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年开始出现研究“蜀学”的专著，如巴蜀书社1997年出版的《宋代蜀学研究》等，是可喜的现象。
[2]褚人获《坚瓠九集》卷一引董遐周语，《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
[3]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4]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
[6]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
[7]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
[8]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9]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10]朱熹《楚辞集注》附《后语》卷六《服胡麻赋》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影印宋端平本。
[11]傅乐成《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4期。
[12]罗联添《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差异》，《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0年。
[13]冯天瑜等《中国文化史》下编第7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导言》，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七，《四部丛刊》本。
[16]王十朋《梅溪文集·前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
[17]任渊《山谷诗集注》卷首，《四部备要》本。
[18]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85年。
[19]方孝孺《谈诗五首》之二，《逊志斋集》卷二十四，《四部丛刊》本。
[20]《欧阳文忠公集》卷五十九。
[21]苏轼《王元之画像赞》，《苏轼文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
[22]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苏轼文集》卷六十三。
[23]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同上，卷十。
[24]宋代虽然仍有荫子制度，但荫官级别很低，只享有照顾的待遇，不能继承权力，除非他自己有能耐爬上同父辈一样高的官位。不过，由于教育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宋代数世显宦的家庭还是不少的，但制度上没有给予世袭权。
[25]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2卷。
[26]陈义彦《从布衣入仕情形分析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思与言》第9卷第4期，1977年11月。
[27]参看欧阳修《朋党论》，《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七。
[28]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按：“马光”指司马光，两人于熙宁二年十一月给宋神宗讲经时发生争论，由神宗打圆场告终，详情见司马光《手录》“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条，《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日本汲古书院，1993年。韩琦在熙宁三年二月上疏反对青苗法，后被“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颁之天下。其批驳，史或载王安石自为之，或云曾布所为，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吕惠卿“廷辩”，当亦指此。
[29]事见陆游《家世旧闻》卷上，中华书局，1993年。
[30]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序》，中华书局，1975年。
[31]欧阳修《本论》，《欧阳文忠公集》卷五十九。
[32]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同上，卷一百十一。
[33]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34]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35]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36]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37]见马永卿辑、王崇庆解《元城语录解》卷上第十五条，《丛书集成》本。
[38]叶适《财总论一》，《水心集》卷四，《四部备要》本。按：“本朝之承平”，当指仁宗时期，《财总论二》：“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天下之论扰扰，皆以财为虑矣。”
[39]叶适《财总论一》，《水心集》卷四，《四部备要》本。
[40]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
[41]王安石《兼并》同上，卷五十一。
[42]《宋史·食货志上二》。
[43]《新唐书·食货志二》。
[44]《宋史·食货志上二》。
[45]《宋史·食货志下一》。
[46]张方平《论国计事》，《乐全集》卷二十四，《四库全书》本。
[47]《宋史·食货志下八》。
[48]王安石对旧的经济结构的这种描述，当然也是过于夸张的，只是与宋代相比而言，由于“利”源较单纯，故“利孔”亦不多。
[4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条。
[50]夏竦《进策·议国用》，《文庄集》卷十三，《四库全书》本。
[5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396～397页。
[52]见苏洵《利者义之和论》，《嘉祐集笺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苏轼《苏氏易传》卷一释《乾文言》“利者义之和”句，《丛书集成》本。朱熹的指责见《朱子语类》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94年。
[53]王安石《答曾公立书》，《王文公文集》卷八。
[54]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一，《丛书集成》本。按：此处的阐释方法，就是著名的荆公“字说”。由于将形声字都作会意字解释，“字说”在文字学上颇受非议，其实，荆公“字说”不属文字学范畴，只是借文字学的方法来确定一系列概念的含义，以此构建其学说体系。博学如荆公，未必不知其所释非字之本义，他是把这些字当作儒家学说中的特定概念来解说的。
[55]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一，《丛书集成》本。
[56]事见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436页。
[57]事见《二程集》第412页，及《宋史·谯定传》，情节稍有不同。
[58]《易程传》卷六“未济”卦彖辞注，《丛书集成》本。
[59]欧阳修《韵总序》，《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十二。
[60]《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24页。
[61]《程氏遗书》卷二五，《二程集》317页。
[62]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中华书局，1974年。
[63]《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附录引王淮语。
[64]刘埙《隐居通议》卷二云：“闻之云卧吴先生曰，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丛书集成》本）按：水心是浙东学派的叶适，其学术态度固与朱熹的尊程贬苏迥异。
