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讲的苏轼“政论”，是指他实际面对王安石变法这一政治事件以前，所发表过的政治主张。主要的内容是嘉祐六年（1061年）应制科前完成的《进策》和嘉祐八年在凤翔任上所作的《思治论》[706]。写下这些政论时，苏轼才二十几岁，但由于苏洵给了他别人难以比拟的教养，或者也因为他特别颖悟，故而这些政论已体现出很高的水平，不可轻视。在即将到来的关于“新法”的争论中，比王安石、司马光年轻了二十来岁的他，其议论已能厕于二公之间，不必依人门户。即便是对他颇曾诋抑的王安石，也承认苏轼有自己的“学术”（只是“不正”或与他“素异”罢了），并不是附和着司马光学舌帮腔而已，他甚至还认为苏轼是司马光的谋主，所以尤要认真对付，极力阻止其升迁，而且不择手段迫其离京。从苏轼在王安石心目中的分量，也可以想见苏轼早年的议论已有相当的力度了。

积学深，见理明，议事切，规模远，才会有力度。除了苏洵的影响外，苏轼早年的政论当然也是时代思潮激**下的产物。仁宗的四十二年“太平”，不但在王安石看来是“积贫积弱”的过程，其吏治的媮懒、财政的濒临破产、禁军的庞大而无用等诸多严重问题，是有目共睹的。与王安石同时，关注着这些问题并思考着改革办法的人并不少，因为自范仲淹、欧阳修振起士风后，一代士人都能感受迫切的忧患和改造政治的责任了。这种忧患感和责任感，在那些后来反对“新法”的官员如司马光的身上，曾经表现得与王安石一样地深切。刘安世回忆说：

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707]

这个回忆大致道出了实情，但出于旧党的立场，说得有点轻描淡写的味道。实际上，士大夫中间要求革新政治、洗刷弊端的呼声，自范仲淹以来是弥漫着朝野上下的。到仁宗末、神宗初，可说是群情激昂，王安石和司马光无疑都处在这样的时代性的激昂之中，甚至他们关于“新法”的争论，也是这激昂的产物。苏轼虽比他们年轻得多，但也面对着同样的社会问题，受着时代思潮的激**，在政治责任感的驱迫下写出他的政论。

《进策》是一组很系统地阐述苏轼的治国之策的政论文，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共二十五篇。

《策略》五篇具有总论的性质。第一篇开宗明义，云“天下治乱，皆有常势”，政治运行有规律可循，治天下有术，救弊有方，可以讲求。然后指出方今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其所谓“可忧”者，大致是民生不安、财用不足、上下不通、边患不息四端。最后揭出论旨：“方今之势，苟不能涤**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这里表明了他的基本的政治态度，是要求振刷，有所树立，虽未明确要求“变法”，但已寓更新之意，与王安石的见解相去不甚远。第二篇是讲如何对付外患，认为不须君主与整个朝廷来为之忧虑，主张专任一个方面大员就可以了。这个主张是不会被宋帝接受的，因为它与“祖宗家法”的集权意旨相背，但苏轼本人则一直认为“内重外轻”过甚也是莫大的弊端。外患既讲过，此后三篇便针对内政而发。第三篇最值得关注，通论内政之弊有二，曰立法之弊与任人之失，而苏轼认定当今之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故他主张，法不须大变，要有所树立的话，应该在“用人”上讲求。这就跟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产生了明显的分歧。第四、第五篇接着讲“用人”之术，主张“开功名之门”，来激励天下士气，使天下常处于运作之中，然后可以通达上下之情，深结天下人士之心，以使社会根本牢固。这里又强调了运作、行动的必要性，与因循守旧、苟且拖延异趣，但从“用人”入手，不自“变法”入手。“用人”当然也要求振刷更新，更新而不“变法”，不免有点难解。“用人”而更新旧法，与“变法”而作新斯人，两者之间，可能仅仅成为表述上的差异，也可能成为决然对立的主张，苏、王二人的同异、得失，于此可觇。

