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回老家拾旧部，受师命组建淮军

安徽合肥是李鸿章的老家，他的亲朋好友都在那里，李鸿章在曾国藩府上待了几年之后，为人更加成熟，名声自然在外，很多人都知道有李鸿章这号人物。李鸿章回家招募部队，没有费多大心力便卓有成效。那些兵勇也是一呼百应，纷纷聚集到李鸿章手下。

李鸿章将合肥西乡里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团练都聚集在一起，这些比较有名的民办团练负责人有周公山下的张树生、张树珊兄弟，大潜山北的刘铭传，大潜山西南的唐氏兄弟，紫蓬山的周氏兄弟等。除此之外，还有解先亮、叶志超等人领导的官办团练。而在这些团练中，最善于打仗的是张氏兄弟、刘铭传和周氏兄弟的三支。

当时，张树生听说李鸿章辅佐曾国藩，曾写信给曾国藩表达过自己的豪情壮志，他有意和周氏兄弟、刘铭传一起做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曾国藩看了张树生写的信后，对李鸿章说：“张树生就好比渡江北伐匈奴的东晋名将祖逖。”由于张树生的年龄在这三支团练的领导人中最长，因此他是其他两人的大哥。所以张树生对李鸿章表示了投效之意后，大家也都纷纷表示赞成。

此时的李鸿章并未返归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写信或派人联络等办法，征召庐州一带旧有的团练。李鸿章在安庆召集的团练中，最早编练的就是张树生统率的树字营和刘铭传统率的铭字营。不久之后，周氏兄弟的盛字营和李鹤章招募的人也纷纷聚集在李鸿章手下。至于李鸿章的学生潘鼎新、吴长庆，他们的队伍则分别被编为鼎字营、庆字营。由于多方的配合，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李鸿章就成军数营。

同治元年（1862年）2月，李鸿章所募淮勇陆陆续续抵达安庆，其中有张树生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等。其中，除了树、铭、鼎、庆等四营外，还有张遇春统领的春字营，它属于李鸿章在皖北办理团练的旧部，现在重新归于李鸿章指挥。

树、铭、鼎、庆等各支队伍在安庆聚集之后，曾国藩提出要接见这些团练的头目。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率领部属驻扎在安庆北门城外，亲自来向曾国藩道贺。当张树生和刘铭传等十几个主要团练负责人来到曾国藩的大厅之后，曾国藩躲在屏风后面一直不出来，却暗中观察各人的反应。其中张树生反应最平淡，而刘铭传则早已丧失耐心，一直破口大骂。经过分析，曾国藩认为张树生和刘铭传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因此出来与他们见面后，吹捧说：“诸君皆人杰也，今日之会，天其有意致中兴乎？”于是他们在餐桌上畅谈用兵的方法以及怎样镇压太平军的计划。

由于李鸿章招来的人马大部分是新勇，缺乏实际的作战经验，而且人数也不多，保护上海是备显艰难。李鸿章心里十分明白这些困难，因此他向老师曾国藩诉说了这些困难，并且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增强战斗力。曾国藩考虑一段时间之后，答应了李鸿章的请求，陆续地给他调拨了湘勇八营，并由他亲自指挥。这八营湘勇，包括曾国藩的两营亲兵，由韩正国统领，充当李鸿章的亲兵；还有借自曾国荃的两营湘勇，为程学启统带；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两营，原为江苏巡抚薛焕在湖南招募，经曾国藩筛选千人，编入淮军；还有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这两营湘勇原本是曾国藩在湖南召集而来，归陈士杰统领，但是由于陈士杰不愿前往上海，因此这两营兵勇拨归淮军。就这样，淮军粗具规模，一共13个营，共有6500人。1862年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腾嗣林等营，它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

从此以后，李鸿章有了一支属于自己领导的武装，这支军队是李鸿章能够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治军事舞台上立足30多年而不倒的实力保障。

