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容若不仅是一位多情多病、缠绵悱恻的词人，他还是一名极为优秀、极有潜力的学者，最能证明其学术水平的成果就是他主持编撰的《通志堂经解》。《通志堂经解》是一套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收集了历代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籍一共140种，总共1800卷。而这项浩大的工程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即已大功告成。学术研究的成功，既得益于当时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也得益于他身边良师益友的鼎力相助。
宽松的学术环境
二十二岁，可能很多人在学术上才刚刚处于“学步”的阶段，还在起跑线上艰难徘徊，年轻的纳兰就已经崭露了过人的才华。他很有天赋，自幼就被人看成是“神童”，正像他的老师评价的那样：“自幼聪敏，读书一再过即不忘。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112]但即便是天才也不可能仅凭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便取得如此成就，在他成长为优秀学者的过程中，他曾经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有四个人：
第一个人，是为他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与教育平台的父亲纳兰明珠。明珠先后为自己的儿子聘请过好几位名动一时的汉族文士为师，而且明珠与汉族文人的广阔交游，又为儿子的成长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第二个人，是堪称纳兰红颜知己与贤内助的妻子卢氏。
除了父亲和妻子之外，还有两个人对纳兰成长为儒学名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间接影响纳兰学术方向的康熙皇帝玄烨；另一个则是直接影响和指导纳兰学术研究的恩师徐乾学。
尽管纳兰和康熙的性格及成长经历都大不相同，但这对表兄弟的命运注定是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人可能会疑惑：康熙贵为一代帝王，他和纳兰地位悬殊；而且在各自成长的这二十年当中，他俩并没有多少机会直接接触。康熙对纳兰的学术研究究竟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要知道，康熙之所以能被称为“千年一帝”，除了他出众的“武功”之外，还有他出色的“文治”。他虽然是满洲血统，可他身上同时还流着蒙古人和汉人的血液：对他影响深远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是蒙古族人，生母佟氏又有汉人的血统，因此，康熙是一个思想上兼容并蓄的开明皇帝。尤其是他亲政之后，深深感到要稳固大清的江山、要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就不可忽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例如康熙发现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主张“帝位在德不在人”，意思是皇帝是哪个民族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具备当皇帝治理天下的才德。康熙觉得这样的主张很好，有利于清朝皇室正统形象的树立和满汉之间民族隔阂的消减，于是决定大力提倡以理学家程颐、朱熹等的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提倡儒家学说的同时，当然也要重用汉族文人。满族刚刚入关的时候，对待汉人主要是采取打压的政策，如初期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如多尔衮推行的“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再如接连不断的文字狱等更是大大伤害了汉族士人的身心，结下了刻骨铭心的民族仇恨……
玄烨登基之后，接连做了三件事。这三件事情表明，康熙朝对汉人的政策开始由打压转向怀柔，开始重用汉人、重视汉族文化典籍的收集和整理、研究。
其一，开设博学鸿词科，择优录取汉族儒生，大力笼络汉族士人。
其二，设置南书房。南书房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给皇帝讲解儒家的经典，讲解汉族的历史文化。
