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

叶嘉莹：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朋友问我，要让小朋友爱上唐诗宋词应该去看看谁的书，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叶嘉莹。”说起来，我们这些喜爱古典文学的，谁没有读过叶嘉莹的书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是我们共同的先生，我们则都是她的私淑弟子。

对于很多人来说，叶嘉莹充当的是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在她的引领下，我们充满好奇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那里繁花似锦满园春色，越往深处走，就越是美不胜收。叶嘉莹所说的诗词，多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只是通过她的解读，那些熟悉的诗句才突然焕发出全新的美感，我们这才发现，原来简简单单的一句诗，居然蕴含着那样千回百转的心思，那样缠绵细腻的情致。在她的启蒙下，我们重新发现了诗意，重新发现了古典之美，甚至重新发现了深藏在自己内心的深情。

有些人嫌她解说诗词太过细致，笑她是“老妪说诗”，我却始终感激她，进而理解她的一片苦心——她生怕现在的年轻人读不懂、不爱读诗词，所以才不厌其烦地解说。再说说得细一点还是有好处的，毕竟很多人连《红楼梦》都快读不懂了。

我是很喜欢读她的书的，书里说的不只是诗词，更融入了她对人生的全部见解。我总是想，该拥有怎样一颗玲珑剔透的词心，才会将诗词解读得那样细腻入微呢？因为喜欢读她的书，我才开始去了解她的人生。

说到叶嘉莹和诗词的缘分，绕不过两个人，一个是她的伯父，另一个则是她的老师顾随。

叶嘉莹出生在农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因此小名就叫作小荷子。叶这个姓可不简单，是“叶赫那拉”的简化，清朝的慈禧太后以及词人纳兰容若（纳兰是那拉的另一种译法），都属于叶赫那拉氏，叶嘉莹曾在自述诗中不无骄傲地宣称“我与纳兰同里籍”，对诗词的爱好兴许已变成了叶赫家的一种文化基因，借同一血脉传了下来。

叶嘉莹从小在北京西城区察哈胡同一个四合院里长大，学者邓云乡曾是这里的常客，在他的印象里，一进院子就感觉到的那种静宁、安详、闲适的气氛，半个多世纪后一闭眼仍然如在眼前，他还记得，“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洁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

“庭院深深深几许”“斜阳院落晚秋天”“寂寞空庭春欲晚”……在那个宁静的院落降生的叶嘉莹，自幼就熟悉了古诗词中的种种意境，一颗词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形成的。

邓云乡提到的那位老人就是叶嘉莹的伯父叶廷乂，他精通医术，旧学修养深厚，很喜欢这个冰雪聪明的小侄女。伯父酷爱吟咏，叶嘉莹尚在牙牙学语时，就跟着伯父咿咿呀呀地学念诗，稍通人事，便对着庭院里的花花草草学作诗，伯父亲自教她平仄声律，并为她修改诗作。小女孩没什么人生阅历，能写的无非是窗前的芭蕉、雨中的梧桐、墙下的鸣蛩等，十五岁那年，叶嘉莹曾经将一丛绿竹亲手移植到自己的窗前，随即写下了一首《对窗前秋竹有感》：“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伯父和父亲虽教她读唐诗，却从未教过她读词，初中时，母亲送她一套《词学小丛书》，其中收录了纳兰容若、李后主等人的词。一翻开《饮水词》，从开篇第一首《忆江南》“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开始，那流利的声调，那真切的情感，就一下子将她吸引住了。

词是最精致婉约的文体，和诗相比，词显然更契合叶嘉莹的心性与气质，她后来的主要成就也是在词的创作和解读上，而这一切，都源自她十几岁读到的那一卷《饮水词》。只是那时她还年少不知愁，要过很多年以后，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心字已成灰”。

叶嘉莹在诗词路上遇到的第二个贵人是老师顾随。那时她刚考入辅仁大学，这所学校设立在恭王府内，红墙绿瓦，曲院回廊，花木扶疏，走在校内如在画中游。大二那年，她的课堂上走来了一位讲唐宋诗的先生，他相貌清癯，一袭长衫，讲起课来信手拈来，学贯中西，他就是被称为苦水先生的顾随。

顾随讲诗词，从不拘泥于课本，而是天马行空，旁征博引，任意一句诗词都可以连续讲上数小时，同时融入了自己对于人生的理念。比如他批评姜夔，说他太重修饰，好比一个人总是穿着白袜子不沾泥，总是自己保持着清白、清高，这样的人比较狭窄自私，遇事不肯出力，为人不肯动情。

