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对苏轼的态度，王巩的记载自然不会全属捏造，但也有相反的记载。如熙宁三年他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798]熙宁八年又曾对王安石说：“如苏轼辈为朝廷所废，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辄称荐。”[799]此处所谓“欺”是指“欺罔”君主，不是细事。但后来，高后却对苏轼说：“久待要学士知，此（指提拔苏轼事）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每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800]从苏轼元丰七年被量移汝州一事来看，高后的话应当也非他人凿空编来。然则，神宗对于苏轼的态度，是既怀恼怒，又颇赏识的了。作为一个皇帝，他未尝没有克制恼怒而用其才学的怀抱，且也不难明白，苏轼那些令他恼怒的举动，不过是反对“新法”，并非对朝廷存有二心。因此，在碍于“国是”还不能起用司马光时，苏轼却在元丰七年得到量移汝州的待遇，从负罪谪居转为赋闲待用，并在手诏中明言“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意，这是神宗准备录用旧党人士的明确表示。他明白旧党也是一个人才资源，弃之不用本是浪费，只要自己坚持“国是”不变，旧党的人才也是可以用来为其“圣政”效力的。
神宗的这种思想动态，苏轼是不难获悉的，除了王震、王巩这条途径外，他的信息来源并不少，甚至正在执政的章惇也是他的朋友。这样，政途上几已走入绝境的苏轼，如果希望复出，是应当把自己的心态和政见调整到与神宗相一致的。而且，这样的调整完全是他可以接受的，因为由此而获起用，并不需以改变“节操”投入新党怀抱为前提，而不改变“新法”这个“国是”，也不妨碍他“因法以便民”的实践。就当时情势来说，只有通过这样的调整，他才能重新获得政治生命。当然，那就要对以前的言行有所“悔过”，把以前反对“新法”的政见改变为：基本上不反对，而施以纠补。对于苏轼来说，这既是不得不然，也是其思想的发展可以走到的一步。所以，我们认为，苏轼在谪居期间的“悔过”，亦不全是假的。问题在于，“基本上不反对‘新法’而施以纠补”这样的政见，苏轼不曾说出，后来形势大变，他只好换成另一种表述：基本上赞成“更化”而维护某些“新法”。他最多说到“校量利害，参用所长”，或者“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这样两不偏的综合的程度。但揆于情理，谪居“悔过”而仍思重出的苏轼，是应当努力使自己的政见向晚年的神宗靠近的。即便照他后来的说法，也已与熙丰阶段的政见不一样，变化是确实存在的。
只要不去碰“国是”，神宗完全能够接纳苏轼，而苏轼也只有这样才能被接纳。可以说，元丰七年苏轼得以离开黄州，表示着君臣之间这一种默契的达成。接下来的重要事情，就是苏轼前去金陵与“国是”之父王安石和解。
据南宋人周紫芝《诗谳》记载，王安石可能为“诗案”中的苏轼说过话：“旧传元丰间朝廷以群言论公（苏轼），独神庙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当时谳议以公一言而决。”[801]此种“旧传”是否可靠，今实难以考见。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确实曾向神宗进言，营救苏轼[802]。史载王氏兄弟的政见并不很一致，但无论如何，毕竟是兄弟，王安礼此举至少可以缓解两家之间的矛盾。元丰四年，谪居中的苏轼收到新党李琮的信，告诉他王安石曾夸奖他的文章，苏轼回信云：
知荆公见称《经藏》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哉？……秦太虚维扬胜士，固知公喜之，无乃亦可令荆公一见之欤？[803]
按此所谓“《经藏》文”，当指苏轼于元丰三年所作的《胜相院经藏记》[804]，是一篇偈语式的谈佛文章。借助于谈佛，王安石通过李琮向苏轼表达了善意，苏轼随即拟委秦观去与王安石接触，要李琮引见。但李琮看来没能完成这个中介任务。元丰七年苏轼离黄州东行，经当涂时拜会了王安石的诗友郭祥正，并趁着醉兴在郭家壁上画竹石一幅，两人还互赠诗歌[805]。这样，谈佛以外，写诗也可能是苏轼通过郭祥正走向王安石的途径。到了金陵，苏、王二人就直接会谈了。会谈的内容，宋人的笔记中众说纷纭，据苏轼写给其旧党密友滕元发的书信云：
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806]
诵诗，说佛，本来就是双方沟通的媒介。但仅此便就“甚喜”了么？下文云：
公莫略往一见和甫否？余非面莫能尽。[807]
按和甫即王安礼，苏轼刚会见乃兄，又请滕元发去见乃弟，其意当不止于“诵诗说佛”而已，否则何以“非面莫能尽”呢？再看他写给王安石本人的信：
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808]
这里的“慰幸之极”，就是对滕元发说的“甚喜”，其原因是“闻所未闻”，那内容，也不会仅是“诵诗说佛”，而是与滕“非面莫能尽”的东西。除了政治，还会是什么呢？实在难以想象二人的数次会谈是不及政治的。之后，二人都表达了结邻而住的愿望，是真是假且不管，那至少表明二人之间已成功地取得了协调。此协调的内容，我们自不得而知，但它的下一步，似乎就是滕元发与王安礼会见，则苏轼岂是教滕也去与王安礼“诵诗说佛”？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说自己“游门下久矣”，虽然还没直说自己是王安石的“门下”，但也只差一点了。“门下”就是学生，不是通常的客套话，内含着愿为所用的意思。与此可相印证的是苏轼赠王安石诗所云：“从公已觉十年迟。”[809]就是说，他们的合作来得太晚了，反过来也便是，现在的自己愿与对方合作了。
“从公已觉十年迟”是颇堪玩味的。距此十年前，正在熙宁七八年，王安石罢相与第二次入相的时候。对于这段往事，苏轼后来有这样的说法：“天下病矣……虽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复用也，欲稍自改，而（吕）惠卿之流恐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810]这话写在“元祐更化”的主持人司马光的行状中，在举世歌颂其“更化”而咒骂王安石立“新法”的形势下，于如此重要的文件中却为王安石开脱，说他去而复用时也有“稍自改”之意，此亦绝不可以轻视。虽然我们不易论定王安石是否真有“稍自改”之意，但苏轼若非实有所据，又何必于举朝唾骂之际捏造故事妄为王氏开脱？又何必写入司马光的行状，嫌损其“更化”之功？然则，“稍自改”恐是苏轼与王安石金陵会谈时，对十年前王安石“去而复用”之举取得的理解，那么，“从公已觉十年迟”，当是“从公”“稍自改”了。这也等于说，他们可以有一种建立于“稍自改”上的合作。“稍自改”当然并不是“更化”，而正是宋神宗晚年所希望造就的局面：“国是”不变，参用新旧党人，补偏救弊以图好转。苏轼自居于王安石“门下”，乃表示承认王所确立的“国是”；自己见了王安石，又请滕元发去见王安礼，乃欲谋求二党的和衷共济；“从公”“稍自改”，则为补偏救弊以图局面好转。如此，则既是宋神宗、王安石、苏轼达成一致，也是当时的有识之士能够设想的最好前景。再看苏轼赠诗的另二句，“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未病的王安石是怎样一个大手腕的人物！此中深意，莫非是希望王安石再次对政局发生作用？若由王氏亲自主持扭转政局，岂不是最好的事？
