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慎理天津教案，妥善处理显远见

在李鸿章剿灭捻军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清政府对李鸿章的态度变得复杂起来，为了避免清政府对自己的猜忌，李鸿章也开始仿效恩师曾国藩，开始裁减淮军。为了保住淮军的精锐部队，李鸿章不得不求助于新上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希望他能为湘淮军提供军饷，马新贻爽快地答应了李鸿章的请求。李鸿章还将湖广的厘金以及百分之四十的关税作为军饷，这样一来，淮军的军饷更胜从前。

李鸿章担任湖广总督期间，清政府给他安排了许多杂事。不是派他去四川就是派他去贵州，最让李鸿章烦恼的是清政府还要他去陕西协助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李鸿章和左宗棠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并且还写信给老师曾国藩诉说自己的苦恼，他想出各种借口拖延去陕西的时间，直到接到清廷命令四个月后才赶往西安，而此时是1870年7月。

同治九年（1870年）6月21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为了平息事端，李鸿章又一次成为清政府的“救火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天津条约》的签订，西方基督教已被允许进入中国。并且，它在中国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也日益强大，基督教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教堂几遍天下”，并以文化侵略为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新兴的文化激发了交织着中国文化冲突和侵略反侵略双重内涵的反洋教斗争。而在所有的教案中，“天津教案”又由于其激烈的程度而备受关注。

在“天津教案”发生前，由于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的婴儿因为传染病死了30多个，而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纷纷谣传说是教会的人雇人用药迷拐儿童，并将其杀死后把心肝挖出做药。这一天，天津的民众抓住了一个拐卖儿童的贩子武兰珍，武兰珍交代是一个名叫王三的教徒卖给他迷药的。于是，群情激奋的百姓们就到教堂里去要人，却发现并没有王三这个人。随之赶来的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盛气凌人地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但是被崇厚拒绝了。于是，气急败坏的丰大业朝崇厚连开两枪，却都被崇厚躲开了。不久丰大业遇到前来劝和的天津知县刘杰，他又朝刘杰开枪，却将刘杰的助手打伤。民众实在是忍无可忍，丰大业的蛮横给他自己带来了死亡，于是民众蜂拥而上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接着，民众冲进教堂，将20名洋人和传教士打死，还放火烧毁了法国育婴堂、仁慈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

事发之后，法国与美、英、俄等多国联合一起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的军舰在天津和烟台聚集，清政府处于列强的武力威慑之下。此时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此，“天津教案”一发，清廷立即要求曾国藩前去处理。曾国藩为人谨慎，知道此事事关重大，马虎不得，因此在他临行前给儿子写好遗书、买好棺材，准备以死赴任。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迫于洋人的压力，曾国藩不得不先后逮捕了80多人，其中有20人被定为死罪，25人被流放。而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也被革职充军，知道这个事情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人们纷纷指责曾国藩“卖国求荣”、“为洋人献媚”，面临内外压力，曾国藩终于支撑不住，以年老力衰为由希望清廷请别人处理。

这个时候，李鸿章也一直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一直关注曾国藩处理问题的方式。他喜欢从别人的失误中找到自己成功的机会，虽然他早已看出老师曾国藩的做法存在问题，但是他不能插手。

