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居正还是少年时，他便心怀宏伟之志。在他二十四岁那年，他曾写过一本《论时政疏》，从中流露出了张居正的强烈责任感。

当时朝中的严嵩权势遮天，而嘉靖皇帝又经常不上朝，将本该与朝臣商议朝政大事的时间和心思全部用在了斋醮上。因此，朝中大事几乎全部由严嵩来做主。而正因如此，严嵩才独断专权、作威作福，一旦有违背其意愿的大臣通通会受到打压、排挤。

当时的朝政局势可谓是国君昏庸，致使国家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中。对于严嵩的所作所为，张居正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但是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翰林院七品编修的他虽满腔热血，但所有的宏伟大志却无处施展。于是，他愤然离开了他努力多年才考中的职位。

张居正从小就喜欢苦读经书，他记得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在当时的情况下，张居正只能将心中的抱负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因此，不管朝中局势如何混乱，张居正一直都保持着旁观者的状态。

直到严嵩倒台、嘉靖皇帝去世后，张居正才有机会进入内阁。这个时候在位的是穆宗，而穆宗还不及之前的世宗。他对朝政之事一概不理，即使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也一律置若罔闻。而在这个时候，能代替皇帝整顿朝政的只有内阁大臣了。

隆庆二年（1568年），张居正在内阁中的地位已经升到了第三位。张居正左思右想之后，他认为这个时候自己应该站出来为国家做些什么了，因为他现在有一定的能力了。于是，他写了一封《陈六事疏》的奏折。在奏折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省议论”，意思就是做实事，不说空话。

二、“振纪纲”，意思就是整顿朝中风气，重振法律威严。

三、“重诏令”，意思就是提高做事效率，令行禁止。

四、“核名实”，意思就是说通过严格的筛选，为朝廷选拔大量人才。

五、“固邦本”，意思就是减轻徭役赋税，安抚百姓。

六、“饬武备”，意思就是提高士气，广练精兵。

可以说，张居正在奏折中所提到的这些针针见血，这些正是当时明朝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时间会锤炼人的心智，而张居正也在岁月的磨炼中变得更成熟。张居正的上疏没有像往常一样被皇帝置之不理，这次皇帝给予了批复：“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虽然奏折一开始没有石沉大海，但是结果仍然没有被重视。

当时的首辅大臣是李春芳，他是一个比较沉闷的人，因此他对张居正的奏折并没有重视，而皇帝也只字未提。最后只有户部、吏部和兵部尚书在上朝时象征性地提了一些整顿方案，但是效果不佳。

很多年之后，张居正在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道：“其实我当时是想彻底清除朝政之中的所有弊端，但是力不从心，只有接着努力，一切看天命了。”

张居正不仅看出了整个朝政的局势与弊端，而且他也越来越现实地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地位是没有资格进行改革的。于是，他的目标便锁定在了首辅大臣的位子上。后来，将高拱排挤走之后，张居正便坐上了首辅大臣的位子。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能够成为首辅呢？

张居正在为官的道路上，一直向着一个目标前进，从未产生过放弃的想法。在他年轻时考中进士之后，当他提的建议通通不被朝廷采纳的时候，他才明白，只要有像严嵩这样的奸臣在朝一日，他的抱负就不可能得以施展。

虽然张居正当时心如火烧般地想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他仍旧不动声色地将一腔热血埋在了心中。在所有人眼中，张居正都只是一个只会做作诗、读读书的文人。而对严嵩来说，张居正这种不会参与政治的人才正合他的心意。因此，严嵩便开始慢慢提拔张居正。

在严嵩执政的那些年里，很多正直、不畏惧他的威严的官员都被排挤陷害，而张居正却毫发无损。这足以说明张居正有过人的“忍术”，他可以将自己的锋芒隐藏得很好。

在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大臣时，由于张居正和徐阶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高拱一直担心他们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便对他们进行了调查。但是不管怎么调查都没有确切的证据。

在穆宗去世之后，高拱与冯保之间开始了一场明争暗斗。而这时担任次辅的张居正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在这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张居正却持事不关己的态度，每天像平常一样照常工作。但是在暗地里，他却一直偷偷地支持冯保。

高拱在政治方面有真才实学，但是他却不善于用人，而且人还比较自负。他认为，他与张居正之间有多年的情谊，即使张居正作为旁观者，他也不会支持冯保。而在他与冯保争斗期间，他也曾怀疑过张居正，并对张居正说：“天下大事不决于内阁而决于太监，成何体统？”听罢，张居正只是一笑而过，高拱并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反而经常与张居正商讨怎样才能彻底铲除冯保。

在这场政治争斗当中，在立场问题上，张居正与高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张居正当时所忧虑的是，如果帮着高拱铲除了冯保，之后高拱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因为高拱比较自大，他不会容忍像自己这种能威胁他的地位的人。但是，如果帮冯保铲除了高拱，结果肯定是自己顺利成为首辅大臣。因此，张居正坚决支持冯保。而最终结果证明，张居正的做法是正确的。

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张居正一步步地蜕变。在冯保与高拱之间的争斗中，张居正耳濡目染，并且总是能从中悟出很多道理。对待朝廷之中的问题，张居正总是处于谨慎的状态。他不像夏言也不像严嵩，他认为夏言那种人容易得罪人，而严嵩那样的人私欲太强，不会受到别人的推崇。于是，张居正就琢磨，应该怎样做既不会显得卑微，又能轻松驾驭下属并让下属对自己忠心这一问题。后来，他苦读诗书，从中总结出了经验。他认为，成功的政治家，在做事的时候应该随时调整方案，一旦遇到了政治压力，那么就要懂得隐忍、屈服和退让，而在压力消失之后自己要随时恢复原来的状态。

“外温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呐呐不轻为可否，于人恂恂不苟为异同。”是他为人处世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