产。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由韩殿甲领导的技工生产出了炸药和雷管。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设立了一个洋炮局，制造炮弹铜帽等军用品。同年9月，李鸿章又调丁日昌到上海新建一局，主要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种新式炮弹。这三个洋炮局在李鸿章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建成，被李鸿章合称为上海“炸弹三局”，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上海洋炮局。

事实证明，丁日昌在武器制造上有着独到的天赋，他办的炮局最有成效，“田鸡炮”（迫击炮）就是由他制造而成，还有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也出自丁日昌之手。后来，李鸿章就一直把丁日昌留在身边，他也成为了“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1864年，清政府和太平军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本来按照慈禧的旨意洋枪洋炮的制造应当放松下来。不过，李鸿章却认为不仅不能放松相反更应当加强。他认为在仿造武器方面，除了单纯的模仿之外，还要逐渐学会“制器之器”。李鸿章还建议清政府向临近的日本学习，充分地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这样才能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鸿章的两位得力干将韩殿甲和丁日昌分别主持的炸弹局都只雇用中国工匠而不雇用洋匠，并且仿照洋人的做法，他们手工铸造炸炮。上海洋炮局所造的炮，大多限于轻便的短炸炮，这种炮弹不满50斤，并且每月只造6到7尊左右，而炸弹每月却可以生产一万多枚。由上海“炸弹三局”生产出来的武器为李鸿章消灭太平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且还为李鸿章后来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积累了经验。

1864年5月，淮军、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即将结束，此时李鸿章依然强调制造机器刻不容缓。并且他还拿日本的维新来进行说明，日本在美国舰队打开大门后认真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1865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并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该局以“自立”、“自强”为宗旨，无论是经费的筹措还是洋匠的雇用等，李鸿章都要做到心中有数。1867年夏天，江南制造总局从虹口迁徙后规模变得更大，设备也陆陆续续地得以添置。到19世纪80年代时，江南制造总局已经有工厂十余座，船坞一座。到了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每天能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后来连水雷等武器也陆续生产出来。这里生产的武器被广泛地应用到清政府管辖的各个地区和军队，他们由政府统一分配，不具有商业性质。江南制造总局除了制造枪炮外，还生产“制器之器”。李鸿章和曾国藩两人眼界开阔，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想要自强，对付西方列强，做好沿海各个重要港口的防御是关键。因此，曾、李二人又想办法为江南制造总局筹集费用。同治七年（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第一艘新式大型兵轮。

从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来看，“自立自强”的观念一直灌注其中，而且李鸿章事无巨细都颇为关心，因此它从一开始运转就得到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

1863年11月，李鸿章到达南京。因此苏州洋炮局又迁移到南京，改称为金陵机器局，也称为金陵制造局。它的规模有所扩充，设备也有了一定的改进。到1879年时，机器分厂有3个，翻砂、热铁、柞厂各两个，还包括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因此制造的武器样式也多了起来。

李鸿章创办以及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奠定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根基。其他各省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带领下，也纷纷兴建兵工厂。虽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已经能够自己生产新式军事武器，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清朝军队落后的状况，为中国走上国防近代化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兴建军工厂从本质上是想抵御外侮的，而不仅仅是为镇压中国国内人民的反抗运动。这从清政府军队已经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李鸿章仍坚持制造先进军事武器可以窥见一斑。并且，江南制造总局等专业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促进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新的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所生产的枪炮，开始的时候是运往前线对付太平军或者捻军，但是这些兵工厂的主要宗旨却是制造中国的兵船，目的是防御海口以防止外国侵略。虽然兵工厂属于军事工业，但是却具有“御侮”的性质，同时这也为中国近代工业打好了基础。

无论怎么说，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国情下，李鸿章所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是有着自己独特贡献的。江南制造总局内专设的轮船工厂，就为中国的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在不断地深化。后来李鸿章的具体行动表明，他办工厂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外国的侵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全，这也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提出的“自强”。李鸿章坚定而忠实地执行着曾国藩的这一主张，并且作出了比老师更大的贡献。