以上，我们锻炼文字，提出一个关于王、苏金陵协调内容的假说，虽未能坐实，亦不为无据，可供学界参考。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苏轼曾有过基本服从“国是”而襄赞“新法”的政治态度，但紧接着的局势变化，马上使它成为一种历史的遗憾。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司马光入相，用“以母改子”的名义力改“国是”，主行“更化”，且以少有的宠遇起用了苏轼。在此情势之下，苏轼虽为维护某些“新法”而奋斗，却总体上要赞助“更化”，最多说到“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至少不能再把“新法”置于“国是”之地位。所以，元祐阶段的苏轼政见，不免又回头走了一步。然而，如比照熙丰阶段，则变化依然是明显的。我们相信，元丰七八年间的苏轼，曾经走向神宗、王安石更近。
4.元祐阶段
苏轼于元丰八年底进京（次年即元祐元年），自此直到元祐八年，是北宋历史上的“元祐更化”时期，也是苏轼作为“元祐大臣”发表其政见的阶段。他在此阶段内所写的奏议，数量很多，严格地说，其绍圣元年被贬惠州前所上奏状，亦属此阶段政见的表述，所以，从元丰八年十二月的《登州召还议水军状》，直至元祐八年、绍圣元年间在定州任上所写，总计超过一百五十封（《赴英州乞舟行状》写于被贬途中，此后便再无奏状）[811]。其中，除了论述具体的行政事务的以外，对朝廷施政的大节目提出意见，或对自己的基本政见有所申明的，也不下数十封。可见，这个阶段的苏轼，确是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几乎凡朝廷的每一重大决策，他都参与提供意见，即或不在奏章上正式提出，也会在书信或别的文字中反映出他的态度。今将其奏状大致排比一通，所涉及的问题约有下列几个方面比较重要：首先是对“新法”或“更化”的态度，其次是对新党人物的态度，三是关于旧党内部的党争，四是有关边备外交、科举取士、冗官冗费与黄河的治理等朝廷大事的，五是为百姓向朝廷请命的，如要求放免积欠、赈济灾伤或地方上兴利除害之事宜等。此五方面虽不能包罗苏轼此阶段奏状的全部内容，但余下的也就比较琐细，不在这里一一陈述了。
第一，对“新法”或“更化”的态度。论及这方面的奏状，以《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最为集中明确，与此相关的是《论给田募役状》、《乞不给散青苗钱状》《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乞郡札子》《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应诏论四事状》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等。
元祐元年十二月，苏轼为学士院起草策题，曰《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812]，经高后点定后被采用。但这个策题马上遭到台谏官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等人的攻击，谓其诽谤先朝。苏轼于此月十八日及次年正月十七日，两次上章自辩，即《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在第二封自辩状中，他不但申明了所出策题的含义，并详细地交代了自己入仕以来的政治经历与政治态度，明确地表达了对当前“更化”政局所持的意见，原原本本，绝无丝毫含糊。故此封自辩状，是我们了解苏轼元祐阶段政见的最好材料。
他在策题中说：“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813]这里虽然有谓仁宗为“媮”，神宗为“刻”的嫌疑，招来台谏的攻击，但其本意，盖在于综合前朝治术，探索“忠厚而不媮，励精而不刻”之途径。应当说，这个策题是超越了党争的。鉴于神宗的“励精”之道就是“新法”，而“更化”的宗旨不过是废弃“新法”，恢复仁宗时的状态，则此策题也就意味着并不以“更化”为满足，也意味着对“新法”仍可适当吸取。如苏轼在自辩状中云：“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他自谓这是想实现君臣之间“可否相济”的目的，也与策题的精神相一致。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朝廷“大率多行仁宗故事”，而台谏也正站在“更化”的立场上攻击他，所以，其自辩便更多地强调继承神宗“励精”的方面：“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他在这里承认了熙丰之政在吏治、财政、边备诸方面的成就，认为必须继承，这也就等于肯定了“新法”的收效，同时，他对“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表示不满，这也就等于说“更化”的不是。然后，苏轼追述了他与司马光等人在“免役法”问题上争议的全过程：从元丰八年底自登州回朝，即建议保留此法，至元祐元年在“详议役法局”，跟局中官吏“论难反复”，并在政事堂与执政公开争论，又“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直至“今者”差役已成天下之患，而台谏犹“累疏力争”。苏轼由此得出总结：“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可见，这“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八字，正是苏轼自己对于“新法”的态度，而他对于“免役法”的维护，也正是这种态度的典型表现，不可轻视。