李鸿章组建淮军，虽然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比较顺利，但是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心不稳；二是粮饷不够；三是缺乏统帅。这三项因素导致退伍的人很多，但是，总的说来，淮军的建立对于曾国藩、李鸿章来说是利大于弊，它不仅壮大了湘军的力量，还让李鸿章拥有了兵权，并且对镇压太平军、捻军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育水源木本之谊”。因此说湘军和淮军有着基本的一致性，特别是营制饷章、编制训练以及武器装备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湘军和淮军只听从曾国藩或者李鸿章的指挥，完全成为了“曾家军”或者“李家军”，所以其他省区的将帅根本无法指挥调动，即使是清政府也不能直接调遣。虽说如此，但是由于淮军是仓促集合而成的，与湘军比较，仍旧有着不同的特点。

湘军初创之时，兵将都来自湖南，它的组建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并且将领是那些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地主知识分子，他们利欲熏心而政治地位又不高，但是他们“忠君”的思想极为浓厚，因此曾国藩就以忠君报国的思想为精神支柱来统率湘军。而淮军的成分则比较复杂。李鸿章虽然出身翰林，但是他却厌恶那些以科名相标榜的人，他重视人的才华和韬略，对于别人是否出身贫寒、是否有文化都是很淡然，因此盐贩子出身的人和太平军的降将他都敢于任用。所以，淮军在13营的11位统领中，举人、禀生只各一人。程学启品德低下，是太平军的降将；刘铭传唯利是图，是贩卖私盐的头子。这些都说明淮军将领的知识结构要比湘军将领差得多。至于兵勇方面，湘军士兵大多是山村朴实无华的农人，比较单一；而淮军则既有太平军的降将，也有飞扬跋扈的团勇，成员冗杂。因此，淮军在军纪和精神上要远远差于湘军。

总而言之，淮军既是湘军的继承和发展，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与淮军本身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有关，并且它还与李鸿章的建军、治军思想密切相关。

尽管淮军与湘军有着相同或不同之处，但是它最终还是在李鸿章的统一领导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淮军不讲究什么门第、出身、师生纽带等关系，只要你拥有一腔热血，足够忠诚，都能成为李鸿章旗下的淮军将士。这样一来，不仅曾国藩对淮军刮目相看，而实际上淮军也已经成功地“金蝉脱壳”，走上了与湘军完全不同的道路。

淮军已经成立，如何从安庆进军上海又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安庆与上海不仅相距甚远，并且又是太平军控制的地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曾国藩本来计划由水、陆两种方式进军上海，但是陆路的困难又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曾国藩写信给上海的吴煦，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终由上海的绅商出资白银18万两，才雇得7艘轮船开到安庆，从而解决了淮军的运输问题。

在离开安庆之前，曾国藩告诫李鸿章要摆正“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的位置，并且要李鸿章把军事放在首位。针对李鸿章心高气傲的致命弱点，曾国藩煞费苦心，特以“深沉”二字相劝。还有其他朋友的忠告也都被李鸿章一一记在心头，并喻为“枕中之秘”。李鸿章和曾国藩感觉相当沉重，但是这也标志着李鸿章将正式地进入政治舞台。

1862年4月5日到6月上旬，李鸿章所统领的淮军13营士兵分为三批由安庆顺江而东，最终到达上海。

2．不要钱，不怕死，升任江苏巡抚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对这里的浮华之风和官僚作风有了一定的了解，因为当时苏沪绅商急忙赶往安庆求援，而上海当地的官员根本就没有商量如何出兵攻打太平军的计划。李鸿章思考许久，终于明白曾国荃为什么不来上海的原因，因为江苏巡抚薛焕也想把淮军置于他的管辖之下。正因为这样，李鸿章决定静观其变，等了解了上海的具体情况之后，再作打算。