《策别》十七篇，是针对《策略一》中指出的民生不安、财用不足、上下不通、边患不息这四大弊端，而开列的救治措施，即《课百官》六篇、《安万民》六篇、《厚货财》二篇与《训兵旅》三篇。很明显，《课百官》是针对着上下不通之弊，《安万民》针对着民生不安之弊，《厚货财》与《训兵旅》则针对着财用不足、边患不息之弊。我们知道，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关注的主要是财与兵两项，而苏轼则将吏治、民生问题放在主要地位，将财与兵放在后面，篇幅上亦比前两项少得多。不过，《进策》的第三部分《策断》三篇是专讲用兵问题的，三苏本擅长言兵，而言兵当包括训练军队与对外（辽、西夏）作战两方面，《训兵旅》只讲前一个方面，属于内政的，故包含在《策别》里，后一方面是对外患而发，故另作《策断》以论之。这样，虽然他在概括当时大患时也醒目地把“财之不丰”列在“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前，但总体来看，论财方面特显单薄。仅有的《厚货财》二篇，一篇讲“省费用”，一篇讲“定军制”，而“省费用”主要是削减冗官冗费，“定军制”的内容包括：反对禁军聚集坐食，取消征戍徒费，用土兵渐代禁军。如此，前一篇可归属于吏治问题，后一篇又实是对军队而言，真正探索经济规律的却几近空白。当然，治吏治军都不失为节省财政开支的重要途径。但《进策》确实缺乏对当代经济运行的新颖论述，更未涉及对于商品经济的初步研究，也不曾提出切中时弊的具体的财经政策。相比之下，与苏轼《进策》同时写成的苏辙早年策论中，倒包含更多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不过，即便我们把苏氏兄弟看成一体，认为苏辙的相关论述也被苏轼所掌握，如与王安石脑中正在不断成熟起来的新的经济思想相比，高下也是相当明显的。

《课百官》六篇是讲吏治问题。宋代集权政治是靠一套官僚体系来实现的，因为要贯彻集权的目的，便要使官僚体系内部互相牵掣，令任何一个主管部门不得擅权，这样就造成设官复沓，吏员冗杂的局面。然后，官员们又养成照章办事的习性，但求无过，不敢有所作为。于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耗费巨额俸禄之余，又愈益显出腐败、拖拉的弊端，几无效率可言。而北宋中期兴起的改革思潮，也首先要求整顿吏治。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其政纲见于《答手诏条陈十事》[708]，前四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皆针对吏治而发。苏轼将《课百官》列在《策别》之首，显然也是继承了前辈的改革思想。他对于吏治问题，提出了六点主张：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专任使、无责难、无沮善。这里以“厉法禁”为首，可见他也并不太忽视法制，虽然他认为“用人”比法制更为根本，但在“用人”之术上，则首先强调“用法”，并且要求“用法始于贵戚大臣”[709]，故他后来对“新法”中“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等限制贵戚大臣之特权的措施，是深表赞同的[710]。从以法治吏的思想出发，他力图建设一支在皇权领导下事有所主、上下交通、反馈快速、富有效率的官僚队伍，故以“抑侥幸”来裁汰冗官，以“决壅蔽”来排除障碍，以“专任使”来提高办事效率，以“无责难”“无沮善”来鼓励官员有所作为的积极性。按照他的理想，行政体系犹如人身，皇帝和官员之间，应如心与手足的关系，自然协调，这才是有“道”。