[65]欧阳修喜欢把是非诉诸一般的人之常情，而不太愿意谈“性”。他曾跟刘敞说，不管人“性”是善是恶，“道”皆不可废，故不必谈“性”。这个说法受到了刘敞的反驳。详见《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库全书》本。
[66]苏轼《上曾丞相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67]详见本书第二章。
[68]《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269页。
[69]欧阳修《系辞说》，《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
[70]王夫之《宋论》卷一第四条，中华书局，1964年。
[71]宋孝宗《御制文集序》，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四部丛刊》本。
[72]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同上。
[73]转引自《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1995页。
[74]今计共有九处，倘加上字面略异而意思相近的，则更多。详见本书第六章。
[7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巴蜀书社，1984年。
[76]田锡，《宋史》本传称“嘉州洪雅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进士高等。按《元丰九域志》卷七“嘉州”下云：“淳化四年（993年）以眉州洪雅县隶州。”（《宋史·地理志五》同）所以，在田锡中进士以前和以后的十几年中，洪雅尚属眉州治下。田锡应是眉州在宋代的第一位进士。
[77]《眉州属志·凡例》，《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78]陆游《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九，中国书店，1986年。
[79]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本。
[80]苏洵著，今人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81]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一庆历七年条下，巴蜀书社，1985年。按：此年苏洵之父苏序去世，洵还家服丧，从此结束游学四方的生活，居家著书教子，此年作《题张仙画像》，已称二子之名，则《名二子说》最可能的写作时间确为庆历七年。请参考《嘉祐集笺注》415～416页。又，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苏轼十岁时与母亲对话已自称“轼”，当属追叙之笔，难以为据。
[82]《嘉祐集笺注》“佚诗”部分。
[83]《嘉祐集笺注》卷十五。
[84]《嘉祐集笺注》卷十四。
[85]苏轼《苏廷评行状》，《苏轼文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
[86]苏轼《谢范舍人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87]苏辙《伯父墓表》，《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90年。
[88]苏轼《苏廷评行状》，《苏轼文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
[89]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曾巩集》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
[90]苏辙《伯父墓表》，《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十五。
[91]俱见《眉州属志·选举志》。吕陶云石洵直祖上有石藏用，迁家到眉山，至洵直已历七世。《琬琰集删存》卷二，范镇《石工部扬休墓志》，谓七代祖藏用徙家眉州。此可证二石同族。
[92]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嘉祐集笺注》卷十五；苏轼《石氏画苑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93]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94]魏了翁《眉州威显庙记》，《鹤山集》卷四十一，《四库全书》本。
[95]吕陶《秭归县令李君墓志铭》，《净德集》卷二十五，《丛书集成》本。
[96]《汉书·文翁传》。据说苏轼从表兄文同，就是文翁的后代，见《苏轼文集》卷二十一《石室先生画竹赞》，及文同《丹渊集》（《四部丛刊》本）卷首载范百禄撰文同墓志。此未必可靠，但文翁所建学校旧址，一直保存于成都，称“文翁石室”，表示了川人对他的怀念。
[97]黄滔《噫二篇》，《莆阳王御史集》上帙，《丛书集成》本。
[98]文同《彭州张氏画记》，《丹渊集》卷二十二。
[99]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100]宋代最早的纸币首见于蜀中，可以证明那里的商品经济领先于全国，此是承前、后蜀而来；文化上，《花间集》以外，后蜀时刻过一次石经，还雕版印刷儒家典籍，这在历史上也是开风气的，宋人亦多予好评。
[101]文同《成都府运判厅燕思堂记》，《丹渊集》卷二十三。
[102]《资治通鉴》唐顺宗永贞元年，胡三省注：“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
[103]吕陶《成都新建备武堂记》，《净德集》卷十四。“七年三乱”当指甲午（994年）李顺破成都称大蜀王，丙申（996年）王鸬鹚起事称邛南王，庚子（1000年）王均以戍兵叛。
[104]文同、吕陶集中多有此种议论，苏轼《上知府王龙图书》中的论述更切中利害，见《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105]据吕陶记，庆历六年“诏许蜀人初仕于乡”，见《夫人文氏墓志铭》，《净德集》卷二十七。
[106]苏洵《谢相府启》，《嘉祐集笺注》卷十五。
[107]苏洵《上韩丞相书》同上，卷十三。
[108]苏洵《衡论·广士》同上，卷四。
[109]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同上，卷十五。
[110]见司马光《苏主簿夫人墓志铭》引苏洵语，《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六，《四部丛刊》本。
[111]苏洵《与梅圣俞书》，《嘉祐集笺注》卷十三。
[112]苏轼《陈太初尸解》：“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苏轼文集》卷七十二。
[113]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114]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115]苏洵《与梅圣俞书》，《嘉祐集笺注》卷十三。
[116]苏洵《祭亡妻文》，《嘉祐集笺注》卷十五。
[117]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范滂为东汉名士，罹党祸被害，被捕前与母亲诀别，母曰：“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于是范滂“跪受教，再拜而辞”，从容就义。事见《后汉书·党锢列传》。
[118]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四。
[119]苏洵《上韩丞相书》，《嘉祐集笺注》卷十三。
[120]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四。
[121]苏轼《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苏轼诗集》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
[122]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苏辙集·栾城集》卷七。
[123]苏洵《上张侍郎第一书》，《嘉祐集笺注》卷十二。
[124]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一，嘉祐元年五月条，巴蜀书社，1985年。又，寺名，诸种记载多省称“兴国寺”，唯《四部备要》本《山谷诗集注·目录》注文中，称“山谷有太平兴国寺浴室院题名”，故知寺名全称为“太平兴国寺”，当是宋太宗时以年号赐为寺名。
[125]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乐全集》卷三十九，《四库全书》本。