就在这个时候，李鸿章接到朝廷的命令，让他火速带兵赶到京畿一带备战，并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李鸿章迅速渡过黄河，到达直隶边境，但是李鸿章并不急于赶往天津赴任，因为他知道如果淮军离北京、天津太近的话就会引起列强的疑心，从而引发战争。到了保定之后，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信说自己的肝病复发需要调理一段时间，这样，他就把自己置于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境地，对于曾国藩的烦恼他并不理会。如今的李鸿章，在官场上的手段和谋略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老师曾国藩。这也充分证明了曾国藩的评价之准：当年，曾国藩曾在李瀚章面前说过李鸿章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鸿章利用观望的手段既可以了解“天津教案”的具体情况，又可以测探洋人的耐心和目的，这说明他在官场上已经如鱼得水。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李鸿章主要表明了如下观点：群众说教堂拐卖儿童、挖心肝做药等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崇厚的崇洋媚外行为早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导致群情激奋；丰大业开枪射杀朝廷命官，罪不可赦；群众只打死了20个洋人。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发现中外双方都有自己的过错，因此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是捉拿凶手，二是理应赔钱。不过赔钱要有限度，洋人更不能以割地相要挟。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在奏折上说如果清政府合情合理地处理了这件事情，而洋人却还无理取闹，那么我们就将和他们决一死战。

李鸿章据理力争，和洋人巧妙周旋，通过谈判，最终将死刑犯减少了4名。其中，还有人说提出火烧法国望海楼的主谋是陈国瑞，而李鸿章通过努力，终于保住了他的性命。除此之外，协助李鸿章办理教案的丁日昌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偷偷地用死刑犯换出了真正的反洋教领袖。李鸿章还与曾国藩一起拿出自己的积蓄并凑够两万两银子送给刘杰和张光藻，以对他们经济上作些补偿。

后来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信说，与洋人交往时不妨稍微用点“痞子腔”，不能轻易地用死来逃避责任。后来，李鸿章在处理与洋人的相关事务上，一直以“痞子腔”来巧妙地周旋，而没有听从老师的以“诚”相待。

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正式担任直隶总督，而和曾国藩相比，他更加谨慎，对官场的沉浮之道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2．痛失恩师真情露，封疆大吏第一人

1870年，对于李鸿章而言，是其政治生涯中的转折点，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同年9月，他正式担任直隶总督一职。尽管直隶总督职高权重，乃封疆大吏之首，但是却存在很多问题。新上任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不得不面对吏治、民政、防务等问题。

1871年5月到6月，直隶下了一场特大的暴雨，从而导致永定河上游发生了八处漫口，甚至连卢沟桥下的石堤也被洪水冲毁。等到夏季到来时，整个直隶地区并没有什么收成，李鸿章不得不奏请清廷以漕粮赈灾。在洪涝灾害面前，李鸿章累得筋疲力尽，他的身体需要吃药才能维持，因此，他也开始注重保养自己的身体了。9月21日，他还给自己的老师曾国藩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李鸿章对民生疾苦深表同情，也很想实现“实惠及民”。对于当时的朝廷命官来说，能有这种意识是难能可贵的。

工部尚书毛昶熙在10月份奏请朝廷撤销三口通商大臣而由直隶总督全权负责。清政府思考一段时间之后，于10月20日同意了毛昶熙的主张，将三口通商大臣一职撤销，并任命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负责一切北洋洋务和海防事宜。李鸿章还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统辖东海关、牛庄关等地。李鸿章一人身兼数职，负责的事务既多且杂，但是李鸿章是一个踏踏实实为清政府做事的人，所以，对清政府的安排，他感到很满意。因此，李鸿章在筹划洋务和海防的事情上又花费了很多的心思。为了更好地完成清廷交给他的任务，李鸿章建议清政府添设专管中外交涉事件的津海关道，并且自己兼任直隶总督的海防行营翼长。

同治十一年（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因病去世。在他临死前，依然对“天津教案”一事耿耿于怀，悔恨不已。曾国藩一辈子讲究做事的原则，对个人的名节和品德看得很重，谁知晚年却名节不保，因此，他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

