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02(1 / 1)

[467]苏轼《庄子祠堂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468]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二书》,《嘉祐集笺注》卷十二。

[469]苏辙《历代论·王衍》,《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九。

[470]苏辙《历代论·梁武帝》同上,卷十。

[471]朱熹《杂学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

[472]苏轼《书义·乃言底可绩》,《苏轼文集》卷六。

[473]苏轼《书义·乃言底可绩》,《苏轼文集》卷六。

[474]苏轼《策略三》同上,卷八。

[475]苏辙《藏书室记》,《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十。

[476]苏辙《历代论·梁武帝》,《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十。按:此语原出《礼记·中庸》。

[477]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即《定性书》)《二程集》460页。

[478]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706页。

[47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706页。

[480]陈傅良《跋东坡桂酒颂》,《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十二,《四部丛刊》本。

[481]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引苏轼《论语说》,《丛书集成》本。

[482]苏辙《孟子解二十四章》第十二章,《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六。按:此题二十四章,而此本实录二十一章,与它本相校,内容全同,而分章多有歧异。我们认为,《四库全书》本《孟子解》分章最为合理,上引一段,《四库》本在第十三章。

[483]朱熹《杂学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

[484]苏轼《扬雄论》,《苏轼文集》卷四。

[485]《苏氏易传》卷七。

[486]苏轼《荀子疏谬》,《苏轼文集》卷六十五。

[487]司马光《善恶混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二。

[488]司马光《善恶混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二。

[489]王安石《原性》,《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

[490]《二程集》10页。

[491]《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492]秦观《答傅彬老简》,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93]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494]王水照《“苏门”的性质和特征(一)》,《苏轼论稿》,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

[495]苏辙《古史》卷首,《四库全书》本。

[496]《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

[497]苏辙《孟子解二十四章》第十七章,《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六。按:依《四库全书》本《孟子解》,当为第十九章。

[498]苏轼《静常斋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499]苏轼《遗爱亭记》,《苏轼文集》卷十二。

[500]苏轼《江子静字序》,《苏轼文集》卷十。

[501]王十朋《国朝名臣赞·苏东坡》,《梅溪前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50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附录《黄体芳序》中华书局,1977年。

[503]《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

[504]吕坤注《黄帝阴符经》卷首,《吕新吾全集》本。

[505]柳宗元集中有《辩文子》《辩亢仓子》《辩鹖冠子》,韩愈集中也有《读鹖冠子》,白居易《策林十六》也引述《文子》,这些道家子书,如果不是在此时出现的(伪托的),也是在此时开始被关注的。

[506]此语出《礼记·中庸》,苏辙《历代论·梁武帝》曾引用之,苏轼《东坡书传》卷七释《咸有一德》篇“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句时也引用之,可见他们很欣赏这句话,因为与他们的主张相合。

[507]《四库全书总目·苏轼(东坡易传)提要》。

[508]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述刘安世语,《丛书集成》收王崇庆《元城语录解》本。

[509]黄庭坚《跋刘敞侍读帖》,《山谷题跋》卷八,《丛书集成》本。

[510]苏轼《日喻》,《苏轼文集》卷四十六。

[511]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512]苏轼《南华长老题名记》,《苏轼文集》卷十二。

[513]苏轼《读道藏》,《苏轼诗集》卷四。

[514]《苏轼诗集》卷十七。

[515]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516]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同上,卷七十。

[517]苏轼《跋秦少游书》同上,卷六十九。

[518]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同上,卷十二。

[519]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520]《五灯会元》卷十八,“上蓝顺禅师法嗣,参政苏辙居士”章,中华书局1984年。

[521]苏辙《景福顺老夜坐道古人搐鼻语》,《苏辙集·栾城集》卷十三。

[522]苏轼《题西林壁》,《苏轼诗集》卷二十三。

[52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引苏轼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524]苏轼《僧清顺新作垂云亭》,《苏轼诗集》卷九。

[525]《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526]《五灯会元》卷六。

[527]释晓莹《罗湖野录》卷四,《续藏经》本。

[528]苏轼《杭州请圆照禅师疏》,《苏轼文集》卷六十二。

[529]苏轼《赤壁赋》,《苏轼文集》卷一。

[530]苏轼《与范子丰八首》之八,《苏轼文集》卷五十。

[531]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532]苏轼《与王庠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533]苏轼《与王庠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534]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四。按:《宋史·苏洵传》谓其“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两句节自欧公此文,而独遗弃其间的这一段,剪裁不当,使老苏学术的主要特点不能表见,史笔可谓甚劣。

[535]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同上,卷一百一十。

[536]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乐全集》卷三十九,《四库全书》本。

[537]曾巩《苏明允哀词》,《曾巩集》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

[538]《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引雷简夫上张方平书。

[539]司马光《苏主簿夫人墓志铭》,《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六。

[540]苏轼《上韩太尉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541]苏辙《历代论·引》,《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七。

[542]苏轼《盐官大悲阁记》,《苏轼文集》卷十二。

[543]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544]程颐《明道先生墓表》,《二程集》640页。

[545]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东坡乐府》卷二,《彊邨丛书》本。

[546]苏轼《答李方叔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547]晁说之《晁氏客语》,《丛书集成》本。

[548]苏轼《与千之侄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六十。

[549]苏轼《与侄孙元老四首》之二,同上。

[550]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引“甲秀堂坡一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551]黄道周《纪南书史勺序》,《黄石斋先生集》卷十一,《乾坤正气集》本。