正在这个时候，英军提督河伯和法国领事要会见李鸿章。李鸿章想起老师曾国藩告诫自己的话语：“千万不要借洋兵来‘会剿’太平军，因为洋人都很傲慢，不仅会使自己受辱还会导致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李鸿章在和洋人谈判时，无论是语气还是姿态上都是不卑不亢，虽然淮军的衣衫破旧而受到了洋人的耻笑，但是李鸿章不慌不忙、理智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任职江苏巡抚的薛焕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虽然李鸿章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背后却怀着深深的敌意，并且他在与薛焕交谈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抵制薛焕节制淮军的情绪。为了让李鸿章对自己刮目相看，薛焕和知府李庆深商量对付之计，最终决定要与太平军交战，打几个胜仗给李鸿章看看，顺便打压一下他嚣张的气焰。但是，与太平军交手后，薛焕的军队全军覆没，而李庆深本人也落荒而逃。太平军步步紧逼，并一直追至上海附近，薛焕只能厚着脸皮向李鸿章求救。

1862年4月25日，正当李鸿章准备带领淮军帮助薛焕的时候，朝廷突然下了一道命令，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这在无形之中更加坚定了李鸿章的信心。此时，李鸿章也正面临太平军第二次攻打上海的危险处境，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守住上海，否则会一无所有，同时，他也知道有太多的眼光正在注视着自己，因此他丝毫也不敢松懈。为此李鸿章给自己提出“不要钱、不怕死”的六字方针，不时地提醒自己，鞭策自己。

由于淮军大部分由穷苦的农民组成，他们不仅穿着破旧，并且行为举止不是很雅观，因此总是遭到上海官绅和洋人的取笑。他们怀疑这支队伍能否担任其保卫上海的艰巨任务。李鸿章对淮军自始至终都实行严格的军事管理制度，加大训练的强度，整顿军中的歪风邪气。在军事训练方面，其内容主要包括阵法操练和扎筑营盘；在纪律整顿方面，李鸿章实行点名制度，每天中午、晚上各点名一次，绝不允许士兵擅自出营，如果有谁吸食鸦片一定会受到严格的处理。正是李鸿章的精心管制和训练，淮军的士气非常高昂，并且他们在李鸿章的鼓舞下，都蠢蠢欲动，准备和太平军交战，一试身手。

当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率领十万大军对上海进行第二次围攻之时，上海的英法联军一再要求和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协同作战，但是李鸿章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会，并自己带领淮军进行独立的战斗。1862年6月，由于上海流行瘟疫，因此太平军中有很多人染上了疾病，无奈之下，李秀成决定撤离上海。然而在撤离之前，李秀成率领部队先围攻虹桥的程学启部，李鸿章得知情报后迅速带领队伍前去支援。

这是淮军和太平军的第一次交锋，这也关系到李鸿章的声威和淮军的名誉。当时李鸿章带领的是树字营和春字营等，春字营抵挡不住太平军的进攻就撤退逃跑，而此时李鸿章正坐在虹桥桥头督战。他看到张遇春也在往后撤退，于是就一把抓住张遇春对士兵下令说：“拿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张遇春只好硬着头皮带队继续往前冲。原来，张遇春是李鸿章十分信任的人，也是他的旧部，但是大敌当前，李鸿章却毫不客气了。同年的八月和十月，李鸿章的淮军又和太平军打了两场恶战：由程学启部和刘铭传部分别在北新泾、四江口和太平军对抗。并且获得了完全的胜利。经过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场战役，李鸿章所管辖的淮军最终守住了上海，这让那些曾经取笑淮军是“乞丐兵”的官绅和洋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在上海立足之后，李鸿章主要考虑到淮军今后的发展。曾国藩想要将上海置于湘军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在淮军的控制之下，恩师的这种想法李鸿章却不能苟同，他认为上海乃是重要的枢纽城市，只要控制了上海，就可以控制饷源又便于与外国势力联合，并且淮军是上海官绅请来的，不可背弃。这样说来，上海官绅的人心向背关系着淮军的命运，另一个方面，它也与李鸿章的宦海生涯息息相关。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写信，给皇上写奏折，真真假假地陈述自己的理由，最终，清政府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用沪平吴。李鸿章为自己确定了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逐步实现他既定的关于军事、学战、吏治、筹饷和洋务等的战略方针。李鸿章下定决心要冲破一切艰难险阻，闯出属于自己的新局面，并且要使出浑身解数，尽早地将农民起义扼杀。