民为邦本，故《课百官》后继以《安万民》，其术亦有六点，曰敦教化、劝亲睦、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去奸民。这里以“敦教化”为首，与他观察历代治乱时重点关注于“风俗”，是同样的思想方法。为此，他认为朝廷财政方面应当有所放松，“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义”，反对“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因为那会使“民日趋于贪”，教化不行，风俗大坏，“臣恐其失之多于得也”[711]。后来苏轼批判“新法”时，也依此立说。值得关注的还有“均户口”一点，苏轼认为人民在各地分布不均，也是地力不尽、财用匮乏的一个原因，所以主张移民于荆、襄、唐、邓、许、汝、陈、蔡等人口稀少的地区，以加强该地区的开发，而士大夫应当带头迁徙。这个主张似未被朝廷采纳，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深远的战略眼光。他所提到的地区，在今河南、湖北两省，是北宋疆域的腹地，后为南宋北防的腰部，其战略意义本十分重要，而此地区的空虚，使赵宋政府的对金战局，在北方失败后即无所凭依，只好远窜东南，宋高宗不敢应宗泽的请求回驾汴京，就是因为对这一地区支撑汴京的力量缺乏信心，在建炎、绍兴之际，此地也确实是民生凋敝，“群盗出没于其间”[712]之区，待岳飞控制了荆襄局势后，朝廷又加以摧残，自坏长城，故蒙古兵终以攻破襄阳而令赵宋政权一溃不可收拾。我们读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其陈述天下大计，亦关注于荆襄地区，认为此地的强弱关系到赵宋的兴亡，与苏轼可谓英雄之见略同[713]。然则，苏轼在北宋时提出此议，而未获施行，实令人扼腕叹息。

《策别》的最后部分《训兵旅》三篇，与《进策》的最后部分《策断》三篇，都是讲军事方面的，前者讲治军之法，后者讲对外作战。不过，苏轼在军事方面最值得关注的见解，却在《策别·厚货财》的第二篇，即“定军制”的主张。“定军制”本为了省费用，但同时也针对着最令北宋人士头疼的禁军问题，那庞大的禁军（最多时达一百四十万人）聚集坐食、轮番更戍，不但耗费巨亿，并且越来越显得养痈自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为禁军已几无战斗力可言。用巨资养着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则此巨资成为徒费。故“定军制”不仅为节省开支，也为了建设真正有用的军队。苏轼的办法是：“臣愚以为郡县之土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按指禁军）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这里的“土兵”，当指河北的义勇、陕西的弓箭手之类的地方武装，他们是在宋与契丹、党项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实际的战斗经验与真正的战斗实力，远优于坐拥轻肥、不堪一战的禁军。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上皇帝书》也指出：“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714]所以，苏氏兄弟主张培训“土兵”，俾其渐趋正规化，以取代无用的禁军。一直到元祐末苏轼赴定州出任边帅时，还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弓箭社的建设上[715]，可以说，还在实践着他青年时代的主张。当年，韩琦办完了皇位承接的大事后，出镇河北，也就把组建“义勇”土兵部队作为他后半生的要务，而司马光在边关防守的问题上，也对“义勇”、弓箭社等寄予厚望，为了“义勇”的身上该否刺印一事，还与韩琦激烈争论。可见，以土兵取代禁军这一主张的提出，是有相当现实基础的。一般认为韩琦晚年趋于一切守成的看法，并不正确，他坚持在“义勇”身上刺印，目的当在于使之成为新的职业兵，他如此苦心经营土兵部队，是在用他的切合实际的方法解决禁军问题。他的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使他能够采取这种不与“祖宗家法”明显冲突的方式，来渐渐地消解“祖宗家法”养成的一大弊病，以具有战斗力的新军队逐步取代无用的禁军。苏轼可能明白韩琦的意图，他把这个意图表述成了文字。相比之下，同样旨在取代禁军的王安石的保甲法，就显得迂远而无效，因为以保甲取代禁军，乃是用民兵取代职业兵，不管王安石如何陈述保甲的作用，宋神宗依然无法相信他的国家可以在没有正规军的情况下保持安全，结果禁军仍须存在，而保甲徒扰乡村。韩琦、苏轼的办法，是在现有土兵的基础上，建设新的能战的正规军来逐渐替代禁军，很可能是当时切实可行的最佳方案。在韩琦的权力范围内，这个方案也正在实施之中，把它打断的，当然就是王安石的“新法”。韩琦绝非保守无为的庸臣，而是范仲淹以后北宋政坛上最杰出的干才。熙丰变法在排除反对派的障碍时，也把老一辈改革家的经验中有益的因素抛弃了，没有认真思考，别择继承。这是王安石的一个弱点，而比较注意吸取韩琦、欧阳修等前辈的思想遗产，恰恰是苏轼的优点。