苏轼在熙宁时也曾反对过“免役法”，尤其对收取“免役钱”“免役宽剩钱”深致不满。但他在密州任上亲自推行“给田募役法”，却发现百姓甚以为便，效果良好。然则，只要真正将“役钱”全部用于雇役，而不是移作他用，则“免役法”在理论上是完全讲得通的，如他在自辩状中追忆他对司马光说的话：“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他用类比的方法证明了“免役法”的合理性，便极力维护之。按：所谓差役、雇役，是直接征发民户服役，与征收役钱以雇人代役，理论上原是等值的，但实践上，役钱总值必然超过差役总值，政府才可藉此增加一笔收入，故司马光视“免役法”为聚敛之术，必欲废之。然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征钱雇役有利于社会分工的明确，使人民能各守其业，较之征发差役，其方式是进步的，正如苏轼用来与之类比的兵农分工一样。对于具有一定经济水平的民户，出钱免役，即便多出一点，也是高兴的。尤其是某些令承担差役者损害特大的役项，如“衙前”一役，职掌官物押运和供应，应差者倘无这方面的专门训练，则差失必然极多，那被责赔偿的数目竟是一个无底洞，往往能令其破产；而如出钱代雇，则再多也有个定数，不至于有破产之虞。应雇者若为专门的人才，则差失必会减小，又可领受贴补，等于社会上多了一个行当，较之轮流应差，实为公私两便。问题在于，朝廷收来的役钱，必须用于役事，将此钱返回民间，才能保证此社会分工设想的实现，否则，等于巧取钱财，且易引起通货紧张。鉴于熙丰时期的役钱实际上未全返回民间，在仓库中堆积如山，常移作他用，而民间因此大患“钱荒”，故苏轼又建议施行“给田募役法”以救此弊。此法将所有役钱用来买田，不以钱雇役，而用租与官田的方式招募无产业者应役。如此可保证役钱用于役事，且据他设想，到官置田产足够募齐一应人役时，可从此不再向人民收取役钱。但这等于以官田招来佃农，又从而奴役之，行于一时一地或甚有效，若长久、广泛地推行，则将在宋代社会里养殖出一个公家农奴的阶层，其利弊就不能简单预测了。要之，苏轼认为雇役法与兵农分工相类，可以维护，这是对的；他强调役钱必须用于役事，返回民间，这也正确；至于“给田募役”一策的利弊，则仍可商榷，以前吕惠卿行此法时，王安石就曾极力反对。
苏轼的奏状，大致皆于首句列出年月，依此年月，则《论给田募役法》作于元丰八年十二月初回朝时。但因与司马光议论不合，故此状没有正式上呈，至元祐二年二月才重录奏上的[814]。这是在与司马光争论无效，差役法已行，司马光已死，苏轼的策题也已引来台谏攻击之后，复又提出“给田募役法”，欲“卓然立一大事”。此议立刻就被王岩叟、朱光庭等攻罢。但到元祐三年二月，苏轼又上《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重申前议，并指责台谏官是“希合（司马）光意”，而自己屡遭台谏攻击的原因也就在于役法问题上的异议。此后，十月份上《乞郡札子》，再次申明自己因议役法与司马光不合，而被“希合光意”的台谏所仇，致使“给田募役”之议被攻罢；又指责台谏官“结党横身，以排异议，有言不便，约共攻之”，根本违背了司马光“至诚为民”的本意；请求离朝外任，以避“台谏气焰”。在他这样屡次“乞郡”之下，朝廷同意他外任杭州知州。可见，苏轼于元祐间离朝，乃旧党内部党争的结果，而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免役法”的存废。我们也可以说，苏轼是因了他维护“免役法”的政见，而被排挤出朝的。当然，他并未屈服，元祐四年十一月在杭州任上作《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通过对施行效果的统计，辨别差、雇二法的利弊，认为差法虽稍利于上户、下户，却有大害于数量最多的中户，而雇法则利于中户，要求朝廷妥善处置。其意仍在于维护“免役法”。
所以，元祐期间的苏轼，在许多场合成了神宗、王安石政策的辩护人，和某些“新法”（尤其是“免役法”）的坚决维护者。不过，其所言都以继承神宗的名义，对王安石仍常有贬词，说神宗“圣意”是好的，只是被王安石、吕惠卿的“阴谋”弄坏了[815]。采取这样的表述，也许是“更化”形势下不得不然，但是，苏轼笔下对“二圣”“更化”的颂词确也俯拾皆是，对司马光也常予赞美，这就表明他对“更化”总体上是不反对的。他自己本来也就是在“更化”政策下被起用的，在历史舞台上仍要担任“元祐大臣”的角色，这倒未必是由于他缺乏自拔于旧党的勇气，而是他显然认为维护某些“新法”不等于就成了新党。他对“新法”的态度，并未变得一概赞同，在元祐元年八月所上《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就以激烈的言辞攻击“青苗法”：“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此状为了贬斥“青苗法”，还拿了“免役法”陪绑，甚至承认朝廷废罢“免役法”为善举。这固然意在攻“青苗法”，却也不免造成前后持论矛盾，虽不足深责，亦不为无咎。可见，身处“更化”政局中，即便他敢于冒犯众议为“免役法”辩护，有时候也不免要闪烁其词。元祐五年在杭州作《应诏论四事状》，对熙丰“新法”将“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仍持否定态度，对“更化”政策中放免积欠市易钱、积欠盐钱、酒钱、和买绢钱等，则不但肯定，且要求认真落实。这是因为诏令放免后，有司却不愿放弃这笔收入，依旧催逼，造成“黄纸放了，白纸却收”[816]的现状，令“更化”成为一句空话。苏轼要求将这些利民的“更化”措施认真落实，乃是出于爱民之心。到了元祐八年九月呈哲宗的《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则是努力想挽回哲宗的改用新党之意图，认为“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不需要更易法制。这等于肯定“元祐更化”的成效还不错，目的在于维护元祐之政了。
以故，总体上讲，苏轼在元祐阶段的态度，是基本上赞同“更化”的；但他的引人注目的政见，则在维护某些“新法”，尤其是“免役法”，实为他与旧党中另一些人分裂的起因。这两个方面，造成他某些言论有前后矛盾，但也促成了一种对其政见的最好表达：“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倘没有新、旧党争的牵掣，这种政见应该有更好的前途。实际上，无论“新法”还是“更化”，在苏轼看来都不能居于不可动摇、唯一正确的“国是”地位，这在他的私人书信中表达得更明确些。
昔之君子，惟荆（荆公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温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817]
王（安石）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818]
可见，无论就政见、就学术而言，他都反对独断。司马光的“更化”与王安石的“新法”一样不能是确定不移的“国是”：这才是苏轼政见的深层内涵。根本没有什么“国是”，凡事皆较利害而断，实事求是地处置之，不必受“新法”或“更化”两种指导原则的支配。从政治学上说，这大概属于功利主义的政治观。