4．求强先求富，民用工业的蓬勃发展

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之外，李鸿章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李鸿章照搬照用西方军事模式，想要实现富强的目的，但是，由于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因此出现了很多困难。

创办兵工厂的经费来源枯竭，而原料又极其短缺，技术与西方国家相比相当落后，并且由于缺乏人才、管理混乱，导致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缓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的建设而去完善体系，李鸿章明白“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此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他牢牢地记在心中。同时，李鸿章心里很清楚，想要创办较大的工厂企业必须要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与支持，因此他多次给总理衙门写信陈述办厂造船的重要性。他以清政府面临的外部压力为突破口，仔细地分析先进武器在抵御外敌战争中的作用。

李鸿章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最终得到了总理衙门的认可。对于具体的操作方案，李鸿章也有自己的独特考虑，因为与洋人接触的经验告诉他，委托洋商购买机器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不容易控制，而派人到外国机器厂学习技术，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判断其利弊。由此他考虑另一种方法。在当时，上海已经有外国人开办的机器厂，李鸿章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收购其中的某一家，所以他积极准备。最终，丁日昌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于1865年以6万两白银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以及其中储备的所有原材料。当丁日昌买来美商旗记铁厂后，李鸿章将其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具有超前的意识，他甚至预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在创办生产民品以求富的企业上，李鸿章远远走在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前面，曾国藩、左宗棠等实权人物根本没有想到民用工业也可以创造财富，并且为军事工业服务。

李鸿章为了求强而求富，他于1872年筹办轮船招商局，该局在次年正式运转，而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官督民办的股份公司。招商局开始时是由官商合办，后来改为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李鸿章借鉴西方的股份制方法创办轮船招商局，到最后它有轮船33艘，甚至兼并了美英合办的旗昌公司，该局年平均收入在200万两白银左右，年净利为30万两白银。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开办了其他一系列的民用企业，开平煤矿局、漠河金矿都在李鸿章的主持下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而上海机器布局，则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也属于官督民办企业，最终失火焚毁，但是在重建后，又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地开设了10多家分厂。而且，清政府的损失也由这些民商“陆续归交”。

中国的电报、铁路等也是由李鸿章最先创办，李鸿章在铁路建设上与顽固派争辩了很久，煞费苦心。为了修建铁路，李鸿章一面批驳顽固守旧势力的谬论，一面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支持铁路建设，从而造成既成事实。在给朝廷上奏的折子中，他有意将“铁路”说成“马路”，于是唐胥铁路于1880年筹备动工，翌年建成。

李鸿章兴办的民用企业，除了北洋官铁路局是由官办建成之外，其他全部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这种方式由李鸿章创造，是由洋务派倚仗国家权力“收天下之财为己用”的一种形式。李鸿章担心民商势力过于强大，因此决计将私人资本置于官府的严密控制之下。

形式上，官督民办模仿西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模式，它既招商入股，又有商总等专门的代表。但是，中国的这些民办企业都要直接受到官府的“督促”。而实际上，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是民族资本主义，它属于官僚资本主义的范畴。李鸿章从兴办官督商办企业开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维护官督商办企业的利益，这些措施包括借垫官款、减免税厘和申请专利等特权。

李鸿章的一系列举措，对于刚刚筹建和开办的民办企业来说具有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官督商办又是官府控制和勒索民办企业的凭借，并且官府的介入，束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李鸿章主张兴办民用企业是为了和洋人“争利”，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想要“求富”则必须与洋人竞争。因为中国沿海航运几乎全部被外国轮船霸占，纱、布等日用品大批地涌入中国，因此李鸿章希望通过兴办民用工业从洋商手中分得一些利益。李鸿章在兴办民用工业上还坚持“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的原则，这表现了他对外国势力的抗争性。不过，李鸿章对外国侵略的势力除了抗争的一面还有妥协的一面。李鸿章所控制的一些民用企业，不是与外国侵略势力“息争均利”，就是靠举借外债度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李鸿章在面对外国侵略势力时的两面性。