噩耗传来，李鸿章悲恸不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这封信写错了。最后确认事实后，他又晕倒了。巨大的悲痛让他忍不住号啕大哭，寝食俱废。于是，他提笔为恩师曾国藩写下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哀痛欲绝，恩师再也不会醒来。放眼清廷，再也没有人能指导他做事或者给他带来心灵上的慰藉了，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和空虚感袭上他的心头。李鸿章原本倚仗的恭亲王因为权势太大也被慈禧太后压制，突然之间，李鸿章更加不知道自己可以依靠谁了。曾经与自己南北相应的恩师曾国藩就此离去，而李鸿章从今往后只能孤军奋战了。因此他悲哀、痛哭，除了对恩师离去的忧伤外，还包含着一种对未来的恐惧和不安之情。李鸿章明白，慈禧太后一直在玩弄权术，自己仍旧在她的严密控制之下，今后的路，他依旧要走下去。

李鸿章是曾国藩门下最早的弟子之一，曾国藩和他既师亦友，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一生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想到曾国藩对他的恩情，李鸿章就会情不自禁地悲痛万分。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长久地沉浸在这种哀伤之中，不久之后，他就冷静了下来，决定化悲痛为力量，将曾国藩的遗志继承，支持国事。

痛失恩师之后，李鸿章还要面临慈禧太后操纵的各派势力人物的复杂斗争。虽然他一直小心谨慎，但是前前后后的“暗箭”总是让他防不胜防。清政府此时内忧外患频繁，不得不依赖重臣，这样李鸿章也便成为了清朝真正的宰相。

当曾国藩、左宗棠相继去世之后，李鸿章独揽大局，成为了“以一身负天下之重”的重要人物。由于清政府当时的时势以及朝中大臣的关系，构成了李鸿章成为宰相的必要条件。当时的军机处是清政府的政府中枢，它由几位王公大臣组成，并且他们还同时兼任总理衙门大臣，最主要的是这两个机构都由恭亲王主持，而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关系很亲密，这为他的官场之路作好了保障。由于慈禧担心恭亲王的权势太大，因此免了他的议政王职位，并且积极扶持恭亲王的反对派势力，这就让恭亲王的改革政策很难实施，并受到了极大的牵制。不过由于中枢的人物都待在京城，对外界事物了解不多，因此在作决策时，他们不得不倚仗封疆大吏，而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封疆大吏的首位人物就更是被他们看重。

恭亲王身边有文祥、桂良、胜保等人，他们做事有原则，能够“谋定后断”，并且积极地准备振兴中华，反击外国侵略者。因此，李鸿章谏言进策得到了很好的保证，并且李鸿章的意见也很容易被采纳。光绪二年，文祥去世，恭亲王身边的这些人只要李鸿章不出主意，他们就不作决策，此时的李鸿章俨然成为了他们的核心领导和精神领袖。

直隶总督位居各地封疆大吏之首，而他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京师。清政府让可以信赖的股肱之臣担任此职务并兼任内阁大学士，有人称其为“宰相级总督”，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之前已经有了协办大学士的头衔。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两年之后，他再次晋升成为内阁大学士之首——文华殿大学士，而在李鸿章之前，这个职位一直由满人担任，李鸿章是第一个得到这一职衔的汉人。从此以后，他稳坐封疆大吏的头把交椅，成为了汉官中职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他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之首，并且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25年。

3．弱国无外交，巧妙与洋人周旋

李鸿章正式与洋人打交道是他到达上海之后。1862年9月，“常胜军”的头目华尔被太平军击毙，接着引发了由谁继任华尔职位的问题。英国海军司令河伯推荐白齐文担任“常胜军”的首领，而李鸿章提出条件，要求“常胜军”必须由自己统一调遣，因为它是属于中国的军队。不久之后，李鸿章就要求白齐文去援助南京的湘军，但是白齐文却置之不理。白齐文虽然对李鸿章是又气又恨，但是他不敢公然和李鸿章作对，于是他便拿松江道台杨坊撒气，他不仅毒打了杨坊，还将搜刮到的四万两洋银洗劫一空。白齐文做了坏事自知理亏，于是躲到英国军队中寻求庇护。曾国藩对于白齐文的“常胜军”没有来增援倒没有多大意见，不过李鸿章却不能容忍这种殴打朝廷命官、入室抢劫的事情发生，于是他命令吴煦限期捉拿白齐文，并将“常胜军”置于中国官员管辖之下，外人不得干涉。