“余虽不敏，但余诚也”，这是顾随的口头禅，也成了叶嘉莹奉行一生的宗旨，她不管做什么事，都会诚诚恳恳，能使十分力的决不只用九分，而顾随将人生感悟融入诗词解说中的授课方式也对她影响极大。

当顾随在台上随意发挥时，不知道他本人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位女学生正在台下专心致志地记着笔记，恨不能将他的每句话都原原本本地复制下来。许多人视叶嘉莹为引路人，而她则视顾随为引路人，她说：“自上过先生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中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而顾随也十分器重爱护这位勤奋聪敏的女弟子，在看过她的习作后，他评点说：“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当善自护持。”师生之间互相唱和，顾随不仅视叶嘉莹为传法弟子，更引她为知音。有一次，顾随在课堂上讲到了雪莱的《西风颂》，并口占了“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两句，叶嘉莹将这两句敷衍成了一首《踏莎行》，词之前还有一行“小序”，称：“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顾随看了后，欣然批注说：“此阕大似《味辛词》（顾先生早年词集）。”

顾随和叶嘉莹是师生，也是忘年交、知己，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颗词心对另一颗词心的映照，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呼应，名师得遇高徒，高山得遇流水，彼此之间同频共振，惺惺相惜，这样的际遇，对他们来说都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只可惜自古才命两相妨，诗词路上越走越顺的叶嘉莹，在人生的路上却坎坷难行。十七岁那年，她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苦难：因父亲在沦陷区失去音信，日夜操劳的母亲积忧成疾，手术失败后死在了列车上，她没来得及见母亲最后一面。眼睁睁地看着钉子一个个钉在母亲的棺材上，叶嘉莹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迈入了成年世界，十七岁的她，挑起了照顾老父幼弟的重担，从那以后，她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相反，身边所有人都需要依靠她。

也许正因如此，她年纪轻轻就老成持重，男生们评价她“自赏孤芳，我行我素”，不敢亲近她。有位老师将她介绍给赵东荪，父亲很不赞成这门婚事，认为赵东荪没有一技之长。

赵东荪追求了她很久，她都没动心。直到有一天，他跑来对她说：“我丢了工作。”叶嘉莹心想：“不是因为经常从青岛回来找我，所以丢了工作吧。”出于同情和义气，她终于接受了他的求婚。

古人的诗词中将爱情描绘得那么美妙动人，可叶嘉莹却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心动的滋味。为叶嘉莹写传记的学生张侯萍说：“叶先生熟谙古诗词中的儿女情长，可她这一生从来没有恋爱过。”

可她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既然嫁了人，就嫁夫随夫，全心全意做个贤妻良母，她很快生下了大女儿言言，随丈夫一起去了台湾。就算不是两情相悦，只要能够相濡以沫，也能够拥有平淡安稳的婚姻吧。

可这点希望很快也破灭了。到台湾不久后，喜谈政治的赵东荪被当成“匪谍”投入了监狱。她带着幼小的女儿寄居在亲戚家，一边辛苦地抚养女儿，一边尽力营救丈夫。没想到丈夫出狱后，本来就性情粗暴的他变得更加不近人情，动不动就会暴怒，由于性格乖戾，他什么工作都干不了多久。

这时候叶嘉莹又生下了小女儿言慧，加上老父亲，一家五口的担子全落在了她的肩上，为了多挣点家用，她每天奔波于几个学校上课，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还得小心翼翼地承受丈夫莫名其妙的怒火。

日子过得太艰难了，光是勉强活下去已花光了她所有的心力，酷爱吟诗填词的她，十年里只作了寥寥几首诗词，在一首《蝶恋花》里，她写道：“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时都闲却。”此时的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就像杜甫笔下那个“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佳人，得不到一点关心和温存，最绝望的时候，她甚至想过开煤气自杀。

最后，她告诉自己，“我得把感情杀死”，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麻木地活下去。她总觉得自己就像王国维词里的杨花，“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根本不曾开过，就已经凋零了。

这些情绪她从来不会流露出来，包括在两个女儿面前，她都尽量维持着平和愉悦的面容。幸好还有她热爱的古典文学，只要一站在讲台上，谈起诗词来，她立刻变得神采飞扬。她的课在台湾名声远扬，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竞相请她去讲课。在外面，她是人人尊敬的叶先生，一回到家里，仍然是那个需要面对丈夫咄咄发威的无助女子。有次她在圣诞节时按照西方的习俗，买了圣诞树、气球和彩灯，将家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丈夫却突然发起火来，将气球和彩灯扯得稀烂，她什么也没说，还是尽力为孩子们营造出快乐的节日气氛来。