其三，康熙十年（1671），恢复经筵日讲。也就是专门挑选学问渊博的满汉学者，定期为皇帝讲解经史。纳兰的父亲明珠就是在康熙十年的时候被选为经筵讲官的。这一年，纳兰正好十七岁，刚刚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
除了这三件大事之外，康熙皇帝还颁下诏书，下令大量采购、收集遗失的儒家经书。对于从小就好学勤奋的纳兰来说，康熙皇帝这一系列的举措无疑是一个重大信号：汉族文化和文人被打压的情况将要有所改观了！
皇帝对汉文化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使得很多汉族臣民渐渐改变了过去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试图获得朝廷的重用。整理研究儒家文化经典就成为其中的重要途径之一，就连满族的大臣和学者，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汉族的经典。
纳兰之所以敢于在他十九岁的时候着手编撰大型儒家经典阐释的丛书，跟康熙皇帝创造的重视儒家经典的大文化背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康熙对纳兰学术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营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这个环境客观上指引了纳兰的研究方向。纳兰在《经解总序》中就说道：“明章之世，天子留意经学，宣敞大义，诸儒林立……”这说明纳兰编印《通志堂经解》确实是在康熙皇帝鼓励和提倡儒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既然皇帝如此重视儒学、重用儒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底下的臣民自然争先恐后地投其所好。十九岁的纳兰挑战这样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通过《通志堂经解》，投皇帝之所好，向康熙皇帝展示自己渊博的学问，为实现事业理想铺垫好道路。
据《清史列传》载：“（纳兰性德）生平淡于荣利，书史外无他好。爱才喜客，所与游皆一时名士。晚更笃意经史，嘱友人秦松龄、朱彝尊购求宋元诸家经解，后启于乾学，得钞本一百四十种，晓夜穷研，学益进。尝延友人陆元辅合订删补《大易集议萃言》八十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又刻《通志堂九经解》一千八百余卷，皆有功后学。”
纳兰不仅自己“笃意经史”，“书史外无他好”，对儒家经典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不懈钻研；他的周围，更是团结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汉族文人，“所与游皆一时名士”，如秦松龄、朱彝尊等，因此他的研究工作往往还受益于他身边的学者朋友，其学术成果多是团队合作力量的结晶。他曾让朋友们四处访求、收购宋元以来各种阐释儒家经义的著作，后又从老师徐乾学那里得到140种抄本，于是益加“晓夜穷研”，学问突飞猛进；他还与朋友“合订删补《大易集议萃言》八十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主持刊刻的1800卷《通志堂经解》更是“有功于后学”，不少罕见的文献通过这次校勘、刻印才得以面世，为更多的学术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而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在《通志堂经解》的编印工作中，纳兰不但亲自参与校勘，还亲自撰写了关于《周易》《尚书》《诗经》《论语》等九种经典的注释，因此《通志堂经解》又称为《通志堂九经解》。在《经解总序》中，纳兰解释编印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弘扬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程颐、程颢、朱熹），作为后来之学者，应以“发明先儒之精蕴，以羽卫圣经”为学术使命，使程朱理学的“微言奥旨”能得以阐发，巩固和捍卫儒家经典的地位。
除了总序之外，纳兰还为《通志堂经解》撰写了64篇序跋，其中有关于《易经》的27篇，关于《春秋》的15篇，关于《尚书》的9篇，关于《诗经》的7篇，关于《礼记》的4篇，关于《论语》的1篇，关于《孟子》的1篇，加上总序共65篇。这些序言在弘扬程朱理学的大前提下，也蕴含了纳兰不少富有个性的学术观点。
序跋的文字往往最能反映学者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学术观点，是高屋建瓴的、总括性的理论概述。这65篇序文，不仅体现了纳兰对于儒家典籍深入研究之后的融会贯通，反映了他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其“尊朱子（朱熹）”、阐明儒家义理的核心思想也始终贯穿其中，成为他主持这一大型学术工程的指导方向。而这一指导方向，正是与康熙赞赏、推崇程朱理学的理念保持了高度一致。