英国军队见李鸿章发了脾气，觉得不能为了一个白齐文而破坏了中英两国的关系，于是决定交出白齐文。不过英国驻华水师司令迪佛立却与白齐文有着很好的关系，因此他坚持不交出白齐文。这让李鸿章找到了突破口，他决心改组“常胜军”，借此可以收回“常胜军”的兵权和削减“常胜军”的经费，用来补充淮军的发展。英国人当然不会同意李鸿章的方案，因此英国政府任命戈登为新任“常胜军”统领。

李鸿章通过仔细分析，意识到英国政府绝不会放弃对“常胜军”的领导权，因此他派人仔细调查戈登的底细，了解了戈登的优缺点，因此戈登一到中国，就受到了李鸿章的热烈欢迎。白齐文则躲在英国军舰里不敢出来。与李鸿章见面后，戈登心里也备感愉快，他甚至写信给英国政府称赞李鸿章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开始的时候，戈登和李鸿章合作甚欢，但是随着“苏州杀降”事件的发生，导致了戈登对李鸿章十分不满。太平天国的叛徒郜永宽等人与戈登秘密协商后，同意了归降清政府，并且在这件事情上，戈登认为自己有功，因此他要求李鸿章拨给“常胜军”两个月的恩饷，并且以不给就辞职来威胁。当戈登知道郜永宽等人已被李鸿章杀掉的消息时，他感觉脸面无光，认为是李鸿章在玩弄自己。于是气急败坏的他拿着手枪四处寻找李鸿章，说要杀了他。并且，戈登要求李鸿章辞职，还要清政府对其进行审判，不然的话，就会率领“常胜军”重新夺回淮军收复的地方，交给太平军。

最终，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并且对戈登陈之以利弊，终于将此事解决。从此以后，戈登和李鸿章的关系就一直不错。

1863年，李鸿章率领淮军攻打常州。常州的将领吸取了教训，死守常州，拒不投降。因此，李鸿章请来戈登，利用大炮轰开了常州的城门，“常胜军”在戈登的领导下，协助淮军收复了常州。因为戈登的行为并没有事先征得英国官方的同意，因此英国政府感觉难以控制，所以英国驻军司令河伯向英国政府提议解散“常胜军”，而上海的防务则由驻沪英军负责。

李鸿章早就想解散“常胜军”，因此在他听到英国政府同意解散的时候抓住时机立即宣布解散“常胜军”。李鸿章的这一行为让英国人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解散“常胜军”一事只能由英国公使处理，李鸿章无权作出任何决定。这可让李鸿章心里暗暗着急，他了解英国人的脾气，如果错失这次机会，再想解散“常胜军”那就难上加难了。而戈登又犹豫不决，李鸿章了解戈登这个人的缺点，他知道戈登一向好名，因此就以躲在英国军舰中的白齐文为例，对戈登进行了一通说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诉他不要因为别人的利益而将自己毁掉。除此之外，李鸿章还派出丁日昌进行劝告，说现在的“常胜军”名声不好等等，尤其以戈登的名誉对其进行劝说。戈登在李鸿章等人的劝说下，终于动心了。于是，李鸿章迅速筹集了19万两遣散费交给戈登，只留下炮兵600人、洋枪队300人、外国教官11人，而其他人全部解散。

戈登拿着这些钱，还顶着清政府颁发给他的提督荣誉头衔，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中国。在解散“常胜军”这件事情上，就连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他赞叹李鸿章居然能够驾驭外国人。