第二，对新党人物的态度。
苏轼是贬斥新党人物的许多“责词”的作者，尤以贬吕惠卿的“责词”最为著名，那几乎是深恶痛绝的口吻[819]。在奏状中，如《缴进吴荀词头状》《缴进沈起词头状》《缴进李定词头状》及《参定叶祖洽廷试策状二首》等，都是针对新党或新党所荐人物的，或反对朝廷任以重要职务，或以为处治太轻，或欲根究其罪责。吴荀是吕惠卿所荐，而吕乃“穷奸积恶”之人，故苏轼拒绝起草吴的委任状。沈起在神宗时向南方用兵，已被神宗废罢，元祐初朝议叙复，苏轼乃封还词头，谓“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沈起承其意，“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因“王安石等曲加庇护”，而未被神宗处决，若叙复沈起，会令“四方群小阴相庆幸，吕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渐，为害不细”。李定是王安石提拔的官员，也是炮制“乌台诗案”的元凶之一，苏轼不肯撰他的处治状，认为处罚太轻，要求“于流二千里以下定断”。叶祖洽是熙宁时对策支持变法而被擢用的，元祐时被追究罪责，苏轼也参与指摘其对策中用语的“乖谬”，不过，他也不同意定之为“讥讪宗庙”之罪。与此相似的是元祐四年作的《论行遣蔡确札子》，也反对用文字狱罗织罪名。看来，这是“乌台诗案”给他的教训，使他不用此法对付新党。但对新党人物的贬斥态度，是很鲜明的，凡对新党人物的任何擢用、宽免，都会引起他的警觉，极力反对之。这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
周穜本是苏轼自己荐用的人，后来却上书请求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按说，神宗庙廷的配臣当然应以王安石最为合适，但元祐大臣们却定用富弼配享，这自然是“更化”政策下任意涂写历史。周穜的请求原甚正当，而苏轼却大加挞伐，说富弼配享乃“天下翕然以为至当”，周穜此议乃欲“尝试朝廷，渐进邪说，阴唱群小”，为了自己曾推荐此人，他还自劾待罪。苏轼之所以对这事如此重视，是因为怕渐开新党进用之门：
臣观二圣嗣位以来，斥逐小人，如吕惠卿、李定、蔡确、张诚一、吴居厚……之流，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财榷利，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以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皆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朝廷日近稍宽此等，如李宪乞于近地居住，王安礼抗拒恩诏，蔡确乞放还其弟，皆即听许，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进用，杨汲亦渐牵复，吕惠卿窥见此意，故敢乞居苏州。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蠹……今既稍宽之后，必渐用之，如此不已，则吕惠卿、蔡确之流必有时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时而复……今周穜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议，盖有以启之矣。
照此看来，苏轼实欲借此事发端，杜绝新党人物的进用之门，但由此也就不惜丑诋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狡诈百端，妄窃大名”，攻击周穜“虮虱小臣，而敢为大奸，愚弄朝廷，若无人然”，以为其背后“必有人居中阴主其事”。苏轼的防微杜渐，亦可谓极至。
与他一样，苏辙在谏官任上，也是坚决弹击新党人物的主力。元祐五年，“宰相吕大防、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苏辙为中丞，极论其事，以为邪正难并处……辙凡一再言之，太皇太后感悟，其说遂衰”[820]。他们兄弟俩都对新党人物持严厉打击的态度。
苏轼对“新法”虽持“校量”“参用”的见解，但对新党人物却一无容忍，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当他从这个角度发议论时，便会累及他对于王安石和“新法”的公正评价，变得非常片面了。参用“新法”而坚斥新党人物，是其元祐阶段政治态度中都不可忽视的两方面。
第三，关于旧党内部的党争。
传统的“洛蜀党争”一语，其实并不能概括元祐间党争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名实不符。钱大昕将“洛蜀党争”看得很严重，以为“绍述之祸”由此起衅，据其所考，“树党以攻苏者，程氏门人为之，蜀党之名，亦贾易辈加之也”[821]。今按贾易为程颐门人，其任右司谏，乃在元祐二年五月[822]，上任后即与左司谏吕陶互相攻击，至七月吕陶罢谏职[823]，八月贾易亦罢[824]。贾易攻击吕陶的奏折，《续资治通鉴长编》只录节文，不得详析，唯苏辙《乞外任札子》云：“臣窃闻右司谏贾易言文彦博、吕陶党助臣及臣兄轼。”[825]由此猜测贾易可能曾指责对方为党。而《长编》所载吕陶奏折，则明斥对方为“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826]。据此，则是双方互指为党。先此，朱光庭指摘苏轼策题诽谤先朝，吕陶则为苏轼辩护[827]，双方已形成对立，至此而互指为党。若仅就这个范围来看，似乎确属“洛蜀党争”。但其实，仅程颐及其门人并无与苏氏兄弟对抗的资历和势力，只是被另一种更大的势力支配着的工具而已。吕陶所提到的韩维，当时是执政之一，其兄弟韩绛、韩缜等皆位至宰辅，权倾朝野，且与新党关系密切。苏辙于元祐元年上任谏官以来，曾连章弹罢韩缜[828]，而苏轼在详议役法局也“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829]，吕陶更是攻击韩维的主力[830]，而另一个四川人范百禄（范镇侄）也与韩维争议刑名[831]，造成韩维于元祐二年七月罢了副相[832]。反过来，程颐则与韩家关系密切。程颢去世时，程颐请求韩维为其兄作墓志，谓“家兄素出门下，受知最深”；程颐得以赴朝廷当官，推荐人中有韩绛；而韩维罢副相出知邓州时，程颐又送至国门之外[833]。然则所谓“洛党”，乃是依附着韩维的，故苏轼于元祐三年十月《乞郡札子》中云：
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
由此可见，苏轼真正要对付的，乃是韩维，程颐的门人不过是“韩氏之党”。如果真有所谓蜀党（川党），则是与韩党相敌，洛党只是依附于韩党而已。