《通志堂经解》的完成，实际上向世人透露了年轻的纳兰在为自己设计事业蓝图时显示出来的雄心。因为，他非常清楚，最终能够决定自己事业发展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跟他同岁、但现在距离他还很遥远的表哥——康熙皇帝。
幸遇名师
当然，在学术研究方面，此时的康熙皇帝对纳兰的影响还是间接的；而老师徐乾学对纳兰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更为关键。
说起徐乾学，也许现在的人并不是太熟悉，但在康熙年间，徐乾学可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大儒。他是江苏昆山人，母亲顾氏是当时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妹妹。
顾炎武大家应该不陌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即出自他的笔下。徐乾学自幼读书就是由舅舅顾炎武亲自指导点拨的，母亲顾氏本人也是学问渊博的才女，因此徐氏兄弟都成长为名闻遐迩的博学大儒。徐乾学兄弟三人在当时号称“昆山三徐”：老大徐乾学是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老二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探花；老三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状元。“昆山三徐”都是汉人，他们的舅舅顾炎武学富五车，但是拒不与清朝廷合作，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遗民学者。不过在顾炎武的默许下，三个外甥“昆山三徐”都在康熙朝受到了重用。
例如老三徐元文在顺治十六年高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后来又补国史院修撰，在康熙朝还充当了康熙的经筵讲官。纳兰十七岁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是徐元文，徐元文当时担任的是国子监祭酒。
纳兰一进入国子监，就得到了徐元文的器重。不久徐元文便向大哥、也就是名满天下的大儒徐乾学隆重推荐了纳兰，他对哥哥这样说：“司马公贤子，非常人也。”
司马公即明珠，明珠当时任兵部尚书，司马是兵部尚书的别称。徐元文的意思是说：明珠的儿子真不是一般人啊！
因为弟弟的隆重推荐，徐乾学也就格外留意到明珠这个非同一般的长子了。
“昆山三徐”中，徐乾学在当时的地位最高名气也最大，康熙曾经御笔钦赐徐乾学，夸他是“光焰万丈，一代大儒，博学明辨”。康熙皇帝在读过徐乾学的文章后，还这样高度评价他：“朕观翰林文颇多佳卷，而笔力高古无出徐乾学之右。朕向闻徐乾学文字最工，诸翰林官莫不向彼请正。今细阅其所试文，果堪领袖。”[113]康熙认为在所有官居翰林的文人当中，只有徐乾学堪称“领袖”人物。
能够得到见多识广又眼光挑剔的康熙如此青睐，徐乾学的学识文章可见一斑。如果能得到徐乾学的指点和提携，那可是学子们难得的幸运。纳兰正是这样一个幸运的学子。
康熙十一年（1672），十八岁的纳兰考中顺天府乡试的举人，这次考试主考官之一正是徐乾学。按照惯例，主考官和举人之间自然而然形成了师生的关系。
在科举制度中，“老师”有好几种性质：其一为受业师，也就是主要负责教学的老师；其二为“问业师”，即在遇到疑难困惑的时候偶有请教的老师；其三为“受知师”，即在乡试、会试等重要考试中担任主考官、阅卷官的人……
从身份上来看，徐乾学正是纳兰的“受知师”。但在纳兰心目中，他和徐乾学并非只是考官和举人的简单关系，他曾经在《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中这样说过：“‘老师’这个称呼传到今天已经比较杂乱了：在私塾中上学有老师，各地方长官也有被称为老师的，乡试、会试的主考官更要称为老师，连有权有势的高官权贵也被称为老师。这样一来，所谓的学术、文章、道德，似乎都不是确立师生关系的主要标准了。难道‘老师’之所以被称为‘老师’，仅仅是为了帮弟子求名求禄、充当他们晋升的阶梯吗？”[114]
说实话，纳兰看不起那种为了功利的目的，随便称有权有势者为“老师”的行为。（顺带提一句：我们当下“老师”的称呼也不免泛滥。）而纳兰心目中真正的老师应该是学术、文章、道德兼而有之者。“夫学术文章道德，罕有能兼之者，得其一已可以为师。”
在年轻的纳兰眼中，徐乾学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真正的老师，学术、文章、道德“不止得其一也”。在他看来，徐乾学写文章不亚于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学术、道德又是渊源于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再加上徐乾学还是他参加乡试的“举主”。这样的老师，“为师之道无乎不备”，是学术、文章、道德“兼举其三”，具备了优秀老师的所有素质。有幸遇到这样的老师，纳兰能不“沾沾自喜”吗？[115]