4．立约制法为华工，竭尽全力为国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沿海地区掠夺华工卖到南美洲、大洋洲等各岛充当奴隶。华工在国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各种疾病和苦役严重地危害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当时，秘鲁就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地方。1854年，因为秘鲁颁布了解放黑奴的法令，因此造成了本国劳动力的大量短缺，为了让各种工厂正常开工，机器正常运转，秘鲁开始实行“中国人法令”，鼓励掠夺中国劳动力以补充秘鲁国内劳动力的不足。而政府的鼓励让那些人口贩子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加大了掠夺华工的力度。1864年时，秘鲁只有6000多名华工，而到1875年时则已经达到了11万人。在异国他乡，华工受到了残酷的待遇，他们“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这种现象引起了李鸿章的关注，他认为如果这种现象不加以制止，那么中国人遭到的危害将会无休无止。

1869年和1871年，秘鲁的华工联名写信给中国清政府的总理衙门请求帮助。他们对秘鲁的非人折磨提出了控诉，并希望清政府解救他们。李鸿章知道这件事后，对他们的命运深表同情，并且他认为朝廷应当为这些华工排忧解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1873年8月，秘鲁与日本签订了友好条约，负责招工的全权大使葛尔西耶不久之后也来到了中国，他想使拐卖华工合法化，却遭到了中国清政府的拒绝。10月中旬，葛尔西耶来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达8个月之久，李鸿章想要“严定招工章程”，而葛尔西耶却想尽办法辩护，两国的想法截然不同。当李鸿章说秘鲁迫害华工时，葛尔西耶拒不承认，相反却狡辩说秘鲁有保护华工的法律。李鸿章心里非常气愤，于是他拿出了1869年和1871年华工先后联名写的《诉苦公禀》，将华工在秘鲁的非人遭遇都一一展示给葛尔西耶。李鸿章要求秘鲁无条件地送回被拐的10万华工，并且以后不再进行这种非法的拐卖活动，中国才愿意和秘鲁签约。李鸿章在和葛尔西耶谈判时，以华工利益为重，态度强硬。而葛尔西耶凭借英法的支持，在谈判时根本不把李鸿章放在眼里，他语气傲慢，以为这样就会让李鸿章同意他的方案，却不想李鸿章严词拒绝。10月26日，葛尔西耶开始了和李鸿章的第二次谈判，他继续为秘鲁迫害华工之事进行辩解，并且还说要到北京呈送国书，想要凭借各国公使的力量逼迫清政府就范。李鸿章识破了葛尔西耶的诡计，他将华工《诉苦公禀》原件拿出来，在事实面前，葛尔西耶无话可说。随后李鸿章说大清国皇帝早就知道秘鲁迫害华工的事实，如果葛尔西耶递交国书，那么则对秘鲁不利，李鸿章的一番动作和话语有力地打击了葛尔西耶的企图。无奈之下，葛尔西耶只好说明秘鲁和日本也不过只签订了7个月的友好合约，因此希望和中国也能尽早签订。李鸿章以中国华工被拐去10万之众作为突破口，并说葛尔西耶即使待在天津谈判三年也说不通，葛尔西耶又被说得哑口无言。

之后，葛尔西耶和李鸿章又谈判了数次，但是双方还是各执一词，难以达成一致。李鸿章要求秘鲁送回被迫害的华工，并且中国要先订立保护华工章程，然后由中国派专员到秘鲁调查清楚后再签订合约。不过葛尔西耶对李鸿章的这些要求都置之不理，更拒绝送回被迫害的华工。并且他还以立约相要挟，说只有先立约才能保护华工，葛尔西耶甚至以回国与清政府断交来威胁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坚决不让步。葛尔西耶在天津整整待了两个月，与李鸿章的谈判却没有任何结果，因此他前往北京，与总理衙门接触后，总理衙门要他回天津继续和李鸿章谈判。于是葛尔西耶请来英国威妥玛、美国施博等各国公使和领事来调停，这些外国人表面上看是中立态度，实际上却向着秘鲁一方。英国公使威妥玛甚至派梅辉立刻到天津去转告李鸿章要他尽快与秘鲁签约，否则会受到西方各国的轻视。但是李鸿章认为这个条约关系重大，绝不能轻易答应。李鸿章知道英国公使有意偏袒秘鲁，心里有气，于是当着梅辉的面狠狠地批评了威妥玛，并让梅辉转告威妥玛中国政府的决心。