[552]张大亨《春秋通训》卷末,《四库全书》本。按:张字嘉父,《苏轼文集》卷五十三有《与张嘉父七首》尺牍。

[553]刘敞《春秋传》卷首,《四库全书》本。

[554]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议》,《丛书集成》本。

[555]韩愈、李翱《论语笔解》卷上释“温故而知新”条,《四库全书》本。

[556]《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序》中华书局,1965年。

[557]《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序》中华书局,1965年。

[558]苏辙《春秋集解引》,《春秋集解》卷首,《四库全书》本。

[559]苏辙《春秋集解引》,《春秋集解》卷首,《四库全书》本。

[560]苏辙《春秋集解引》,《春秋集解》卷首,《四库全书》本。

[561]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十一录李绂《书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后序》,及其自作《荆公不信春秋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562]陆佃《陶山集》卷十二,《丛书集成》本。

[563]按:苏轼此语亦见其尺牍《与张嘉父七首》之七,《苏轼文集》卷五十三。

[564]张大亨《春秋通训后叙》,《春秋通训》卷末,《四库全书》本。

[565]张大亨《春秋通训后叙》,《春秋通训》卷末,《四库全书》本。

[566]苏轼《论春秋变周之文》,《苏轼文集》卷三。

[567]苏辙《春秋论》,《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四。

[568]苏轼《论郑伯以璧假许田》,《苏轼文集》卷三。

[569]苏轼《问供养三德为善》,《苏轼文集》卷六。

[570]苏轼《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苏轼文集》卷二。

[571]苏轼《论春秋变周之文》,《苏轼文集》卷三。

[572]苏轼《问大夫无遂事》同上,卷六。

[573]苏轼《论武王》同上,卷五。

[574]车若水《脚气集》,《四库全书》本。

[575]苏轼《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诗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苏轼诗集》卷四十二。

[576]王水照《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

[577]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578]欧阳修《明正统论》(前说)、《正统论下》(后说)。

[579]《苏轼文集》卷四标题为《正统论三首》,据七集本及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一,当作《后正统论》。

[580]《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十二有《举章望之曾巩王回充馆职状》,卷四十一有《章望之字序》。

[581]《四库全书总目·刘恕〈通鉴问疑〉提要》。

[582]苏洵《史论上》,《嘉祐集笺注》卷九。

[58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神宗熙宁二年十一月己巳条。

[584]萧颖士《赠韦司业书》,《萧茂挺文集》,《四库全书》本。

[585]皇甫湜《编年纪传论》,《皇甫持正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586]《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书法谨严”条。

[587]苏洵《春秋论》,《嘉祐集笺注》卷六。

[588]苏洵《史论上》,同上卷九。

[589]苏轼《与王庠五首》之五,《苏轼文集》卷六十。

[590]《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二程集》313页。

[591]《程氏遗书》卷十九,同上,258页。

[592]苏洵《权书叙》,《嘉祐集笺注》卷二。

[593]苏洵《衡论·远虑》同上,卷四。

[594]苏轼《三国名臣》,《苏轼文集》卷六十五。按:苏轼对诸葛亮的评价,早年所作《诸葛亮论》谓其“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是否定的;但后来改变了,将“仁义诈力杂用”改为兼具智谋、风节,如这里所引的一段,另如《乐全先生文集叙》、《张文定公墓志铭》等文中,对诸葛亮也有高度赞扬。

[595]刘埙《隐居通议》卷二十五,《四库全书》本。

[596]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597]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三,《苏轼文集》卷五十五。

[598]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苏轼《与郑靖老四首》之三亦云:“《志林》竟未成。”(《苏轼文集》卷五十六)可证此说不误。苏叔党即苏过,是跟随东坡过海的,对于东坡晚年情况应最为了解。

[599]钱谦益《跋东坡志林》,《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00]王祎《王忠文公集》卷十四,《丛书集成》本。

[601]王世贞《读书后》卷一,《四库全书》本。

[602]张自烈《芑山文集》卷一,《豫章丛书》本。

[603]毛先舒《匡林》有《四库全书》本。

[604]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八,《西堂全集·西堂文集》,清康熙中刊本。又有单行的《读东坡志林》一卷,收入《昭代丛书》(道光本)。

[605]明钞本《艺海汇函》收有《东坡先生史评》一卷,未见。

[606]苏轼《霍光论》,《苏轼文集》卷四。

[607]苏轼《魏武帝论》,《苏轼文集》卷三。

[608]苏轼《论始皇汉宣李斯》同上,卷五。

[609]苏轼《论始皇汉宣李斯》,《苏轼文集》卷五。

[610]苏轼《论始皇汉宣李斯》,《苏轼文集》卷五。

[611]苏轼《论始皇汉宣李斯》,《苏轼文集》卷五。

[612]《宋史·曾公亮传》。

[613]陈亮《壬寅答朱元晦秘书》,《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本)。

[614]陈亮《壬寅答朱元晦秘书》,《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本)。

[615]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杜诗详注》卷十七。此处的“伊吕”,与一般讲“伊周”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吕”字合平仄律,“周”字不合。

[616]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617]苏轼《伊尹论》同上,卷三。

[618]苏轼《论武王》,《苏轼文集》卷五。

[619]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

[620]对诸葛亮的赞美已见上文,赞孔融见下文,赞周瑜见《周瑜雅量》,《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同卷又有《管幼安贤于荀孔》一文,谓“管幼安怀宝遁世,就闲海表,其视曹操父子,直穿窬斗筲而已”。卷六十四《拟孙权答曹操书》,则借孙权之口历数曹操之恶。《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卷一“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谓小儿听说三国,闻刘备败则悲,闻曹操败则喜,“是以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在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中国通俗文学“尊刘抑曹”倾向之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苏轼恐怕起了不小的作用。