丈夫对她漠不关心，一直到了晚年时，才在看了她讲课的视频后，惊奇地对她说：“这是你在讲课吗？下次我去听好不好？”他好像头一次认识到妻子的价值。学生张侯萍叹息说，他与她生活了一辈子，却像一个陌生人。这是叶嘉莹的悲哀，也是一代旧时淑女的悲哀，她们所受的教育，让她们断然起不了离婚的念头。

生活好不容易稍微安定些，一家人在加拿大定居下来了，叶嘉莹又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打击——大女儿和女婿双双车祸身亡，这个打击对于一位早就心碎了无数次的母亲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强忍悲痛处理完女儿的后事后，她将自己关进书房，谢绝了一切亲友的慰问。她想不明白，为什么临到晚年，老天爷还这样惩罚自己，她只得又一次把自己的感情杀死了。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她亲手蘸着自己的血泪，一字一泪地写下了十首《哭女诗》。

“风雨一世逼人来”，不是经历过锥心之痛的人，哪里写得出如此沉郁之极的诗句来。她这时才领悟到，为什么她所敬慕的王国维先生会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少年丧母、婚姻不幸、老年丧女，这其中的任何一项苦难都足以摧毁一个人，叶嘉莹却为什么没有被摧毁呢？这不得不感谢她钟爱的古诗词，以及她从诗词歌赋中领悟到的生命哲学。

这种生命哲学，顾随形容为“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叶嘉莹则注入了女性的特质，用“弱德之美”来加以概括。

“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创造出来的一个词语，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在强大的压力下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或者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弱德之美也就是人们在面对逆境和苦难时所表现出的担当和坚守，一种承担之美、坚忍之美。

命运是风，我们是芦苇，很多时候芦苇只能随风摆动，由不得自己做主，可至少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做主，那就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叶嘉莹说她一生都没有主动选择过，嫁人不是自己选择的，去台湾也不是自己选择的，就是在这种被动的处境下，她始终坚守着修养，默默承担着责任，决不以自己鄙弃的方式来对待他人，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我有弱德之美，但我并不是一个弱者”。

她当然不是一个弱者。看过不少她讲课的视频，她给我的感觉竟然是硬朗。年过九旬的她，站在讲台上，仍是那样精神矍铄，满头银丝如雪，声音清亮，能够一口气站着讲上两小时。

至今，叶嘉莹已回国任教四十年了，从异国教坛退休之后，她觉得在海外教书总有隔膜，渴望着能倦鸟归巢，渴望着能将古典文学的薪火传承下去。

南开大学对她敞开了大门，很快师生们就发现，他们是捡到宝了，叶嘉莹一开讲，能坐满三百人的阶梯教室都坐不下了，前来听课的学生挤满了过道。下课铃声响起时，没有一个人离开。她与学生们，就这样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诗词的世界里，直到熄灯的号角吹起。她对南开感情很深，后来还将多年来累积的积蓄一千八百多万无偿捐给了南开设立迦陵基金，用以激励学生研习古典诗词。

从1979年开始，她就这样一个人拖着硕大的行李箱，辗转于中加两国，除了南开外，还到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等数十所高校演讲，很多人就是通过听她的课才爱上古诗词的，她就这样将诗种一颗颗地播撒到了年轻人的心中。

讲台上的叶嘉莹有种特殊的魅力，有人说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诗，诗人席慕蓉在听过她一次讲座后，从此俯首甘为粉丝。在席慕蓉眼里，她就是《楚辞》中那个“要眇宜修”的湘水女神，她的美是从内往外散发出来的，一讲起诗词来通体都会发光。

除了讲授诗词，叶嘉莹回国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再见顾随一面。可惜恩师早已殒逝，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她花了极大的心力来整理当初听课的笔记。那八大册笔记，随她去了台湾，又亲自带到了异国，从未托运过，一直随身携带，保存得完好如初，她说：“这是宇宙间唯一的。”

