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爱情，始于游轮上的一次“错遇”。

1923年8月17日，他们两人碰巧同乘美国邮轮杰克逊号赴美留学。冰心在贝满女中的同学吴搂梅事前已自费赴美，来信让她在船上找自己的弟弟、也是清华学校的留美学生吴卓。上船第二天，冰心请燕京同学许地山代寻吴卓，许却阴错阳差地找来了吴文藻。此时冰心正和燕京同学玩丢沙袋游戏，只好将错就错地请吴文藻参加。

在清华毕业的吴文藻是个高傲的人，同船的女同学形容他“个子高高的，走路都昂着头，不理睬人，可傲气啦”，据说人家给他介绍过好几位女朋友，他一个也相不上。

果然，才一见面，这个仪表堂堂又十分高傲的小伙子，就狠狠挫了冰心的傲气。

两人倚在栏杆上闲聊，吴文藻问冰心将在美国学习什么专业，冰心回答说学文学，并说想选读一些有关19世纪英国诗人的课程时，吴文藻就列举了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著作，问冰心是否读过，冰心略显尴尬地答道没有。

吴文藻相当严肃地告诫她：“如果你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是白来了！”

这话深深地刺痛了冰心，要知道，当时在船上相识的人，一般都听过她的大名，见面无不说“久仰久仰”，像吴文藻这样初次见面就肯坦率进言的，还是第一个。冰心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孩子，很快把他当成了人生中第一个诤友、畏友。

吴文藻这次去美国，攻读的是社会学，他虽然爱好文学，却并无文艺圈男人常有的“风流”，这让冰心见他第一面，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到了美国后，令冰心想不到的是，在船上杀了她威风的吴文藻开始频频给她寄书。很多年以后，她仍然记得当初的每一个细节：

“奇怪，这个骄傲的小伙子隔几天便给我寄一本文艺杂志。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杂志里面夹一个小条。再过些天，小条变成了宽条，都是用英文书写得整整齐齐。再过若干时候，写来了信，投来了情书。”

就在书信来往中，两颗高傲的心慢慢贴近了，他们都不知不觉做了爱情的俘虏，只是一时还没有挑开那层遮掩在上面的薄纱。

留学期间，梁实秋等人发起演出戏剧《琵琶记》，冰心在戏中扮演牛小姐，她高兴极了，给吴文藻寄了一张入场券。没想到吴文藻这时有点怯场，推说功课忙来不了。到了演出那天，冰心满意地看到，他还是来了，还在戏后和几个男同学一起去探望了她。

同年夏天，冰心独自到绮色佳习法文，却发现吴文藻也去了，同样也是补习法文。这到底只是巧合，还是他刻意接近她？这些都不为人知了，人们知道的是，在绮色佳期间，他们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冰心在文中称自己和吴文藻成了“画中人”“诗中人”。在这如诗如画的人间仙境中，他们每当求学之余便结伴在林中散步，在曲径通幽处拍照留影，吴文藻有一次在湖上划船时，向冰心表明了心迹。

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后，他们写信写得更频繁了，吴文藻寄给冰心一盒很讲究的信纸，上面印有冰心姓名的缩写英文字母。

冰心离美回国前，吴文藻给她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了一张相片，叫冰心带回给她父母。他希望通过这封情真意切的信说服冰心父母，同意将冰心许配给他。

这封信先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论述爱的哲学意义，稍露对冰心的爱慕之意。信中赞美冰心“是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她的婚恋观，如宗教般神圣；而他自己也表明，“爱了一个人，即永久不改变”，即“为不朽的爱了”。

信中，吴文藻无比真诚地说：“我自知德薄能鲜，原不该钟情于令爱。可是爱美是人之常情。我心眼的视线，早已被她的人格的美所吸引。我激发的心灵，早已向她的精神的美求寄托……我由佩服而恋慕，由恋慕而挚爱，由挚爱而求婚，这其间却是满蕴着真诚。”

冰心的父母，本来就是开明的人，爱女心切的他们感受到了吴文藻的一片赤诚，很快答应了他们的婚事。

双亲同意后，吴文藻和冰心在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临湖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招待客人费用仅为三四十元。新婚之夜在北平西郊大觉寺一间空房里度过，临时洞房除去自己带着的两张帆布床外，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

人们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冰心却说：“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

吴文藻是个专注于事业的人，冰心总是用“拙口笨舌”来形容他。她曾撰文称：

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的《自传》，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教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