然而，再仔细审察苏轼作于元祐三年的一些论及党争的奏状，如《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及上引《乞郡札子》等，又可发现苏轼的对立面还不仅仅是一个韩党。被苏轼所指责为党的，乃是所谓“台谏”；而他与台谏官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孙升等人的矛盾，乃起于役法问题上的异议。元祐四年苏轼出知杭州，临行上《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又将逼迫他出京的势力说成为蔡确、吕惠卿之余党。这可能有些臆度，但也说明他的对手来自多方面，而主要是“台谏”。朱光庭、贾易恰在台谏，挟私为程颐报怨，故与苏轼为敌，但若不假御史中丞傅尧俞领导下的整个“台谏”之力，亦不能迫苏轼出京。实际上，首先攻击苏轼的还并非朱光庭，早在元祐元年九月，监察御史孙升就上奏，说苏轼只配当到翰林学士为止，若要用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834]。是时宰相司马光刚死，执政张璪被逐，辅臣缺人，孙升突发此议，当非无的放矢，必是见苏轼被高后信任重用，恐其入相，而预坏其事。不久，吕公著即推荐刘挚任了执政[835]。刘挚曾任御史中丞，台官王岩叟等多为其所荐用[836]。到十二月，朱光庭便弹奏苏轼的策题为诽谤先朝了。因了吕陶的辩护和苏轼的自辩，高后认为没有诽谤，于是傅尧俞、王岩叟等入对帘前，竟面斥“太皇太后主张苏轼”，令高后大怒道：“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则甚？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837]范纯仁也说苏轼无诽谤之意，指责台谏多事，但孙升却说苏轼的自辩是文过饰非，至元祐二年正月，当高后发脾气，声言要将双方都逐出朝廷时，此事竟由吕公著主持平息了[838]。此后，便是苏轼建议“给田募役”，被王岩叟、孙升、朱光庭等攻罢。到了五月，台谏又与老臣文彦博发生了矛盾，结果傅尧俞、王岩叟、孙升、朱光庭等都被解职外任[839]；故新任右司谏的贾易便与吕陶互攻，指斥文彦博、范纯仁、吕陶与苏氏兄弟为党，又引得高后大怒，欲贬责贾易，却被吕公著力阻，曰：“不先责臣，易责命亦不可行。”招得了刘挚的称叹，说是“仁者之勇”[840]。而吕陶则攻击对方为“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但韩维被攻罢相时，吕公著又一再为韩维说话[841]。大致与此同时，孔文仲弹劾程颐，将程赶回洛阳，而苏轼在此形势下亦不得不开始上章乞求外任[842]。吕公著说孔文仲是被“苏轼所诱胁，论事皆用轼意”[843]。孔文仲又欲阻止朱光庭升迁，被吕公著、刘挚所驳[844]。刘挚又力主召回傅尧俞、王岩叟、贾易等，并云曾同吕公著商议，意见一致[845]。在他们的主持下，这些人也就陆续回朝了。苏轼则出知杭州，不久后范纯仁亦被罢相。——苏轼知杭前在朝的“党争”情况约略如上。除去错综，其党争双方大致是：一方为吕公著、刘挚支持下的“台谏”，牵连着与新党相关的韩维，内中夹杂几个洛党做先锋；另一方是范纯仁支持下的蜀党，牵连着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文彦博。然则，归根到底是吕夷简的儿子与范仲淹的儿子之间的矛盾，所谓“洛蜀党争”不过是其中细流，史书用了这个不合事实的名目，来掩盖了更高层的斗争。其实，即便苏轼与程颐非常和好，党争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展开。吕公著、范纯仁在史书上都有很好的声誉，恶名由他们各自支持的人承受。与王安石领导的新党相比，旧党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失去了司马光这面大旗后，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体，只有等新党再度崛起，倒给了他们共同的晚年境遇。
苏轼不能容纳程颐，当然是一个性格上的缺点，元祐六年《杭州召还乞郡状》，还在攻击“程颐之奸”。但他毕竟比没有政治经验的程颐更了解党争的实情，因此，在他的论及党争的奏状中，指责的主要对象一直是“台谏”。除了许多人事意气之争以外，苏轼与“台谏”的矛盾才是真正的政见冲突。苏轼主张维护“免役法”，范纯仁支持，其弟范纯粹还与苏轼同建“给田募役”议[846]。“台谏”则反对，主张司马光的差役法，吕公著、刘挚支持“台谏”，吕又是司马光托付国事之人[847]，所以他们扛着司马光的大旗。苏轼的有关奏状，几乎每一次都要追溯到他与司马光在役法问题上的异议。这才是将混乱的党争澄清为真正的政见冲突，在这一点上，其奏状比其他人的任何言论都具有政治内涵。处在元祐前期党争中的苏轼，没有留下一篇纯粹的攻讦文字，他的自辩和指责，都是有关政见的。
至于元祐后期仿佛仍在继续的“洛蜀党争”，则更是大臣利用小臣而有意制造的一个转移人视线的战场。当复任谏官的贾易无休无止地纠缠着苏轼时，更接近权力核心的苏辙显然感受到真正的威胁来自刘挚，故其自述生平的《颍滨遗老传》，并无一言涉及所谓“洛蜀党争”，对于他升任执政（元祐六年）以后的经历，是这样说的：
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甚危。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宣仁后觉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辙无他，有相安之意，然其为人则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848]
按“微仲”为吕大防，“莘老”即刘挚，“昔为中司”指刘入相前曾任御史中丞，故“（御史）台中旧僚多为之用”，贾易等几个洛党就是刘挚招回来置于言路的，“前后非意见攻”即指刘挚利用贾易等攻击苏氏兄弟。但此时所谓“朋党”，真正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吕大防与刘挚。吕、刘的矛盾，在刘党（即所谓“朔党”）刘安世为刘挚的文集所作的序言中，亦有交代，谓：“吕丞相专权狠愎……自此忌公（指刘挚）益甚，阴谋去之，遂引杨畏在言路……士大夫趋利者，汹汹交讧其事，于是朋党之论起矣……明年公继为丞相，不满岁，前日汹汹者在言路诋公，竟去位，朋党之论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849]观其所述，措辞的倾向性与苏辙不同，但事情的“本末”完全一致。刘安世笔下的“汹汹者”，无疑是指蜀党，因为苏辙入相前也当过御史中丞，言路上也有他的人，吕大防恰好利用蜀党排去刘挚。被利用的人里有一个杨畏，始依附苏辙，后来却为“绍述”开路，人称“杨三变”，据其后来自述：“畏前日度势力之轻重，遂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850]说得再明白不过。刘安世前引文又谓刘挚用人“先器识后才艺”，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盖亦指蜀党。而洛党则为刘挚效命，朱光庭“封还刘挚免相制”[851]，贾易也十分起劲地弹劾苏轼、秦观等，所用办法又无非是李定的故伎，从诗文中去挑毛病。这样的“洛蜀党争”，乃是自己不动手的神仙们抛出去的几件法宝之间的较量。