李鸿章在上海立足之后，就开始整顿江苏省的吏治，在人才招募方面也是煞费苦心。李鸿章认为，江苏和其他各省一样，官场腐败到了极点，其中最突出的则是上海。为了捞取钱财，这些官吏相互勾结、巧取豪夺，根本不将国法放在眼里。李鸿章很想将江苏一省尤其是上海官场上的歪风邪气扭转过来，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腐败集团的势力太大，强龙拗不过地头蛇，他必须耐心地等待。

为了求得淮军的生存，李鸿章采取了“有选择地加以惩治”的办法，力所能及地对吏治进行整顿。对于那些务实肯干、能力出众的人才，李鸿章都加以网罗，比如郭嵩焘、丁日昌等人。除此之外，李鸿章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幕府，并且很快就召集了一批具有各种各样才能的人。这些人里面有精通数学、天文的科学家，有懂得会计的经济学人才，也有懂得兵法的军事家等等。李鸿章从实际出发，尽力做到人尽其才，其中包括曾经去安庆求助的钱鼎铭也被李鸿章收归旗下，为淮军办理营务。这些人为江苏、为淮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鸿章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征集军饷，其实，曾国藩极力地举荐李鸿章到上海援助，有着他自己的计划。曾国藩除了最基本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外，其实最需要的是上海的税收能够为湘军带来好处。自从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的海关税收虽然为国家创造了一定的收入，但是依然入不敷出。李鸿章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采取了海关厘税分收分用的政策。“常胜军”、湘军、淮军等费用都来自税收和厘金，并且当时上海的厘金收取率是全国最高的。在李鸿章的妥善安排下，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军饷问题，并且还以金钱和物资的方式支援了湘军在西线战场上的作战。

但是，曾国藩并不满足，他希望李鸿章能够为其提供更多的军饷。而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容易发脾气或者负气出走的年轻人了，他对于曾国藩推举自己担任江苏巡抚一职始终心存感激，因此他努力地做好曾国藩交代的事情。在半年的时间里，他就为曾国藩筹集了9万两饷银，并且还为曾氏兄弟的军需设备提供了保障。

李鸿章出于策略的需要，不得不任用一些声名狼藉的人物帮他做事，比如金鸿保，由于这个人同地方上的各种要人都有着广泛的关系，因此被李鸿章予以重用。李鸿章需要这些关系来维持和壮大自己的势力，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在江苏立于不败之地。

作为江苏省地方行政最高长官，李鸿章的嗅觉相当敏锐，他注意到了地方经济建设的问题。由于战争，当地的百姓生活穷困，而且还有一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李鸿章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农业经济，比如减免田税，给农民返还耕牛、种子等，并且利用官绅所缴纳的税收来补贴农业活动的支出。李鸿章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从而使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有所改善。

在科举制度上，李鸿章也是尽其所能地使其焕发活力。他在苏州设立新科，并增加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乡试名额，除此之外，他还在苏州重建了两个书院。

在外交上，李鸿章也充分地利用洋人的势力。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对上海的第二次进攻曾在李鸿章领导下的淮军打击下被迫撤退，从而使清政府的统治秩序得以稳定，并且令淮军在洋人面前争得了尊严。1862年10月，曾国藩带兵包围南京，李秀成奉命回苏州支援，此时李鸿章和英法联军勾结在一起合攻嘉定，并取得胜利。不久之后，李鸿章又利用常胜军和淮军一起打败了镇守四泾口处的太平军，最终迫使太平军谭绍光等部再次退回到苏州。

李鸿章的一系列举措和手段，让他很快成了手握重兵、身兼巡抚的江苏实权人物，自此以后，他与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也几乎平起平坐。在内与湘军密切配合，在外与英法联军相互勾结，而太平军内部又乱成一团，此时，李鸿章向太平军复仇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他利用自己的部队，对太平军进行了最大程度的镇压。