按惯例，当年考中的举人都应该去谒见主考官，也称“座师”或“座主”。在这次拜见之后，纳兰一回家就兴高采烈地告诉父母亲人：“吾幸得师矣！”一出门又忍不住兴高采烈地告诉自己的好朋友：“吾幸得师矣！”真是喜形于色，逢人便告：我真幸运，得到了一个好老师啊！他甚至连做梦都会开心得笑出来，说的梦话都是：“吾真得师矣！”[116]
纳兰是如此的“欣欣私喜”，徐乾学对这位第一次谋面的青年学子又是什么印象呢？
据徐乾学自己说，当时十八岁的纳兰和举人们一起来拜见他，他端坐在堂上。底下的举子们穿着一色的青色袍子，其中唯独纳兰“举止闲雅”，给他的第一感觉是：鹤立鸡群。
而此刻的纳兰，对端坐堂上的座师也充满了景仰之情，他“随诸生后，端拜堂下，仰瞻风采，心神肃然”[117]。
当然这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谒，他们并没有机会深谈，但这位风度翩翩、气度不凡的青年公子已经给徐乾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乾学觉得弟弟徐元文对他的夸奖并没有言过其实。
三天后，纳兰投下帖子，专程来拜访徐乾学。徐乾学对这位相门公子也很好奇，想看看他年纪轻轻就名闻遐迩，到底是浪得虚名，还是确有真才实学。于是欣然接见了他。
这一次，他们促膝长谈，谈的内容很深，无论是儒家的“经史源委”，还是各类文体的风格变化和发展历史，纳兰都侃侃而谈，条分缕析，极有见地。
如果说第一次见面徐乾学还只是欣赏纳兰的外在形象和气质，那么这一次的促膝长谈，让徐乾学对这位贵族公子进一步刮目相看了。他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的纳兰，竟然对儒家文化有那么深刻的认识，“老师宿儒有所不及”[118]，连一般的汉族文人学者可能都比不上他。
这一次拜见徐乾学，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见面，意义非同一般。因为这一次见面极大地推动了纳兰在学术上的发展。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没有徐乾学，就没有纳兰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此前的纳兰，虽然对儒家文化很有兴趣，也有不错的造诣，但主要还是处在一个积累、学习期，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研究阶段。而这次拜谒徐乾学，纳兰终于达成了一个愿望：他和这位当代大儒不但确立了师生的名分，而且还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的学术道路从此进入了实质性的研究阶段。
徐乾学不仅成为纳兰学术研究上的良师，而且对他的为人处世也提出了谆谆教诲。例如，他告诫纳兰“为臣贵有勿欺之忠”，希望年轻的学子养成忠君勿欺君的品质。纳兰初听到这一教诲时还有点疑惑：自己不过刚刚考中举人，还没有任何官职，更谈不上和皇帝有什么关系，老师为什么要专门为此训诫他一番呢？
直到后来纳兰读历史书，读到北宋名相寇准十九岁登第时，因为当时风气崇尚老成，对年少者往往不予重用。有人就劝寇准修改一下年龄，增加几岁。寇准不肯，说：“吾初新进，何敢欺君！”虽然年少，又怎么能欺骗皇帝呢？
北宋另一名相晏殊，十四岁时以神童应召，与其他进士一起参与廷试。晏殊拿到试题一看，竟然是自己平时做过的题目，于是当即启奏说：“臣曾有作，乞别命题，虽易构文，不敢欺君。”
纳兰以寇准和晏殊诚实守信的故事反思徐乾学的训诫，从中领悟到“勿欺”其实是一种珍贵的品质，并非只有皇帝的近臣才需要具备诚实的操守。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身份高下，无论何种处境、地位，诚实都是衡量一个人操守的主要标尺。
勿欺于心，勿欺于人。一个具有诚实“勿欺”品质的人，才不会自欺欺人，不会欺骗朋友和亲人，当然更不会欺骗君王、欺骗国家。
纳兰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勿欺之忠”的人。在一个处处充满欺骗、充满谎言的世界里，纳兰宁可委屈了自己，也绝不失信于人。因为他的绝假纯真，也许他失去了很多追名逐利的机会，却收获了人间至情——他拥有最深挚的爱情和最淳厚的友情。也许，这样的人间至情，才是纳兰最为珍惜的财富。
徐乾学对纳兰“为臣贵有勿欺之忠”的训诫，或许只是座师对年轻举人的惯常忠告，或许别的学子听听就过去了，未必会有多么深刻的印象。然而对纳兰来说，他从这一训诫中领悟到的，是为人处世最容易被人遗忘同时也是最深刻的道理——“勿欺”。因为这样的训诫，其实是那么贴合他一贯奉行的人生准则，因此老师的这番话才会在他心中激发起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和深刻的反思。