[621]苏轼《孔北海赞并序》,《苏轼文集》卷二十一。

[622]苏轼《张安道比孔北海》同上,卷七十二。

[623]苏轼《上韩太尉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624]苏轼《上韩太尉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625]苏轼《西汉风俗谄媚》,《苏轼文集》卷六十五。

[626]与此相应的是,苏轼经常通过史评来强调“大臣以道事君”的重要性,如《苏轼文集》卷五《论管仲》,卷七《迩英进读》之《叔孙通不能致二生》、《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二条,卷六十五《管仲分君谤》、《赵充国用心可重》、《梁统议法》、《裴之谄》、《李靖李为唐腹心之病》等。

[627]苏轼《试馆职策问三首》之二《两汉之政治》,《苏轼文集》卷七。

[628]苏轼《历代世变》同上,卷六十五。

[629]苏轼《直不疑买金偿亡》同上。

[630]苏轼《刘恺丁鸿孰贤论》,《苏轼文集》卷二。

[631]苏轼《刘恺丁鸿孰贤论》,《苏轼文集》卷二。

[632]苏轼《上韩太尉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633]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苏辙的《刘恺丁鸿孰贤论》云:“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盗天下之大名,以冒天下之大利,自以为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论有以见之。”(《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十一)此与《辨奸论》语意无异。

[634]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635]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636]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宋世风俗”条,岳麓书社,1994年《日知录集释》本。

[637]苏辙《古史》卷五《周本纪论赞》,《四库全书》本。

[638]苏轼《道有升降政有俗革》,《苏轼文集》卷六。

[639]苏辙《古史》卷四《殷本纪论赞》。其中从《诗》、《书》概括商代的“风俗”,对今人理解殷商文化很有启发,清代学者阎若璩曾把苏辙的结论引作考辨《尚书》真伪的依据之一。

[640]吕祖谦《读书杂记三·读史纲目》,《东莱集·别集》卷十四,《四库全书》本。

[641]吕祖谦《读书杂记三·读史纲目》,《东莱集·别集》卷十四,《四库全书》本。

[642]苏轼《商君功罪》,《苏轼文集》卷六十五。

[643]苏轼《论商鞅》,《苏轼文集》卷五。

[644]苏轼这段文字作于元祐旧党下台以后,语意仍有现实的针对性。《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八载曾布语:“神宗理财,虽累岁用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事在建中靖国元年八月,但可以想见,元祐之政必已长期蒙受这种指责,而且那也是实情,旧党在财政上确实没有多少业绩,肯定不比熙、丰时好。这就等于说“新法”有富国强兵之效,故苏轼必须反驳。他这段话的弦外之音是:熙、丰之富强,不是王安石“新法”之功,而是神宗勤政劝农之效。肯定神宗而否定新党,正是元祐旧党的几乎统一的口径。

[645]苏轼《齐高帝欲等金土之价》,《苏轼文集》卷六十五。

[646]苏轼《论封建》,《苏轼文集》卷五。

[647]苏轼《庾亮不从孔坦陶回言》,《苏轼文集》卷六十五。

[648]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引,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本。

[649]苏轼《形势不如德论》,《苏轼文集》卷二。

[650]苏轼《论周东迁》,《苏轼文集》卷五。

[651]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十二《平王论》(按:即《论周东迁》文)评语。

[652]朱鹤林《李纲论》,《愚庵小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653]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四库全书》本。所引《中兴大事记》,《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十著录钞本四卷,《宋史艺文志补》则曰六卷,作者吕中,为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此书今佚。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本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二十三卷,即《四库全书》所收《宋大事记讲义》,但书后附有《中兴讲义》一卷,为四库本所无。检刘时举所引录《中兴大事记》文,有见于《中兴讲义》者,推测《中兴大事记》乃就《中兴讲义》而扩大。又,北京图书馆藏元本《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署名李焘,专讲北宋事(刘时举书与之同名,而讲南宋事,正相接),亦引及吕中语。考李焘为南宋前期人,不及见吕中,故知此书必是伪托焘名。清钞本《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前有目录(四库本无),中云:“吕府教旧游庠序,惯熟国史,因作监本资治通鉴,摘其切于大纲者目,分为门类,集为讲易。场屋中用之,如庖丁解牛,不劳余刃……”此所谓“监本资治通鉴”,或即与署名李焘之书相似。

[654]清钞本、四库本《大事记讲义》卷首有刘实甫《序》,称此书为“止斋、水心之徒,以其师讲贯之素,发明我朝圣君贤相之心……”盖谓吕中曾师事陈傅良、叶适。然《四库提要》误读此语,不考年辈,反谓吕中是叶适之师,颇为荒唐,余嘉锡《辨证》已讥其非。清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四明丛书》本)卷五十一,将吕中列入“东莱续传”中,东莱指吕祖谦,但此则不知何据也。

[655]《中兴讲义》“复科举”条曰:“自政事言之,则文章为无用,自文章言之,则诗赋为无用……”此亦袭用苏轼《议学校贡举状》中语。吕中此类书,盖为场屋射策之用。南宋场屋中,固有截取苏轼文字为论资的习气,所谓“苏文熟,吃羊肉”。

[656]苏轼《邳彤汉之元臣》,《苏轼文集》卷六十五。

[657]苏轼《策断一》,《苏轼文集》卷九。

[658]吉藏《净名玄论》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八册。

[659]吕祖谦《读书杂记三·读史纲目》,《东莱集·别集》卷十四。

[660]苏轼《论始皇汉宣李斯》,《苏轼文集》卷五。

[661]苏洵《衡论·远虑》,《嘉祐集笺注》卷四。

[662]详苏洵《六经论》同上,卷六。朱子曰:“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

[663]苏洵《衡论·御将》,《嘉祐集笺注》卷四。

[664]《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经注疏》本。

[665]苏轼《论鲁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苏轼文集》卷五。

[666]苏轼《论鲁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苏轼文集》卷五。

[667]苏轼《孔子诛少正卯》同上,卷六十五。

[668]《论语·宪问》,《十三经注疏》本。

[669]按:此段问答见《左传》哀公十四年。

[670]按:此说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哀公确有此志,后来也确实出奔于越。苏轼且以此解释《论语·季氏》中孔子所谓“萧墙”之忧的含义,见朱子《四书或问》卷二十一《论语·季氏第十六》首章引东坡说。