3．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心狠手辣杀降将

经过虹桥之战，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名声大振，他们也取得了联合剿灭太平军的资格。通过与洋人接触，李鸿章亲眼看到了洋人在武器上的优势，在心驰神往之后，李鸿章再看看自己的淮军，不禁感到深深的自卑和莫名的恐惧。他痛切地感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

太平军被李鸿章的淮军和常胜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也使淮军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上海地区的统治地位。并且，李鸿章加紧了对东线太平军的瓦解工作。1862年，李鸿章利用太平军叛徒徐佩瑗，让他在太平军内部制造叛乱。不久，太平军的将领谭绍光发现了徐佩瑗等人的阴谋并将其逮捕，但是骆国忠却于1863年1月发动叛乱。太平军内部乱成一团，而李秀成也从天京返回了苏州，时机转瞬即逝，如果不抓紧时间，那么想要战胜太平军又会增加很多麻烦。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采取主动出击战术，命令骆国忠坚守常熟，而淮军则攻打太仓，终于于1863年5月攻占太仓。太仓被淮军占领，李秀成部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进北攻南”的计划，赶回苏州援救。1863年6月，李鸿章采取了“以剿为堵”、“规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战略，兵分南、北、中三路朝太平军进攻。而在太平军方面，李秀成在天京也制订了兵分四路进攻上海、昆山、常熟、江阴的战略规划，准备主动破敌，以缓解淮军带来的威胁。可是，由于太平军内部分化情况严重，导致李秀成的战略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太平军陷入了消极防御的局面。

1863年7月，太平军在苏州与杭州的陆路通道被常胜军和淮军程学启部切断。9月，淮军李鹤章、刘铭传部又攻占了江阴。11月下旬，李鸿章统领的各路淮军与常胜军配合，猛攻苏州娄门，但是遇到了困难，久攻不下。于是李鸿章又开始策动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人于12月份发动叛变，并杀死了谭绍光及其手下兵将数千人。但是，当时淮军军心不稳，鱼龙混杂，再加上苏州城内的十万太平军准备与淮军、常胜军决一死战，因此李鸿章被迫背信弃义，将太平军的八位降将统统杀掉。

从1863年初到1864年5月，李鸿章的淮军一路收复了昆山、常熟、苏州等地，向世人展示了这支队伍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常胜军”在李鸿章的统一部署下也参与作战。1863年11月，由于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和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僵持不下，因此，双方队伍里面的士兵都有一种焦躁的情绪。特别是太平军内部有一些动摇分子开始产生叛降的想法。当戈登率领常胜军攻城遭遇埋伏之后，太平军将领郜永宽等为了获得叛降的资格，故意放了戈登一马，不然戈登必定会全军覆没。而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见与淮军对抗胜利无望，因此率军撤退，而将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慕王谭绍光。最终，太平军因郜永宽的叛降而一败涂地。郜永宽等人答应让出苏州城的一半给淮军，但是要求自己的部队不能被拆散，并且要保持整个建制编入淮军。

程学启知道这个条件后，就向李鸿章献计，让他先答应郜永宽等人的请求，然后等淮军和“常胜军”进入苏州城内后，再想办法将降将杀掉。李鸿章内心也是摇摆不定，他在思考这几个太平军降将既然今天能够归降于我，那么在明天也有可能降于他人，因此就按照程学启的计策在苏州城外的船上大摆鸿门宴，并且乘机将太平军的八大降将一一杀掉了。

曾国藩针对此事评价李鸿章说他心狠手辣、眼疾手快，李鸿章在处理其他事情上也有类似的做法，他往往只注重结果，而对过程却并不是很在意。经过此事，李鸿章因功而被清政府赏赐太子少保衔。

