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青天、依托大地的“寄寓”者，是超越之思与创造精神的一体化，故既具“縻之不可矧肯求”的独立人格，又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卓越创造，而沧海鲸波与西掖銮坡皆所不辞。世俗羡称“坡仙”，但苏轼的人生哲学实是要堂堂地做个“人”，展示“人”的创造力的丰富性。南宋词人宋自逊曾对此表示不解，其《贺新郎·题雪堂》词云：“唤起东坡老。问雪堂、几番兴废，斜阳衰草。一月有钱三十块，何苦抽身不早？又底用、北门摛藻？儋雨蛮烟添老色，和陶诗、翻被渊明恼。到底是，忘言好。”[1282]他的意思是，东坡既已获黄州之谴，应该就有了超脱的了悟，又何必还要有此后的一番作为呢？此正未解“寄寓”思想的积极创造一面，以枯槁为达道，算不得高见。以超尘脱俗的气质，寓意于各种形式的文化创造活动，从而展示其文化性格内涵的丰富性，这才是苏轼的动人之处。千百年来，他的性格魅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歆羡他在事业世界中的刚直不屈的风节、民胞物与的灼热同情心，也景仰其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笑对人间厄运的超旷。中国文人的内心里大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绿洲，正是苏轼那种成熟的人生态度和完整的文化性格，使他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建立了异乎寻常的亲切关系，对于后世文化人的性格塑造起到巨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达到成熟阶段的时候，产生了苏轼这样的文化性格，对其整体内涵作出探讨，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以下仅从狂、旷、谐、适四个方面略寻端绪。
中国文人中不乏狂放怪诞之士，除了生理或病理的因素外，从文化性格来看，大致有避世和傲世两类。前者佯狂颠倒以求免祸，是保护独立人格的曲折方式，如阮籍；后者则张扬个性，不惜与世俗尖锐对抗，宁折不弯，如嵇康。其超拔平庸的性格力度和个性色彩，不但对于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士颇具吸引力，即便一些温文尔雅的学者，内心里也会因其见识超卓而有狂的一面。
苏轼早年从蜀地进京，原也心怀惴惴，颇有“盆地”意识；作为这种意识的反拨，他又具有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岳珂《桯史》云：“蜀士尚流品，不以势诎。”[1283]木强刚直、蔑视权贵的地方性格显然也对苏轼早期的狂傲起过作用。涉世渐深以后，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他意识到狂的代价，其狂放中于是增加了傲世、忤世、抗世的成分。在《次韵子由初到陈州》[1284]诗里，他要求弟弟像东晋周谟那样“阿奴须碌碌，门户要全生”，因为他自己已像周谟之兄周、周嵩那样刚直不为世俗所容。他在此诗中所说的“疏狂托圣明”，是愤激的反话，其《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1285]诗就以“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直述其意了。细品他此时的傲世，也夹杂畏世、惧世的心情。《颍州初别子由》[1286]说“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嗟叹悔疚应是有几分真情；《送岑著作》[1287]说“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并说“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似也表达了与世谐和的一份追求。
“乌台诗案”促成了苏轼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切认识和体会到外部存在残酷而又捉摸不定的力量，使“寄寓”者的处境越来越变得艰难，如果缺乏内在的坚定和洞达，狂士也很容易被打垮的。从此时起，他的“狂”由抗世傲世转为保持自我真率本性的追求。其词中有云：“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1288]以疏狂有理为思考命运的结论，以酣饮沉醉为率见本性，所谓“醉里微言却近真”[1289]。唐代的贺知章也曾自号“四明狂客”，向皇帝奏乞为道士，归乡隐居，舍宅为道观，得皇帝赐名“千秋”。此是历史上相传的一件美事，苏轼却讥之：“狂客思归便归去，更求敕赐枉天真。”[1290]以为既斫伤“天真”就配不上“狂客”的称号了。可见其所谓狂，要义在于保“天真”。经过这样一番沉思反省后，苏轼便高声唱出：“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1291]
由此看来，苏轼狂中所追求的任真，也是一种深思了悟基础上的任真。同时人晏几道有“殷勤理旧狂”的奇句，颇为词家称赏：“狂已旧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1292]这个狂也是任真，但小晏的任真，像黄庭坚在《小山词序》[1293]中所描述的“四痴”那样，更近乎一种天性和本能，与苏轼经过反省和权衡的自觉之狂有别。据说苏轼曾欲结识小晏而遭拒绝，事虽非可尽信，但其间的吸引和排拒也暗示出两狂的同异。
旷和狂是相互涵摄的两环。前者是内省式的，主要是对是非、荣辱、得失的超越；后者是外铄式的，主要是真率个性的张扬。两者都出于主体自觉的肯定和珍爱，相比之下，旷更能体现苏轼文化性格的成熟性，故实为其主要的内涵。