[671]按:事见《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越国的皋如率军队送卫出公回卫国,卫人以为“君以蛮夷伐国”,不纳,出公不敢入。

[672]苏轼《论孔子》,《苏轼文集》卷五。按:苏轼的《论语说》,对《宪问》孔子请伐齐那一条,也是如此解释的,见苏辙《论语拾遗》引子瞻说,《苏辙集·栾城三集》卷七。苏辙且曾就此事拟成一条策问,见其《策问十五首》之十,《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六。

[673]苏辙《论语拾遗》反对苏轼之说,谓:“孔子为鲁大夫,邻国有弑君之祸,而恬不以为言,则是许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与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犹告,以为虽无益于今日,而君臣之义犹有儆于后世也。”是持苏轼所否定的“以礼告”之说。对于苏轼的解释,他说:“予以为不然。古之君子,将有立于世,必先择其君。齐桓虽中主,然其所以信任管仲者,世无有也,然后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诚克田氏而返,将谁与保其功?然则孔子之忧,顾在克齐之后。此则孔子之所不为也。”这也许反映出苏辙更深的政治经验。

[674]《苏轼文集》卷三。

[675]苏轼《士燮论》,《苏轼文集》卷三。

[676]《苏轼文集》卷五。

[677]《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678]苏轼《魏武帝论》同上,卷三。

[679]苏轼《魏武帝论》,《苏轼文集》卷三。

[680]苏轼《孙武论下》,《苏轼文集》,卷三。

[681]苏轼《孙武论下》同上,卷三。

[682]苏轼《孙武论下》同上,卷三。

[683]苏轼《论养士》,《苏轼文集》卷五。

[684]苏轼《论养士》,《苏轼文集》卷五。

[685]苏轼《论养士》,《苏轼文集》卷五。

[686]苏轼《论武王》同上。

[687]苏轼《论孔子》同上。

[688]苏轼《唐太宗借隋吏以杀兄弟》同上,卷六十五。

[689]苏轼《巢由不可废》同上。

[690]苏洵《权书叙》,《嘉祐集笺注》卷二。

[691]苏轼《乐毅论》,《苏轼文集》卷四。

[692]苏轼《白帝庙》,《苏轼诗集》卷一。

[693]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十三《隗嚣传论》及《公孙述传》引荆邯语。

[694]《后汉书集解》卷十三《公孙述传》。

[695]苏轼《迩英进读·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苏轼文集》卷七。

[696]苏轼《迩英进读·颜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禄山》同上。

[697]苏洵《几策·审势》,《嘉祐集笺注》卷一。

[698]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699]苏轼《论管仲》,《苏轼文集》卷五。

[700]苏轼《策略五》同上,卷八。

[701]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同上,卷二十五。

[702]苏轼《策略五》,《苏轼文集》卷八。

[703]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同上,卷二十五。

[704]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同上,卷二十五。

[705]苏辙《进策五道·君术·第一道》,《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六。

[706]《苏轼文集》卷八卷九卷四。

[707]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记刘安世语,《丛书集成》收王崇庆《元城语录解》本。

[708]《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四部丛刊》本。

[709]苏轼《策别·课百官一》,《苏轼文集》卷八。

[710]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同上,卷二十五。

[711]苏轼《策别·安万民一》,《苏轼文集》卷八。

[712]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本)。

[713]苏辙《御试制策》(即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所对策)中也谈到相同的问题,见《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十二。

[714]苏辙《上皇帝书》,《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十一。

[715]苏轼在定州所上奏议《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苏轼文集》卷三十六。

[716]《策别·安万民一》,《苏轼文集》卷八。

[717]《策别·安万民三》,同上。

[718]苏轼《策略二》,《苏轼文集》卷八。

[719]苏轼《策略三》,同上。

[720]苏轼《策略四》,同上。

[721]《嘉祐集笺注》卷十五。

[722]《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723]欧阳修《议学状》,题下小字注:“嘉祐元年。”《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十二。

[724]《苏轼文集》卷二十五—三十七,“奏议”类。

[725]苏轼《贾谊论》《苏轼文集》卷四。

[726]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727]此时王素知益州成都府,苏轼有《上知府王龙图书》,见《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728]苏轼《三槐堂铭并叙》《苏轼文集》卷十九。此文把王家与唐代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三代相比。

[729]苏轼《王仲仪真赞并叙》,《苏轼文集》卷二十一。

[730]王震《宋史》有传,元丰时任中书检正官,曾执笔入记神宗语。王巩《闻见近录》(《四库全书》本)称他为“六侄”。此人也就是《南丰类稿》序言的作者,署“三槐王震”,“三槐”之义见苏轼《三槐堂铭并叙》。另外,苏轼晚年在南方颇得广州知州王古的照顾,王古是王巩的另一个侄子,见《宋史·王素传》附。