在她的悉心整理下，《顾随诗词讲记》终于得以付梓，这本书和陈丹青所记、木心所讲的《文学回忆录》一样，都是弟子根据老师的讲课记录而来的，也都缔造了“师父因弟子而显于世”的佳话。顾随若泉下有知，一定也会备受感动，估计连他自己都想不到，当初在课堂上的信口胡诌，居然被一个女弟子当成珍宝一样全都收集了起来。叶嘉莹待人的深情可见一斑。

可叹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她的一片深情根本找不到值得托付之人，从未尝过爱情滋味的她索性将诗词当成了恋爱对象。她的小女儿说，母亲最爱的就是唐诗宋词，她这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有人问过叶嘉莹，古代的诗人她最想和谁交往，她笑着说，杜甫太古板，李商隐太忧郁，只有辛弃疾刚柔相济，是个理想人选。

“花开莲现，花落莲成”，这是叶嘉莹年轻时看到的一句偈语，这句偈语像是在预示她一生的命运，她的青春是在流离和困苦中度过的，一直要到人生的垂暮之年，才迸发出异样的光彩来，莲花谢了不要紧，重要的是，那藏在花下的莲子已经成熟了，莲的生命因此而生生不息。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这是叶嘉莹常用来自况的一句诗，她这辈子都和荷有缘，乳名就叫小荷子，但我更愿意用“菡萏”来称呼她，菡萏是荷花的别称，与荷花相比，它显得更为古雅。叶先生，就是一朵旧时的菡萏，这朵菡萏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纯真的本心，走近她，就会嗅到一股清芬，它来自昨日世界，我们曾经失落却正在拾起的那个世界。

沈祖棻：有斜阳处有春愁

这些年去过的地方里，最令我难忘的，居然是苏州，“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很难得有这样一座现代城市，还保留着小桥流水的古韵。在苏州，不仅可以赏遍美景，吃遍美食，还可以看遍美女，苏州女子大多身材窈窕，皮肤白得透明，不用撑一柄油纸伞，一个个就仿佛是戴望舒笔下那个丁香般的姑娘。

苏州女子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份温柔，她们说起话来总是轻言细语，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拂风，正如金庸形容姑苏慕容家的小丫鬟阿碧所说的那样：八分容貌，加上十二分的温柔，便不逊于十分人才的美女。

沈祖棻，就是这样一个从江南水乡走出来的苏州女子，看她的照片，清瘦、温婉，有尖尖的下巴和清秀的眉眼，那种美，像江南初春的雨，润物细无声中略带清冽的寒意，站在苏州的小桥畔，就是一首浑然天成的婉约词。

生于苏州，可能是沈祖棻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她不止一次在诗词中赞美故乡：“生小住江南，横塘春水蓝”“家近吴门饮马桥，远山如黛水如膏”，她的情怀和诗意，正是在江南烟雨的氤氲中滋养出来的。

她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世家，祖父精于书法，终身都在临摹《兰亭序》，和吴昌硕等人均有来往。她小的时候，家中为孩子们请来的老师就有四位，分别教授他们英语、国语、算术、刺绣。

她是在苏州古典的庭院里长大的，自小过着的也是一种深具古典韵味的生活。夏日天热时，家中用银碗盛着鸡头米，加上冰块，吃一碗就暑气顿消。秋天**盛开，祖母叫人用百十来盆**在后花厅堆成**山，祖棻常常和兄弟姐妹们在此持螯赏菊，一起吟诵《红楼梦》中的**诗。有一年正月十五，家人们在后花厅赏月联诗，祖棻还是个小小女孩，就能够脱口联句了。

很多年以后，她对这段时光仍是念念不忘，不止一次在诗中怀念昔日的风雅生活，如“镂银冰碗剥鸡头，晚凉庭院忆苏州”。

生长于温柔富贵乡、烟柳繁华地的沈祖棻，满身都是水乡的温柔气息，出落得清丽动人。她刚踏进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门，就以美貌和文才惊艳了整个校园。她生得很美，词曲大家吴梅第一次在家中见到这位登门拜访的女学生时，就在日记中称她“极美”。同学尉素秋也对她的美印象深刻，那时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女生组织了一个梅社，相约以词牌为笔名写词，沈祖棻的笔名是点绛唇，尉素秋说她之所以用此笔名，是因为“她是苏州人，明眸皓齿，服饰入时。当时在校女同学很少使用口红化妆，祖棻唇上胭脂，显示她的特色”。

