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夺情”这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张居正却觉得心中很不安。而他的这种不安很快就应验了，只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

一些顽固不化的言官，看到身为首辅大臣的张居正不但没有做好榜样，反而还做了违反祖制的事情，因此他们都十分不满。但是他们也只是私下里议论议论罢了。而那些之前与张居正有私仇和那些本来就看不惯张居正的人是不会放过这次时机的，都想趁机抓住张居正的把柄，扳倒张居正。于是，这两派人偷偷地达成协议，打算找准时机弹劾张居正。

很快，张居正就被卷入了一场弹劾的浪潮中。而首先引发这场浪潮的人正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吏部尚书张瀚。

张瀚曾经在南京当职，职位是尚书。当时很多地方官员都在期盼自己的业绩能被朝廷知道，从而被调至京城做官。因为一旦能被调往京城，那么官途一定会青云直上。原任吏部尚书的杨博已经上了年纪，因此辞官回乡养老了，而这个机会正好被张瀚赶上了。当时的明朝有一种叫“廷推”的选举制度，也就是向朝廷推举各方面的人才。张瀚当时的政绩非常出色，而且为人也踏实，因此他被朝廷列入了吏部尚书候选人的名单中。但每一名候选人都是出色的，比如名单中排名第一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以及第名第二的工部尚书朱衡，他们都属于出类拔萃的官员。而张居正在看完候选名单之后，并未看重前两位，而是看中了张瀚。因而，最后张瀚被提拔为吏部尚书。但是跟之前两位相比，张瀚资历不够，而且没有太高的声望，这就致使张居正对他的提拔会引发两种结果：一是朝中大臣会认为张瀚是通过拍马屁而得到倚重的，因此一些想升官的大臣就会效仿他的做法；另外就是，吏部尚书负责任用以及罢免官员，因此这就意味着张居正间接地掌握了裁减大权。

让人想不到的是，平日对张居正毕恭毕敬的张瀚会在这件事上与张居正较起劲来。万历皇帝下令让吏部发公文挽留张居正，而张瀚却对此保持充耳不闻的态度。在看到张瀚并没有积极地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做时，张居正没有多想，而是亲自派人去提醒张瀚，但是张瀚并不买账，每次不是假装糊涂，就是凑合了事。

最后，张居正被他的态度惹怒了，便借圣旨的名义称张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很多大臣看到张居正真的发怒后，他们就接二连三地上疏挽留张居正。而在这种情况下，张瀚还是不为所动。虽然只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但是他仍然固执地与张居正作对，而且他还公然说道：“三纲五常沦丧殆尽了！”后来，在张瀚的鼓动下，整个吏部的官员都开始反对张居正“夺情”。

张居正看到这种情况后，决定动用权力震慑一下这些人。张居正一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所以他很快便让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共同找一些借口，对反对他的人一一进行弹劾。最终，张瀚被罢职，彻底告别官场，而吏部的那些反对张居正的下属也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当这件事平息后，接着又有不怕死的人站出来说，即使张居正不回乡丁忧二十七个月，至少也要回去亲自操持葬礼。让张居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站出来当面指责他的人不是言官，而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翰林院编修，他的学生——吴中行。

张居正看到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学生竟然与自己公然作对时，既羞愧又恼怒。吴中行是在隆庆五年（1571年）中的进士，而当时身为主考官的张居正亲自选拔了他。换言之，张居正与吴中行是师生关系。在当时，凡是主持会考的官员都被称为座师，而被主考官亲自选中的进士也会成为考官的门生。座师和门生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像普通的师生关系那么简单，他们之间经常会相互提携，相互支持，这样就在复杂的官场上形成了一个政治关系体系，甚至有的座师去世之后，他的门生会为他守孝三年。

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汉唐时期，这个道理就已经广泛流传了。而吴中行竟然会弹劾自己的老师，这样的行为也算得上是一种不孝了。但是吴中行却有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父子关系远远超过了君臣关系，所以他认为自己弹劾张居正是大公无私地违背了师生的感情，而站在与座师对立的角度去维护孝道，他的做法不但没有罪，反而是有功劳的。

对此，张居正的愤怒不是一言两语就可以表达的。而在吴中行指责他的第二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翰林院检讨赵永贤也上奏，上奏的内容也是想请求皇帝批准张居正回家亲自主持其父亲的葬礼，令张居正生气的是赵永贤也是他的门生。

曾在一年前，因为张居正的学生刘台的弹劾，张居正差点就辞官了。而这次，反对他的竟然又是被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两个学生，这使得张居正极为心痛。

事态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时又站出了两位大臣弹劾张居正——刑部员外郎艾穆以及刑部官员沈思孝。更令张居正心痛的是，这两个人都是张居正的同乡。

在当时的官场，很多同乡官员之间都会互相提携。但是这两位不仅没有拥护同乡张居正，反而联名上疏，要求张居正回乡守孝，并且上疏中字字强硬。对此，张居正觉得很伤心。他这样说道：“在严嵩执政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曾弹劾他，但是弹劾他的人中没有他的同乡。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我为官这么多年竟然还比不上严嵩！”由此可见，即使是权倾一朝的大臣，如果想做出违背常理的事情，其过程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当时，吏部属于六部中最重要的部门。之前万历皇帝还下旨给吏部尚书，让他代表整个吏部出面，挽留张居正留任。当时，礼部的官员也有两派，一派是在催促吏部尚书按照皇帝说的办，而另一派则持坚决不支持的态度。由于最后的趋势越来越有利于反对派，因此吏部尚书以及礼部侍郎达成一致，以“有碍礼义廉耻”的借口拒绝了张居正“夺情”的要求。

而张居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夺情”的想法本来就不合礼制，因此他并未站出来为自己辩解，而是任由他人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