[731]司马光《论制策等第状》,《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十。

[732]苏辙《颍滨遗老传上》,《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十二。

[733]司马光《苏主簿夫人墓志铭》,《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六。

[734]苏轼曾想把堂兄的女儿嫁与司马康(光兄子,光养为己子),见《与堂兄三首》,《苏轼文集》附《苏轼佚文汇编》卷四。

[735]《苏轼佚文汇编》卷四收录他熙宁二年至四年在京期间的家书较多,如《与子明九首》的前六首,及许多题为《与堂兄》的尺牍。内中述及家事,似颇为纷繁。而提到的一些故交朋友,则皆属当时的“旧党”。这种社会关系,是在苏轼面对“新法”之前就已形成了的,如果他要支持“新法”,势必自脱于此交游圈外,甚至可能众叛亲离。故宋神宗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说:“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他估计苏轼深处“流俗”之中,必不肯违众自拔。苏轼确实愿意在旧臣、故家交友中“优游浸渍”,不愿效法别的“新进小生”。他在《贾谊论》中为自己设计的政治道路,决定了他的这个态度。

[736]司马光荐苏轼为谏官,在熙宁二年十月,见司马光《手录》卷二“奏札并举苏轼等录”,《司马光日记校注》11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其荐举状即《再举谏官札子》,《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一。

[737]苏轼《与子明九首》之一,《苏轼文集》附《苏轼佚文汇编》卷四。

[738]司马光《议学校贡举状》,《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九。

[739]司马光《议学校贡举状》,《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九。

[740]据我们所知,当时大概只有刘攽持论与苏轼略同,见《宋史·刘攽传》。

[741]欧阳修《议学状》,《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十二。

[742]如欧文云:“既以文学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欤?则真伪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学劝人修德行,反以利诱人为矫伪。”苏文云:“夫欲兴德行,在于人君……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乎!”可见苏轼是本于师说而尽发其蕴。

[743]苏轼《谏买浙灯状》,《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744]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同上。

[745]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746]苏轼《答李端叔书》同上,卷四十九。

[747]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748]《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37—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749]王水照《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对以上记载有逐条考证,《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

[750]苏轼于熙宁二年冬权开封府推官,考证见上注所揭文;次年十一月给堂兄写信,曰“府幕已有正官陈忱,更月余到,且可脱去”,年底又有一信,曰“忽又岁尽……已罢府幕,依旧官告院”(见《与子明九首》之四、五,《苏轼佚文汇编》卷四)。可见他任此职整整一年(他是权任,正官陈忱是他的故人陈希亮的儿子)。司马光《议学校贡举状》中讲道:“开封府狱讼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

[751]《苏轼文集》卷二十五—卷二十六。

[752]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753]刘向《新序》卷二《杂事》,《万有文库》本。

[754]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755]《宋史·司马光传》。

[756]《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一“小人妄主国是”条,复旦大学藏清文珍楼钞本。此即《四库全书》中《宋大事记讲义》一书。两本的文字互有舛讹,此引据文义略作参校。

[757]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二十七。

[758]详见后文,“元祐阶段”节。

[759]《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二月壬午条。

[760]令人尊敬的司马光,一直在平心静气地辨析“新法”的是非利弊,而不对王安石进行政治攻击。他立诚以待人,想做王安石的诤友。直到熙宁三年九月出知永兴军之时,才明确与王安石为敌,而自叹“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敢言不如苏轼”(《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三)。这位被认为旧党领袖的人物,实是旧党著名人物中对“党争”自觉最晚的一个。

[761]《苏轼文集》卷九。

[762]苏轼《与子明九首》之三,《苏轼文集》附《苏轼佚文汇编》卷四。

[763]苏轼《与子明九首》之四,《苏轼文集》附《苏轼佚文汇编》卷四。

[764]同上,之二。

[765]同上,之五。

[766]按:指其姻亲谢景温,谢当时所任职务为侍御史知杂事,据《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条:“侍御史之职有四,谓推、弹、公廨、杂事。……食坐之南设横榻,谓之南床。”

[767]同上,之三。

[768]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苏轼文集》卷二十六。

[769]苏轼《徐州上皇帝书》同上。

[770]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771]《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榷盐”指将盐官卖,不许私贩,目的为增加朝廷收入。苏轼说贩盐之利是“天以养活小民”,要求准许私贩,并说自由经商“收税必多”,效果会比官卖更好。

[772]同上文。“按问减等”指罪犯被审问时首先坦白者可获从宽处治。此条刑律的起因是登州妇人阿云杀夫一案,当时司马光等多人议与王安石异,卒从安石议定,参《宋史·刑法志三》。

[773]苏轼《乞医疗病囚状》,《苏轼文集》卷二十六。

[774]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同上。

[775]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苏轼文集》卷二十六。

[776]苏轼《乞医疗病囚状》。

[777]苏轼《上神宗皇帝书》。

[778]苏轼《与堂兄一首》,《苏轼佚文汇编》卷四。此书中有“一味好个西湖也”语,又云“四月四日添一男,颇易养,名似叔”,此指苏过,可见作于熙宁五年杭州通判任上。

[779]苏轼《与堂兄一首》,《苏轼佚文汇编》卷四。“立火”,原作“口口火口”,据《西楼帖》补。

[780]苏轼《转对条上三事状》,《苏轼文集》卷二十九。

[781]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782]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783]苏轼《乞医疗病囚状》。

[784]苏轼《论给田募役状》,《苏轼文集》卷二十六。

[78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辛酉条;卷二六〇,熙宁八年二月甲申条;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癸酉条;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癸丑条。

[786]《苏轼文集》卷三十七。滕甫即滕元发。此书讲到西夏主秉常被母族夺权事,在宋元丰四年。神宗对西夏用兵,始胜终败,是元丰三年至六年中事,谪居中的苏轼尝有诗涉及,颇为关心。