而纳兰后来的人生也同样证明了：勿欺于心，勿欺于人，这正是延续他一生最可贵的品质。
师生情深
好学的纳兰，自拜徐乾学为师后，每个月的三、六、九日，都会一早就来到徐乾学府上，和老师“讲论书史”，讨教学问，每次都要在老师家里待到傍晚才离开。这种定期求学的状况风雨无阻地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坚持到他后来进宫担任康熙的御前侍卫。[119]即便是入宫当了侍卫，时间上不再能自由掌控，纳兰也还是一有时间就去找老师请教、切磋。不单是纳兰对老师一直很尊敬，徐乾学对这位好学、博学的青年也是青睐有加、爱护有加。
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徐乾学对纳兰这个学生有多么喜欢。
馈赠礼物
康熙十二年（1673），当时徐乾学十分看好这个学生，但没想到十九岁的纳兰因为“寒疾”在殿试的最后关头功败垂成。就在纳兰十分痛苦失落的时候，徐乾学派人到他府上，给他送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这件礼物给纳兰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这件礼物竟然是一筐樱桃。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樱桃算什么珍贵礼物啊？虽然现在卖得是要比一般的水果贵一点，但毕竟也是寻常可见之物。对于一个山珍海味多得吃不完的相门公子来说，樱桃应该不算什么值钱的东西吧？
这就要说到樱桃对一个读书人的特殊意义了。
樱桃的珍贵，不在于它的价格，而在于它的文化含量。原来，在唐朝，新科进士发榜的时候正好是樱桃成熟的季节。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比起别的水果来，樱桃的身价自然要高很多。于是从唐朝开始形成了一个惯例——新科进士会在庆功宴上用樱桃来款待客人。
据说唐僖宗的时候，有个新中的进士叫刘覃，他的父亲就是官至宰相的刘邺。为了庆祝刘覃中进士，刘家竟然买下了几十棵树的樱桃，专门办了一个隆重的樱桃宴。要知道，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樱桃可不是随随便便吃得起的。当时樱桃才刚刚上市，连很多达官贵人都还没来得及尝鲜。可是在刘覃的樱桃宴上，樱桃堆积如山，大家可以任意享用。
樱桃可以算得上是水果中的“骄子”，新科进士又是读书人当中的“天之骄子”，于是樱桃从此便代表了进士的荣耀和金贵。[120]
这样一说，我们就明白徐乾学给纳兰送樱桃的含义了：你虽然因病没有参加殿试，但在老师的心目中，你就是当之无愧的新科进士啊！
以纳兰的博学，他当然能够领会老师送樱桃的这一番苦心，礼轻情义重啊！他收到樱桃后很感动，也很受鼓舞，为感谢老师对他的厚爱，他专门写了一首《临江仙·谢饷樱桃》词：
绿叶成阴春尽也，守宫偏护星星。[121]留将颜色慰多情。[122]分明千点泪，贮作玉壶冰。独卧文园方病渴，强拈红豆酬卿。感卿珍重报流莺。[123]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
这首词曾一度被解读为爱情词，尤其是其中有些关键词如“守宫”“红豆”等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爱情词和谢师词怎么会让人混淆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几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词。
先看“守宫”一词。据说古时候人们用朱砂喂养蜥蜴，久而久之，蜥蜴通体呈赤红色，喂满七斤朱砂后，再将蜥蜴捣碎，点在女性身体上，其赤红色终生不会褪去。只有在夫妻同房后，红色的守宫砂才会褪掉。因此古人也常用查看守宫砂的方式，检验女子是否还保有处女之身。
再看“红豆”一词。“红豆”在古典诗词的语境里更是相思的代名词了。王维的诗句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是传达爱情和相思的信物。
除了这些和爱情有关的意象之外，还有一些词句似乎也隐约透露出爱情的意味。如词的首句“绿叶成阴春尽也”，就用了晚唐诗人杜牧的一个故事。
传说杜牧曾经喜欢上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并与女孩的母亲约定以十年为期限，十年后他将郑重迎娶女孩为新娘。
岁月蹉跎，直到十多年后，杜牧才找到机会来重寻当年心仪的女孩。然而，当初的恋人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杜牧万分遗憾、伤感地写下了一首《叹花》诗：“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124]
杜牧在诗中以“花”比喻他心中的女孩，以“绿叶成阴子满枝”比喻女孩已经嫁作他人妇、成为他人母。