太平天国政权失去外围最后一个军事据点——苏州后，元气大伤，已经处于灭亡的边缘，这样一来清军也能够集中兵力攻打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天王洪秀全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根本不懂得外面的情势，再加上他对战争的形式估量错误，因此他仍决定固守婴城，与清军对抗到底。1864年5月，李鸿章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将常州攻占。不久之后，他感到太平军的败局已成定势，因此将“常胜军”的精锐部队纳入淮军旗下，而将其他人都尽行遣散。

在围攻太平天国最后一个基地天京的战役中，李鸿章也展示了他卓越的远见，让人佩服。

4．顾大局天京让功，知进退被清廷倚重

曾国藩的湘军攻打天京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清政府对湘军似乎颇感失望，于是将目光转移到李鸿章的淮军身上。清政府看到李鸿章的淮军很有作战实力，于是就让李鸿章率部进行增援。原本李鸿章在解散“常胜军”之后，可以集中兵力全力攻打天京，但是此时统率湘军进攻南京的正是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曾国荃听说清廷要李鸿章带兵来协助自己，心中顿感震怒，因为他认为李鸿章是要和他争功。李鸿章也担忧因分工而得罪自己的恩师曾国藩，因此他只是派遣淮军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等营援攻天京，自己则在天京外围静观其变。

李鸿章和曾国荃曾在几年前有点小小的摩擦，因此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这位胞弟是很谨慎的。早在李鸿章投奔曾国藩的时候，李鸿章受恩师的命令前往曾国荃处办理业务，为了表示对曾国荃的尊重，李鸿章特意拿出一把纸扇让曾国荃题字留念。曾国荃也不推辞，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了“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十个字，字体实在不敢恭维。李鸿章拿起一看，内心对曾国荃充满了鄙夷，心想曾国荃不过区区一个秀才，居然敢自比唐朝的郭子仪，真的是大言不惭，于是，李鸿章在曾国荃那里没有待上几天就告辞了。

李鸿章到了上海，曾国荃一直向李鸿章催促粮饷，这让李鸿章感觉很烦恼。并且，在几次调用人才的事情上，李鸿章和曾氏兄弟又有不同意见，因此双方心里都有些芥蒂。因为有这几件事情压在曾国荃的心头，因此他感到很忧心。曾国荃在心里感到相当焦急，他不允许李鸿章到天京来与自己抢功，如果自己苦苦征战两年多的天京被李鸿章的淮军拿下，那么自己的心血就白费了。但是，李鸿章并不想因为这些功劳而与曾氏兄弟闹翻，于是他装起病来，故意在苏州、常州按兵不动，并且写信催促曾国荃快点行动。李鸿章还说自己想要掉头南下去攻打浙江，这样又得罪了闽浙总督左宗棠，而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是故意越境和自己抢功，因此，左、李两人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但是，清政府为了免除后顾之忧，要求李鸿章的淮军赶紧参与战斗。李鸿章在清政府的再三催促下，只得写信报告自己攻城的日期，然后告诉曾国藩他们赶紧行动，自己则继续观望。而李鸿章麾下的将领们却并不知道李鸿章的心思，他们个个斗志昂扬，准备在攻打天京的战役中大干一场。大将刘铭传甚至对李鸿章说：“只要淮军的大炮一开，天京在三五天之内就会被拿下！”

同治三年（1864年）7月19日，就在李鸿章准备出兵的前一天，曾国荃依靠炸药炸毁了城墙，终于将天京攻克。而曾国荃也终于拿到了他期望很久的“首功”。事后，曾国藩激动地拉着李鸿章的手说：“我弟弟的面子，是靠你保全的，我们得谢谢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鸿章做事很有原则，他不会为了眼前的小利益而去破坏某种关系或者秩序，这也反映了他的高瞻远瞩和大将风范。就这样，曾经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被清政府镇压，而李鸿章虽然没有攻克天京，但是对湘军攻陷天京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后，清政府“论功行赏”，李鸿章晋封为一等毅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就这样，李鸿章由一个怀才不遇的书生，经过一系列的争斗，终于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挤进了清政府统治集团的核心，成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重要人物。