可见吴文藻是颇有几分呆气的，这个书呆子，在婚后还闹了几次笑话。

冰心留美期间，曾给父母寄回两张照片。冰心母亲去世后，吴文藻便从岳丈那里要来那张大的，摆在自己书桌上。冰心问：“你真的是要每天看一眼呢，还是一种摆设？”吴答：“当然是每天要看。”有一天吴先生上课去了，冰心将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吴先生没有理会，冰心提醒他看看相框里的照片，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

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的上午，一家人都在楼前赏花，婆母让冰心把吴文藻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问：“这是什么花？”冰心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

又有一次，吴文藻随冰心去城内看岳父，冰心让他上街为孩子买点心萨其马。由于孩子平时不会说全名，一般只说“马”。吴文藻到了点心铺，也只说买“马”。冰心还让吴先生买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送父亲，他到绸布店却说要买羽毛纱。幸亏那个店平日和谢家有往来，就打电话问冰心：“你要买一丈多羽毛纱做什么？”谢家人听后都大笑起来。冰心只好说：“他真是个傻姑爷。”冰心父亲笑道：“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吴文藻有次请清华校长、西南联大校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等老清华到他家度周末。冰心就将吴文藻闹的那些笑话写成一首宝塔诗，取笑“傻姑爷”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出自清华的教育，诗曰：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梅贻琦笑着在后面加了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冰心只好承认是“作法自毙”。

实际上，吴文藻除了有些“呆”外，还是很疼爱冰心的。抗战期间，他们从北平逃走时，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张庞大笨重的弹簧床，从北平搬到昆明，从昆明搬到歌乐山，吴文藻对梁实秋说：“没有这样的床，冰心实在是睡不着觉。”

反右运动时，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冰心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

冰心回忆说，她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没有说出她的想法，她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她深深知道，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思就更乱了。

正是有了冰心的信任和支持，书生气很重的吴文藻才终于熬过了那场动**，没有被诬蔑和嘲笑打垮。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如何才能做到不离不弃呢？还是冰心说得好：

“在平坦的道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和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四人帮”被粉碎后，吴文藻有心为国家出力，但已年老体弱，不久就因病辞世了。临终前，还向陪伴了五十六年的妻子念叨着：“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十五年后，冰心去世，享年九十九岁，有“世纪老人”之称。如果不苛求的话，冰心这辈子的确称得上圆满，活得长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她一生都在爱人，一生都被人爱着。小时候有父母疼爱，结了婚被丈夫疼爱，还有那么多朋友和读者爱着她，种在她心中那颗爱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尚有余荫留在世间。

应冰心的遗愿，她与吴文藻两人骨灰合葬，骨灰盒上并排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

生同衾，死同穴，他们用漫长的一辈子，坚定地维护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理念。

在众多悼念冰心的文章中，我唯独钟爱金庸悼念她所作的那首无题诗：

六十年前，我是诵读冰心阿姨那本毛边书面的小读者，

今天，小读者成了老读者，心中仍缓缓流过你书上的那些句子。

在蓝天下，碧海上，闪烁的星星下，大船的甲板上，

你母亲抱着你，你出一身大汗，病好了。

我为你欣喜，感觉到了自己母亲的爱，

我也生过大病，妈妈也这样抱过我，

六十年来，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时时想到你那些温馨的语句，

听说你病了，在医院里，大家送鲜花，送爱，送关怀给你，

可是没有你妈妈来抱你了，

于是你倦了，你去找妈妈了，投入她温暖的怀抱。

我们失去了你，但是你找到了亲爱的妈妈。

在蓝天下，星光下，在碧海上，你在妈妈的怀里，

带着我们千千万万小读者、大读者、老读者的爱。

天上，不仅有冰心亲爱的妈妈，还有陪伴了她一辈子的爱人。在蓝天下，碧海上，在闪烁的星星下，他在她的身旁，永远也不再分离。

席慕蓉：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一定会来

和一个中文系的学妹聊起古往今来的那些才女，比如李清照、朱淑真、贺双卿、萧红等，她忽然感慨地问我：“师姐，才女是不是都命很苦啊？难怪古时候的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呢。”

我被她问住了，竭力在头脑中搜索那些熟悉的才女，却发现她们大多数人的命运还真算得上苦难重重：李清照国破夫亡、朱淑真遇人不淑、贺双卿备受凌虐、萧红一生飘零……

我当然不相信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鬼话，但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上天赋予的才华反而成了一柄过于锋锐的剑，持剑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伤害到。很多天赋异禀的女子，将一生都献祭给了文学，自己则沦为供奉的祭品。

当然也有例外，一个名字忽然跳了出来，我告诉学妹：“才女中当然也有生活得很好的，比如席慕蓉。”

席慕蓉的诗，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称她为一代人的文化偶像也不过分，就算你没有完整地读过她的诗，也一定听说过下面这些美丽的片段吧：