尽管这些典故似乎都与男女爱情相关，纳兰的这首《临江仙》却并非为恋情所作，他用的这些典故其实只是扰人眼目的“烟幕弹”而已。这首词，是纳兰专为感激老师徐乾学赠送樱桃而作，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理解。
在《临江仙》这个词牌后，纳兰还缀了一个词题“谢饷樱桃”。其中这个“饷”字就颇值得玩味。
在古代，表示赠送的词还有“奉”“赐”，等等。“奉”，一般是向尊者、长者馈送礼物；“赐”则是尊者长者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赠送礼物，比如皇帝要送给大臣什么东西，就是用“赐”字。“饷”，也可用来表示赠送之意，一般也是年龄较长者针对少者而言，而且双方情感较为亲密，而非过分强调尊卑秩序。[125]
因此，纳兰称“谢饷樱桃”，则送他樱桃之人，应是他尊敬的长者或尊者，他们之间的情谊较为深厚，绝无可能是他的平辈，更不可能是他相恋的女子。据学者推测，当时具备这样的身份和情谊，能够“饷”纳兰以樱桃者，只能是他尊敬的师长徐乾学。[126]
此外，词之首句“绿叶成阴春尽也”虽用杜牧的典故，但在这里只是强调错过了期限：错过的并不是爱情，而是距离纳兰仅一步之遥的殿试。因为放榜的时候恰逢樱桃成熟，按惯例新科进士将以樱桃大宴宾客。纳兰在此感叹“绿叶成阴春尽也”，既点出了樱桃成熟的时令，暗中也是惋惜他错过了以令人艳羡的樱桃宴表达高中进士之喜悦的机会。
“守宫偏护星星。”此句也并非表达女性的处女身份，而是强调成熟的樱桃那种诱人的颜色和体态：像处女守宫砂一般的猩红，像星星一样的娇小晶亮。
“留将颜色慰多情。”这一句更是较为直白地表达了感谢之意：谢谢您送来的这些娇艳的樱桃，安慰着我多情善感的心灵。这一份“安慰”，不仅仅是樱桃本身带来的，更是“樱桃”的喻义带给纳兰的心灵抚慰。因为这意味着，老师送来的樱桃，让纳兰深深感到：自己虽然错过了殿试，可在老师的心目中，他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新科进士了！
“分明千点泪，贮作玉壶冰。”这两句词也有一个典故。据说曹操的儿子，也就是魏文帝曹丕爱上了一个叫薛灵芸的美人，薛灵芸离开父母的时候，伤心欲绝，一路泪流不止。泪水流到玉唾壶里，壶都被她的眼泪染成了红色，等到了京师一看，壶中的眼泪都凝结成了血一般的鲜红。
不过，纳兰这里用薛美人的典故，并非形容女子伤心的眼泪，而是用“红泪”进一步渲染樱桃成熟的颜色，也渲染自己因病错失殿试机会的伤感，再一次呼应上一句“留将颜色慰多情”。
“玉壶”也暗用了鲍照《代白头吟》诗中的句子：“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诗句本是形容诗人的风骨气节。唐代诗人王昌龄也有这样的名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也是用“玉壶冰”的意象来表达心志的高洁清纯。
因此，“分明千点泪，贮作玉壶冰”这两句的真正用意是纳兰将老师馈赠的樱桃比喻成晶莹、纯洁的“红泪”，贮藏在玉洁冰清的“玉壶”之中，并借此表达内心对老师馈赠的感谢，对老师理解的欣慰，也表达他对这份深厚、纯洁的师生情谊的珍惜。
第三个证据就更为明显了：“独卧文园方病渴，强拈红豆酬卿。”这里又用到了一个典故：汉代的司马相如据说也是一个多病的大才子，曾任孝文园令，患有消渴疾（即糖尿病，口渴消瘦为主要症状），称病闲居。后来文人多以文园自称，以文园病渴指文人患病。于是，当时卧病在家的纳兰就用司马相如来自比了。
有感于老师的深情厚谊，病中的纳兰还是强撑病体，拈起一颗颗像红豆一样美丽、深情的樱桃。他不能亲自去拜谢老师，可是他想借樱桃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思念之情。
“感卿珍重报流莺。”“流莺”也是樱桃的别称。古时樱桃又称“含桃”，因为这种小小的水果常常被莺含在口中。李商隐曾写过一首《百果嘲樱桃》诗：“珠实虽先熟，琼莩纵早开。流莺犹故在，争得讳含来。”
李商隐的诗原本是讽刺唐代一个叫裴思谦的人。当时正是宦官仇士良炙手可热的时候，裴思谦为了考中进士，打通了仇士良的关节，拿着仇士良的推荐信趾高气扬地去找主考官高锴，要高锴录取他为状元。高锴慑于仇士良的**威，不敢拒绝。结果放榜之后，裴思谦果然高中状元。
纳兰在词中用到这个典故实际上是反用其意：就像当年仇士良力挺裴思谦一样，老师您对我也实在是青睐有加啊！我虽然没能高中进士，可是老师您却将我当成进士看待，这份赏识和情谊实在让我感动啊！
词的最后两句说：“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纳兰以花自比，既感谢老师对自己的赏识，也请老师不要为自己过于担心、牵挂，也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徐乾学馈饷樱桃，以及纳兰对老师这份心意的感动，这是体现师生情谊的第一件事。
促成《通志堂经解》的编撰
就在纳兰这次大病痊愈以后，在徐乾学的鼓励和支持下，《通志堂经解》的编撰工作开始提上日程。这项工程启动的时候，徐乾学除了在精神上鼓励纳兰之外，他还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帮助。关于这一点，纳兰在《经解总序》里面曾经充满感激地写道：