沈祖棻不仅美貌出众，更兼才情过人。中央大学当时名师荟萃，中文系的老师有黄侃、汪东、吴梅、汪国垣、胡小石等国学大师，他们对这位女学生特别器重。连胡适都不放在眼里的黄侃，特意为沈祖棻取字为子宓，以示爱重。文学院院长汪东对这位高徒更是倍加赏识，入校不久后，沈祖棻和要好的女生们，以红楼中的人物自况，称胡漪如为元春、尉素秋为探春、章伯璠为宝钗、徐天白为湘云、沈祖棻为宝琴，而将汪东老师比作贾政。汪东看到后不服，特意写诗抗议，其中一首说“悼红轩里铸新词，刻骨深悲我最知。梦堕楼中忽惊笑，老夫曾有少年时”，意思是当年他也是人见人爱的宝玉，可不是女学生们眼中古板的贾政，师生之间的亲密融洽可见一斑。

1932年，“九·一八事”件刚刚爆发不久，那时沈祖棻年仅二十三岁，却深切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挥笔写下了一阕《浣溪纱》：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

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短短一首小令，将对山河破碎的担忧传递得婉转深重，汪东读过此词后，不禁拍案叫绝，尤其喜爱后半阕，认为足以和秦少游媲美。

遥想宋时，贺铸曾因“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而获得了“贺梅子”的称号，同样因佳句而获美名的还有张春水、谢蝴蝶、王桐花、崔黄叶，等等，如今，沈祖棻也因“有斜阳处有春愁”之句，被人们戏称为“沈斜阳”，得以跻身于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之中。

作为成名作，《浣溪纱》不仅拉开了沈祖棻专注于“倚声”（词）的帷幕，也奠定了她填词的基调——和很多女词家不同的是，从一开始填词，她笔底着墨最多的就不是儿女情长，而是家国情深。

如此受人瞩目，可以推测沈祖棻的身边一定不乏追求者。可因为她涉世不深、过于纯真，感情上也受到过挫折。她曾经喜欢过一个革命青年，在那个人被捕入狱之后，她甚至做好了为他牺牲的准备，就在此时，她才发现那人家中已有发妻。即使被人欺骗，她还是维持着大家闺秀的风度，一边照顾他，一边通知他妻子前来。等他妻子赶到后，她才断然和这个以背弃革命换来出国留学的青年诀别。

幸好在她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班后，就遇上了一个足以和她颉颃的男子，两人以诗词为媒，定下了终身。

他就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才子程千帆，比沈祖棻小四岁，长于诗学世家，自幼就聪颖非凡，十岁学诗，十二岁通声律，考入金陵大学后立即崭露头角。他和沈祖棻都是文艺社团“土星学会”的成员，一起创办了刊物《诗帆》，两人因文字结缘，志同道合，很快就互相倾慕了，同学们也常常用“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来打趣沈祖棻，因为里面暗含程千帆的名字。

诗词是这对才子才女之间的桥梁，程千帆想和沈祖棻厮守终身时，就是用一首新诗《二月》来求婚的：

画梁是燕子的家，粉墙是萝蔓的家，河水才是小白帆的家；无从窥见的是室家之好。

诗里藏着只有他们二人才看得懂的隐语，燕子、萝蔓都是祖棻的化身，因为她笔名叫作绛燕，又自号紫曼，小白帆指的自然是千帆，在河中漂泊的小白帆，期待着能找到一个可供栖身的家。

沈祖棻也写了一首《忍耐》作为回应：

燕子飞来建筑她的新巢，萝蔓装饰上春风的墙壁，昔日漂泊于江湖的小白帆，也将傍春水而系缆了。

1937年，“小白帆”在安徽屯溪迎娶了他的“燕子”，祖棻“出当代大师之门后，为世间才子之妇”，缔造了难得一遇的佳话。

只可惜，这对才子佳人身处风雨飘摇之世，只能在乱世中流离奔波，一点都由不得他们自己。他们婚后的前半部分岁月，可以用一首词牌名来描述，那就是“惜分飞”。

江湖风波恶，人间行路难。新婚的甜蜜享受了还不到一个月，因日寇逼近，沈祖棻就不得不告别夫君，只身踏上西南流亡之路，辗转在重庆、雅安、乐山、成都等地。

轰动词坛的《涉江词》就是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途中完成的，一部词集收入了三百多首词，尽述流离之苦、分隔之痛，渗透了无尽的江山之感和故土之思。如果说杜甫是以诗为史，用诗歌记录下安史之乱后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那么沈祖棻就是以词为史，用词记录下抗战中的动**岁月和苦痛悲欢，一幕幕如在眼前。