[787]《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书中谓“轼其可以罪废不当言而止乎”,可见是谪居中作。按北宋政府用兵征讨西南泸州夷,事在元丰三四年。书又谓神宗“已降手诏械(韩)存宝狱中”,按韩存宝于元丰四年七月伏诛,见《宋史·神宗纪三》,则苏轼此书盖作于此年。

[788]《苏轼文集》卷三十七。状中述及徐州妖贼郭进被捉事,苏轼在《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二中亦详论,作于谪居之初。

[789]王巩《闻见近录》,《四库全书》本。

[790]详《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九“元丰官制”。

[791]王巩《闻见近录》。

[792]《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九“元丰官制”。又见苏辙《龙川略志·别志》卷下,《四库全书》本。

[793]《宋史·吕公著传》。

[794]苏辙《龙川略志》卷九“董敦逸黄庆基言事不实并出知军州”条,《四库全书》本。

[795]《宋史·司马光传》。

[796]《宋史·司马光传》。

[797]《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神宗与王安石商议政务的对话,常背诵《诗》《书》中语。大概他们确实相信“经术”是行政指南。

[79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乙未条。

[799]同上,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己亥条。

[80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九,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条。按:此条记载的来源是王巩《随手杂录》(《四库全书》本),曰“子瞻亲语余如此”。

[801]周紫芝《诗谳》卷末,《丛书集成》本。

[802]《宋史·王安礼传》。

[803]苏轼《答李琮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804]《苏轼文集》卷十二。

[805]苏轼《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苏轼诗集》卷二十三。

[806]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八,《苏轼文集》卷五十一。

[807]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八,《苏轼文集》卷五十一。

[808]苏轼《与王荆公二首》之一,《苏轼文集》卷五十。

[809]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苏轼诗集》卷二十四。

[810]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苏轼文集》卷十七。

[811]《苏轼文集》卷二十六—卷三十七。

[812]《苏轼文集》卷七。

[813]《苏轼文集》卷七。

[814]事见《缴进给田募役札子》,《苏轼文集》卷二十七。

[815]《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之二。

[816]“黄纸”指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书,“白纸”是政府部门所行文件。

[817]苏轼《与杨元素十七首》之十七,《苏轼文集》卷五十五。

[818]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同上,卷四十九。

[819]苏轼《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同上,卷三十九。

[820]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下》元祐五年条。

[821]钱大昕《洛蜀党争》,《潜研堂集·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8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一,元祐二年五月戊辰条。

[823]同上,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乙丑条。

[824]同上,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条。

[825]苏辙《乞外任札子》,《苏辙集·栾城集》卷四十一。

[8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乙丑条。

[827]朱光庭、吕陶奏章俱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条。

[828]《苏辙集·栾城集》卷三十六、卷三十七载其弹韩缜状凡八封之多。

[829]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卷三十二。

[830]《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甲子条。

[831]苏轼《乞郡札子》,《苏轼文集》卷二十九。亦见《长编》卷三九六,元祐二年三月庚辰条;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壬戌条。

[832]《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甲子条。

[833]卢连章《二程学谱》元丰八年条,元祐二年条,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8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八,元祐元年九月癸未条。

[8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一,元祐元年十一月丙辰条。

[836]《宋史·王岩叟传》。

[8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条注文引王岩叟《朝论》。

[838]同上,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乙亥、丙子条。

[839]同上,卷四〇、卷四〇一所记事。

[840]同上,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条。

[8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三,元祐二年七月壬戌条、癸亥条。

[842]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下》元祐二年条。

[843]李心传《道命录》卷一录《孔文仲劾伊川先生书》,注文中引《哲宗旧录》附《孔文仲传》载吕公著语。

[8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七,元祐二年十一月乙卯条。

[845]刘挚《上哲宗乞召用傅尧俞等以销奸党疏》《忠肃集·拾遗》《丛书集成》本。按此文附注“元祐元年十一月上”,显误,考其情事当在元祐二年后。所谓“奸党”,虽未斥名,必指苏轼等“蜀党”无疑。

[846]苏轼《缴进给田募役议札子》,《苏轼文集》卷二十七。

[847]《宋史·司马光传》。

[848]苏辙《颍滨遗老传(下)》,《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十三。

[849]刘挚《忠肃集》卷首刘安世《原序》,《丛书集成》本。

[850]《宋史·杨畏传》。

[851]《宋史·朱景传附子光庭传》。

[852]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卷三十二。

[853]苏轼《再乞郡札子》同上,卷三十三。

[854]依《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苏轼维护“免役法”,司马光力主恢复差役,台谏官朱光庭、王岩叟等皆主光议,并以击轼,事实彰著。苏轼建“给田募役”议,朱光庭等攻罢之,认为差役法是应天顺人,奏疏俱在,无可怀疑。但差役法实行的效果不好,却也是史所公认,故在元祐之政成为历史后,旧党的所有人物都要与重行差役一事脱离干系。程颐学生谢良佐记:“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曰:‘切未可动著役法,动著即三五年不能得定叠去。’未几变之,果纷纷不能定。”(《程氏外书》卷十二引《上蔡语录》)仿佛程颐也曾维护“免役法”。这真是事后自作聪明,而不顾洛党依附司马光攻斥苏轼,所言皆载史籍,怎能抵赖?尤有甚者,程颐另一门生尹焞记:“王介甫与曾子固巩善,役法之变,皆曾参酌之,晚年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祸,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丰者皆用意更改。当时若使子固定,必无损益者。’”(《程氏外书》卷十二引《和靖语录》)若据此说,重行差役的责任倒在苏轼头上!如此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殊觉滑稽。“免役法”由曾巩参酌,史不曾载;元祐初曾巩已死了好几年,何处再去唤一个子固来定役法?差役复行,明明是洛党附和朔党攻罢苏轼的结果,岂是子瞻“用意更改”?此段诬曲不通,骇人听闻,故朱熹用小字注曰:“此段可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2章却辩其无疑,并据以讨论程氏的政见。实则,此条如果不是尹焞误记师说,就是程颐瞒哄弟子,而以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参酌“免役法”的实是曾布,而《宋史·贾易传》也载“陈次升论其为曾布客”,洛党大概与曾布有交往,故上引程颐话里的“子固”,当作“子宣”才对,只因曾布名声不好,就被尹焞误记为曾巩了。至于将恢复差役的事诬赖在苏轼头上,则不知何故。要之,元祐年间的洛党,只是依附司马光及朔党,并不曾提出独立的政见。