间以启于座主徐先生，先生乃尽出其藏本示于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择取而校定者。”余喜且愕，求之先生，钞得一百四十种，自子夏《易传》外，唐人之书仅二三种，其余皆宋元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间存一二，请捐资经始，与同志雕版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
在这段文字里，纳兰至少说明了五个问题：
第一，徐乾学慷慨地提供了自家收藏的古籍文献，这些古籍是他花了三十年心力选择和校定的经典，“先生乃尽出其藏本示于小子”，而这些珍贵的文献是纳兰闻所未闻的，也难怪他乍一看到如此丰富的藏本，既“喜且愕”，惊喜莫名了；完全可以说，没有徐乾学，就没有纳兰性德编撰的《通志堂经解》。
第二，这些钞本主要集中于宋元著作。
第三，纳兰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必要的资金并且主持编撰工作，“捐资经始”，并且还独立完成了其中部分经解的注释。
第四，这套丛书的完成，靠的不是纳兰一人之力，而是“与同志雕版行世”，实际上是团队合作的成果。
第五，对这项工作的最终完成，老师徐乾学是很满意的，认为弟子纳兰实现了自己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先生喜曰：‘是吾志也。’”
为什么要强调这五个问题呢？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后来乾隆皇帝在评价《通志堂经解》的时候，认为凭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么浩大的文化工程，实际上主要工作都是徐乾学做的，纳兰只是署个名字而已。乾隆认为纳兰“滥窃文誉”，是个沽名钓誉之徒。
乾隆对纳兰性德主持编撰《通志堂经解》一事评价如此之低，其中是另有隐情的。这一隐情竟然要牵涉到清初一件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康熙立储事件。
这事儿说来话长。乾隆之所以如此诋毁纳兰，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父亲——雍正皇帝胤禛与纳兰家族埋下的仇恨的种子。
原来，康熙皇帝的第八位皇子允禩和纳兰家的关系十分亲密。允禩小时候是由纳兰的亲戚、康熙皇帝一度宠爱的惠妃叶赫纳兰氏（叶赫纳喇氏）抚养的。因为这层亲戚关系，纳兰的弟弟揆叙从小和允禩走得很近，后来更成为允禩谋取皇位的有力支持者。
康熙皇帝废掉太子允礽后，曾与大臣们商量继立太子一事。揆叙则频繁活动，与大臣们私通消息，希望能联合起来一起推荐八阿哥允禩。
后来，允禩谋立太子失败，其门下甚至可能散布谣言，说皇四子胤禛趁父皇重病之时进人参汤毒死了康熙，并矫诏登基。胤禛（后为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当年谋立太子并造谣诽谤的允禩一党深为嫉恨，甚至放下话来，说：“朕与阿灵阿、揆叙不共戴天之恨也。”当时揆叙已经去世，雍正还不解恨，命人将揆叙墓碑上的碑文磨去，改刻上“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几个字。
纳兰家族与雍正皇帝的“不共戴天之恨”就是这样结下来的。
皇位的争夺，历来都是充满了血腥。胜利者拥有天下，掌握生杀予夺之大权；失利者则落魄潦倒，甚至被赶尽杀绝。因此，雍正对允禩的忌讳、对揆叙等拥戴允禩的人更是厌憎无比，就不难理解了。
雍正如此憎恶揆叙，对纳兰家族其他成员的印象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这一好恶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儿子乾隆皇帝。乾隆并没有亲自阅读过《通志堂经解》，他只是凭先入为主的偏见，即对纳兰作下了“滥窃文誉”的判断，认为他是将老师徐乾学的成果据为己有，实乃恬不知耻。
乾隆皇帝的评价又影响到了同时及稍后的一批文人。例如，有人说，徐乾学和纳兰共同编撰《通志堂经解》，实是师徒两人狼狈为奸。老师徐乾学支持学生，是为了迎合奉承明珠，有“逢迎权贵”之嫌；而纳兰校勘如此鸿篇巨制，都是窃取了老师的学术成果，放到现在，就是典型的“学术不端”行为了。[127]
其实，乾隆的这个判断很主观、也很武断。我们只要仔细阅读纳兰自己所写的《通志堂经解》总序就能了解事实的真相，也完全可以还纳兰一个清白了：他对老师徐乾学和自己在这项工作中各自的贡献说得很明白，既没有故意抬高自己，更没有掠人之美，掩盖老师和其他同志的功劳。“先生乃尽出其藏本”，而他“求之先生”，方“钞得一百四十种”，已说明刊本尽出自徐乾学。而编撰刊刻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老师徐乾学的指导下进行，也是在诸多同仁共同帮助下完成，“捐资经始，与同志雕版行世”。纳兰在自己的文字中，丝毫没有将他人之功据为己有的意思。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纳兰是诚实的，并不像乾隆想象的那样工于心计。