抗战中躲避日机轰炸期间，祖棻总是不忘随身携带着词稿，她在给老师汪东的信中说：“一日，偶自问，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种遭劫，则宁愿人亡乎？词亡乎？初犹不能决，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

宁愿人亡而词留，这是怎样的一种创作精神？正因为是用血泪凝结而成的，《涉江词》才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汪东高度评价说：“风格高华、声韵沉咽。韦、冯遗响，如在人间，一千年无此作。”

至于为何命名为《涉江词》，很多人都指出了是脱胎于古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首诗所写的正是情人分隔两地的相思之情，诗末说“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正是祖棻当时的心情写照，她与程千帆夫妻情重，却聚少离多，战乱之中，像他们这样同心而离居的夫妻又何止千万！

刚经离乱之后，祖棻又遭病痛。1940年她查出子宫肌瘤，病情严重，她给汪东、汪辟疆两位老师写了一封伤心至极的信。信中提到，如或有生命危险，她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千帆的夫妻之情。在信中她说，和千帆结婚三年了，两人既是夫妻，又是良友，每每以道德相勉励，以学问相切磋，夜深人静，灯下把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闺房之乐远甚于画眉，如果一旦天人永隔，情何以堪？

祖棻在成都动手术时医院失火，程千帆赶来时医院已成火海，还好祖棻已经逃了出来，二人在火海外相拥而泣，忍不住痛哭失声。所幸手术成功，祖棻才得以逃过一劫。

但病痛和意外注定是祖棻生命中难逃的劫数。她在三十八岁时高龄产女，一个庸医将一块纱布误缝入她腹内，此后几年受尽了折磨，在汉口动了两次小手术都未见好转，为此只得去上海求医，开刀五次才找到病根，最后那块纱布从她腹中取出来时，四周已结满脓血。她因此元气大伤，身体越发衰弱。

战火平息后，他们双双来到武汉大学执教，以为从此后就要苦尽甘来了，谁料几年之后，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一度还被下放到乡下去放牛，夫妻俩城乡两隔，唯有通过书信互相勉励，身为右派家属，祖棻受尽了白眼和冷遇，她在诗中对千帆感叹：“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

有人劝祖棻和他离婚，她什么也没说，仍然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那时日子很苦，但程千帆挨了批斗回到家后，总能吃到妻子亲手切好的西瓜，那往往是她自己舍不得吃特意留给他的。

沈祖棻一生命运多舛，备受战乱、病痛、离别乃至世态炎凉之苦，她在苦难中迸发出来的才华，常常让人将她和李清照相比。朱光潜就曾题诗称赞她：“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她和程千帆的爱情也被拿来和赵明诚、李清照相提并论，有“昔时赵李今程沈”之说。

从个人遭遇和才华的角度来说，她和李清照确实不乏相似之处：都一样才华横溢，年少成名；都一样备经战乱，流离困苦；都一样得遇知己，婚姻美满。但除此之外，两人的个性和气质迥异：李清照生性争强好胜，倜傥不群，个性中有叛逆尖锐的成分，沈祖棻则温柔敦厚至极，从不露出半点锋芒，哪怕是抗战中写的那些悲愤之词，也写得婉转含蓄，决不流于叫嚣。她当然也有怒火，但她把金刚怒目的那一面藏得很深很深。

在女儿程丽则的眼里，母亲“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温柔的人”。“我觉得她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全部占据。脾气极好，性格极好，非常谦和，乐于助人，而且也很忍让。同时她又是一个学者，一个才女。”

温柔是人们对沈祖棻的共同印象，学者吴宓曾说，论品性的纯淑温和，沈祖棻是他所见过的女士中的第一人。学生徐有富回忆说，他还记得初次听沈老师讲课，那清雅的外表，那悦耳的吴侬软语，实在是生平所未见，令人如沐春风。

她整个人由里到外都温润如玉，像从蓝田采来的软玉，触摸上去手感柔软，却又不失玉的质地和清凉。温柔并不是柔弱，熟悉了沈祖棻，你就会发现，温婉的她其实从未丧失过内心的坚守和笃定，愈是靠近她的人，愈能感觉到她身上那股柔软的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也许并不是处处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而是在备受命运的摧残之后，依然能保持着一颗温柔如初的心。

暮年的沈祖棻，面容仍是那样平和，看不到一丝一毫被生活摧残过的痕迹。她和程千帆终于团聚了，夫妻二人住在武大一所湖畔的简陋小屋里，拿着微薄的退休工资，沈祖棻虽出身富贵，却特别能够安贫乐道，从不怨天尤人。