“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现在正是最美丽的时刻，重门却已深锁”；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

作为诗人的席慕蓉，早已为大众所熟知，所以我更关心的是，诗人之外的席慕蓉，是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的。

席慕蓉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写给幸福》，她这辈子确实堪称“幸福人生”的范本，事业成功，爱情甜蜜，父母慈爱，子女乖巧，一生都平稳顺遂，宛如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流，从未掀起过惊涛骇浪。能拥有这样的生活，当然得有好运相伴，但仅仅有好运气的话，也是远远不够的。

在接受外界采访时，席慕蓉不止一次说过，她是个相当寻常的女人，过着相当寻常的生活。这话并不是完全的自谦，剥去诗人的光环，席慕蓉的确算不上特别出众。

论模样，她长得寻常，父母都是蒙古草原上的王公贵族之后，夸张一点说，她还是个蒙古小格格，可在家中五个兄弟姐妹中，她的长相是最不起眼的。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夸完了姐姐夸妹妹，轮到她时，顶多怜悯地说一句：“这孩子也不错，长得很憨厚。”可想而知，一个被称为长得很憨厚的女孩子，和美丽自然是不沾边的，她自己也说过，曾经对姐妹有一种隐隐的妒忌，因为自己长得不如她们美。

论身世，她出生在战时，祖辈的荣光早已被留在了草原，她五岁时就随父母逃难，从重庆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台湾，总是在不断地漂泊，不断地转学，每次换学校时，都会受到同学的排斥和漠视，她常常站在教室门口不敢进去。懂事的她不愿向父母诉苦，只能靠写写画画来排遣孤独，那时她并未设想自己会成为一个诗人，诗句却自然而然地从她心里流淌了出来。

至于学业成绩，她虽然国文课能拿全年级第一，数学和物理却怎么都不灵光，数学老师讲的课她完全听不懂，只能在数学课本上画画来打发时间，以至于数学曾交过白卷。多年以后，她还是常常做数学考试一道题也答不出来的噩梦。

席慕蓉和三毛是同年生人，也都是数学白痴，三毛被老师责罚后，再也不肯去学校了，她却选择了一条比较温和的抗争方式：中学毕业后，她决然地报了艺术系，因为她仔细看过了，艺术系里没有一节数学课。同样是逃避不喜欢的事物，三毛采取的方式极端多了，比较起来，她远远没那么激烈。

可能是来自大草原的缘故，她的天性中有一种非常宽厚的特质，什么都可以包容，什么都可以宽宥，很少去计较什么，非常懂得感恩。比如她回忆起中学岁月时，对于数学老师的讥讽只是一笔带过，却不忘细细描述同学帮自己补习时的场景。她就是这样，不管是同学、亲人还是朋友，她记住的总是对方的善意。

报考艺术系堪称席慕蓉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之一，现在的人都说要克服短板，她却索性绕开短板，去发挥自己的长处。设想一下，如果她一味地和数学死磕的话，世上可能就少了一个诗人兼画家席慕蓉，多了一个因为严重偏科而充满挫败的普通女孩子。

不过意外的是，一提数学物理就头疼的席慕蓉，后来居然嫁了一个学物理的博士，他就是刘海北。

那时他们都在比利时留学，席慕蓉对刘海北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次聚会时听见他好听的男低音，从此就留了心。她用“猫缘”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缘分，因为她对他动心，正是看见他耐心地喂养小猫，给小猫做窝，顿时觉得这个男孩子不仅声音好听，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对猫都这么好，对女朋友一定不会差吧。

确定刘海北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后，席慕蓉主动对他发起了攻势，可好男人从来都是抢手的，当时有三个女孩子一起追他，最终，刘海北还是选择了席慕蓉，因为三个女孩子中就属她最有北国气质，从口到心都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这份坦率爽朗很对他的胃口。

刘海北读高中时曾画过一张女人的画像，他的大姐看了后笑着说：“你将来一定怕太太，不是怕她凶就是怕她出名。”理由是，他画出来的女人又大又强壮。

他认识席慕蓉后，发现她的身材果然如画中女子一样丰满健硕，还好她不凶，至于出名，那时她是个学油画的学生，他心想能够欣赏油画的人毕竟不多，要出名谈何容易，于是就铁了心非她莫娶。

事实证明，他们对于彼此来说都是最理想的另一半。席慕蓉在生活上比较粗线条，刘海北则温和细致，两人正好互补。只是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喜欢猫的他结婚后越发痴迷，家中养了一只猫，孩子们戏称是爸爸的“姨太太”，丈夫每天回到家里，第一句话就是“猫咪在哪里”，令她稍微有点犯酸。