然而，清政府的“内患”依然存在，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太平军余部、西北部的少数民族起义仍在继续活动着。而清政府在风雨飘摇的统治中已经失去了还击的力气，他们只剩下一丝余力以求自保。经过农民运动的扫**，清政府的皇权已经逐渐趋于衰落，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主武装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则逐渐炙手可热。

清政府此时需要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来维护其统治，但是慈禧又心有不甘。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慈禧并没有像其他满朝大臣一般沉浸在“同治中兴”的虚幻中，她考虑得很深。曾国藩等汉族武装势力让她不敢小觑，尤其是曾国藩的势力让她心里发怵。曾国藩所创建的湘军已达十万之众，并且时任两江总督、督办江浙皖赣四省事务，权力和兵力实在太大，成了慈禧的心头之患。为了控制曾国藩，让他的权力不再那么集中，慈禧采取了压曾扶李的权术，让他们相互制衡，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就这样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在慈禧太后的权术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曾国藩对权术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因此，当他知道慈禧的用意后，马上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湘军就如同已经射出去的箭，没有多大实力了，需要裁员，而淮军则是勇气强盛之时，不必裁员。

李鸿章对老师曾国藩作出的决定备感佩服，他敬佩恩师能将权位两字分析得如此透彻。于是，最终湘军大量裁减，而淮军除了一些老弱病残之外，精锐部队仍保留了建制。就这样，湘淮两军的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慈禧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消息又让她心惊胆寒：同治四年（1865年）5月，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被捻匪击毙！由皇室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遭到了覆灭，亲王也死在战场上，捻军的战斗力进一步加强。而刚刚获得短暂安宁的清王朝又再次陷入风雨飘摇的状态中。而李鸿章的淮军在剿灭捻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剿捻主帅，钦差大臣，李鸿章拜阁入相

当捻军日益强大之时，慈禧太后内心充满了忧虑。她痛心地环顾四周，想要找到可以依赖的人。但是最终，她只能把目光转向汉族的湘、淮军身上，因为曾国藩的湘军已经大量裁员，此时只有李鸿章的淮军还可以依靠，因此清政府立即任命当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剿捻”，让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的身份署理两江总督，而这些意味着两江的军权和政权都将处于李鸿章的掌握之中。

曾国藩内心感到十分悲凉，因为他的湘军大部分已经被遣散，现在能够听从指挥的湘军还不足两万人，武器装备等与淮军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李鸿章心里却暗自高兴，因为两江总督的实权对他的**实在太大了，他表面上是要曾国藩赶紧出发，处处为恩师着想，实际上是想让曾国藩赶紧让出两江总督的职位。李鸿章也在剿捻活动上给予了曾国藩多方面的支持。由于湘军被裁减，可以调动的人员不多，因此李鸿章给曾国藩派去33个营的淮军。接着，李鸿章又派出10个营的精锐部队帮助曾国藩。除此之外，曾国藩在粮饷方面也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援。因为李鸿章知道，在面临“剿捻”的问题上，湘军和淮军必须团结一致。

曾国藩先后调集了6万淮军进行剿捻，这些淮军统一装备了洋枪洋炮，并且有完备的独立炮队。不过，曾国藩在指挥这些淮军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淮军只听从李鸿章的指挥。这些淮军有什么事情就会到李鸿章那里去请示，并且李鸿章对曾国藩指挥的淮军也时有干涉。曾国藩内心只能忍住这些怨恨和牢骚，毕竟湘军大势已去。

曾国藩剿捻并没有任何成绩，1866年9月，捻军击败开封附近的湘军。得知这个消息后，曾国藩十分焦虑，因此病倒了。曾国藩为此事向朝廷写了请罪书，并且希望李鸿章来到身边帮忙。然而，朝廷却命令曾国藩返回两江总督任内，而李鸿章却被任命为新的钦差大臣，接替曾国藩的剿捻任务。曾国藩感觉脸上无光，为了维持颜面，他一再要求留下来以稳定军心，但是清政府却要求他立刻回到两江。