李鸿章倡导的官督商办企业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却不是早期民族资本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这些民办企业，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并没有从官僚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最终这些官督商办企业都面临破产或者被收购的命运。虽说如此，李鸿章的兴办民用企业的举措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鸿章作为领头人，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艰难地向前走去。

5．重视教育事业，历经挫折亦无悔

李鸿章是一个从科举考试中严格训练出来的封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的人生信条。但是，随着与西方文化的日益接触，对比中国落后的残酷现实，李鸿章对中国人还沉浸在书写小楷等八股取士的制度而感到厌恶。并且，随着洋务运动过程中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创办，李鸿章越来越感觉到中国需要一批真正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才。显而易见，中国的八股制度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李鸿章决定积极地倡导改革科举，培养人才。

李鸿章率先提出“变法”的主张，准备以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并且外学西法，举办洋务。于是，李鸿章对八股制度开始进行改革的尝试。但是，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充洋学，因为他不敢畅言废除科举。19世纪70年代以后，李鸿章除了支持有关开艺科、课西学之清外，还实行了被清政府否决的洋务进取一格、设立洋学局的主张。在东西方教育对比中，李鸿章的心情也是沉重的，因为中国的教育显得太呆板，而且一成不变，这样在实际作用上与西方教育是无法比拟的。李鸿章后来也发现清政府重科甲正途而影响学生的来源和质量等问题，为此他忧心忡忡，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力图通过为学堂人员争取“与正途并重”或“由科甲进身”来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为此，李鸿章屡次上奏朝廷，想让洋学馆的学员能够一展抱负。

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再次呈上奏折之后，清廷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天津水师武备学堂教习以及学生得以和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同文馆学生一起参加顺天府的考试。这次乡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首次实行的西学和中学同考，这使八股取士的制度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李鸿章心中明白，中国想要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自强”，关键还是在于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才，只要有人才，那才是国之根本——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和他的恩师曾国藩是一致的。不过李鸿章除了对“人才兴国”的思考外，还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深造。

李鸿章为了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除了在国内兴建洋学堂、改革科举制度等，还派人出国留学。经过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的多次努力，从1872年起，就有幼童被派往美国求学，到1875年，共有120名中国人被派往美国求学。而其中杰出者有詹天佑、唐绍仪等人。

李鸿章等人倡导的出国留学的建议在当时特殊的国情下，充满了阻力。那些封建卫道士们甚至认为出国留学是大逆不道，并且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最终导致出国留学之事人为地夭折。虽然李鸿章等人的主张遭受了打击，但是那些曾出国留学的人最终都以先进的知识和科学技术证明了自己，他们在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风采。从此以后，虽然留学之事困难重重，但是中学堂、军事学学生到国外留学的风气却逐渐成为了一股潮流，出现了一大批像辜鸿铭那样的洋务人才和著名学者。

李鸿章能够根据洋务事业的发展需要，积极地主张和大力支持中国留学事业，这些都说明作为封建时代的地主阶层，他与那些顽固的守旧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能够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桎梏，不被八股取士的落后思想所束缚，不像那些顽固守旧者那般迂腐浅陋，依旧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在近代中国，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李鸿章以他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不过由于一系列的阻挠和困难，派留学生去美国的愿望最终化为幻影。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也是李鸿章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第一次选派留学，虽然半途而废，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晚清落后的顽固守旧的风气被留学热潮所打击，西学在中国也迅速地传播，并且李鸿章等人还开创了中国近代选派留学生的先河。留学幼童半途而废只能说明当时的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中国几千年的古文明将这种守旧的思想深深地印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脑海里，要想改变，需要时间。总的来说，李鸿章对当时的教育事业还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毋庸置疑。

