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家发表哲学见解的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种。第一是注解经典。大抵唐以前的这类著作，重在训释字义，串讲经文，间或发明凡例；宋以后则转为阐发义理，甚至借题发挥。用不太严格的说法，可以分别称为“经注”与“经解”。除了儒家经典外，一些重要的哲学著作如《老子》《庄子》《法言》等，也常被后世注解。第二是不傍古籍，独立撰写一部子书。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是最好的方式了，但中国历代的子书，其价值和重要性几乎是随着时代递减的。第三是用“载道”的古文来阐述哲学见解。这是古文运动兴起以来最常见的方式之一，作者往往具有较好的文学功底，故其文比较耐读。而且，这样的哲学论文往往成组地出现在文集里，如韩愈的“五《原》”，《王文公文集》中的几卷“杂著”，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中的《迂书》等，如果抽出来单行，就同子书相仿。另外，书信、随笔之类，也多有谈及哲学问题的。第四种方式比较奇特，就是哲学家自己光说不写，而有意无意地让弟子来编“语录”。这虽然可以远溯到《论语》，但其风气的渐开，却实是受了禅师们的启发，其流行则自洛学之徒始。弟子各记所闻，汇集起来，数量可以很大，但全是条条段段。后来讲性理的先生嫌弟子记得不够精彩，也常自己提笔写几段。其文体既破碎鄙俚，而数量又多，内容则大半是空洞的老生常谈。理学令人生厌，亦大半由此。

我们今天研究哲学史，主要就靠这四类资料。从现存资料的情况看，经注固甚苦于繁冗，但经解到了南宋以后，也渐成喋喋不休的高头讲章，只有北宋的经解，确实比较精彩；对于宋代哲学史的研究来说，别集中的“载道”之文是相当重要的资料，几与子书相当；至于“语录”，则是洛闽学派最爱做的事，其他的学派不大有的。今专从北宋诸家留存的资料来看，二程只解过一部《周易》，文集也颇单薄，转以“语录”较富；王安石的解经著作较多些，虽然散佚情况比较严重，但现有四库馆臣辑《永乐大典》本《周官新义》，与邱汉生辑《诗义钩沉》，他的《老子注》也有容肇祖的辑本，其文集的分量也比二程大得多；司马光的文集，哲学方面的内容亦相当丰富，对于《周易》《孝经》《法言》《太玄》《老子》也都有解释的著作；至于苏氏，非但文集最为庞大，若将苏氏兄弟的解经著作加在一起，则除三《礼》外，五经、《语》、《孟》、《老子》皆有所解，再算上苏洵的《六经论》《太玄论》《洪范论》等几组系列论文，内容就更加丰富了。所以，我们若研究北宋哲学，要推苏学的资料最为丰富，而且其解经著作，有着北宋经解的优点而无南宋以下高头讲章的繁冗，很能代表经解的黄金时代，其哲学论文则更体现出历史上古文的最高水准。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轼可以推为北宋哲学家在著述方面的杰出代表。

苏轼的经解著作，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

苏籀《栾城遗言》云：

先曾祖（苏洵）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二公（苏轼、苏辙）述其志。东坡受命，卒以成书……公（苏辙）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犹是公解。[438]

按此说，《易传》是三苏合力而成。苏洵集中有《利者义之和论》，释“乾”卦“文言”的一句，其说颇详；又有《仲兄字文甫说》，其中有几句话释及“涣”卦六四爻辞。今《苏氏易传》卷一于“利者义之和”句解说得非常简约，意思与老苏的说法一致；卷六释“涣”卦则颇多发挥，与老苏的说法却不完全一致。[439]至于“蒙”卦取苏辙之说，详细情形今难以考核。据我们的看法，《易传》虽是三苏合力，但全书究出苏轼一人之手，父、弟之说大概只供参考而已，故于老苏曾详说的，书中说得简约，于老苏说得简约的，书中则加以详说，而书成之后，苏辙也还有不赞同的地方[440]。鉴于此，《易传》可视为苏轼的个人著作，是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述。