[126]苏辙《颍滨遗老传上》，《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十二。又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
[127]苏轼《上韩太尉书》：“太尉与大人最厚，而又尝辱问其姓名。”《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128]欧阳修《与梅圣俞》其三十一，《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四十九。
[129]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130]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131]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又见其《曲洧旧闻》卷八，《宝颜堂秘笈》本。
[132]苏洵《极乐院造六菩萨记》，《嘉祐集笺注》卷十五。
[133]苏轼《夜泊牛口》，《苏轼诗集》卷一。
[134]现存苏轼的最早两首诗，是作于丁忧居蜀时的《咏怪石》、《送宋君用游辇下》，见《苏轼诗集》卷四十八。但一般的苏诗编年集子，都以《南行前集》中的作品为开篇，而把那两首放在补编。
[135]即《南行前集叙》，《苏轼文集》卷十。按：苏集中凡“序”皆作“叙”，避祖父苏序讳也。
[136]宋人举贤良，皆须先缴进策、论五十篇，谓“进卷”。苏轼之“进卷”，即七集本之《应诏集》，包括二十五篇策与二十五篇论。同样，苏辙的“进卷”也就是《栾城应诏集》。缴上“进卷”以后，应试人还要通过“秘阁试论”六篇，最后才能参加“御试对策”。《栾城应诏集》除“进卷”外，也将“秘阁试论”与“御试对策”编入，苏轼的《应诏集》则只有“进卷”，其试论与对策见七集本之《后集》卷十。
[137]《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二二，中华书局，1957年。吴育应试科目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138]事载苏辙《颍滨遗老传上》，《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十二。苏辙事后作《谢制科启》，误入《苏轼文集》中（卷四十六《谢制科启二首》，第二首是苏辙的）。
[139]欧阳修《与焦殿丞（千之）》，《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五十。
[140]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
[141]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八，王安石担任了“秘阁试论”的考评官。但他未担任“御试对策”的考评官，《邵氏闻见后录》当是指“御试对策”而言。至于“秘阁试论”的评定，是看应试人能否答对论题的出处，其标准比较客观，考官的主观好恶不起决定作用。
[142]当时的官制，分官、职、差遣三种，前两种是名誉性、品级性的，差遣才是实际职务。此处“大理评事”是官，“签判”是差遣，“签书判官厅公事”之简称，知府的助理官。
[143]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四库全书》本。
[144]苏辙《颍滨遗老传上》，及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苏轼诗集》卷四。
[145]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苏洵作《辨奸论》是在王安石母亲逝世的时候，据曾巩《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曾巩集》卷四十五），知王安石母吴氏卒于嘉祐八年。
[146]曾巩《苏明允哀词》，《曾巩集》卷四十一。
[147]苏轼《谢制科启二首》之一，《苏轼文集》卷四十六。
[148]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149]青苗法：在农民青黄不接时，政府发放“青苗钱”，每年两次，限期缴还，取息二分。此举有似于今天的农业贷款，可以抑制高利贷者，但当时政府行此，实际变成不顾农民需要与否，强制摊分的“抑配”行为。故此法在“新法”诸措施中，最为反对者所诟病。
[150]免役法：由原来承担差役的人户出“免役钱”，原来不承担差役的人户出“助役钱”，政府以此钱雇人代役。此实为政府向人民征收役钱，以用于雇役。征收的钱总比实用的多，政府可增加一笔收入。各人户情况不同，出钱代役有受损者，也有得便者，不能一概而论。
[151]均输法：商品转销所生之“利”，一大部分源自地区差价，而为商贾所得，均输法是以国家专设发运官，掌握商业情报，来作“徙贵就贱，用近移远”的事，代替商贾得“利”，同时也起到平衡物价的作用。这个办法的发明者是汉代的桑弘羊，以官办商务来取代自由商业，利弊均有。
[152]市易法：设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场，控制物价，代替住商向行商提供贷款或赊售货物，取年息二分。
[153]方田均税法：全国统一丈量土地，重定税额。此举主要为揭发大地主的隐瞒田产，使入税籍。
[154]农田水利法：派遣使者到各方寻求可供开发的水利，奖励兴修。兴修时既可由国家贷款取息，兴修后农田增加，或旧田增产，又可使国家与农民分得其利。
[155]减兵并营：裁减五十岁以上的老弱兵士，进行全国军队的整编，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此举因军队骚乱而未能彻底实施，结果不得不“多支月粮，复收退卒”。因为国家养兵固为能战，人民当兵却是为了吃粮。但此举使军队人数减少，国家支出有所节省。
[156]将兵法：为防止将兵固结而使兵成为某将的家兵以滋长割据之习，宋初定“更戍法”，将兵须定时调易，为将者须按时调往另一支部队。这也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使战斗力减弱。将兵法是让将官能够专职于一支部队，以得练兵、指挥之效。此前范仲淹在西北已初步实施过此法。
[157]保马法：奖励民间代官府养马。诸种措施大抵是以政府包揽事务，唯有此法是将原来的政府事务卸予百姓。
[158]保甲法：以十户为保，五十户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加强地方行政的控制，建立地主武装。一使“寇乱息而威势强”，即防盗除盗；二使人民“渐习其为兵”，必要时可让民兵代替军队的某些职能；三使“与募兵相参”，可以取代一部分正规军，以“省养兵财费”，用不花钱的民兵代替一部分花钱养的部队。——这些当然都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
[159]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载其对神宗语，《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160]章惇《宋史》本传云：“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其侄章衡是嘉祐二年进士及第的第一名。可见章惇原亦于此年登科，被他自己放弃了。
[161]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162]苏辙《上皇帝书》“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等语，《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十一。
[163]《宋史·司马光传》。
[164]苏轼《国学秋试策文二首》之一，“勤而或乱或治，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苏轼文集》卷七。
[165]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166]即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167]即苏轼《再上皇帝书》同上。
[168]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熙宁三年条，《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69]关于苏轼政见的详细分析，见本书第四章。
[17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引林希《野史》。
[17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乙丑条。
[17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乙丑条。