以上通过分析《进策》，探讨了苏轼早年政论中的各种主张。总括起来，约有如下四个特色：第一，诸种议论皆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病而发，但详于吏治、民生、军制，而略于财政问题，以为此问题可由前三项的适当处理而自然解决（整顿吏治以省冗官冗费，移民以尽地力，定军制以省兵费），不须特设巧取之法。第二，注意汲取前辈的遗产。如“课百官”，是继承范仲淹的主张；以土兵渐代禁军，是继承韩琦的手段。第三，眼光深远，气魄宏大。如主张专任官员，是有意校正宋代政制“内重外轻”的整体偏向；注意民生先于财、兵，是比专注于财政收入更为根本的政治见解；提出移民于腹地，体现了宏远的战略眼光；而以土兵渐代禁军，实是一种看不见的腾挪转换，气魄非凡。第四，总体的政治倾向是革新的，有为的，而不是保守现状。但在革新的方法上，主张渐变而非遽变。如以“安万民”来顺势解决财政困难，而不是设法多开取利之途；“安万民”又以“敦教化”这样长远的事业为先，而“敦教化”又宜“先其实而后其名，择其近于人情者而先之”[716]，以为“圣人之兴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为功，必因时之势，故易为力”[717]等等。必须说明的是，渐变之“渐”，是时间问题，不是程度问题，如以土兵渐代禁军，就是一种典型的渐变手段，它需要较长的时间，却不影响变革的彻底程度，反过来，遽变不一定就是彻底的。当然，渐变究竟不如遽变来得勇决，且易退为不变，故在“变”的态度上，是不够鲜明的。除了革新方式之“渐”外，其革新依于“用人”而不依于“变法制”，也可关注。不过，在“用人”的具体措施上，他也强调“用法”。

这四个特色，如与王安石的改革思想相比，差异也是明显的。苏轼略于论财，而王安石更专注于财政收入；苏轼乐意继述前辈，而王安石更乐意自用；苏轼着眼远图，而王安石还要追求近效，其入相后的态度则更显急迫；苏轼虽主张革新，但其方式是“渐”“用人”，王安石则力主遽变法制。因了这些差异，我们认为苏轼反对变法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但无论如何，仅仅这些还决不至于使苏轼与王安石完全、尖锐地对立起来，因为差异虽然存在，却还不是毫不相容的情况。使他们尖锐地对立的，自然还有“学术素异”以外的原因，如党争之形势的驱迫与性格、私交之类。不过，我们应该充分探讨的，是可以诉诸“学术”的方面，其中关于渐变、遽变的问题，还要再深入分析。

通常认为，司马光、苏轼、王安石分别代表着不变、渐变、遽变三种政治主张。其实，如果对照各人理想中的政治蓝图，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都是显然的。应该承认，他们都致力于谋求更为良好的政治局面，那本是当时普遍的思潮，三个人都在此思潮中，初无二致。但要改善当前的政治局面，自然就有个“因”与“革”的问题，“渐”与“遽”的问题，这也是三个人都理应考虑的。所以，严格地说，用“不变”或“保守”来概括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并不确切；而“渐”与“遽”的矛盾，也不在“变”的彻底程度上，而在“变”的方式上。问题在于，这种方式上的矛盾，会影响到对于变法的赞同与否的具体政治态度。在“新法”出台以后，所采取的或是赞同之姿态，或是反对之姿态，持“渐变”主张者或进而为同志，或退而为反对派，其“立朝大节”必须明确，则“渐变”一义便不能存立。抽象地讲“变”，是可以有“渐”的；但对于具体的变法措置，则或赞同或否定，即或“变”或“不变”，无“渐”可言。所以，对于“新法”形式的“变”，反对者只能取“不变”的政治态度，尽管其政治主张中原也有“变”的因素。