这时女儿丽则已生下了早早，每当小外孙女来到湖畔小屋时，屋中就布满了春色。沈祖棻特别钟爱早早，搁笔多年的她特意写下了一首长篇诗作，名字就叫《早早诗》：“一岁满地走，两岁咀舌巧。娇小自玲珑，刚健复窈窕。长眉新月弯……”全诗明白如话，毫不雕琢，将早早的天真烂漫刻画得无微不至，赢得了众人激赏，朱光潜就最喜欢她的这首《早早诗》。

沈祖棻在1976年6月的日记里写道：“与早早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

这时，她已经是垂暮老人了，又饱受生活的磨难，却仍然拥有那样细腻婉转的心思，仍然保持着文人的情调，闲花野草处处可见，但只有像她这样的有心人，才会想到折来当成案头清供。她这样的才情女子，本就应该过着寻芳山头、灯下赏玩的悠闲生活，奈何命运弄人，她这一辈子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动**中度过的。

只可惜，如此美好有致的生活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在写下日记一年之后，她在返家途中遭遇了一场车祸，血流如注，未能抢救过来，将无尽的憾恨留给了她相伴了四十年的夫君。

程千帆晚年声誉日隆，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结发妻子过世得太过意外，太过悲惨，他在回忆录《桑榆忆往》中说：“我现在只有一点是不大能够回忆的，就是沈祖棻的突然死亡。她本来是个富家女子，可以生活过得很好，但就是为了爱情，一辈子受苦，最后又是这样一个结果。”

钱锺书曾经说过，妻子杨绛身兼妻子、情人、知己于一体，沈祖棻对于程千帆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是他共经患难的妻子，也是他温柔缠绵的情人，更是他心心相印的知己，他曾写过两首《鹧鸪天》来悼念亡妻，其中有两句词是“文章知己千古愿，患难夫妻四十年”，正是他们关系的真实写照。只是沈祖棻和杨绛比起来，吃过的苦头更多，为了爱情，她的确一辈子受苦，可是她心甘情愿，她将苦难咽下去，吐出了一首首惊才绝艳的词作。

对一个将词作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女词人来说，让她的作品留世才是最好的纪念。沈祖棻过世之后，程千帆用整理她的遗著来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病重时，他还在指导外孙女编《沈祖棻全集》。全集出版后不到半年，他就因病去世了。

“小白帆”去寻找他的“燕子”了，漂泊了一生的他们，终于得以重聚，仿佛从未分开。在另一个世界里（如果有的话），“燕子飞来建筑她的新巢，萝蔓装饰上春风的墙壁，昔日漂泊于江湖的小白帆，也将傍春水而系缆了。”

冰心：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

读着《小桔灯》长大的小读者们，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敬爱的冰心奶奶也是写过情诗的。

那是一个冬夜，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读书的冰心收到吴文藻一封充满着怀念之情的信，觉得在孤寂的宿舍里念不下书了，她就披上大衣，走下楼去，想到图书馆这一人多的地方去，不料在楼外的雪地上却看见满地枯枝纵横，像是写着“相思”两字，于是就有了她满怀深情的那首小诗《相思》：

避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冷月相窥，

枯枝——在雪地上，

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

汉字真是很有趣的，“相”字旁的“目”字和“思”字上面的“田”字，都是横平竖直的，所以雪地上的枯枝会构成“相思”两字。若是用弯弯曲曲的英文字母，就写不出来了。

只有满腹相思的人，才会看到地上的枯枝，就联想起相思二字吧。就像张爱玲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看到一件事，明明不相干的，七拐八拐，都会想起他来。

冰心到底是矜持的，即使在热恋之中，也没有把这首情诗寄给吴文藻，只是后来和一个外国朋友聊起中国诗词时，才提到自己写过这首诗。

都说文如其人，其实有时文风也会折射出命运的样子，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从而透露出你拥有什么样的命运。

如张爱玲的文章，冷静犀利，刻画世相入木三分，可见写作者的眼睛何其毒辣，结果一受情伤就早早看破红尘，在她那些清冷的文字里，早埋下了半生孤寂的伏笔。

冰心的诗歌和散文，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晶莹澄澈，温婉雅致，读起来让人如沐春风。这样的诗文，可能思想上并不是那么有深度，却处处给人以美的感受。就像冰心的人一样，生得不算特别美，可气质娴静端庄，虽然不惊艳，看上去却很舒服。

