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论述了作为思想家、学者、政治家的苏轼，但我们最熟悉的，还是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我们很难谈论司马相如、枚乘、李白、杜甫的学术思想，也很难谈论戴震、惠栋、钱大昕的文学造诣，但我们却能谈论嵇康、陶渊明与王安石、苏轼、叶适等人的这两个方面。大致魏晋和两宋时期，比较多地产生学者型的文学家。在这个系列中，苏轼无疑是将学术底蕴与艺术感悟结合得最好的一位，堪称中国古代“文”与“学”融为一体的代表性作家。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乃是因为其身处从中唐延续至北宋的文化运动之中，这个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以提倡新的学术思想和新的文学创作的结合为目标的。

自中唐韩愈发起儒学复古运动暨古文运动以来，所谓“道”与“文”经常被认为密不可分，学者的终极关怀与作家的艺术创造未尝背离，至欧阳修犹是如此。欧阳修身后，道学家与文学家乃裂为二途。在两宋期间占过意识形态之统治地位的“新学”、洛学，皆鄙薄文学。洛学家程颐的态度最为典型，连杜甫的诗也被他指责，他自己就不写诗。不过，他的影响在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并不太大。北宋中后期统治学界的是荆公“新学”。王安石自己虽也是杰出的文学家，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那种独特的艺术感悟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但他那一派的思想，却是鄙薄文学的。北宋后期的朝廷上，有一个学术权威，就是王安石的女婿和学生、权相蔡京之弟蔡卞，“止缘为王安石之婿，妄谓尽传安石之学”[891]，“痛斥流俗，力主国是，以不仕元祐为高节，以不习诗赋为贤士，自谓身之出处可以追配安石”[892]。在他们这派的主持下，一再严禁“元祐学术”，包括史学和文学，销毁三苏及苏门学士的文集。蔡京又倡“丰亨豫大”之说，粉饰太平，大兴所谓“礼乐”，搞许多假文物，音乐、书画、技艺等倒也被提倡，却又禁止写诗，比程颐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目的亦不过要提防苏门后学向朝廷渗透。在欧阳修身后，坚持把“道”与“文”融为一体，学术与文艺冶于一炉的，就是苏轼的一派，即“蜀学”。也只有苏轼，曾在《议学校贡举状》中公开为文学取士辩护。所以，在北宋后期，苏学被诋为“曲学”“邪说”[893]，朝野上下习诗赋者都有通“曲学”的嫌疑，例加排斥。据说这是继述王安石之学，重“经术”。在蔡卞之流以“经术”权威自居的同时，他们把文学家苏轼看作意识形态方面最大的敌人。于是，所谓严禁“元祐学术”，主要是压制苏学。到靖康元年，庙谟因国祸而逆转，洛学家杨时攻击“新学”为“邪说”，要求朝廷明诏取缔，其目的是想树立洛学，但其结果是令太学里习“新学”的一派与崇苏学的一派打起架来[894]。可见，取缔“新学”的统治地位后，首先被解放的也是苏学，其在南渡之初的影响之显赫要胜于洛学。当时不但“江西诗派”被标举，还使整个社会风气直到孝宗淳熙（1174—1189年）中犹“尚苏氏，文多宏放”[895]，如陈亮在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回忆说：“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896]所谓“往三十年”，盖在高宗绍兴（1131—1162年）之末，“以文章行义自名”，则皆因文见道，就事论理，不裂“文”“道”为二途。此是苏学倡行之效。但随后便是濂洛关闽之学大盛，如陈亮所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897]从此“文”“道”复裂为二，相互抵排。然南宋中后期，叶适据功利之说，“欲合周程、欧苏之裂”[898]；魏了翁以蜀人而为理学后劲，人称“会同蜀、洛”[899]，可见两者也不无汇合的趋势。洎乎宋之晚节，家铉翁以苏轼乡人，上承其学，复推崇南轩张栻，而总汇于陆九渊心学[900]；文天祥以欧阳修乡人，幼慕其贤[901]，在私淑伊洛之学的同时推崇欧苏文章行义[902]，而总汇于“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天地刚大之气”[903]。至此，在民族大义、“浩然正气”的鼓动之下，蜀、洛，文、道之裂才重新弥合，于宋室崩溃之际放出最后一道瑰丽的光彩，“收国家三百年养士之报”[904]。——在这样曲折的裂合过程中，苏轼的名字几乎具有文学保护神的意味，而且，他所表征着的那种以“大节”“豪气”担当文、道于一体的文化模式，由宋代的历史作了最后的肯定。不是程朱，而是欧苏，是宋代文化的主导精神的缔造者，是中唐以来的文化运动所结的正果。

明乎此，则知苏轼文学的价值，不仅是对文学史而言的，乃是对整部文化史而言的。所以，我们研究苏轼的文学，须时时带着审视文化史的眼光。以下先划分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再概述其文艺成就，然后探讨他的文艺美学思想，及他对于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