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认为，苏轼曾在其晚年进入他的政治思想的全新境界，即从是否有负于吏民来判决政治生活的价值，其价值标准似已不在庙堂，而转向民间；但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这种转向也不可能彻底，他可以向民间寻求精神支柱，寻求自信的凭藉，却不会将君主与百姓对立起来看待，而更愿意统一起来看待，就在他勉力“济民”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也就是“尊主”，“尊主”是“忠”，“济民”是“义”，而“忠义”则本是一体。如果从他一生的政治经历讲，则主要仍是作为一个赵宋皇朝的大臣，来树立其政治人格的。所以，我们讨论苏轼的政治人格，主要讲他的“立朝大节”。

苏轼是以“立朝大节”为当世的政治家所首肯的，刘安世曾对学生说：

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862]

刘安世是朔党人物，元祐时与苏轼政见不一，后被新党迫害，“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载远恶地无不历之”[863]，建中靖国元年获赦北归，与苏轼遇于虔州（今江西赣州），两位艰难备尝的老人才握手言欢。他是司马光的门生，立志“欲为元祐全人，见司马光于地下”[864]的，又终生服膺“不妄言”的师训，所以他对苏轼的以上评价颇为客观，经常被人引述。其所谓“立朝大节”，就是坚持独立政见，不“随时上下”。表现在苏轼就是既不附和熙丰新党，也不迎合司马光。

通常认为，苏轼不迎合司马光应予肯定评价，他反对王安石却不够“进步”。其实，按当时的政治道德观念，一个人臣正不该附和任何一位执政的大臣（无论其为贤不肖），而应以独立的政见直接向皇帝陈述，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对君主负责，这叫“孤忠”。具此品格，才被承认有“立朝大节”。当然，此种政治道德观念，与北宋一代的“尊王”观念密切相关，而与传统的贤者“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之说稍有矛盾（一般也以“和而不同”来解释其间矛盾）。在此观念下，“朋党”成为最需避忌的现象，但士人的党争却又以北宋一代为最烈，这是历史发展中的矛盾统一：正是“朋党”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时代里，意识形态方面最强调“孤忠”的“立朝大节”。如果苏轼的心灵足以像古往今来许多人的心灵那样应和着“高尚”的感召，那么他就必然要追求那个时代里被认为“高尚”的东西，他与身任执政大臣的王安石、司马光异议，也就体现出一种“高尚”的政治人格：具有“孤忠”的“立朝大节”。刘安世正是在这个高度上肯定了苏轼。我们看待历史，固可从政见的进步与否来批判苏轼对王安石的反对态度，但若观其人格，今天的高尚的人们难道不应同情那些在另一个历史时代里追求着高尚的人吗？从这个角度说，苏轼以微位小臣而敢于反对宰执大臣王安石，即便所论全为保守落后，也仍有可以肯定的一面。

如果苏轼能亲耳听到刘安世对他的这番推许，他一定不会感到意外，因为这本是他自觉的追求，类似的话也曾由他自己向哲宗、高后坦陈出来：

臣昔于治平中，自凤翔职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骤用臣……及服阙入觐，便蒙神宗皇帝召对，面赐奖激，许臣职外言事……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因亦与司马光异论。[865]

这里追述他前后两次与宰执权臣（王安石、司马光）异议，以坚持独立的“大节”，正与刘安世所评相同。不过这里也更明确地表达了树此“大节”的动机就在于要以“孤忠”来仰报君恩知遇。所以，以文章著称的苏轼，其“忠义”的一面也为人称道：

徐积《苏子瞻挽词》：“直道谋身少，孤忠为国多。”[866]

范祖禹《荐士札子》：“臣窃观轼，忠义许国，遇事敢言，一心不回，无所顾望。”[867]

李之仪《跋东坡先生书〈圆觉经〉十一偈后》：“东坡老人以文学议论，师表一代，忠孝强固，独立不惧，盖其尊主爱民之心，笃于诚悫。”[868]

李廌祭苏轼文：“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869]

《汝阴唱和集后序》：“先生文章忠义为当世准的。”[870]

黄庭坚《跋东坡墨迹》：“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871]

陆游《跋东坡帖》：“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872]

以上评论者皆苏轼知交、门生或后学，对其生平颇为了解，他们的评论也符合苏轼的自期：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873]

文章工点，忠义老研磨。[874]

因此，南宋的孝宗皇帝，也一再肯定和表彰苏轼的“忠义”“大节”，谓其“不可夺者，峣然之节”，称他“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875]，等等。

“忠义”当然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政治人格，在近代以前，士人对于君臣大义的恪守，一直毫无疑问地获得正面的价值评判。到近代以后，许多人才更欣赏那些造反的英雄，认为“忠义”是奴性人格。但我们评论古人时，应当把现代的标准与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念联系起来考虑，对古代史上的“忠义”有所批判地加以肯定。在苏轼的时代，所谓“忠义”还有一个特殊的内涵，即苏轼对欧阳修所表彰的：“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876]或如《宋史》刻画的范仲淹形象：“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877]这说明“忠义”不是愚忠于君主，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怀儒道以正君心，而常以诤臣的面目出现于朝堂。苏轼受范、欧人格的影响极深，“奋厉有当世志”“志在行其所学”，其精神一脉相承。当我们观察他前后与之争执的王安石、司马光时，也能看到“志在行其所学”的精神，绝不曲学苟合以图进取，也绝不因任何压力而动摇其观点，只要政见得以施行，便不顾个人的祸福。这是一个政治家的“立朝大节”，在这一点上，政见不同的三个人却具有完全一致的人格。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

