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一个文化巨人作传，我们十分费力地追踪苏轼的思想在哲学、史学、政治、文艺各领域的行进轨迹。尽管这样的追踪已令我们收获不浅，却远未穷尽苏轼的世界。是的，苏轼留下的全部文字，确实展现着一个远为广阔的世界，展现着整个生活着、思索着的真实人生的丰富性。分科述学是研究活动得以展开的方式，其合理性还在于，被这类科目所区界的许多领域，本来就是社会文化为人生提供的各种事业舞台，离开了这样的舞台，人生的内涵也就无从表现。然而，分科述学毕竟有支离的倾向，如果不在其人生的整体上特著一眼，就会影响总体的判断。苏轼在以上各领域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引人注目的，但均不能独领**：论哲学，要推程朱理学的体系更为完备；论史学，司马光、李焘毕竟以其皇皇巨著居于首席；论政治，我们更应该同情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和实践，即便在元祐党人的心目中，苏轼的地位之崇高也决比不上司马光；论文艺，他在宋代自是首屈一指，并且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审美文化的一大转折，可是，有那些迫使转折出现的“集大成”者在前，他们确也更受推崇，比如在诗歌王国里，苏轼怎么也得屈居于杜甫之下。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专门领域，人们都容易找到更具代表性的典范。然而，若就整体成就而论，像苏轼这样的“全才”恐怕是极少见的，其人生内涵的丰富性几乎无与伦比。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其文字传达出的人生体验、人生思考、人生境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其深刻、鲜明的程度远非以上各领域的代表人物所能比拟。人生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苏轼处理人生的方式，比它的结果（即他在各领域的成就）更具有久远的影响。后世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世界里，无不有一个苏东坡在。即此而言，苏轼的意义可以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铸造者孔子和庄生相匹敌，而且，由于苏轼的出现，才基本上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铸造：用更超拔的人生领悟，将孔、庄两种人生态度统一于一种人生模式。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模式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之模式。

因此，在分科述学之后，我们有必要回到人生的大问题上，研究苏轼的人生思考。历史上每一位思想家都曾思考人生，自觉设计其人生模式，但只有到了宋代，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达到成熟阶段的时代，这种思考和设计才能最典型地体现民族文化性格。是时代把典型性和成熟性带给了苏轼的人生思考，因为他的思考不能空无依傍地进行，而必要针对一个时代里的人们集中思考着的命题来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命题本身就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在宋代，人生问题被提到这样的高度：如何才能在人格上企及圣人？这个问题的求解包含着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在义理上求得彻底的明白，一是在修身上达到内圣的境界。在北宋时期，前者主要体现为对孔孟学说的探讨，后者则体现为对孔颜人格的领会。如果说孔子是不可企及的，那么孟子、颜子被认为是可以企及的。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古运动已经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孔子贤于尧舜，一是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这说明时人已把思想看得高于功业。那么，箪食瓢饮、居于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子，其高于钟鸣鼎食的王公贵族的人格魅力，究竟何在呢？——这便是宋人的颜子学，也是他们的人生哲学中极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内容。我们探讨苏轼的人生思想，也要从他的颜子学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