[855]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856]《苏轼诗集》卷四十三。苏氏兄弟关于河事的见解,参阅苏辙《颍滨遗老传(下)》。又,放河北流,原是欧阳修的治河主张,见《宋史·欧阳修传》;回河东注,后来成为新党指责元祐之政的一大罪状。

[857]苏辙《久旱乞放民间积欠状》,《苏辙集·栾城集》卷三十六。

[858]苏轼《与王定国七首》之五,《苏轼佚文汇编》卷二。

[859]《苏轼诗集》卷三十七。

[860]苏轼《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苏轼诗集》卷三十七。

[861]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

[862]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述刘安世语。“老先生”指司马光。《元城语录》称刘安世为“先生”,司马光是刘安世的老师,故称“老先生”。

[863]《宋史·刘安世传》。

[864]《宋史·刘安世传》。

[865]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卷三十二。

[866]徐积《节孝集补钞》,《宋诗钞补》本,收入《宋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校点整理版。

[867]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十九,《四库全书》本。

[868]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文集》卷三十八,《丛书集成》本。

[869]朱弁《曲洧旧闻》卷五引,《丛书集成》本。

[870]李廌《济南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871]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丛书集成》本。

[872]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九,收入《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

[873]苏轼《与李公择十七首》之十一,《苏轼文集》卷五十一。

[874]苏轼《龙尾石砚寄犹子远》,《苏轼诗集》卷三十九。

[875]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御制文集序》,见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四部丛刊》本。

[876]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877]《宋史·范仲淹传》。

[878]《苏氏易传》卷三。

[879]《苏氏易传》卷一。

[880]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881]“器”是能容之物,一个人的所容,就是“胸怀”,或谓之“器量”。

[882]苏轼《留侯论》,《苏轼文集》卷四。

[883]苏轼《伊尹论》同上,卷三。

[884]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三首》之二,《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

[885]苏轼《行琼儋间……戏作此数句》,《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886]黄庭坚《写真自赞六首》之四,《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

[887]黄庭坚《跋刘敞侍读帖》,《山谷题跋》卷八。

[888]《苏氏易传》卷七。

[889]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一。

[890]王十朋《国朝名臣赞·苏东坡》,《梅溪前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89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元符三年五月条龚夬弹劾蔡卞语。

[892]同上,陈瓘弹劾蔡卞语。

[893]陆游《家世旧闻下》:“何文缜栗、苏在庭元老,皆以宗东坡,为中丞击罢,谓之曲学。”中华书局,1993年标点本。又《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四,靖康元年五月条载陈过庭奏疏:“自蔡京擅权,专向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

[894]《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四,靖康元年五月条杨时奏疏、陈过庭奏疏。

[895]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华书局,1996年。

[896]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陈亮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版。

[897]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陈亮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版。

[898]刘埙《隐居通议》卷二,《四库全书》本。

[899]陈元晋《上魏左史了翁启》,《渔墅类稿》卷三,《四库全书》本。

[900]此据《四库全书总目·家铉翁〈则堂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

[901]《宋史·文天祥传》。

[902]文天祥私淑伊洛之学,于《何晞程名说》《徐应明恕斋说》等文可见;推崇欧苏文章行义,则见于《瑞州三圣堂记》《雷州十贤堂记》《跋王元高词科拟稿》等。他在中状元那年《对御试策》中,申述张载“为天地立心”之语,及“人心惟危”等十六字心法,于理学濡染极深,但又爱好杜诗,追求诗歌艺术,确实做到了“文”“道”兼学。以上文皆见《文文山文集》,《丛书集成》本。

[903]张伯行《文文山文集序》同上书,卷首。

[904]张伯行《文文山文集序》同上书,卷首。

[905]《苏轼文集》卷四,题中缺“后”字。题下注“至和二年作”。

[906]即《苏轼诗集》卷一的四十首,与卷四十七“补编诗”的头两首。苏轼有《南行前集叙》见《苏轼文集》卷十。或谓苏轼最早的诗是嘉祐四年出蜀前的《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两首(见《苏轼诗集》卷四十八),但也有人疑是伪作。

[907]苏轼《与子明兄》(《苏轼文集》卷六十):“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作词。”是知苏轼于嘉祐初或已作词。《彊邨丛书》本《东坡乐府》卷一,以熙宁五年的《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为编年之始,今暂依其说,待进一步研究。

[908]诗即《苏轼诗集》卷一至卷五中的作品;文即七集本中的《应诏集》十卷,前五卷为《进策》25篇,后五卷为《进论》25篇,《进策》在《苏轼文集》卷八、九,《进论》在《苏轼文集》卷二卷三卷四。

[909]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一“歧梁唱和集”条,《四库全书》本。

[910]纪批《苏文忠公诗集》卷三,《苏轼资料汇编(下编)》录其批语,中华书局,1994年。

[911]苏轼《送张嘉州》,见《苏轼诗集》卷三十二。李白《与韩荆州书》,见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二十六;《峨眉山月歌》,见卷八;《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见卷七。