刘海北意想不到的是，结婚后妻子真的成了名人。席慕蓉学油画多年，也办过画展，一直不温不火，有次她画画时在旁边加上了随手写的一首诗，没想到这个不经意的举动，居然赢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大家都喜欢那首诗。从此后，她经常在画旁配上诗，有时还配上散文，久而久之，她开始诗名大振，毕竟，能欣赏诗歌的人要远远多于能欣赏油画的人，她就这样成为了他的“名妻”。

家有名妻，偶尔也有点小烦恼，比如两人双双出席活动时，总有人这样介绍刘海北：“这是席慕蓉的先生！”更荒唐的是，有人打电话到他们家，刘海北接了电话后，对方脱口就说：“席先生，您好！”刘海北只好纠正说：“敝人姓刘。”还好他够大度，也够淡定，对于席慕蓉的出名泰然处之，并不觉得这样就被妻子的风头盖过了，反而衷心地为妻子感到高兴，如此心胸，在这个盛行大男人主义的国度实属少见。

在挑剔的男人看来，席慕蓉也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毕竟她不擅家务，连菜也不会做。江湖传说当初席慕蓉为了博得刘海北的好感，在他生病时特意熬了一锅清粥，由此征服了他的心，可她的厨艺，大概也只限于熬粥而已。在比利时留学时，她曾经为同学们做了一桌子的菜，五颜六色的看上去很诱人，可同学们一尝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肯吃她做的菜了。

结婚之后，她最不喜欢做的事仍然是买菜和做饭，刘海北就主动担任“家庭煮夫”，他烧得一手好菜，所做的炸酱面尤其出色，孩子们都说，台湾所有饭店卖的炸酱面都不如爸爸做的好吃。每逢有特别高兴的事，他就会进厨房精心烹制炸酱面，到后来，能吃到一碗“刘氏炸酱面”成了孩子最想要的奖励。每次丈母娘来做客时，他会特意将炸酱面煮得熟烂，将黄瓜丝胡萝卜丝切得细细的，以照顾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其细心体贴可见一斑。

人们往往认为，和一个诗人生活在一起是种很折磨人的体验，梁实秋就说过：“诗人住在历史里时，是天才；诗人住在隔壁时，就是疯子。”这话并不夸张，从古至今不疯魔不成活的诗人不在少数，前有徐渭发狂杀妻，后有顾城伤妻后自杀，在平常人眼里，这些诗人的行为和疯子没有什么区别。女诗人没那么暴力，但她们往往也被自己的才华所伤，轻则伤春悲秋哭哭啼啼，重则孤僻执拗不近人情。更有甚者，没写出一句好诗来，却染了一身诗人的毛病。

所幸，席慕蓉是个特例，这些诗人常有的毛病在她身上几乎看不到，她成名后并没有得意忘形，不管在外面有多大的名气，回到家里，她仍然是丈夫体贴的妻子，是孩子们慈爱的母亲。她会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会将院子侍弄得鲜花似锦，她还有一项神奇的本事，那就是善于找东西，刘海北翻箱倒柜都找不到的东西，她总能在第一时间内就帮他找到。

有很多仰慕她的人在熟悉了她之后，都会有点失望地说：“你怎么活得一点都不像一个女诗人？”言下之意是，你怎么活得如此普通？在他们的想象里，女诗人应该过着那种吟风赏月、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席慕蓉却和芸芸众生一样结婚生子，养儿育女，活得兴兴头头热热闹闹，看上去比大多数人还更加接地气，这难免有悖于他们对女诗人的想象了。

面对这样的质疑，席慕蓉总是淡然一笑，不去辩驳，顶多说一句：“我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啊。”她从来都是以普通人自居，认为自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这和那些以女诗人自居的人截然不同，在后者眼里，艺术是最重要的，可以为艺术舍弃生活，而在席慕蓉眼里，生活才是第一位的，分量绝对重于艺术，孩子出世后，几年内她都只忙着照顾孩子，没写一首诗。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种取舍，这两种生活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身份定位。从一开始，席慕蓉写诗就没有抱着“为诗歌献身”的崇高目的，她其实拿自己当个诗坛的“局外人”，这种态度，让她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和超脱，不会趋于狂热。

她像个善于平衡的高手，把自己敦厚乐观的一面给了生活，将自己细腻忧伤的一面放入诗歌。对于有些诗人来说，诗歌是火焰，是喷涌而出的岩浆，足以将生命烧成灰烬，而对于她来说，诗歌是水流，是涓涓流过的清溪，一点一滴地缓缓浸入她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欣喜地看到，她貌似寻常的生活其实渗透了诗意：她会爬很高的山，只为了去看山顶洁白的百合花，会走很远的路，只为了看一看梦中的草原，会在读书时就省下自己的零花钱买来一盆棕榈，只为了给客厅增加一些南国情调；