苏轼的旷，形成于几次生活挫折之后的痛苦思索。他一生贬居黄、惠、儋三州，每次都经过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绪跌宕，都经过喜——悲——喜（旷）的变化过程。元丰时贬往黄州，他的《初到黄州》[1294]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他似乎很快地忘却了“诟辱通宵”的狱中生活的熬煎，津津乐道于黄州的鱼美笋香。然而贬居生活毕竟是个严酷的现实，不久又不免悲从中来：他写孤鸿，是“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1295]；写海棠，是“名花苦幽独”“天涯流落俱可念”[1296]，都是他心灵的外化。随后，在元丰五年出现了一批名作：前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1297]等，都共同抒写了翛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表现出旷达文化性格的初步稳固化。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1298]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响，他又以欣然的心情面对一个新到的地方。“苏武”一联明云甘心老于惠州，实寓像苏武、管宁那样最终回归中原之望，基调是平静的。但不久他又跌入悲哀：《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1299]诗，思绪首先牵向昔年贬黄途中，“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继而感叹于“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经过一段时期悲哀的沉浸，他又扬弃了悲哀：他的几首荔枝诗，“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1300]，“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1301]，借对岭南风物的赏爱以抒其旷达之怀。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1302]，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但不久，在《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1303]等作中，又不禁勾起天涯沦落的悲哀：“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但以后的《桄榔庵铭》《书海南风土》《书上元夜游》[1304]等文中，又把旷达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苏轼三贬，贬地越来越远，生活越来越苦，年龄越来越老，然而这“喜——悲——旷”的三部曲过程却越来越短，导向旷的心境越来越快；同时，第一步“喜”中，旷的成分越来越浓，第二步的“悲”，其程度越来越轻，而第三步“旷”的内涵也越来越深刻。苏轼初到贬地的“喜”，实际上是有意提高“旷”的自我暗示，借以挣脱苦闷心情的包围，颇有强作的意味；只有经过实在的贬谪之“悲”的浸泡和过滤，也就是历经人生大喜大悲反复交替的体验，才领悟到人生的底蕴和真相，他的旷达性格才日趋稳定和深刻，才经得起外力的任何打击，而始终以审美的姿态“寄寓”于世，转悲为喜。
世称“东坡多雅谑”[1305]，这是与旷相联系的。谐谑也是其文化性格的突出内涵。他的谐，在人生思想的意义上是淡化苦难意识，用解嘲来摆脱困苦，以轻松来化解悲哀。作为内心的自我调节机制，在他的性格结构中发挥着润滑剂、平衡器的作用。
他的谐首先具有对抗挫折、迎战命运的意义。他在惠州作《纵笔》[1306]诗，以“白头萧散满霜风”的衰病之身，却发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趣语，岂料不久便被再贬海南；到海南后又作《纵笔》[1307]诗：“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同题同句，表现了他对抗迫害的倔强意志，而满纸谐趣更透露出他的蔑视。晚年北返经廉州，吃到了龙眼，他又发出一通“龙眼与荔枝，异出同父祖”[1308]的议论，到虔州碰上了刘安世，还邀他“同参玉版长老”，实是骗他进山中去吃竹笋[1309]。在九死一生之后仍保持童真一般的戏谑之趣，实是向飘忽无常的命运开玩笑，含有对命运的征服。连对苏轼颇有微词的朱熹，也在《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1310]中说：“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将苏轼的“滑稽诙笑”与“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看作互为表里，是颇具见识的。
苏轼的谐又是他真率个性的外化和实现，与狂、旷植根于同一性格追求，同时又表现了他对自己的智慧的优越感，增添了其文化性格的光彩。近人林纾论文，有“风趣”一说，谓“风趣者，见文字之天真……风趣之妙悉本天然”，并谓“东坡诗文咸有风趣，而题跋尤佳”[1311]，盖言风趣是从苏轼的性格内涵自然流溢于创作风格中的。苏轼自云“逢场作戏三昧俱”[1312]，这“三昧”也不妨理解成自然真率之性。南宋黄彻《溪诗话》云：
子建称孔北海文章多杂以嘲谑，子美亦戏效俳谐体，退之亦有寄诗杂诙俳，不独文举为然。自东方生而下，祢处士、张长史、颜延年辈，往往多滑稽语。大体材力豪迈有余，而用之不尽，自然如此……坡集类此不可胜数，《寄蕲簟与蒲传正》云：“东坡病叟长羁旅，冻卧饥吟似饥鼠。倚赖东风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黄州》云：“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将之湖州》云：“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又：“寻花不论命，爱雪长忍冻。天公非不怜，听饱即喧哄。”《食笋》云：“纷然生喜怒，似被狙公卖。”《种茶》云：“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饥来凭空案，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章而弄之，信恢刃有余，与血指汗颜者异矣。[1313]
黄彻追溯了文人谐谑的渊源发展，至苏轼笔下蔚成大国。其所举苏诗数例，写的多为生活困顿时期的日常琐事，但生活的苦涩却伴随着谐趣盎然的人生愉悦，它是从纯真自然而敏捷跃动的心灵发出的微笑。杜甫曾以“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1314]一联刻画诗人李白的形象，将此联转赠苏轼，也是很传神的。苏轼的“敏捷”也只有李白堪与并比，相较而言，李白的敏捷多发为清新的诗句，苏轼的敏捷则更见诸趣语谐论，两人的统一之处，正在于自然真率。