面对那个被利用而不自知的咬牙切齿的贾易，了解内情的苏轼显然没有争斗的兴趣，从杭州回朝后，连续上《杭州召还乞郡状》《再乞郡札子》《乞补外回避贾易札子》《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辨诗题札子》《奏诗题状》等，除了辨明自己的诗文本意之外，一再坚求外任，离开朝堂是非交讧之地，并获得允准。他对于这种“党争”的厌倦，很自然地流露于言语间：“臣平生冒涉患难危险如此，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852]“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岂复有意记忆小怨？”[853]苏轼只为自己的政见而作战，却经常被权力倾轧弄得筋疲力尽。
苏轼在元祐阶段有关党争的最后一封奏状是元祐八年五月的《辨黄庆基弹劾札子》，时御史董敦逸、黄庆基欲为新党复起开路，故弹击苏轼所作文字诽谤先朝，苏轼以此状自辩。其中说：
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今者又闻台官黄庆基复祖述李定、朱光庭、贾易等旧说，亦以此诬臣。
这是他对从政以来所受攻击的总结，对方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文字狱的手段。在他作此总结的时候，元祐之政已奏尾声了。
据上所述，苏轼在此阶段所作关于党争的奏状，阐述的主题有两个：一是对文字狱的憎恶；二是揭明真正的政见冲突起源于他与司马光在役法问题上的异议。其间曾有数语诋及程颐，但实无关宏旨。所以，“洛蜀党争”不过是表象，就政见冲突的角度说，应改称“朔蜀党争”才稍近实质。蜀党政见以苏轼的政见为代表，朔党政见则大致是司马光政见的延续，而洛党只是一再被时相利用，并不曾提出过任何独立的政见[854]。那种逼迫苏轼屡次出朝的力量，实来自司马光意志的守灵人，这要到苏轼去世后，苏辙在墓志铭中才透露出来：“君实（司马光）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855]如果司马光不死，苏轼也会被逐，他死了以后，由继承其遗志的朔党来完成这“逐公意”。元祐阶段的苏轼，很多时候是在跟司马光的幽灵作战。
第四，有关边备外交、科举取士、冗官冗费及黄河的治理等朝廷大事。
议及边备外交的奏议，约有三组。一组是元祐二年八月至十月的《论擒获鬼章称贺太速札子》《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四篇，而以第二篇最为重要，其内容是讲对付西夏与处理熙丰间王韶开熙河所遗留后果的策略。大致新党当政时，宋朝的态度比较强硬，王安石用王韶之议，攻占熙河路，胁迫西羌臣服，目的在图西夏，而神宗亦两次兴兵进攻西夏。开熙河的战果不错，但那里的许多部落时服时叛，很难安静；进攻西夏更以失败告终。到了元祐旧党执政时，司马光等务欲边境安静，甚至不惜放弃攻占的地盘以求和。苏轼认为这是失策，是“以畏事为无事”，不懂“待敌之要”。他主张采取羁縻政策，不在其地设立郡县。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司马光那一派也是异议的。另一组是元祐四年的《论高丽进奉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元祐五年的《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和元祐八年的《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皆是讲对待高丽的外交方针。宋神宗曾想联络高丽对付契丹（辽），所以对高丽持招徕的态度。苏轼认为这是不现实的，故主张冷却此种国事来往，不过，对于一般的文化交流，也不反对。最后一组是他在定州任上写的《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等，讲宋辽边境的军事防务。其中关于弓箭社的修整，与他早年政论中对“土兵”的重视是一致的。总起来看，苏轼关于边备外交的政见，基本上是倾向于神宗的积极态度的，但也比较现实，不像新党那样喜开边衅。
涉及科举取士的奏议，有元祐三年初的《大雪乞省试展限兼乞御试不分初覆考札子》，此年主持贡举时作的《贡院札子四首》《省试放榜后札子三首》《御试札子二首》，不久后作的《转对条上三事状》，元祐四年的《乞诗赋经义各以分数取人将来只许诗赋兼经状》与元祐八年的《奏乞增广贡举出题札子》等。其中所论，大致有三点：一是支持朝廷恢复以诗赋取士，主张诗赋、经义并行，随考生所习而录其优长者；二是在贡举事宜中，力主尊重考生的人格，禁止管理人员侮辱考生；三是在录取方面主张严格选汰，通过省试的考生在殿试时应有所淘汰，对累试不中者予以照顾录用的“特奏名”应该裁减，而正式贡举之外的其他杂科也可取消，以保证科举制度的纯正与尊严，又可省却不少冗官。
针对冗官冗费的奏议，除论科举取士时兼及的外，主要是元祐三年五月入对时作的《转对条上三事状》。此三事，一是要求高后、哲宗经常接见臣下，以使时弊能得到及时的上达，而其所指时弊中，即有“民老官冗，将骄卒惰，财用匮乏之弊”。二是要求削冗官，严法治。他指出：“每一次科场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约两三百人，而军职转补、杂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荐不与。自近世以来，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今吏部一官阙，率常五七人守之，争夺纷纭……自本朝以来，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这是说冗官之弊已达历史最高点。他主张在取士时严格把关，裁减人数，而在吏治上则依法处置，不加姑息。三是要求减“任子”之恩，节制财用。这一点，在元祐元年十月的《论冗官札子》中已详论，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大致是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汰“任子”（即以父祖官荫入仕的子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没有对“新法”废罢后重新出现的财政困难闭上眼睛，但也不拟设法增加收入，而主张节省开支，其办法是削冗官、减“任子”、严吏治。这大致符合他早年政论的思路。