[173]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颍州）》，《苏轼文集》卷六十三。
[174]事见苏轼《钱塘六井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175]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苏轼诗集》卷十一。
[176]苏轼《与朱鄂州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苏轼诗集》卷十三。
[177]徐州救灾事详见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178]详见苏轼《石炭》，《苏轼诗集》卷十七。
[179]见苏轼《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之二，同上，卷十八。
[180]据朱孝臧《彊邨丛书》本《东坡乐府》，第一首编年词为《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作于熙宁五年，时在杭州。近有学者考证，苏轼在此前已有词作，但尚难论定。
[181]苏轼《答李昭玘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182]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按：《答刘道原书》不载苏轼集中，孔凡礼先生辑入《苏轼佚文汇编》卷二，见《苏轼文集》附录。刘道原名恕，著名历史学者，《资治通鉴》的主要编撰人之一，对“新学”持极端厌恶的态度。
[183]苏轼《送杭州进士诗叙》，《苏轼文集》卷十。
[184]苏轼《日喻》，《苏轼文集》卷六十四。
[185]事见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元丰二年条。
[186]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所录李定等四人札子，《丛书集成》本。
[187]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东坡以吟诗下吏”条，《丛书集成》本。
[188]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东坡以吟诗下吏”条，《丛书集成》本。
[189]即苏轼《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参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有关记载。
[190]苏辙《自齐州回论事书》，《苏辙集·栾城集》卷三十五。
[191]《宋史·舒亶传》。
[192]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苏辙集·栾城集》卷三十五。
[193]苏轼贬黄州的“责词”，见吕陶《答任师中》诗原注，《净德集》卷三十。
[194]《宋史·地理志四》。
[195]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苏轼文集》卷五十一。
[196]苏轼《初到黄州》，《苏轼诗集》卷二十。
[197]苏轼《游武昌寒溪西山寺》同上。
[198]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上》元丰三年条，见《宋人所著三苏年谱汇刊》。
[199]苏轼《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苏轼诗集》卷二十。
[200]苏轼《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苏轼诗集》卷二十。
[201]苏轼《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禄廪相绝。”《答秦太虚七首》之四：“廪入既绝。”《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五十二。
[202]苏轼《答秦太虚七首》之四。
[203]《东坡乐府》卷二。
[204]事载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四库全书》本。
[205]苏轼《谢量移汝州表》，《苏轼文集》卷二十三。按《与蔡景繁十四首》之十二：“或传已物故，故人皆有书惊问。”《苏轼文集》卷五十五。《避暑录话》卷上载范镇误听此信，“即举袂大恸”，并云此因苏轼患眼疾而传讹。苏轼确患眼疾，见《与蔡景繁十四首》之二，谓“几至失明”。
[20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二，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条。
[207]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东坡乐府》卷二。
[208]苏轼《赤壁赋》，《苏轼文集》卷一。
[209]《苏轼文集》卷一。
[210]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卷十七。
[211]戏曲如元代无名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杂剧，明代许潮《赤壁游》、沈采《苏子瞻赤壁记》传奇等；绘画有宋代李公麟、明代唐寅的作品；明代魏学洢《核舟记》一文载民间雕刻家王毅所刻“核舟”，以“大苏泛赤壁”为题材；《红楼梦》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也受了《赤壁赋》艺术构思的影响。
[212]苏轼《答秦太虚七首》之四，《苏轼文集》卷五十二。
[213]苏轼《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同上，卷四十九。
[214]苏轼《答毕仲举二首》之一，同上，卷五十六。
[215]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九，同上，卷五十一。
[216]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同上，卷五十一。
[217]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同上；《答李琮书》同上，卷四十九；《与陈大夫八首》之四，同上，卷五十六等。
[218]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219]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
[220]苏辙《颍滨遗老传上》，《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十二。
[221]苏辙《颍滨遗老传下》同上，卷十三。
[222]苏辙《孟子解二十四章》题下自注：“予少作此解……”同上卷六。
[223]苏轼《次韵乐著作野步》，《苏轼诗集》卷二十。
[224]见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书中有“承以元功，正位兵府”之语，当指文彦博拜太尉，在元丰三年。书中又有“孟夏渐热”之句，故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系此书于元丰三年四月，甚确。
[225]按：此书是苏轼佚文，孔凡礼已辑入《苏轼佚文汇编》卷三，见《苏轼文集》附。
[226]按：此所谓“古、今《尚书》”，俱指伪《古文尚书》，即伪孔本，原系隶古定字体，唐玄宗时卫包改写为楷字，即《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今文尚书》十三卷，此后，唐石经与五代版刻皆据此，实不佳。宋人又另觅得隶古定字体之本子，以相参校，乃有古、今二种字体之伪《古文尚书》。苏轼作《书传》，似取伪《古文尚书》之古字本。
[227]苏轼《次韵滕元发、许仲涂、秦少游》一诗的王文诰注，《苏轼诗集》卷二十四。
[228]苏轼《谢徐州失觉察妖贼放罪表》，《苏轼文集》卷二十三。
[229]孙汝听《苏颍滨年表》元丰六年七月条，见《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
[230]苏轼《答李端叔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231]苏轼《与陈季常十六首》之八，《苏轼文集》卷五十三。按：陈慥（季常）曾为他觅得武昌的一块田地，建议他往彼立业，他因以上的考虑而谢绝。武昌虽与黄州接壤，却属荆湖北路，与淮南西路的黄州已属“别路”。
[232]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同上，卷五十一。
[233]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二。