6．固我边防建海军，提升国力为国防

1840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侵略军的武力威逼下，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由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军队在鸦片战争中的不堪一击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促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远见的人士睁开双眼，开始认真观察外面的世界。

就在这个时候，以抗英名臣林则徐以及具有独到眼光的思想家魏源为代表，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声称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国侵略势力，并初次提出了创建近代海军的草案。1856年到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的舰队在中国的海面上肆意游弋，清政府在这巨大的创痛中，开始着手兴办近代海防，但是由于遭遇挫折而止步不前。

与此同时，中国近邻日本却在“明治维新”之后，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李鸿章还在江苏任职时，日本就多次派专员到淮军军营考察学习，同时李鸿章也在日本的启发下认真地发展洋务。并且，他时刻警惕日本，随着日本的逐渐强大，他更加感到日本对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且中国必须要提高警惕。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强大，也开始蓄谋向亚洲邻国入侵，对中国、朝鲜等地区虎视眈眈。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大沽一带布置防务。不过，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始终未能予以最高重视，因此加强海防建设也一直没有成为清朝的基本国策。同年，当日本看到列强纷纷在中国谋求利益，因此便派外务大臣柳原前光来到中国进行试探，当时李鸿章接待了他。为了联手对付西方侵略者，李鸿章想要与日本合作，但是日本却不是这样想。柳原前光回到日本之后，日本政府又派人到中国与清政府进行谈判，并要求中国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内地通商，与西方诸国一体利益均沾。

李鸿章面对日本人的狂妄和无理，十分生气，他坚决地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此时日本虽然野心勃勃，但是由于羽翼未丰，也没有实力对中国进行武力入侵，因此中日双方最后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指出双方应当在指定的通商口岸进行贸易，并且双方不得侵犯“邦土”，在有外敌侵略时双方还应当相互帮助。李鸿章这一条约的签订，将日本染指中国的幻想打破，并在表面上建立了中日联合的东方阵线，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抵御西方侵略。日本政府对这次签订的条约相当不满，于是柳原前光又被派往中国与李鸿章进行交涉，并要求改签条约，以谋求更多的利益。李鸿章异常愤怒，将柳原前光狠狠地批了一通，柳原前光灰头土脸地回到日本，却暗地里寻找突破口想要在中国谋求更多的利益。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琉球船只因遇到飓风漂到台湾，台湾高山族误杀船民50多人。1873年初，日本小田县4人漂到台湾，也被误认为是外敌入侵而被岛民所杀。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而台湾则是中国的领土，向来与日本无关，但是日本却趁机要挟中国，企图占领台湾。于是日本政府又派柳原前光来到中国换约，这次柳原长了个心眼，他知道李鸿章态度强硬，于是绕过李鸿章直接跑到总督衙门那里指责台湾岛民杀害琉球船民，并声称琉球是日本领土，要求中国政府惩治台湾凶手。柳原前光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总理衙门的反驳，日本见无理要求没有奏效，便开始寻求武力解决。