她会在写完一首诗后，先读给刘海北听，问他懂不懂，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刘海北后来自嘲说，白居易写好诗后也会先请一位老妪过目，原来自己充当的就是这个老妪的作用；

她会对着一盆海棠画上一整天也不厌倦，也会在无人打扰的下午静静写诗，这有助于她偶尔从尘世超脱出来，享受片刻的甜蜜和忧伤，即便是忧伤，那也是清如风淡如水的，她从不沉湎其中；

她会在春天上班的途中，因为看到了一株开满了花的树，整个人都受到了震动，写下如此动人的诗句：

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这并不是一首爱情诗，却也可以看成是一首情诗，写给那棵花树，写给她一切她挚爱着的美丽事物。她给我的印象，就像是这棵开满了花的树，既有花的明媚，又有树的挺拔，在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她对生命的热情。

读她的诗和散文，我常常会很诧异，诧异于她对美的敏感，更诧异于她对幸福敏锐的感知能力。前一点对于诗人来说不算稀奇，后一点却难能可贵。

她是如此容易感到满足，一阵微凉的风、一束开在山顶的百合花、一片皎洁得如霜似雪的月光、一只小小的翠鸟、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乃至于丈夫亲手做的一碗炸酱面，孩子一句轻轻的呼唤，都能让她备感珍惜，觉得生命是如此美好，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原来平凡的人生里竟然有着极丰盈的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令她的心中常常充满了感激和感谢。

朋友们常常笑她太容易知足了，殊不知，只有知足的人才是幸福的。幸福并非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能力，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即使占有的东西再多，也很难感到幸福，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即使身无长物，也能收获平静喜悦的心境。

女诗人中，席慕蓉可以说是“幸福力”最高的一个了，她总是能从微小的细节中，窥到幸福的样子。她在散文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这个你，指代的并不是爱人，而是“幸福”。这是一句写给幸福的情话，她深信，幸福一定会到来的。

如她所期盼的那样，幸福果然如期而至，一点都没有迟到。想要了解这种生活有多美妙，不妨去看看她的名篇《槭树下的家》：

清晨，早起的鸟儿在槭树上唱歌，早起的孩子也在窗户下唱歌，细心的丈夫则提醒孩子们说：“小声一点，你妈妈还在睡觉。”

睡在**的她享受着这种关怀，快乐得禁不住微笑起来。不过是一栋普普通通的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那一刻，她却清醒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幸福，一种几乎可以听到、看到和触摸到的幸福。

幸福就像一束光，有过被它照亮的瞬间，就足以让余生不再暗淡。在携手走过数十年后，2009年刘海北因病去世，但他给过席慕蓉的那些幸福片段，已足够她一生受用。在怀念他的诗里，她深情地写道：“愿天长地久，你永是我的伴侣。我是你生生世世，温柔的妻。”

曾经相爱，即是永恒，也许，这就是幸福的真谛。

舒婷：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有一年春天去厦门旅行，在一个清晨，花五块钱坐上船家的渡船，小船儿摇呀摇，几分钟就来到了鼓浪屿。阳光下的小岛像刚刚睡醒，在太阳下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古旧的建筑一角，三角梅开得正艳丽，老房子中有人在练琴，海风吹来，将叮叮咚咚的琴声传入游人耳中。

一座城市有它特殊的范儿，从厦大芙蓉湖畔的学子，到鼓浪屿的琴声，厦门逐渐在我面前显示出它独有的文艺范儿。这座曾被诗人舒婷以柔美之笔细细描绘的海滨小城，有着文艺女青年的梦幻感和小清新，或许不如三亚那样富有热带风情，却以宁静低调的气质惹人遐想。春日静好，碧海蓝天，那一股文艺清新的气质，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弥漫开来。

大海是厦门的笑靥，鼓浪屿则是这笑靥上善睐的明眸，她有很多种表情，日光下的明媚，夜色中的旖旎，潮来时温暖热烈，潮退时安静惆怅——这是一双有故事的明眸，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据说散落着近万所名人故居，你在某个小巷不经意路过的某栋老房子，有可能就住过某位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有的已人去楼空，如林语堂，有的伊人尚在，如舒婷。

经过中华路时，听见有位导游正在向游客们介绍说：“喏，那栋老房子里就住着诗人舒婷！”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可以看见一栋古老的红房子，掩映在几株高大的木棉树下，遥遥望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像屋主一样低调。正值春天，木棉花正在灼灼盛开，高挺的枝干上，挂了一树红硕的花朵，偶尔有一朵坠落在地上，会发出啪的一声响，难怪舒婷会说它像“沉重的叹息”。