[234]苏轼《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之二，《苏轼诗集》卷二十一。
[235]苏轼《初到黄州》同上，卷二十。
[236]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四十六。
[237]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下》元丰七年条引。此手札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二，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条。其来源当是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238]苏轼《谢移汝州表》，《苏轼文集》卷二十三。
[239]关于宋神宗晚年心意，与苏轼在元丰七、八年间的政治态度之变化，请阅本书第四章。
[240]《苏轼文集》卷十一。
[241]朱弁《曲洧旧闻》卷五谓苏轼过金陵时，王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但大多数笔记是说苏轼去谒见王安石的，如《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云东坡“舟过金陵，见荆公于钟山”，陈师道《后山谈丛》卷四亦云“过金陵见王荆公”，等。按：苏轼《与王荆公二首》之二：“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则以后说近实。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十三：“时王益柔守江宁，子瞻与之同游蒋山，因得并谒荆公。”此则不知何据。
[242]《后山谈丛》卷四所载，二人在说笑话；《曲洧旧闻》卷五所载，二人在暗比诗才；《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所载，二人在谈重修《三国书》的事；惟《邵氏闻见录》卷十二，则载二人谈及政治，归罪于吕惠卿等，但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十三认为这一段是捏造的。
[243]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田立宅，见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又苏轼《与王荆公二首》之二：“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来仪真，又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也。”
[244]详见本书第四章。
[245]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苏轼诗集》卷二十四。
[246]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二十七。
[247]苏轼《乞常州居住表》，《苏轼文集》卷二十三。丧亡的一子是苏遯，朝云所生，苏轼有《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遯，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苏轼诗集》卷二十三。
[248]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四十。
[249]语载《宋史·林希传》。
[250]朱弁《曲洧旧闻》卷七，《丛书集成》本。
[251]苏轼《辨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二十七。
[252]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
[253]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
[254]苏轼《乞罢详定役法札子》、《申省乞罢详定役法状》、《再乞罢详定役法状》、《申省请不定夺役法议状》等文，《苏轼文集》卷二十七。
[255]监察御史孙升奏，若欲以苏轼为辅佐，“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八引。
[256]《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元祐更化”，中华书局，1977年。
[257]毕仲游《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西台集》卷七，《丛书集成》本。
[258]苏轼《试馆职策问三首》之一《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苏轼文集》卷七。
[259]苏洵《辨奸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嘉祐集笺注》卷九。
[260]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素嫉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苏轼文集》卷三十二。
[261]《朱子语类》卷一三〇，中华书局，1994年。
[262]程颐是当时舆论中的“五鬼”之一，名声不太好。见刘安世《论欧阳棐差除不当九首》之一、四、九，《尽言集》卷一，《丛书集成》本。
[263]殿中侍御史吕陶奏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引。
[264]苏轼《辩试馆职策问二首》之二。
[265]苏轼《论行遣蔡确札子》，《苏轼文集》卷二十九。
[266]《旧唐书·刘晏传》载晏《遗元载书》（又见《全唐文》卷三七〇），称其开通漕运，雇民运输，可以使沿途“饥人皆附”。这是设法令饥民获得经济收入，以取代单纯的财政赈济。
[267]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苏轼文集》卷三十。
[268]被茭白等水中植物淤塞。
[269]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苏轼文集》卷三十。
[270]苏轼《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苏轼诗集》卷三十一。
[271]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之三，《苏辙集·栾城集》卷十六。
[272]苏轼于元祐六年正月以吏部尚书召回汴京，但二月苏辙任尚书右丞，为了避免兄弟二人在同一个机关供职，朝廷改任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又兼侍读。此年苏轼于三月份离杭赴京，至六月方到任，八月即出知颍州。
[273]苏轼《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东坡乐府》卷二
[274]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苏轼文集》卷六十三。
[275]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苏轼文集》卷六十三。
[276]《苏轼文集》卷十。
[277]苏轼《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苏轼文集》卷三十四。
[278]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上（哲宗）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鲁公（蔡京）顷为愚道之。”中华书局，1983年。
[279]苏轼《朝辞赴定州论事状》，《苏轼文集》卷三十六。
[280]苏轼《鹤叹》，《苏轼诗集》卷三十七。
[281]《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六“绍述”。
[282]苏轼《赴英州乞舟行状》，《苏轼文集》卷三十七。
[28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绍圣元年闰四月丙戌条。
[284]此时苏轼经济困乏，其家小得以安顿于宜兴，是靠苏辙“分俸七千”的接济，见《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十三，《苏轼文集》卷六十一。
[285]苏轼《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苏轼诗集》卷三十七。
[286]苏轼《答黄鲁直五首》之四：“方惠州遣人致所惠书，承中途相见。”《苏轼文集》卷五十二。
[287]苏轼《答张文潜四首》之四：“来兵王告者，极忠厚，方某流离道路时，告奉事无少懈……当时与同来者顾成，亦极小心。”同上。