不过，如仅从“忠义”一端来理解苏轼的“大节”，仍不免狭隘。按苏轼自己的“大节”观，那具有更宽广的内涵。这需要联系他的哲学观点来阐说。

苏轼把“道”理解为自然整体的“大全”，理解为万物各得其所。他理想的政治图景也是这样（即“道”实现的境界）。同时，他把“善”理解为：不存私见地遵循自然之理，保证自然之“全”的无损。因了对“道”和“善”的这种独特理解，他就反对任何一家依据着某原则、教条而规定的唯一的善恶标准，如王安石的“新学”，本也成其一家之学，但若定为“国是”，将这一家的标准强加于天下，他便反对。同样，对司马光、程颐等人的学说，他也持这个态度。宋人通经学古，思悟真理，其求知欲的强烈令人钦佩，但也多有独断倾向，认为只有自己理解的东西才是“道”的真谛，别人都不懂。在那种风气下，唯有苏轼却一直在倡导多元化，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他认为，若执定某一家的善恶标准，就必然会片面行事，伤害自然的“全”，故谓：“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878]所谓“全其大”，就是要顾到全面，顾到整体，顺应万物的自然理势，使天下同安。在这样的“顺”里，可以推导出“直”“方”“大”等美德：

君子之顺，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动也为直，居中而推其直为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顺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为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习无不利。”夫有所习而利，则利止于所习者矣。[879]

倘若偏顾某些方面而行其所善，则利益仅止于所顾的方面，其他方面或被损害。只有顺从自然全体，放弃片面之善，才能得到真正的大善。“全”才是“善”，其本身就意味着“大”。这是苏轼“大节”观中“大”字的含义。

但这样的“大”，似无所执守，便没有了“节”。故苏轼还要论证“大”就是一种“大节”。从“全其大”的思路出发，一个士人必须胸怀整个天下，心底无私、无偏见偏善才行，这就要求士人有一种大器。他说：

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880]

用今天的话说，“器”就是“胸怀”[881]，胸怀小的人，装不了天下之大，是不能临大事，不能守“大节”的。反之则是：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882]

这里的“所挟持者”也指胸怀，胸怀装得整个天下，谓之“甚大”，此种人即是有“大器”者，“其志”当即“志在行其所学”之“志”。器大志远，是有“大勇”。苏轼说，这才能“立天下之大节”：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883]

“狭天下”，即以天下为狭，盖言其胸怀之大，装着天下之“全”。有此大器，才能立“大节”，才能有“全才”去面临大事。因为胸中所挟者甚大，故能不为外物所动，保持真正的操守。这操守非一般的小节，其内涵极大，故谓之“天下之大节”。此从苏轼的哲学观点可以顺理推出。

然则，以“忠义”精神为核心的“立朝大节”，也只是苏轼所言“天下之大节”的一个方面之表现。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政治人格的凸现，建立在那种不惜超越政治，即“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的大人格（“大节”）的基础上。此大人格来自“全其大”的器量，来自对“道”之“大全”的理解和遵循。在苏轼看来，遵循于“道”并不是坚守一家的偏善，而是顺应万物之理，因此，一个懂得“道”的人，平时应该顺于物理，而不作独异之行以骇人听闻（像石介、王安石、程颐那样），但因为所挟甚大，故能不为好恶利害所夺，立起“大节”来。黄庭坚的《东坡先生真赞》中，对此有极准确的把握：

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884]

按太仓稊米，出《庄子·秋水篇》，又见苏轼诗：“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885]谓一身至微，且平居无所异于常人。黄庭坚亦尝自谓：“计鲁直之在万化，何翅太仓之一稊米。”[886]“临大节而不可夺”，则出《论语·泰伯》，谓于大是大非之间，能卓然有所立，不随时上下。这一种“大节”，是与天地相始终的，因为它来自对自然全体的终极关怀。因了这种深刻的理解，黄庭坚否定“东坡师纵横说”[887]。以利害为转移的纵横家，与不拘细行却全“大节”的苏轼，完全不一样。

与“大节”相关的是，苏轼身上总带有一种“豪气”，宋孝宗所谓“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大节”本身就意味着以天下之重自任的远大之志，志向坚定，即生气凝聚，凛然可畏，如苏轼所云：“以志一气，清明在躬，志气如神。”[888]在屡受打击的晚年，这种生气显得特别可贵，苏辙说，读其过海后诗，觉“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889]，后来王十朋亦称其“万里南迁，而气不衰”[890]。宋代评论家对他处于患难之中而越发勇于为义、生气凛然，都表示了由衷的钦佩。有的人认为，苏轼能把一切磨难等闲视之，是得益于释老，实际上，以释老**只是次要的，关键在于他重视“大节”，以此而能“狭天下”，胸中所挟甚大，才能藐视逆境。这与释老之说回避现实、解脱苦难的态度，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是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唤起生生不息的浩然之气，来达成对于苦难的超越。

因此，苏轼的人格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大”。“立朝大节”无非是这种人格在政治上的表现。而且，也正因为“大”人格关怀的是整个天下，故其晚年的政治关怀才能走出庙堂，迈向黎民百姓的生存状态，以一个完整的人去感受大地，游戏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