年轻的导游还在起劲地解说着：“舒婷你们听说过吧？就是写《致橡树》的那个舒婷，很有名的诗人，她就是我们鼓浪屿的！”见游客们有的还是茫然不知舒婷是谁，她索性朗诵起了《致橡树》：“我如果爱你，决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这首诗我当年记得烂熟，现在仍能倒背如流。在那个诗歌热还没有退潮的80年代，说到朦胧诗，肯定会提舒婷，而说到舒婷，肯定会提起这首经典的《致橡树》。我不算舒婷的诗迷，但至少也读了她的一本诗集和几本散文集，这次来鼓浪屿，背包里还随身携带着她的《真水无香》。

舒婷住的红楼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迄今已经有近九十年的历史了。尽管年深日远，但是被雨水冲刷过的红砖外墙依然嫣红，廊柱装饰着水泥雕花，似乎还保留着往昔残留的气派。

红楼雕花砖色依旧，却已见证过三代女性的命运。第一位女主人是舒婷丈夫陈仲义的奶奶，屋子中堂的正厅里，还悬挂着老太太的画像，眼睛微凹，双颊瘦削，是典型的福建女子的长相。

福建靠海，为了谋生，很多青壮男人不得不下南洋，留下妻子在家中抚老育幼，一个人挨过漫长光阴。陈家老太太就是这样一位留守的华侨女眷，她十八岁嫁入陈家，新婚燕尔丈夫就只身去菲律宾学做生意，不幸惨遭抢劫在路上被人杀害。那时她才只有十九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却毅然守节不嫁，抱养了三个孩子，靠纺纱将他们一一养大，然后再送往南洋子承父业学做生意。

孩子们都很争气，生意越做越大，陆续汇钱回家。陈老太太花了五千美金买地置房，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一笔了不起的巨款。在老太太的一手操持下，才有了这栋气派的两层红砖楼，亲友们纷纷送上贺礼，每逢老太太过生日时，子孙们都会漂洋过海来为她庆祝，送上的寿礼都是贵重的金饰与玉镯。

听起来，这像一个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故事，可是细味起来全是凄凉。老太太这辈子，得到了晚年安稳，得到了无限风光，却唯独没有得到过爱情。即便有，那也太过短暂了。她的一生，都是在孤寂和守望中度过的。

舒婷的婆婆，同样是一个留守侨眷。她本来是陈老太太抱养的养女，后来老太太见她聪明伶俐，就索性将她许配给了最小的养子。她比丈夫大六岁，既是妻子，也是姐姐，结婚后丈夫照例去了南洋，去时她怀胎六个月，回来时儿子都已四十岁了。这样的婚姻，除了经济上的支援，什么都给不了她。

回顾奶奶和婆婆一辈子的命运，舒婷曾不胜惋惜地写道：“在鼓浪屿的深宅大院里，有多少这样的妇女：清纯的、柔弱的、如花似玉的，悄然无声被惨淡岁月啃啮着，内心千疮百孔，外表富丽堂皇。”她用“囚妇”来形容她们。

如果说她们代表的婚姻模式是分离和孤独，舒婷的母亲代表的则是另一种婚姻模式，那就是全然的依赖。

舒婷的母亲是大富之家的二小姐，外表和性情一样楚楚可怜，是那种旧式淑女，精通钢琴、书法、插花等，却毫无实际生活的能力。舒婷的父亲对她一见钟情，将这位娇嫩的小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他在银行任职，收入丰厚，回到家里连下厨房、拖地板、缝被套之类的家务事都一手承包了。她可以睡到日上三竿也不起床，躺在被窝里安心地看小说。一家四口外出坐火车，他忙着照顾小孩，她却在一旁静静看着小说，遇上的熟人指着她对他说：“这是你前妻生的大女儿吧？”

她是那种典型的娇妻，被呵护在丈夫的羽翼之下，仿佛停止了生长。可惜没有人可以成为永远的依靠，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她的丈夫被判处劳改八个月，结果却去了整整八年，她很快就顶不住重重压力，只好听人劝告和他离了婚。娇弱如她，哪里经得起这样的狂风骤雨，她就像一朵离开了温室的花，很快就骤然萎谢了，没有来得及等到全家团聚那一天。

她让我想起舒婷诗中所说的“攀援的凌霄花”，离开了依附的大树后，就没有办法独立生存。而红房子里舒婷的婆婆和奶奶，则令人想起诗里那种“痴情的鸟儿”，日复一日重复着单调的歌曲。