[288]苏轼《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苏轼诗集》卷三十八。
[289]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卷十七。
[290]苏轼《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苏轼诗集》卷三十八。
[291]苏轼《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同上，卷三十九。
[292]苏轼《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同上。
[293]苏轼《撷菜》诗“引”，《苏轼诗集》卷四十。
[294]苏轼《小圃五咏》同上，卷三十九。
[295]苏轼《真一酒并引》同上。
[296]苏轼《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诗“引”，同上。
[297]苏轼《和陶止酒》同上，卷四十一。
[298]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299]苏轼《评韩柳诗》，《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300]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301]苏轼《游博罗香积寺》诗“引”，《苏轼诗集》卷三十九。
[302]苏轼《题秧马歌后四首》之一，《苏轼文集》卷六十八。这“秧马”乃拔秧苗时可坐的简易木凳，不久即在惠州广为施用，苏轼又复制作图样，托人带往江浙去推行。
[303]苏轼《与王敏仲十八首》之十一，同上，卷五十六。
[304]苏轼《与王敏仲十八首》之九，同上。
[305]苏轼《丙子重九二首》之一，《苏轼诗集》卷四十。
[306]苏轼《和陶时运四首》诗“引”，《苏轼诗集》卷四十。
[307]苏轼《与王敏仲十八首》之八，《苏轼文集》卷五十六。
[308]《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四，哲宗绍圣四年二月庚辰诏制：“苏辙……始与弟轼肆为抵巇。”
[309]苏轼《与王敏仲十八首》之十六，《苏轼文集》卷五十六。
[310]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311]苏轼《和陶止酒》诗“引”，同上。
[31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
[313]苏轼《和陶止酒》诗“引”，《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314]苏轼《到昌化军谢表》，《苏轼文集》卷二十四。
[315]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316]苏轼《次前韵寄子由》同上。
[317]《孟子·梁惠王下》。
[318]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一，《苏轼文集》卷五十五。
[319]苏轼《和陶九日闲居》，《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320]苏轼《欧阳晦夫遗接琴枕，戏作此诗谢之》同上，卷四十三。
[321]苏轼《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同上，卷四十二。
[322]苏轼《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同上。
[323]苏轼《谪居三适三首》同上，卷四十一。
[324]苏轼《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苏轼诗集》卷四十三。
[325]苏轼《观棋》诗“引”，同上，卷四十二。
[326]见《重编淮海先生年谱节要》元符二年条，《淮海集》卷首，《四部备要》本。
[327]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509页。
[328]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教人作文写字”条。按：《韵语阳秋》卷三只提到“作文之法”，未云书法。
[329]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六《吴复古传》，中华书局，1991年。
[330]苏辙《巢谷传》，《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四。
[331]苏轼《和陶劝农六首》，《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332]苏轼《书柳子厚〈牛赋〉后》，《苏轼文集》卷六十六。苏轼《书杜子美诗后》同上，卷六十七。
[333]苏轼《和陶示周掾祖谢》，《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334]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二，同上，卷四十二。“舞雩”事见《论语·先进》。
[335]以孔子自况的诗句还有“空余鲁叟乘桴意”（《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同上，卷四十三），又有词曰：“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千秋岁·次韵少游》，见《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乘桴”事见《论语·公冶长》。
[336]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诗“引”，《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三。
[337]苏轼《与千之侄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六十。
[338]苏轼《与郑靖老四首》之三，同上卷五十六。参见本书第三章。
[339]苏轼《和陶赠羊长史并引》（《苏轼诗集》卷四十一）及《与郑靖老四首》。
[340]苏轼《和陶赠羊长史并引》。
[341]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342]黄庭坚《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之七，《山谷诗集注》卷四，《四部备要》本。
[343]苏轼《和陶杂诗十一首》之十，《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344]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345]《论语·先进》，《十三经注疏》本。
[346]《论语·颜渊》。
[347]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苏轼诗集》卷四十三。
[348]苏轼《答秦太虚七首》之六，《苏轼文集》卷五十二。
[349]苏轼《与欧阳元老一首》同上，卷五十八。又见《游宦纪闻》卷十。
[350]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351]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坡仙之终”条引。
[352]见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引《道护录》，《四部丛刊》本。八州皆在今广东境内：春州，今阳春；循州，今龙川；梅州，今梅县；新州，今新兴；高州，今高州；窦州，今信宜；雷州，今海康；化州，今化州。
[353]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
[354]苏轼《赠岭上老人》，《苏轼诗集》卷四十五。
[355]苏轼《余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同上。
[356]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陆游集·渭南文集》卷十五。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
[357]道潜《东坡先生挽词》，《参寥子诗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358]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
[359]章援书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
[36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元符三年正月乙未条。