治理黄河的问题，是贯穿北宋一朝的大事。几乎没有哪一年的河水涨期不造成灾难，而水官们也始终没能把河水控制在稳固的河堤内，甚至当年的河水会顺着哪条道走，也没有把握。在仁宗时，几次决口使黄河下游有了两条道：一为北流，从澶州商胡祐（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出，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合南运河、大清河，在今天津市区入海；一为东流，在魏县（今河北大名东）决出，东北经今马颊河入海。大致来说，北流危害当时的河北路，水势较顺；东流害及当时的京东路，随着泥沙堆积，变成由低向高走，水势越趋不顺。但时人也忧虑北流可能会流入辽的辖区，则辽人可以在自己的境内渡过黄河，对宋形成威胁，所以，从宋神宗当政后，司马光、王安石等皆主张导河东流，逐渐闭塞北流。朝廷在导河东流上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依然没有阻止河水决口北流。到元祐初，北流已较成常态。但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等力主兴役，强制河水东流。同时，也可能由于导河东流原是司马光的主张，故王岩叟等朔党的台谏官也赞同此议，吕公著虽不表态，亦未反对兴役。反对的是范纯仁、苏轼、苏辙、范百禄等，他们主张让河水顺地势入北流。这样，在河流问题上，主北流的蜀党也与当时的宰相、台谏发生了矛盾。苏轼的有关奏章，主要是元祐三年的《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论证了强河东流“功必无成”，因为“故道高仰，势若登屋”，违反了水的“就下”之性，主张马上“罢役”，让河北流。但此说未被采纳，虽经苏辙等反复地与吕大防等争执，强河东流的工程仍在进行，并且过早地将北流闭塞。元符三年，贬谪在海南岛的苏轼听到黄河终于再次决口，重复北流的消息，感慨万分，写下了《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二首》[856]。事实证明了苏轼主张的正确性。
从苏轼对于以上朝廷大事的见解来看，他的持论确实没有受“新法”或“更化”两种“国是”中哪一种的制约，既不沿袭神宗、王安石的成说，也不全盘抛弃，事事反之而行。他确实是在做“校量利害”的工作，凭其认识到的实际情况，来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虽所论未必皆确，但这种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第五，为民请命的方面。
有关这方面的奏章，是苏轼在元祐阶段写得最多的，尤其是在元祐四年出朝任地方官后，由于更为贴近民众，了解民情，故讲求民瘼的奏状特别丰富。这里仅陈述几个要点。
一是要求放免积欠，主要是元祐五年的《应诏论四事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行下状》，元祐七年的《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等。元丰、元祐时期的“积欠”问题，可算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为朝廷增加了收入，此种收入主要以“取息”的方式得自人民，如青苗法先以借贷，半年后增二分利息收回。这当然属于经济手段，但农业生产对天时气候依赖甚大，贷本未必生息，万一罹灾，则连本付水，于是农民便对政府负下一大笔债，经年累月还不出来，谓之“积欠”。自然，即便不行“新法”，仅两税正赋也会造成“积欠”，但“新法”行施十几年，几乎每一法都产生“积欠”，成为农民的极大负担，荒年流离自不必说，幸遇丰年，官府即来催逼偿还，令农民惧丰年倒甚于荒年，再无积极性投入生产。早在元祐元年二月，刚回朝任右司谏的苏辙，便奏请放免民间“积欠”[857]，这是他任职后所上谏疏的第二封，可见此事关系至重，要首加论列。但元祐政府既无法解决财政困难，便不肯放弃这笔潜在的收入。苏轼反复开陈：这笔收入的“潜在”性实际上并不成立，如不放免，便无法鼓励生产，将连赋税也收不到；而且，熙丰间所贷出的钱物，大致已带利收回，剩下未收的“积欠”部分理可放免。
二是请求赈济灾伤。此点可以苏轼在杭州时请求赈济浙西灾伤为例。元祐四、五、六年，浙西连年水旱相继，灾情惨重。四年十一月，刚到杭州的苏轼就奏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指出本年春天积水，不种早稻，水退后方插晚稻，又遭干旱，两季无收，“民之艰食无甚今岁”，回顾熙宁中两浙饥馑，“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官私逋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赈恤，则一方余民必在沟壑”。次年初，为了争取较多的赈济数额，他又上《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豆出粜济饥等状》，还与转运使叶温叟争执，上《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又上《奏户部拘收度牒状》，指责户部赈济不力。可见他为此不惜得罪一些同僚。元祐五年浙西又遭“**雨风涛”，“民之穷苦实倍去岁”，苏轼赶紧于七月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八月上《申明户部符节略赈济状》，此后又连续奏上《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第二状》《第三状》《第四状》。元祐六年春，苏轼奉调回京前，仍因亲见“积水占压”，“春晚并未下种”，上《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回京后，他依然关心浙西灾情，写了《乞将上供封桩斛豆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希望赈济之事不至于半途而废。不料他这样为民请命，却招来洛党贾易的诬蔑，说他虚报灾情，眩惑朝廷，要求加以考验处治。因此，苏轼不得不在《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中一再申明灾情属实，乃是自己亲见，若照贾易所言，则现任地方官“更不敢以实言灾伤，致朝廷不复尽力救济，则亿万生齿便有沟壑之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苏轼的拳拳爱民之心，和洛党无理取闹而忍抛生民于饥馑之中的丑恶心态，果真让贾易得逞，则其罪万死莫赎，岂是理学家“观天地生气”的空话所能抵消的？可贵的是苏轼毅然不顾此类诬蔑，外补颍扬任上，又进《奏淮南闭籴状二首》《乞赐度牒籴斛豆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等。刚刚为浙西人民请命，调任后马上转为淮河流域的人民请命，凡其所到之处，总是奋不顾身，勇于向上争请，务求生灵受济，此不由人不感叹“善人为邦”之效。