然则苏轼何以持“渐变”之主张？这与他所理想着的政治蓝图，及他关于“因”与“革”的思考有关。

苏轼心目中有这样一个“治世”的景象：君主守静不动，居中无为，而群臣积极效命，各行其职，万民各事其事，使万物各当其所。这样，整个社会是生气勃勃的，人心是振发有为的，事物是被积极开发的；但此整体运行着的“动”最终围绕着一个“静”的核心，以“静”制“动”，故“动”而有序，富于理性。这样的政治蓝图，在《进策》中已有表述：

非至逸无以待天下之劳，非至静无以制天下之动。是故古之圣人，虽有大兵役、大兴作，百官奔走，各执其职，而中书之务不至于纷纭。[718]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当其处而不相乱，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后天子得优游无为而制其上。[719]

这样的表述，与《策略一》讲的“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是不免有点矛盾的。但若对照本书第二章所述苏轼关于“道”和“性”的阐说，则可知此种政治理想乃是合乎他的哲学思想的。因此，在苏轼看来，君主大体上应是“静”的，“欲有所立”可能只是一种“术”，目的在于使天下“动”起来，而自己仍可守“静”，坐收其功：

圣人则不然，当其久安于逸乐也，则以术起之，使天下之心翘翘然常喜于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为天下者，天下皆为而己不为。夫使天下皆为而己不为者，开其利害之端，而辨其荣辱之等，使之踊跃奔走，皆为我役而不辞，夫以是坐而收其功也。[720]

照此说法，凡欲有所改革，君主只以“术”略开其端，而令天下自“动”，因人成事，“静”收其功。虽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但那个时代里的政治主张，例不能离开为君主守其天下而着想这一基点，故苏轼依着他的理想的政治图景，为君主出了以“静”制“动”的主意。如此，则“动”乃是百官吏民之事，皇帝及其行政核心（中书）须以“静”为本，是不宜大肆兴作，变法立制，代百官吏民行事的。那么，政治革新的途径在于“用人”而不在于“变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考虑到以“静”制“动”是以一“静”制万“动”，故其事自是宜“渐”不宜“遽”的。在苏轼看来，天下之大，难以一个人的意志遽变旧辙，必须有所“因”而“革”，方能收效。“因”于什么呢？他认为必须“因人之情”，才能“易为功”“易为力”，故提出“择其近于人情者而先之”的施政手段。这就使“渐变”之“渐”有了具体的内容。如果说“择其近于人情者而先之”还只是一种“渐变”之策略的话，那么，在此策略的底下还隐含着一层更为根本性的含义：即一切政治行为都必须合乎“人情”。当我们检讨王、苏交恶的缘由时，便会发现“人情”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王安石的“不近人情”，几乎是宋人众口一词的，传为苏洵所作的《辨奸论》，就是从其“不合人情”而推断其为“奸”。《辨奸论》的真伪，即便不能从考据上断案，我们仍可从苏洵别的文字中推见他以“不合人情”为“奸”的思想。《送吴侯职方赴阙引》云：

夫不忍而谓之仁，忍而谓之义。见蹈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见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从，而义存焉。无伤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杀其身以济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为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惊人也，乃曰：“杀吾身虽不能生人，吾为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强之也。强不能以及远……然则异世惊众之行，亦无有以加之也。吴侯职方有名于当时，其胸中泊然无崖岸限隔，又无翘然跃然务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诚使刻厉险薄之人见之，将不识其所以与常人异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则淳淳浑浑不可遽测。此所谓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721]