《易传》九卷，如上章所述，苏轼于元丰三年至黄州后不久，即大致完成，其资以参考的前人《易》学著作，盖由陈慥提供[441]。当年给陈慥的信中，又有“《易》义须更半年功夫练之，乃可出”[442]之语，表明该书草成后，还在不断地修改。这修改的过程，要到谪居海南时才结束。其书以“推阐理势”、“多切人事”[443]见长，反映了三苏之学的特点。而朱熹对于此书，则关注“《易》说性命阴阳”[444]的内容，即“乾”卦“彖辞”注言“性命”的一条，与《系辞传上》注言“阴阳”的一条，这两条确实是对道学最高命题的集中论述。朱熹著《杂学辨》，以此书为首，加以攻驳，其中虽有朱熹误解苏轼意思之处，但他的攻驳仍是蜀学与洛闽之学相异点的最好体现。明代焦竑编《两苏经解》，收入此书，为今存的最早刻本，通行的则有《丛书集成初编》据《津逮秘书》本排印的《苏氏易传》，以及《四库全书》收入的《东坡易传》。

《书传》，如上章所述，是苏轼经长期准备后，在海南时期撰成。它既是苏轼思想完全成熟后的著作，也是现存的宋人解说《尚书》全经的最早一部。南宋时，朱熹与门生讲论《尚书》，据《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所记的看来，他们可以参考的前人著作，除注疏以外，有胡瑗、王安石、苏轼、程颐、林之奇等人的注解。胡瑗书今有《洪范口义》二卷（《四库全书》本），非全经的解说[445]；王安石主持修订的《三经新义》中原有《尚书新义》，今佚；程颐的解说，今见于《程氏经说》（《四库全书》本）中，关于《尚书》的只有一卷，“本出一时杂论，非专著之书”[446]；林之奇等人皆在苏轼之后，至于苏轼之前如胡旦所作的《尚书演圣通论》之类，似乎朱熹亦未曾寓目，今天当然更无从考见了。所以，苏轼的《书传》，在中国古代研治《尚书》的历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不仅如此，《朱子语类》卷七十八还有许多赞赏苏轼《书传》的话，如谓“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东坡《书》解文义得处较多”等，又有一条：

或问：“《书》解谁者最好？莫是东坡书为上否？”曰：“然。”

由此可见，即便在“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的情形下，朱熹及其门下也不得不于胡、王、程、苏、林诸解中独推苏轼的《书传》为最优长。如此，则此书还是北宋一代治《书》最高成就的体现。

此书的特色，一是《郡斋读书志》所指出的：“熙宁以后专用王（安石）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驳异其说为多。”[447]二是四库馆臣总结的：“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时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448]三是如朱子所云，对“文势”、“文义”理会得深切，所以能够对《尚书》文句的句读作出贡献，并据文势判断其中的错简现象。四是敢于独出新解，即宋人所谓“讥《书》之《胤征》、《顾命》”。五是此书在哲学上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就是朱熹看中的“《书》之人心道心”[449]一段，即指苏轼对于《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数句的解释和宋学式的阐发，这几句后来被称为道学家的“十六字心法”，而首发其义的则是苏轼。在元明以来成为国家学说的朱熹那套体系中，除了从程颐的观点发展而来的以外，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其实来自苏轼，对“十六字心法”的阐发只是其中之一。朱熹倒也不讳言这一点，但他往往又说，这些“正确”的思想并不是苏轼真正领会的，而是因他善于作文，而瞎打误中、歪打正着的。此类揣度之言，对于不盲目崇拜朱子的人来说，大概不会有任何说服力的。

此书有焦竑刻《两苏经解》本，二十卷；通行的有《四库全书》本《东坡书传》，《提要》称十三卷，并云二十卷者误，实际上库本也是二十卷，《提要》错得很奇怪；《学津讨源》本《苏氏书传》，原拟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的，但此册未出，后来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丛书集成新编》，乃补入。

《论语说》，苏轼于黄州时撰成五卷本，并钞呈文彦博。后在海南改定。宋人书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都是十卷本，《宋史·艺文志》作四卷，误。此书在南宋时曾流行，但后来失传了。焦竑裒刻《两苏经解》，独遗此书，并谓“子瞻《论语解》卒轶不传”[450]，是焦竑即未得传本。今检明代徐《红雨楼书目》有“东坡论语解”，未注卷数，叶盛《菉竹堂书目》与钱溥《秘阁书目》皆有“论语东坡解”，注明二册，盖是钞本。可见明代公私藏书中还是有这部书的，到清代才亡佚。董其昌《玄赏斋书目》有“苏辙《论语拾遗》、苏辙《论语经解》”，这后一个“辙”显为“轼”之误，那么，这书直到明末还在人间，其亡佚当在明清易代之际。

清季张佩纶曾做过苏轼《论语说》的辑佚工作，见于他的日记：

《东坡先生说论语》已佚，今从《栾城集·论语拾遗》辑三条，朱子《集注》辑九条，宋余允文《尊孟续辨》中有辨坡《论语说》八条，益以文集所载如《刚说》、《思堂记》之类，略见一斑矣。[451]