[36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壬戌条。
[362]苏轼《与子由弟十首》之八，《苏轼文集》卷六十。
[363]同上。迨、过，即苏轼子苏迨、苏过。
[364]苏轼《与钱济明十六首》之十六，同上，卷五十三。
[365]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懒版”条。
[366]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367]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诗集》卷四十八。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乾道庚寅奏事录》记他于乾道六年（1170年）亲至镇江金山，“登妙高烹茶，壁间有坡公画像。初，公族侄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画公像，求赞，公题云：‘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集中不载，蜀人传之。今见于此。”两处题诗文字少异。
[368]苏轼《次韵阳行先》，《苏轼诗集》卷四十五。
[369]苏轼《游径山》，《苏轼诗集》卷七。
[370]苏轼《再游径山》同上，卷十。
[371]苏轼《与径山维琳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六十一。
[372]《答径山琳长老》，《苏轼诗集》卷四十五。
[373]《苏轼文集》卷十九。
[374]以上引文均见傅藻《东坡纪年录》，《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449页。
[375]惠洪《跋李豸吊东坡文》，《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
[376]苏轼《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题画文殊普贤》，《苏轼诗集》卷四。
[377]《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
[378]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379]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380]宋孝宗《御制文集序》，见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四部丛刊》本。
[381]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净德集》卷十四，《丛书集成》本。
[382]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中华书局，1960年。
[383]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
[384]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本，中华书局，1959年，220页。按：毁《周礼》的还有司马光，疑《孟子》的还有苏轼，黜《诗》序的还有苏辙，王安石则斥《春秋》。
[385]司马光《论风俗札子》，《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五，《四部丛刊》本。
[386]苏轼《东坡书传》卷六，《四库全书》本。
[387]见蔡沈《书经集传》卷二《胤征》篇题下注，卷六《康王之诰》篇末句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蔡沈师从朱熹，朱子于《康王之诰》，亦讥其“于礼为非”，于《胤征》篇虽不从东坡说，但承认“古书之不可考，皆此类也”，不否认其可疑，见《朱子语类》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94年。
[388]苏轼《东坡书传》卷五。
[389]蔡沈《书经集传》卷二《禹贡》篇“西戎即叙”句下注。
[390]欧阳修《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二，《四部丛刊》本。
[391]苏轼《东坡书传》卷二。
[392]柳宗元《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其版本所据为南宋世綵堂本。
[393]新、旧《唐书》的李景俭传，都说他字宽中。但柳宗元《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柳河东集》卷十一）云：“李景俭致用，陇西人。”世綵堂本的注，当据此。李景俭或有改字之举。
[394]《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景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
[395]孟子以“仁义忠信”为“天爵”，柳宗元认为“未之尽也”，更推本于“明”与“志”，见《天爵论》，《柳河东集》卷三。
[396]韩愈《读荀》，《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397]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至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南宋人余允文著《尊孟辨、续辨》，专门攻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非孟言论，其中还有郑厚叔《艺圃折衷》，为邵博所未提及。余书有《丛书集成》本。
[398]《宋史》卷四三二《何涉传》中华书局，1985年。
[399]《宋史》卷四五八《张愈传》。苏轼《题张白云诗后》：“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苏轼文集》卷六十八。
[400]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引苏轼《论语说》第八条末，《丛书集成》本。
[401]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题下注，《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577页。
[402]晁补之《再见苏公书》，《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五十一，《四部丛刊》本。
[403]柳开《补亡先生传》，《河东先生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404]柳开《东郊野夫传》同上。
[405]吕南公《与汪秘校论文书》，《灌园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406]王安石《韩子》，《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407]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八、七十二。
[408]司马光《答陈充秘校书》，《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九。
[409]苏辙《诗病五事》之四，《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八。
[410]苏轼《韩愈论》，《苏轼文集》卷四。
[411]《苏轼义集》卷十七。
[412]陈善《扪虱新话》卷三，《丛书集成》本。
[413]李纯甫《鸣道集说序》，见张金吾辑《金文最》卷二十一，光绪乙未九月江苏书局重刻本。
[414]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苏轼文集》卷六十三。
[415]陈师道《赠二苏公》，《后山诗注补笺》卷一，中华书局，1995年。
[416]见陆游《家世旧闻》卷下，第29条，中华书局，1993年。
[417]见靖康元年五月四日御史中丞陈过庭奏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四录。
[418]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见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四部丛刊》本。
[419]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之末。
[420]苏轼《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二十八，《苏轼文集》卷五十二。此书有“今得汝阴”之语，知时在颍州，则所谓“欲著一书”者，盖指《书传》。
