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论苏氏之学有重视实际、切于人事之特色，而议论人事之得失，必要引古以鉴今，故苏轼对于史学极其重视，他的《书传》，虽是一部经解，但其中考史事以求经义，至于据史疑经，实也可以视为史学著作。其集中论史之文亦极多，《苏轼文集》卷三卷四卷五与卷六十五，大抵皆是史论、史评，它文亦多诵说古今，以辨明事理。我们说苏轼长于“议论”，除了指他不主教条、善于研究实际事理外，也与他引古鉴今、较量汉唐、针砭当代的“议论”方式密不可分。苏辙说他“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531]，他自己也说：“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532]但他晚年撰《志林》，仍是论史，并云：“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533]则是在“涉世更变”之后，欲以此学传家了。
考史事以发为议论，实际上也可算得老苏的家学。欧阳修为苏洵作墓志，称其“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534]，他向宋仁宗推荐苏洵，也称赞其所著文字“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535]；张方平所作苏洵墓表，说他“贯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536]；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对苏洵文章作了高度评价，亦谓其“于古之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537]；而苏洵所撰《史论》三篇，也被雷简夫称为“真良史才也”[538]。这些同代人对老苏的赞扬，如出一口，可见他们所述的确是老苏学问文章的主要特点。苏轼兄弟以父为师，自然就承袭了这样的家学。不但如此，司马光给苏洵妻子程夫人写的墓志铭也说“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励之”[539]，可见程夫人也重视以史学教子。以故，苏轼尝自述：“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540]毫无疑问，这是父母教育的结果。与苏轼以史评著作《志林》为他一生中最后的著述一样，苏辙晚年卜居颍川，也著《历代论》五卷（四十五篇），并回忆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541]可见苏氏兄弟是很自觉地继承老苏史学的。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王安石以“经术”主导着学界，正在兴起的濂洛之学虽然还未显赫，但已有了高谈性命而忽视具体知识、学问的倾向，所以，苏轼每欲以史学研究来纠正这个向空疏的弊病发展的倾向，他说：
今吾学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庙、服器、冠昏、丧祭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礼之所可，刑之所禁，历代之所以废兴，与其人之贤不肖，此学者之所宜尽力也。曰：“是皆不足学，学其不可载于书而传于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古之学者，其所亡与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数而日月见也。如今世之学，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欤？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由是观之，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542]
这是以他的所长来针砭当代的学风，其中恐怕就包括濂洛之学在内。苏辙总结其兄的学术，不过谓其所说多“古人所未喻”、“先儒所未达”[543]，意谓比前人大有进步，而程颐称道其兄则不然，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而遽谓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544]。两相比较，程颐可谓毫无历史感。千四百年间，天生人物无数，“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545]，那许多令苏轼激动万分的历史往事，在程子眼里等于空白：“百世无善治”、“千载无真儒”。这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濂洛关闽之学的最深痼疾，其来由正如苏轼所谓：“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动辄欲人以周、孔誉己。”[546]北宋中期兴起的这种学风，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即我们所称道的那种不惟圣、不惟贤、自断自信的宋学主导精神，但它也的确容易滑入历史虚无主义，过于自信而否定历史。苏轼在坚持自立自断精神的同时，仍具有历史感，不能不说是卓越的。从他一生的学术立场来看，他所针砭的可能主要是王安石的“新学”，晁说之云：“王荆公著书立言，必以尧舜三代为则，而东坡所言，但较量汉唐而已。”[547]看似不过以不同的历史时代为借鉴，实际上，“以尧舜三代为则”并非借鉴历史，而是根据“经术”，“较量汉唐”才是真正具有历史意识的。苏轼曾告诫后辈：“近来史学凋废，去岁作试官，问史传中事，无一两人详者。可读史书，为益不少也。”[548]“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想不免趋时。然亦须多读史……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549]在他看来，“新学”的流行使史学凋废，故“趋时”即是废学，而他要求自己的后辈能够坚持读史，以承家学。他曾表扬儿子苏迨“论古今事废兴成败，稍有可观”[550]，可见他确是以老苏家学训导子弟的。
从两宋学术的总体成就来讲，虽然“宋学”主要是指哲学，但史学方面的成就也甚为可观。相比于重视史料整理、史实考证的清代史学来说，宋代史学在史识、史论、史评方面更为优长，这正得益于宋代浓厚的哲学风气。今人所作的史学史，往往多关注《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历史编纂方面的伟大业绩，而对于史论、史评等最能体现宋代史学之优长的方面有所忽略，如三苏在当时本以史学传家，时人也都承认这是他们的擅长，但今天的史学史却不大提及，令人遗憾。倒是明末的黄道周，对此曾颇加关注，他说：“古今论史之言几数百家，其最著者柳子厚、吕东莱、苏子瞻、胡明仲。”[551]我们若据此将苏轼、吕祖谦二人看作北宋与南宋史论的代表人物，大约也不算过分，因为就宋代的地区性史学学派来讲，“蜀中史学”与“浙东史学”原本最为著名，吕祖谦自是浙东学派的领袖，而苏轼当然是蜀学的代表。谈及“蜀中史学”，若只表彰南宋李焘的历史编纂学，而遗弃李焘的乡先辈苏轼的史论，也是不全面的。
如果说宋代史学的优长在于史识、史论、史评的方面，则苏轼的史学恰能体现这种优长。而之所以有这种优长，当然是因为有哲学思想渗透到史学中的缘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来说，则是经、史结合。最典型地体现出经史结合之研究方法的，当然是《春秋》学，因为《春秋》本身既是经又是史。宋代《春秋》学的发达是众所周知的，而宋人论史、编史，也都力求继述《春秋》的义法，苏轼当然也不例外。故本章试述苏轼的史学，须先述其《春秋》学及相关的史论，如“正统”论等，再检讨他的史评，即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