在苏洵看来，君子的仁义之行，应是充人心之所自有者而自然为之，并非强作异世惊众之行，强出奇怪之操。也就是说，应合乎人情。这里虽不明斥“不合人情”者为“奸”，但文中所谓“刻厉险薄之人”，也就指欣赏“奇怪之操”的人。所以，不管苏洵是否实撰《辨奸论》，他具有可能写作《辨奸论》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辨奸论》很符合苏洵的思想。

为什么苏洵如此强调“人情”？这是出于对庆历以来的社会风气的反思。自范仲淹倡导士大夫以名节自立，固然令一时士风振作，但矫枉过正，也使很多人务为诡怪之行，奇特之操，以自异于流俗，其弊又在于不近“人情”。我们读苏轼早年应举、应制科时期所作的一些干谒之书，几乎无一不谈到这个问题：

《上富丞相书》：“昔者夫子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异时士大夫皆喜为卓越之行，而世亦贵狡悍之才……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虽其狂狷无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风，而范公亦躬为诡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为者非也。”

《上曾丞相书》：“世之奇特之士，其处也莫不为异众之行，而其出也莫不为怪诡之词。”

《上韩太尉书》：“东汉之末，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相与力为险怪惊世之行……于是天下之士嚣然皆有无用之虚名，而不适于实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宫室之为安，而号呼奔走以自颠仆。”

《应制举上两制书》：“东汉之衰也，时人莫不矫激而奋厉，故贤不肖不相容，以至于乱……轼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于下执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适实。”[722]

不难看出，苏轼继承了他父亲强调行为合乎“人情”的思想，而以“不合人情”的奇特诡激风气为当世之大病，甚至不惜批评他一向尊敬的范仲淹，也不惜一反历史上对于东汉名士的传统好评。后来他作《易传》，也于“无妄”卦的释义中继续发挥这样的见解。

无独有偶的是，曾经参与鼓动庆历以来之士风的欧阳修，于嘉祐初也有同样的反思：“夫人之材行，若不因临事而见，则守常循理，无异众人。苟欲异众，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前日庆历之学，其弊是也。”[723]他亲身反思“前日庆历之学”的弊端，结论与苏氏父子不谋而合。欧阳修之所以对三苏一见中意，这一点所见略同可能是很重要的原因。持论近于人情，确是欧苏学术的特色之一，与“是非谬于常人”的王安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宋代史料中关于王、苏交恶情形的记载，无非二端：一是王氏诋苏氏父子为纵横学，二是苏氏父子诋王氏“不近人情”（甚至“奸”）。可见，两家在“人情”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是很值得关注的。而且，那还不仅与王、苏交恶相关，也与苏轼后来反对“新学”的独断倾向相关，而这里尤需指出的是，“人情”问题直接与苏轼的“渐变”主张相为表里。

苏轼早年的政论，还有凤翔任上所作《思治论》一篇。此篇基本上重述了《进策》所包含的思想。开篇曰：“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故其宗旨在于有所“立”。后面具体讨论的是“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三个问题，但未详述救治之法，只是鼓励君主果断从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与《进策》相较，奋发有为的色彩更显浓厚，对于振刷革新的要求更显强烈。上面已经提到，苏轼在政治问题上的“动”“静”观有些矛盾，照他理想中的治世景象，君主应该是“静”的，但针对救弊的政治课题时，又以为君主应有“术”起“动”。这起“动”的“术”，本身“动”到什么程度，那就很难说得清楚，而要随时随机采取不同的说法了。比如后来反对变法时，就比较强调“静”，但从《进策》到《思治论》，却是对“动”的强调增加了。应该说，苏轼的政治态度，在此期间是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向着趋“变”的方向发展。但他的“动”“静”矛盾的学术观点，也使学术以外的因素容易侵蚀他的政治态度，使他可能从强调“动”转而强调“静”，使他的“渐变”主张退而表现为反对变法的政治态度。当然，我们并不抹杀“渐变”论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但苏轼在熙、丰时代的许多言论，即便对于“渐变”论而言，也是更为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