1866年12月12日，李鸿章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剿捻”事务，并成为“剿捻”的主帅。李鸿章迫不及待地派人到老师曾国藩那里去取大印，曾国藩看到这种场景，内心感到十分失落。李鸿章拿到钦差大臣的大印后，万分高兴，他根本没有把捻军放在心上。因此，他的疏忽大意给他带来了沉痛的打击。不久之后，李鸿章就接连尝到了四次溃败的苦果，其地点分别是罗家集、倒树湾、尹隆河、六神港。

捻军和太平军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而且人数较少、作战灵活，采取游击战术。而湘淮军则人数众多，很难调动，因此经常被捻军牵着鼻子走。曾国藩的河防被捻军打破之后，捻军于1866年10月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进行活动，赖文光和任化邦率领东捻军在河南活动，而张宗禹则率西捻军攻打陕西。和李鸿章交手的东捻军的两位将领都是各有所长，其中，赖文光足智多谋，任化邦骁勇善战，两人密切配合，而且十分默契。反观淮军内部，其各营各自为战、互不相帮，这导致李鸿章吃了不少苦头。

于是，李鸿章吸取教训，将队伍重组，并将其改编为铭、武毅、鼎、勋四个精锐部队。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增加了骑兵的力量，并且严加训练。由于捻军习惯了在北方草原上骑马，从而导致李鸿章的骑兵总是追不上，因此刘铭传想出了以获取金元宝的方法，训练淮军骑兵，即谁能在一炷香的时间骑马绕营盘跑三圈并且第一个到达原点就能获得金元宝。这一招果然很有效，骑兵们奋勇操练。

而在战略上，李鸿章采取了“倒守河运”的方法来对付捻军，李鸿章决定死守运河西线，不让捻军回师。就这样，山东变成了主战场，此外，李鸿章还采用了“进扼胶莱”的方针。最终，因为刘铭传买通捻军一个小头目而开枪射杀了任化邦，导致捻军大乱，而最终，赖文光也英勇就义。

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上下一片欢呼雀跃，曾国藩也跟着淮军沾光。李鸿章一声令下，八万湘、淮军全部在济宁会合，共同庆祝李鸿章剿灭了东路捻军。

虽然李鸿章在尽心尽责地帮清政府做事，但是他以及他的部下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赏赐，而这与清廷有意压制日益壮大的淮军有关。

为了解救东捻军，西捻军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方法来攻打河北，这让兵力空虚的清政府备感恐惧，于是清政府连下五道圣旨，要求李鸿章速来京城护驾。但是，淮军将领没有人愿意北上救援。因为救援不力，李鸿章被撤销了刚刚加封的骑督尉世职，革去双眼花翎。为此事淮军内部将领要准备带兵北上造反，最终李鸿章花费了很多心思才将其内部矛盾化解。

西部捻军仍然是清政府的心头大患，李鸿章必须面临剿灭西捻军的这一困难。在战略上，李鸿章依然注重河防，但是左宗棠却主张全力追剿捻军，为这个问题两人争执不休。这时，清政府派恭亲王来督阵，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必须剿灭西捻军。

不久，张宗禹率西捻军一路攻到了天津南郊。而李鸿章和左宗棠由于作战失利，都遭到降职两级的处罚。经过这次的教训，李鸿章和左宗棠终于达成一致，即河防、追剿并重。

1868年8月16日，张宗禹被淮军围困在山东茌平县南镇，最终脱下衣服跳入水中。西捻军就此被淮军剿灭。

李鸿章灭了西捻军之后，朝廷赏封他为协办大学士。当时的大学士属内阁职位，两殿两阁，一共有四人，满人汉人各占一半。李鸿章以及部下都得到了封赏，而且左宗棠等人也官复原职。从此，李鸿章终于入阁拜相了。而古代读书人第一等的功名，他也终于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