恩师与父亲的矛盾
不过，既然徐乾学学问那么好，为什么他不能自己来完成《通志堂经解》的编撰工作，而是将这么浩大的工程交给年纪轻轻的纳兰来主持呢？
这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纳兰得到了徐乾学真心的赏识和信任，徐乾学也愿意大力提携这个得意门生。徐乾学曾说过，他见过的人多了，收过的学生也堪称桃李满天下，可是，他还没见过像纳兰这么优秀的人才：“余阅世将老矣，从我游者亦众矣。如容若之天资之纯粹，识见之高明，学问之淹通，才力之强敏，殆未有过之者也。”[128]
这说明，徐乾学愿意帮助、指导纳兰完成他学术研究道路上的一次飞跃，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师生之间的高度信任与深厚感情。徐乾学说，他常常忘了纳兰只是自己的学生，而是将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至于纳兰，更是怀抱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信念，尊敬老师就像侍奉父亲一样尽心尽力，自己在学术上的每一点进步、每一次飞跃，他都归功于老师的悉心指点。师生感情，是他们彼此信任的基础。
另一方面，就要提到徐乾学的为人了。纳兰是一个聪明却没有心计的人，这一点，徐乾学却跟他不太一样。
徐乾学其实是个城府颇深的人，只是年轻而单纯的纳兰一时还看不透他的城府而已。
乾隆等人对纳兰“滥窃文誉”的评价虽然太过武断，可是评价徐乾学“逢迎权贵”却并非空穴来风。从两件事可以看出，徐乾学的为人，也许并不像纳兰想象的那样纯粹。
其一，徐乾学为官早期，正当明珠的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明珠集团和索额图集团是朝中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康熙此时尤为倚重明珠，借以打压皇亲国戚索额图的势力。此时的徐乾学，和明珠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被朝臣们视为明珠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是索额图集团的劲敌。与纳兰建立师生感情，除了对纳兰才学性情的由衷欣赏之外，对明珠势力的忌惮之心与逢迎之意很可能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其二，后来当明珠势力衰落之时，徐乾学却仕途亨通，官拜左都御史，深得康熙宠信，被他弹劾的人很多。明珠失势直至后来被罢相，朝廷中人私下都认为徐乾学起到了关键作用。
索额图失势之后，朝中主要的党派斗争来自北党和南党之间，北党首领为明珠，南党的领袖俨然就是徐乾学了，两人渐渐从朋友变成了水火不容的政敌。[129]
明珠是生养纳兰的父亲，徐乾学是纳兰最为敬爱的老师。纳兰曾说过：“夫师岂易言哉？古人重在三之谊，（师）并之于君亲，言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其恩义一也。”[130]在纳兰心中，老师不是随随便便叫出来的，师生感情是和父子、君臣一样神圣的感情。一个人，是由父母亲生养、由老师教导成人成才、由君王重用而施展才干的。由此可见师长在纳兰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然而，纳兰没有料到，他最亲近的两位长辈——父亲明珠、恩师徐乾学会由朋友变成敌人。尽管，明珠与徐乾学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激烈化的时候，纳兰已不在人世。可是，九泉之下的纳兰，如若得知他曾经最敬爱、最信赖的两位亲人、长辈竟然反目成仇，纯情、多情而又深情的纳兰，不知是否能承受得起如此情感撕裂的痛苦？
好在，纳兰毕竟是带着一份纯洁的师生情谊离去的：“留将颜色慰多情。”他离去的时候，师生的感情还像樱桃的颜色那样晶莹明澈，没有被任何杂质玷污过。我们宁可他永远不知道徐乾学后来的变化，永远不知道恩情也可以转变成仇恨，永远不知道人世间有那么多他怎么也看不清楚的黑暗与污浊。
“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对父亲、老师、君主的感情，都应该是最神圣的感情。可是最亲爱的父亲，在价值观和人生方向上与纳兰背道而驰；最尊敬最信任的老师，偏偏又反复无常，从父亲的朋友变为父亲的仇敌。纳兰的一生，似乎总是躲不过矛盾纠结的宿命。他追求一份纯粹而不容亵渎的感情，命运回报他的却总是那么多的无奈：爱情得而复失的矛盾、父子的矛盾、师生的矛盾……可这一切矛盾，还不是他一生矛盾的全部。因为，在他接下来的人生中，他还将面临更大更激烈的矛盾：那就是他和君主——康熙皇帝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