[912]苏轼《荆州十首》,见《苏轼诗集》卷二;《真兴寺阁》,见卷三。杜甫《秦州杂诗》,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见卷二。

[913]纪昀批《苏文忠公诗集》卷六,《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下批语。

[914]苏轼《石鼓歌》,见《苏轼诗集》卷三。韩愈《石鼓歌》,见《韩昌黎集》卷五。

[915]《瓯北诗话》卷五,《清诗话续编》本。

[916]二篇见《东坡乐府》卷一。

[917]苏轼《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苏轼文集》卷五十三。

[918]《苏轼文集》卷十一。

[919]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东坡乐府》卷二。

[920]苏轼《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苏轼诗集》卷二十。

[921]《东坡乐府》卷二,黄庭坚评语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引。

[922]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醉蓬莱》(笑劳生一梦)、《念奴娇·赤壁怀古》《东坡乐府》卷二。

[923]苏轼《念奴娇·中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东坡乐府》卷二。

[924]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词话丛编》本。

[925]查慎行《初白庵诗评》与纪昀批《苏文忠公诗集》,评苏轼《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韵前篇》诗。

[926]《苏轼诗集》卷二十一、卷二十二。

[927]《苏轼诗集》卷二十二。

[928]洪迈《容斋随笔》卷五“东坡慕乐天”条。

[929]苏轼《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十三,《苏轼文集》卷五十二。

[930]苏轼《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东坡乐府》卷二。

[931]《东坡乐府》卷二。

[932]《苏轼诗集》卷二十一。

[933]苏轼《岐亭五首》之五、《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苏轼诗集》卷二十三。

[934]苏轼《荷花媚》(霞苞电荷)中语,《东坡乐府》卷三。

[935]苏轼《记承天夜游》,《苏轼文集》卷七十一。

[936]苏轼《如梦令》(为向东坡传语),《东坡乐府》卷三。

[937]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

[938]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一。

[939]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

[940]苏轼《二疏图赞》,《苏轼文集》卷二十一。

[941]以上诗见《苏轼诗集》卷三十八—卷四十三。

[942]俱见《苏轼文集》卷七十一。

[943]黄庭坚《跋东坡水陆赞》,谓世人讥议东坡书法的缺点,“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这可能是一种很有启发性的鉴赏体会,读苏、黄诗,亦不妨参考此言。

[944]苏轼《评韩柳诗》,《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945]苏轼《送参寥诗》,《苏轼诗集》卷十七。

[946]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七。

[947]苏轼《与程全父十二首》之十一,《苏轼文集》卷五十五。

[948]通常认为,杜甫对陶诗本身就有“枯槁”的评价。根据是杜甫《遣兴五首》之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杜诗详注》卷七)今按:陶潜《饮酒二十首》之十一:“颜生称为仁,容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陶渊明集》,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此谓颜子虽有仁名,生活却不免枯槁,陶潜似不甘之,故杜甫指责他不“达道”,并非言其诗风枯槁。但学陶易成枯槁,也是事实。

[949]苏轼《评韩柳诗》,《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950]《东坡乐府》卷二、三。

[951]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五“宋本注东坡先生诗”条下引周锡瓒语,光绪二十年刻本。

[952]苏轼《与二郎侄一首》,《苏轼文集》附《苏轼佚文汇编》卷四。

[953]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一。

[954]黄庭坚《与欧阳元老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

[955]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四库全书》本。

[956]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957]苏轼《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并寄诸子侄》,《苏轼诗集》卷四十二。

[958]苏轼《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之一,《苏轼诗集》卷三十三。

[959]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诗集》卷四十八。

[960]欧阳修《苏氏四六》:“苏氏父子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体为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

[961]《苏轼诗集》卷二、卷四。

[962]苏轼《五禽言五首》之二,《苏轼诗集》卷二十。

[963]《苏轼诗集》卷三十九。

[964]如《李氏园》(《苏轼诗集》卷三)写到土地兼并,《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同上卷四)写到民夫在灾情中的苦况,《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同上卷十五)写到连年旱灾使得农村破产,《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之二(同上卷二十)写到催租官吏的凶恶等。

[965]如《戎州》(《苏轼诗集》卷一)写到边地民族,《闻洮西捷报》(同上卷二十一)写到宋军与西夏战争,《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二首》写到河事,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同上附录二)又谓苏诗暗及元丰官制等。

[966]苏轼《赠孙莘老七绝》之一、之二,《苏轼诗集》卷八。

[967]周紫芝《诗谳》,《丛书集成初编》本。

[968]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中语,《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969]苏轼《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苏轼诗集》卷八。

[970]《宋史·食货志下四》。此处“新法”,具体地讲,是指盐法。

[971]曾肇《行状》,《曾巩集》附。

[972]苏轼《新城道中二首》之一,《苏轼诗集》卷九。

[973]苏轼《红梅三首》之一,《苏轼诗集》卷二十一。

[974]苏轼《送岑著作》,《苏轼诗集》卷七。

[975]苏轼《京师哭任遵圣》,《苏轼诗集》卷十五。

[976]苏轼《次前韵寄子由》,《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977]苏轼《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之一,《苏轼诗集》卷七。

[978]苏轼《游金山寺》,《苏轼诗集》卷七。

[979]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苏轼诗集》卷二十。

[980]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东坡指出向上一路”条,《词话丛编》本。

[981]刘熙载《词概》,《词话丛编》本。

[982]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斐然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93年。

[983]俞文豹《吹剑续录》,见《吹剑录全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984]张《诗余图谱·凡例》按语,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又见上海图书馆藏万历29年游元泾校刊《增正诗余图谱》本。

[985]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