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出兵占领了台湾的东部琅峤。英国驻华大使见美国帮助日本独自插手侵略中国备感不满，因此一面提出抗议，一面将这个消息告知清政府。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带兵万余人前往台湾，淮军将领刘铭传和法国人日意格在一旁协助。此时的日本并未有足够的实力与中国进行正面交锋，于是又派出柳原前光与清政府谈判，企图以外交手段获得自己的利益。除了要求所谓的惩办凶手外，他们还向清政府索要白银200万两，结果李鸿章对其又是一顿臭骂，柳原再次灰溜溜地回到日本。日本接着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继续与李鸿章进行谈判，为了和平解决问题，清政府和李鸿章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下，与日本签订了《北京条约》，该条约要求日本从台湾撤兵，并且承认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还给日本50万两白银。《北京条约》的签订，除了让日本探出清政府的底细之外，还为日后日本吞并琉球埋下了隐患，因为清政府并没有明确表示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并且说日本出兵侵占台湾琅峤的行为是“保民义举”，这让列强们更加感到中国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1874年，日本又以各种借口出兵侵占台湾，最终此事以和议告终并未导致更大战端，但是清政府上下却是一片哗然，为此清政府统治阶层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海防大讨论”。1874年11月，总理衙门的文件中强调了海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练兵”、“造船”、“用人”等方法，要求各省的督抚和将军进行讨论。身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此呈上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筹议海防折》，指出中国海军海防事业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且要求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在这个折子中，他还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外部形势：“历代备边，多在西北……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并且李鸿章还指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在于国家的实力以及时间的紧迫性。除此之外，他还阐述了关于海防的具体实施方法。李鸿章提出中国在国防上应当以陆军为主，在海防上要设立南洋、东洋、北洋三支水师。为此，左宗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左宗棠认为清政府应当实施“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策略。因为他认为中国设立三支水师将导致政见不一，不好领导。李鸿章则认为海防重要而西北塞防则可有可无，甚至他还觉得新疆甚至可以放弃，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而当时清政府面临着沙俄侵占伊犁，阿古柏占据新疆的严峻形势，收复新疆迫在眉睫。

1874年底，同治帝病死，由光绪帝担任皇帝，慈禧再次垂帘听政。1875年，海防讨论进入了廷议的阶段。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意见，总理衙门并没有全部采纳，最终作出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李鸿章被命令全权负责海防，而左宗棠则主要负责“塞防”问题。左宗棠表面上同意清廷的意见，实际上依然主张全力西征，他认为西方各国无意侵犯中国，并且中国已经在海防方面作好了充分准备，不必担心。而李鸿章则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于海疆方面，特别是京津、沪宁一带，这些地方一定要做好海防的准备工作。不过，李鸿章对于新疆问题却没有认真对待，他也没有想到中国西部疆土出了问题应当在第一时间解决，而左宗棠却抓住了这次机遇，而且当时清政府财政困难，只好将主要的财力都放在左宗棠的西征上。

李鸿章在“海防大讨论”以及后来关于海军海防的建议，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建设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在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努力倡导下，清政府建成了福建、北洋、南洋和广东4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但是，在1884年8月的中法马尾海战中，整个福建海军被歼灭，这说明中国海军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于是，中法战争刚结束，光绪帝就郑重发布了大力扩充海军的命令，于是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为海军衙门。从此之后，海军也正式成为中国的正式军种，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也步入正轨。

李鸿章出任海军大臣，具体负责全国海军海防建设。他兴办水师学堂，购买船舰，建设大沽口、旅顺口、威海卫等军港基地，积极地利用徐建寅等一大批中外专业人才。1875年，日本入侵朝鲜。1876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解除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设冲绳县。这些惨痛的事实一次次震撼着清政府统治者，因此促使海军建设的加速发展。特别是中法战争时整个福建海军的覆灭更是让清政府震撼不已，李鸿章成为了北洋海军实际权力的掌握者。中国想要建立近代海军，就必须先解决船舰的问题。由于中国自己造船的造价要远远高于从外国购买，因此李鸿章确定了从英、德买船为主，中国造船为辅的方针。经过李鸿章的悉心经营，旅顺口和威海卫成为了北洋海军的基地，并守卫着渤海和天津。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意识到要培养一批海军人才，因此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都被李鸿章所用。李鸿章还不惜雇用一批洋人担任技术人才。为了独揽北洋海军的教习任务从而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提出了这一请求，但被李鸿章拒绝。李鸿章一直采用英国军官和德国军官并用的原则，这样就让列强想独自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不能得逞。

1888年10月，在李鸿章的精心准备下，海军衙门上奏慈禧太后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这是北洋海军正式建军的标志。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建设在这一阶段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北洋海军阵容庞大，一度跃居海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亚洲地区也是遥遥领先。北洋海军一直以日本为假想敌，截止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军实力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