舒婷，这个鼓浪屿的女儿，决不愿再重蹈奶奶和妈妈们的覆辙，她既不想做攀援的凌霄花，也不想学痴情的鸟儿，而是要成为一个独立而坚强的女子，追求一种平等的爱情。《致橡树》既是她的爱情宣言，也是她的人格宣言。

舒婷本人就是诗中木棉的最佳代言人，尽管有着一个相当女性化的笔名，实际上她的性格却偏于男性化。她从小就是个假小子，是在鼓浪屿长大的，从小沐浴着海风和阳光，晒得一身黑不溜秋，有主见，爱捣蛋，妈妈亲昵地称她为“精灵鬼”，有什么事都喜欢找她商量。爸爸则对这个长女宠爱有加，她刚出生不久，爸爸就抱着她狂喜地喊道：“女神！我的女神！”

除了那份文艺气息外，舒婷和天真不谙世事的母亲并无多少相似之处。她的性格更像其父，在她的描述中，父亲豪爽又不失细腻，自小就挑起了一大家子的重担，哪怕被下放到农场去劳改，也仍然是家里人的主心骨。同时又很有生活情调，喜烹饪、能养花、爱旅游，酷爱武侠小说的他曾经成功地培育出了金庸笔下的“十八学士”茶花，又曾以书中地名为索引，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很有江湖义气，即使一度落魄到要拉板车维生，仍然会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无私帮助不认识的陌生人。

舒婷遗传了父亲的侠气和硬气，尽管她看起来弱不禁风，因为深度近视又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其实藏在文弱外表下的，却是一派侠女风范。她为人飒爽、热情，很有自己的想法，还在读书时就是班上的刺儿头，那时全班同学都抢着递交入团申请书，她却不肯交，班上的先进分子找她谈心，她却振振有词地辩解说：“入不了团也可以当优秀学生。”学校组织跳忠字舞之类的活动，她总是离得远远的。

受时代影响，舒婷前半生的命运也颇多波折。她的中学时代是以大字报、红袖章和革命大串联等结束的，初中二年级都没上完，学业就被打断了。从此她再也没上过学，大学梦由此破灭。叛逆的她之后再也不肯参加任何考试，包括后来的成人高考和作家班之类。每次填简历写到文化水平一栏时，她总是自豪地填上：初中毕业。其实只读了两年，还没有毕业，但她觉得已经足够了。

十七岁下乡插队，落户的地方山高水寒，长得最好的蔬菜只有芥菜，一年有半年只能吃干菜，被她形容为“干菜岁月”。纤弱的她学会了挑水、插秧，干各种粗活重活，还学会了用几棵芥菜、一点肉做出美味的中秋宴来。没什么书可看，她就拿着一本《新华字典》坚持每天学六个生字，努力向上的心愿就像一棵绿藤萝，永远向着有光的地方生长。

返回厦门后她最先做的工作是在一家小小的铸石厂做合同工，工作十分辛苦，每天得穿着厚厚的工作服，抓着超过她体重的二米铁钎，将百十来斤重的铸模推进窖里。几天下来左腮红肿，高烧不退。比劳累更可怕的是孤独，她的书生气质让她和那群女工就像油和水那样无法融合在一起，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没有人理睬她，她索性掏出一本书，坐在石头上自顾自地埋头苦读。回顾那段岁月，她形容说，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途中”。

她做过多年的工厂女工，铸石厂后，还去过水泥预制品厂、漂染厂、织布厂、灯泡厂等，干的活大多又苦又累。但她从没有放弃过写诗，那个时候，诗歌就是她的宗教、她的伴侣、她的救生圈。她的诗歌发表后，工厂的同事们都对这位文静而倔强的女孩刮目相看。

真正改变她处境的还是那首《致橡树》。这首诗的缘起是她陪老诗人蔡其矫在鼓浪屿散步时，蔡其矫向他感叹说美女大多没有才华，而才女通常缺乏姿色，两者总是难全。舒婷听说后很不服气，觉得男人都对女人有着严苛的标准，其实女人何尝又没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更深切的期待呢？

当天夜里，她挥笔写下了一首诗，近乎一气呵成，取名为《橡树》。蔡其矫读后带到了北京推荐给艾青，艾青看后非常欣赏，并建议改名为《致橡树》。1979年4月，《诗刊》上选发了此诗，舒婷的名字由此响遍了大江南北，她也终于得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脱身，去福建省文联当了一名专业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写这首诗时，舒婷其实只在电影里见过橡树，也许在她心目中，只有这种树冠繁盛、遮天蔽日的大树才足以和开着一树红硕花朵的木棉相配。