适，是中国士人倾心追求的精神境界，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充分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人生哲学，平和恬适的文化性格，宁静隽永、淡泊清空的审美情趣等。苏轼人生思想的落脚点和性格结构的枢纽点即在于此，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向艺术人生的转化。
王维晚年所写的《与魏居士书》是他后半生人生哲学的总结，他说：“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1315]王维借助孔子的话头，以禅宗的理论来阐发“适”的意义。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明心见性，精神上超脱世俗羁绊，悟得“理事俱如”即抽象原理与具体事物无所分别，即色即空的法门，就可以做到“无往而不适”了。王维当然也不放弃尘世的享受，但他的禅学思辨主要帮助他从精神上达到自适，因此他的生活和创作更多地呈现出远离人间烟火味的高人雅士之特征，并以体验和表现空无寂静、虚灵纯明之境，作为最大的人生乐趣和最高的艺术精神。白居易《隐几》诗云：“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我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1316]这是一种庄、禅会通，泯灭一切，忘却自我的闲适观。苏轼与他们并不完全相同。他的适，主要反映了个人主体展向现实世界的亲和性，从凡夫俗子的普通日常生活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他在黄州时期所写的四则短文反复地叙说这一点。《记承天夜游》在简练地写出月夜清景后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1317]《临皋闲题》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1318]这是讲，只有自由闲适的心境才能感受美。闲人才是江山胜景的真正主人，那些为功利而奔竞的忙人，是放着江山主人不做，却去做名利客。《书临皋亭》写出江山主人的适意：“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1319]在寓意于物而不受制于物的精神状态下，领受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达到主体的完全自适和充分肯定。他在《雪堂问潘邠老》中，更自称追求“性之便，意之适”的极境，并云“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1320]。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的文学创作展示了“微物足以为乐”[1321]的充盈诱人的世界。他在海南写《谪居三适》，一是《旦起理发》：“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二是《午窗坐睡》：“神凝疑夜禅，体适剧卯酒……谓我此为觉，物至了不受。谓我今方梦，此心初不垢。”三是《夜卧濯足》：“况有松风声，釜鬲鸣飕飕。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明灯一爪剪，快若鹰辞鞲。”[1322]或写安适之趣，或写禅悦之味，于平庸烦琐中最大限度地发掘诗意。《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1323]云：“千梳冷快肌骨醒，风露气入霜蓬根。”《真一酒》[1324]云：“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此写闲适心情下才能体会到的梳发舒体、酒气上脸并周流全身的幽趣，而《汲江煎茶》[1325]更是于静默中见清丽醇美的名篇。化俗为雅，雅俗相生，本是苏轼思想性格和文艺创作的显著特色，也是宋代整个人文思潮的共同趋向，苏轼就是这个趋向的代表人物。他的尽俗以成雅的人生态度，使他能以超越高洁之思而与人情世俗相安，真正做到无往而不适。
不过，苏轼也认为，闲适是不能刻意追求的。黄州知州之弟徐得之建造“闲轩”，秦观撰《闲轩记》[1326]，认为徐还年轻有为，投“闲”不免太早了点，苏轼作《徐大正闲轩》诗云：“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闲见闲地，已觉非闲侣……五年黄州城，不蹋黄州鼓。人言我闲客，置此闲处所。问闲作何味，如眼不自睹。颇讶徐孝廉，得闲能几许？”[1327]他不满于徐得之对闲适的自我标榜和刻意追求，认为真正的闲适是性灵自然状态的不自觉的获得，是不能用语言说出、思维认知的。这是高层次的自在境界。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作品，特别是后期创作，都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既是闲适的表现，又是自适的手段。文艺创作使无可忍受的世界变得生趣盎然，使他体认到人生创造的乐趣，主体自由的享受。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1328]坎坷的境遇因此而化为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寄寓”过程，艺术创造是苏轼的真正生命。
从苏轼的狂、旷、谐、适，可以约略窥见一个完整的性格系统，统一于他的人生思考的结果之上。正是因为把人生看作“寄寓”过程，故无所畏，从而有了狂；“寄寓”的生命不患得患失，从而有了旷；“寄寓”有可乐，故谐；乐于“寄寓”，故适。这些性格因子随着生活经历的起伏，发生变化、嬗递、冲突，但他都能取得动态的平衡。这一性格系统具有很强的调节、自控和制约的机制，使他对每一个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论答案和适应办法。尽管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的思想性格有着驳杂**的特点，内中也不免会产生矛盾，而被各类人取其所喜，引为知己和楷模，但总的来看，苏轼毕生为之讴歌的，毕竟是一种人生之恋，是可以无尽地延伸、扩展的创造力的欢舞，是天空和大地之间瑰丽多姿的人文风景。——“寄寓”者这样展现他的文化性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