[421]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422]至于人们最为乐道的苏轼对荆公“字说”之嘲笑，却实属无关宏旨的末节。王安石所立的许多“字说”，其实际的价值本不在文字学上，而在于为其学说中的一系列概念下定义，苏轼所取笑的那些，却无一是这类专用作特殊概念的字，故只算得谈资。
[423]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一，《丛书集成》本。
[424]王安石《老子注》已佚，此条见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45页。
[425]王安石《洪范传》，《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五。
[426]王安石《致一论》，《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九。
[427]王安石《答王深甫书》，《王文公文集》卷七。
[428]苏轼《苏氏易传》卷七。
[429]苏轼《苏氏易传》卷三。
[430]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按吕申公即吕公著。
[431]汪藻《答吴知录书》，《浮溪集》卷二十一，《丛书集成》本。按此信的主旨，在反对王安石及二程之学皆不尚文章，致斯文“夷陵”，“无一字可喜者”。
[432]李心传《道命录》卷三《陈公辅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屏绝》。按：《老学庵笔记》卷九：“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言者排之，至讥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安国）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尝与人异也。然张文潜（耒）元祐初赠赵景平主簿诗曰：‘明道（按指程颢）新坟草已春，遗风犹得见门人。定知鲁国衣冠异，尽戴林宗折角巾。’则是自元祐初为程学者幅巾已与人异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讥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一般来说，学者衣冠以简朴大方为雅，固不必入时，但务求“近古”而自鸣得意，当然就要被人指为怪僻了。张耒诗见《张耒集》卷二十八《赠赵簿景平二首》之一，中华书局，1990年。
[433]《道命录》卷三《绍兴褒赠伊川先生制词》。
[434]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
[435]《道命录》卷四。
[436]汪应辰《与朱元晦》，《文定集》卷十五，《四库全书》本。
[437]焦竑《刻两苏经解序》，见《两苏经解》卷首，明万历刻本。此序又见焦竑《澹园续集》卷一，《金陵丛书》本。
[438]苏籀《栾城遗言》，《丛书集成》本。
[439]“涣”卦六四爻辞“涣其群”，苏洵认为：“群者，圣人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圣人之所欲解散涤**者。”（《仲兄字文甫说》，《嘉祐集笺注》卷十五）把“群”当作私自结合的朋党，要予以解散的。《苏氏易传》卷六释此句：“涣而至于群，天下始有可收之渐，其德大者其所群也大，其德小者其所群也小，小者合于大，大者合于一，是谓涣其群。”这是说天下由涣散，通过结群，而走向混一的自然趋势，对于“群”是肯定的，与老苏不同。《朱子语类》卷七十三既称老苏之说“虽程《传》有所不及”，又称“东坡说这一爻最好”，盖未察其父子之说有散群为一与合群为一之不同也。东坡对于“群”的肯定，可能来自欧阳修对朋党的见解。
[440]苏籀《栾城遗言》载，苏辙不赞同苏轼对《系辞上》“一阴一阳之为道”句的解说。
[441]苏轼《与陈季常十六首》之六：“欲借《易》家文字……”《苏轼文集》卷五十三。
[442]同上之七。书中还有“数日前，率然与道源过江，游寒溪西山”等语，事在元丰三年五月，参苏轼《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诗，《苏轼诗集》卷二十。
[443]《四库全书总目·〈东坡易传〉提要》。
[444]朱熹《答汪尚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四部丛刊》本。
[445]《朱子语类》卷七十八：“胡安定《书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实》之类不载，但《言行录》上有少许，不多，不见有全部。专破古说，似不是胡平日意，又间引东坡说，东坡不及见安定，必是伪书。”此似南宋时曾流行一部伪的胡瑗《书解》。
[446]《四库全书总目·〈程氏经说〉提要》。
[447]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一上，《四部丛刊》本。
[448]《四库全书总目〈东坡书传〉提要》。
[449]朱熹《答汪尚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
[450]焦竑《刻两苏经解序》，《澹园续集》卷一。
[451]张佩纶《涧于日记》，张氏涧于草堂石印本。
[452]《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至十二所引实有九条，其第二条不是批驳孟子的，而是以孟子之说印证《论语》，可能因为与孟子有关，而被邵博连类列出。其余八条与《尊孟续辨》同。
[453]此书的辑佚工作，自张佩纶以来，当代又有卿三祥、马德富、舒大刚三位学者做过，以舒作《苏轼〈论语说〉辑补》后出较详，载《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3期。
[454]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引苏轼语。
[455]苏辙《论语拾遗·引》：“子瞻之说，意有所未安，时为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恨不得质之子瞻也。”《四库全书总目》此书提要指出其中显驳轼说的只有三条。今按，《拾遗》第二章与《论语或问》卷六引《学而》第十五章东坡说相异，《拾遗》第三、第八、第十六章，与王若虚所引对《论语》有关章节的东坡解说相异，《拾遗》第廿七章与《论语集注》引《子张》第六章东坡说也相异，推此而论，盖二十七章全是纠补轼说的，只因《论语说》全本不存，故无法一一校核。又，《苏辙集·栾城三集》卷七《论语拾遗》，中华书局，1990年版分章有误，所分只有二十六章，盖其第十四章自“武王曰”以下当另为一章。有几处标点也错误，似是未与《论语》仔细核对，故引文的标点有出入不准之处。
[456]关于二程子的“理”概念之间的区别，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十二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88年。
[457]朱熹《杂学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
[458]《庄子·田子方》：“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459]苏轼其他文章中亦有用“大全”一词者，如《九成台铭》论“韶”乐，认为“韶则亡矣，而有不亡者存……江山之吞吐，草木之俯仰，鸟兽之鸣号，众窍之呼吸，往来唱和，非有度数而均节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苏轼文集》卷十九）这里的“度数”是声乐方面的“易”，“非有度数而均节自成者”是自然之声的“大全”，即“道”，一切自然之声整体性地归一于美。
[460]苏辙《道德经解》，《四库全书》本。
[461]苏洵《辨奸论》，《嘉祐集笺注》卷九。
[462]苏轼《书义·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苏轼文集》卷六。
[463]苏辙《老聃论（上）》，《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三。
[464]苏轼《上曾丞相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465]苏辙《观会通以行典礼论》，《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六。
[466]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按：此段为欧公学术的定评，《宋史·欧阳修传》全用之，唯在“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前加入“超然独骛，众莫能及”二语，使整段语意略有改变，且文气阻塞，颇为蛇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