舒婷这棵木棉，很晚才遇到她的橡树。可以想象，一个能写出《致橡树》那样的女诗人，对于爱情和婚姻一定有着非比寻常的要求，那种以依附为目的、以牺牲为代价的爱情决不是她想要的。

正是因为宁缺毋滥，她一直等到了二十七八岁还没有结婚，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龄女青年了。亲友们都着急了，她却依然气定神闲，坚信真命天子一定会从天而降。

真命天子原来就潜伏在她身边，他叫陈仲义，在厦门一所大学任教，长得人高马大，朴实木讷，却和她一样嗜诗如命，谈起诗歌来就滔滔不绝。他也住在鼓浪屿上，距离她家不过三分钟的路程，因为对诗歌的共同爱好，渐渐有了来往，他常常步行到她家来谈诗，一谈竟谈到了深夜。

两人情愫暗生，却谁也不肯先挑明心迹。直到有一天，舒婷从三峡远游归来，风尘仆仆，鼻子都晒脱了皮，陈仲义慢慢地从她家那株番石榴树下走进房来，步子依然镇定，四目相对，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他还没有开口，舒婷已将行囊扔在地上，对他说：“好吧。”一个月后，他们结了婚。

这就是舒婷洒脱的地方，爱情没有来临时，她决不将就，爱情真的降临时，她也会爽快地伸手迎接，决不拖泥带水。结婚时，陈仲义三十二岁，舒婷二十九岁，都是大龄男大龄女了。

按照舒婷的想法，婚礼一切都得从俭，疼爱她的父亲却不依，非要给她准备四车嫁妆，用四辆小板车拉到陈家，一辆是书籍稿件，一辆是干果蜜饯，一辆是衣服缎被，还有一辆装上了老人家精心培育的二十几盆玫瑰花，开得五彩缤纷十分娇艳，为婚礼增色不少。

舒婷就这样成了木棉树下那栋红楼的第三任女主人，但红房子对于她来说不再是一个冰冷而华丽的囚笼，而是一个充满了温馨和笑语的安乐窝。

尽管舒婷婚前曾和陈仲义约法三章：一不做家务，二小两口单独过，三交友自由，实际上除了第三点其他两点全部都没有作数。婚后，她心甘情愿地侍奉公婆，照顾幼儿，买菜做饭带孩子，忙得脚不沾地，一双写诗的手如今放下了诗笔，拿起了锅铲，连父亲都酸溜溜地对女婿说：“我养一个诗人女儿，你家得一管家媳妇。从前为了让她专心工作，我连茶都要替她斟好的。”

舒婷本人却甘之如饴，因为陈仲义不仅待她关怀备至，还懂得她的珍贵，甚至比她本人还珍惜她的才华。舒婷腰椎受过伤，坐藤椅太硬会硌着，他就转遍整个厦门岛，终于为她扛回两把舒适的皮椅。舒婷大大咧咧不爱理琐事，他就一手代理了她的出书、约稿、演讲一概事宜。舒婷有时放松脑筋偷偷看侦探小说，他就摆出家长的姿态来教育她，她只好很不服气地回答说：“我不能守桌待诗！”

儿子出生后，这个三口之家更是其乐融融。舒婷和陈仲义不约而同地对儿子采取了放养政策，当别的小朋友都在忙着学钢琴、学画画时，他们的儿子却骄傲地宣称：“我学玩！”儿子从小就以妈妈为荣，曾对班主任介绍说：“我妈妈是诗人舒婷！”低调的舒婷听了后大惊失色，忙让他以后说妈妈是在厦门灯泡厂工作的。在儿子考入大学后，舒婷担心他轻率地恋爱，便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郑重地说：“假如你太急切、太草率，随便付出自己的感情，等到你理想的、你想要的出现，你已经没有机会了。”这正是她的切身体会。

当然，虽然舒婷婚后以“煮妇”自诩，但一不小心，还是会露出一条女诗人的尾巴来。她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独立空间，有一份挚爱不渝的工作，还有一大群肝胆相照的诗友。舒婷热情爽朗，和北岛、顾城、谢烨等人的关系都很好，顾城和谢烨去世后她还曾撰文纪念他们。

舒婷终于如她所愿，拥有了一份新型的爱情，她和陈仲义之间既彼此独立，又互相依靠，作为他近旁的一株木棉，她以树的形象和他站在了一起，“我们分担寒潮、风雪、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这样的关系才能更加持久而稳定，毕竟，人生那么漫长，充满了变数和考验，一个人的力量太微薄了，只有找到那个能和你并肩作战的人，才拥有抗击寒潮和风雪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