于是，在1874年5月，葛尔西耶不得不重新回到天津，与李鸿章再次谈判。李鸿章对这次谈判看得很重，他明白自己担负着华工今后的命运，而且只有竭尽全力才能为他们争取最大的权利。在重大的问题上他字斟句酌，小心翼翼，最终和葛尔西耶签订了《查办章程草案》，这使华工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不久，葛尔西耶共提出51条条约的草稿，并说要按照国际条例进行签约，并且态度十分强硬。然而李鸿章也毫不示弱，针对性地提出了20条相关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谈判再次失败。李鸿章考虑再这样拖延下去，会对在秘鲁的华工的人身权益带来更多的危害，于是在总理衙门的示意下，李鸿章稍微作出了让步。这样，清政府和秘鲁于1874年6月26日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19款条约。

这些条约的签订让华工的利益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为了彻底解决秘鲁贩卖华工、迫害华工的问题，李鸿章和葛尔西耶争论了很久，最终有了比较满意的结果。之后李鸿章一边向清政府奏报，一边等待与秘鲁的签约。签约后不久，李鸿章派出陈兰彬、容闳到古巴和秘鲁调查华工在当地的状况，并在同年底，将调查报告交到了李鸿章的手上。中国的华工在秘鲁的待遇比黑人更加悲惨，他们被卖往开山、种蔗等处，不是被打死就是自尽而死，或者投入火炉、糖锅而死，大量的照片和证词展示了这些血淋淋的内容，这些都充分说明秘鲁根本就没有履行条约。

光绪元年（1875年）6月，秘鲁换约大使艾勒莫尔来到中国，他遭到了李鸿章的严厉指责，秘鲁的言而无信等都被李鸿章一一披露。李鸿章准备让秘鲁大使为保护华工而作出书面保证，但是却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不再与艾勒莫尔谈判，而是奏请清政府让丁日昌代替自己来谈判，而自己则在幕后指挥。在李鸿章的指导下，丁日昌与艾勒莫尔展开了谈判。但是，双方难以达成共识，谈判也陷入破裂的边缘。这个时候，英美插手说只要中国与秘鲁换约那么秘鲁肯定会交出照会。但是李鸿章依然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告诉总理衙门，为了保证华工的权益，必须慎重换约。清政府也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因此李鸿章向秘鲁大使提出了最后通牒，并且警告秘鲁大使如果再不让步，中国将采取措施，不仅会暂缓批准条约，还会将秘鲁违约虐待华工之事公之于世，假如秘鲁大使仍然拒绝在换约时添入照会，那么连北京都不必再去。

在一系列的事实面前，艾勒莫尔非常被动，李鸿章和丁日昌在谈判中更是大有底气。最终艾勒莫尔只好承认华工在秘鲁遭受的迫害和非人的折磨，于是他开出了相关的照会，而李鸿章也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作出了让步。不久，艾勒莫尔发表声明说秘鲁要保护华工，并保证华工人身与财产的安全，与中国所派使者紧密合作，并认真探讨华工事宜。就这样，在李鸿章的努力下，中秘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

《中秘查办华工专条》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保护侨民的条约，李鸿章还想到华工距离中国遥远，因此建议朝廷向海外派遣使者，清政府同意了。于是，陈兰彬、容闳开始出洋赴任。《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秘鲁华工的作用，它的正式签订花费了李鸿章很大的心血，从开始谈判到正式换约，中间经历了多次的争吵和辩论，时间长达两年。在保护华工这件事情上，李鸿章无疑是首倡者，而且也是积极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