三是努力争取朝廷的支援，以开展地方上兴利除害的工程建设或其他事宜，并亲自主持之。这也可以他在杭州任上为开西湖所上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为代表。还有一封他写给王巩的信也可一提，信中讲到为开湖事请求朝廷支援，“近说与子由，令为老兄力言，而此人懒慢谬悠，恐不尽力”，故又托王巩去恳求其亲戚刘挚，“痛致此意”[858]。我们知道刘挚与二苏的关系紧张，而苏轼却为杭州人民的利益，去争取党争对立面的支持，这说明他是把生民的利益看得远重于党派利益的。苏轼为各地的利民事宜所上的章疏还有不少，无法一一罗举，需要补充的是，他也并非每到一地都务求生事兴工的，如在颍州就连续上《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二首》《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反对兴“无益于事”之役。
苏轼奏议内容的为民请命方面，是研究其元祐阶段政见时必须重视的。他在熙丰时反对“新法”，但一旦亲临民政，就会发展到“因法以便民”；同样，他元祐时在朝也始终陷于党争中，但一旦到地方官任上，便勤勤讲求民瘼，并为此而发展到可以超越党见。我们在他的这类奏状中，能够体会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这种责任感，是从对皇帝、朝廷负责而逐渐转移为对百姓吏民负责。尤其在哲宗亲政后，在哲宗明显对他不怀善意的时候，他依然在定州写了《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为一方饥民呼吁。很显然，促使他这样做的动机，已不能说是上报君恩知遇了，不能说是食君之禄为君分忧了，而是食民之奉为民请命了。
总之，在“国是”上持否定态度，不自囿于“新法”或“更化”的基本原则，而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并在有关朝政国事的讨论上贯彻这一主张；既严厉拒斥新党的复起，又与墨守司马光政见的朔、洛党人激烈相争，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独立政见；最终，逐步走出党争的阴影，使自己的政治责任感更多地面向黎民百姓，以为民请命为其政见的最终归结：这就是元祐阶段苏轼政治态度的发展。绍圣以后的贬谪，不过把这种发展趋向更推进到全新的境界：当他从庙堂被流放到大地上时，他就从一个“臣”转变为一个“人”，不但在政见上，而且在生存状态上融入黎民百姓之中。
以上，我们分析了苏轼在熙宁二年与元丰七八年间发生的两次政见转变，并评述了他在熙丰阶段与元祐阶段的政见内容。在本节的最后部分，要说一下他在绍圣以后的政治态度。前面的论述都有直接陈述政见的奏疏可据，贬谪以后的苏轼则不再有奏疏，不再有机会正式提出朝政的处理意见，故只能从他别的言行中了解其态度。
在遭贬的前夕，苏轼在定州写的《鹤叹》一诗极堪玩味：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859]
这首很明显的“比”体诗，将“我”与鹤之间的关系来比拟君臣关系，更明确地说，是赵家皇帝与苏轼之间的关系。“我欲呼之立坐隅”，且“驱之上堂”“投以饼饵”，是赵家皇帝对苏轼所做的；“鹤有难色”，在堂上“立斯须”，却对投来的饼饵“视若无”，此是苏轼的自况。他确在朝堂上立了斯须，却并不是为求饼饵而愿被玩娱的。诗中鹤叹四句，便是苏轼的自省：人生如寄，偶然在世间过一段寄寓的生活，本非归宿于此，则人生对于世间的希求本甚微薄，完全可以自断此生，何至于被饼饵禄利所困，失身堂上，落得被人玩弄呢？“戛然长鸣乃下趋”，鹤的本色正该如此：从堂上下趋，回到大地的怀抱。最后一句感叹：“难进易退我不如！”这里的“我”已不再是作为君主比拟体的“我”，而是苏轼自己真正的“我”了。真“我”在结尾处的突然绽放，是诗人艺术匠心的斡运所致，既符合“卒章见志”的传统诗法，而“我”从喻义向本义的回归，又暗示着中间的鹤叹四句乃是促成回归的动力，此动力来自对政治生涯的反思和对于人生的根本觉悟。不夸张地说，这种觉悟的意义，是比他前两次转变的意义更大的。只是因它超出了“政治态度”这个范畴，所以我们不在这儿多加申述。
需要说明的是，“鹤”是一个传统的诗歌意象，前人多用来比拟超脱世外的隐士。但《鹤叹》却改变了这个喻义，诗里的鹤不是飞出云霄之外而去，乃是长鸣着“下趋”于大地了。既然“我生如寄”，就要负责地过完这段寄寓于人世的生活，而不是过早地“乘风归去”。然则，既然不愿被玩娱于堂上，不愿再在赵家皇朝的庙堂中厮混，那又将何从呢？我们发现，为民请命已成为定州时期的苏轼留在仕途的唯一理由，除了那些亟待赈济的百姓，还有什么东西能维系他的政治热情呢？正因此，当他被贬谪，被政敌剥夺政治权力的时候，他以一句“实无负吏民”[860]来作为自己仕途生涯的最后交代。而屡改谪命，不断贬窜的打击过程，对他来说，分明便是“戛然长鸣乃下趋”的过程，他将到岭南的春色中感受大地的生机，到“天荒”的海岛上感受从大陆延伸出去的“地脉”，到百姓中间感受一个人的生活。
在中国，有两个苏东坡，一个被写在各种史册上，一个活在民间故事、传说中。我们这本书的任务是追索出前一个苏东坡，但如不是因为他确有走向民间的历程，又怎能产生那第二个苏东坡呢？在绍圣以后，苏轼是作为一个“元祐党人”被迫害的，而他也无丝毫屈服，勇敢地承受了一个元祐大臣的历史命运。然而，那种使他不屈服于政敌的力量，已不是来自反对“新法”、赞同“更化”的政见，也不来自与新党相拒斥的党派立场，当然更不是因为他逃遁于佛老，放弃了责任，而是他确信自己“实无负吏民”。
明白了这一点，贬居岭海的苏轼就不会再忧谗畏讥，像别的逐臣或者当初贬居黄州时那样怕人捃摭，而是壁立千仞，生气凛然，毫不犹豫地“勇于为义”。只要于民有利，即使干涉官政，他也“奋然行之不疑”，通过各种途径，做了大量利民之事（此在第一章第八节中已有详述）。这在一般逐臣的生平中是极少看到的：在被迫放弃政治权力之后，却重新焕发出政治热情，使政治责任感跃进到新的高度。当他从海岛北归的时候，也就是他的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他所关心的黎民百姓已经对他作出了评价：
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861]
还有什么比这更说明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