尽管后世的读者都是因为《小桔灯》《寄小读者》等一系列文章才熟悉冰心的，可实际上她是以诗歌敲开文坛的大门的。她成名非常早，二十出头就凭着《繁星》《春水》扬名诗坛，诗风类似于泰戈尔，引起无数学诗者竞相模仿。

成名太早，名气太大，难免会引来非议。同样是知名女作家，苏青和张爱玲就很瞧不上冰心，张爱玲曾经说：“要把我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苏青更曾刻薄地攻击冰心的长相，说之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

张爱玲和苏青为什么不喜欢冰心？有人解释为这是因为她们嫉妒冰心生活得太过幸福，这样理解未免太过偏颇了，照我看来，她们之所以将矛头对准了冰心，可能是因为冰心不管是为人还是作文，都迥异于她们，简单来说，大家根本不是一路人，当然互相看不惯。

将冰心和张爱玲来互相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她们一个是新兴的海军军官的千金，一个是没落的旧式贵族的小姐；一个平易近人，一个高傲清冷；一个至死都保持着一颗童心，一个却年纪轻轻就有了个老灵魂——出身、性格、成长背景都大不一样，这也决定了她们不同的人生观。

张爱玲可以说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将人性的阴暗面刻画得入木三分，读她的小说，像是走进了一个旧式老宅里，寂寂的流年，深深的庭院，感觉是那样荒凉。冰心则是个温情脉脉的乐观主义者，母爱、童心和大自然是她诗文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令人想起黑暗中那盏小桔灯来，让人觉得眼前似乎有无限光明。张爱玲复杂，冰心单纯，单纯的人也许写不出太过深刻的作品，却往往都是有福之人。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冰心信奉终生的人生哲学，有这样的人生观并不奇怪，因为她一生都生活在爱之中，爱对于她来说就像阳光和空气，须臾不曾离开过她。

冰心原名谢婉莹，出生在福建长乐，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因此她是在烟台的大海边长大的。父母都很疼她，童年时的冰心是被当成男孩一样养大的，父亲带着她在海边骑马、打枪、堆沙堡，任由她玩得满身都是沙子，从来没有呵斥过她，就这样慢慢将爱的种子播到了她的心中。童年是一个人一生的底色，如果说张爱玲的人生底色是灰色，那么冰心的人生底色就是白色，光明洞彻的白色。

冰心的成名也称得上一帆风顺，二十出头的冰心，刚步入文坛就一鸣惊人，她写的诗歌引领了文坛风潮，被称为“繁星体”“春水体”。以“冰心”作为笔名，正是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这个笔名，恰恰和她纯净的心地最为匹配。

年轻时的冰心看上去有些冷冷的，初相识的人总觉得她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如果用八个字来形容冰心的气质，那大概就是“穆如秋风，静若止水”，她虽然写诗，却并不是那种生性浪漫的女诗人，而是静穆持重、略有些严肃的。

和很多绯闻缠身的民国女作家不同，冰心是个感情上有些洁癖的人，推崇的是“一生只爱一个人”，她不希望嫁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才子，因为她觉得才子多数性情浪漫，感情也不稳固，她觉得自己就是个平凡的人，只求拥有凡人的幸福，她曾说：“我们的朋友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

正因为反感文人们自诩风流的行为，她才写了那篇著名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文中的“我们太太”是一个受男人环绕、爱出风头的女人，围绕在她身边的是一大群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等等。文章发表后，好事者立即将文中诸人与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一一对号入座。冰心晚年却辩解说，其实“我们太太”的原型是陆小曼。

不管原型是林徽因还是陆小曼，有一点毋需置疑的就是冰心确实讨厌文中的那种太太，在她看来，对待感情的态度理应严肃慎重，哪能如此随随便便呢？

这篇文章显示了冰心性格的另一面，她曾经说：“我喜爱玫瑰花，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她这朵白玫瑰，尽管玉洁冰清与世无争，偶尔露出坚硬的刺来，也是能扎疼人的。

对待爱情如此认真，我们就不难理解，冰心为何终生都保持了“零绯闻”，她选择的丈夫吴文藻，也是个从不沾惹花花草草的人，他们将一生的爱都封存起来，珍重地交给了对方。他们之间没有跌宕起伏，不算**气回肠，却在平淡相守中，给予了彼此一辈子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