今按，《尊孟续辨》所辨八条，即上文已谈及的《邵氏闻见后录》所引“非孟”的八条[452]，《论语说》一书终明之世犹有存者，又值明人好苏之风甚盛，而未有付之剞劂者，很可能就是因为这八条非议孟子的缘故；朱熹的《论语集注》是元明以来士人必读的书籍，八股文命题的渊薮和经义的准裁，而其中就有取自苏轼的，张佩纶辑得九条，今复核，实有十二条。另外，我们又从朱熹《论语或问》中辑得近三十条，蔡节《论语集说》中辑得八条，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至七《论语辨惑》中辑得二十三条，沈作喆《寓简》中辑得一条。综合起来，去其重复，目前可得《论语说》之佚文约七十条。应当承认，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说，除了“非孟”的八条外，其余的都不见有太高的价值。原因也很简单，那一半是朱熹为我们保存的，而朱熹的理论又与苏轼对立，他所取的只是阐释《论语》的文义方面较为优长的条目；蔡节所引几乎全与朱子重复；王若虚也是从求得《论语》文本原义的目的出发的，他反对宋儒对《论语》求之太深、阐之过高，但我们所需要的却正是被他排摒的那些求之太深、阐之过高的言论。因此，《论语说》的亡佚，对于哲学史研究来说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这种遗憾恐怕还不是辑佚所能弥补。当然，如果从经学的角度看，辑佚是有意义的[453]。对于经文，汉学能明训诂，宋儒善审辞气，而苏轼在审辞气上是特具天赋的。

除了注释儒家经典以外，苏轼还曾作过一部《广成子解》，原曾单行，现收入《苏轼文集》卷六。这是对《庄子·在宥》中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一段的注释，虽然很简短，但反映出苏轼对道家思想的理解。他曾说过：“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454]可见庄子对形而上者的表述，与苏轼的思想有着深层的契合。

作为哲学史研究的资料，无论是儒经的注释还是道经的注释，重要的是注释者借此以表达的新见，故为我们所取的往往是一些借题发挥的段落，而不是那些考究文义的内容。只不过经典中多有哲学命题，注释者必然会就此发论，故此类注释例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然而，直接阐述其哲学观点的论文、随笔等，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宋代士人一般在出仕应世之前，就抱有一套初成体段的学说，以此去游说人主，所以，他们的别集中大抵都有一系列以基本哲学命题、基本典籍或重要历史人物为题的论文，如《正统论》《易论》《扬雄论》之类，其写作的时间往往在作者年轻的时代。苏轼也是如此，他的文集中保存着大量的“论”，有许多就作于成名之前。按照惯例，他要把这些论文呈送给当代的大人物，同时便有几封书启，叙述自己的学术态度和基本观点，《苏轼文集》卷四十八就有他给富弼、曾公亮、韩琦等人的上书。但是苏轼比于一般人，还有一个特点。一般人在走上仕途后，论文就越来越少，写作的多是应付实际需要的“记”“碑”“墓志铭”之类；而东坡则不然，他是喜欢写作的，除了少作谀墓之文外，集中各体文章都有相当数量，写作的时间也是贯穿一生的。而且，宋人喜欢把各体文章都写成议论文，即便是纯粹记叙的文字，也多带上议论的成分，苏轼可以算得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因此，假如他没有上述的四部专著，仅凭其文集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成就也已经在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许多人之上了。在他的晚年，写得较多的是那种短小的随笔，涉及的内容当然非常广泛，但其中也就有一些哲理方面的感悟。甚至他的诗词，由于喜欢议论，也就在具有文学价值的同时，兼有哲学价值。

另外，苏轼父弟及门人的文字，也是应该关注的。苏轼以父为师，而苏洵本人也是个不囿于传统观点的具有独见的人物，前人多认为他的文章立说偏颇而文笔甚健，也就是说他擅于“强词夺理”，今人看来，也许正是他的思想深刻之处。我们若理解了苏洵，也就基本掌握了苏轼思想的基础部分。苏辙是与其兄分注经典的，他的《诗集传》《春秋集解》对于《诗》大、小序的剖分和对《左传》的推崇，在经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更有价值的也许是他的《道德经解》，即对《老子》的注释。那时候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如王安石、王雱父子，及司马光、吕惠卿等人，都注过《老子》（现在也都有传本或辑本），说明《老子》对于宋人的形而上学影响甚巨。在宋学建立的过程中，有一段时期，哲学家是通过注释《老子》来表达他们的本体论思想的，苏辙也是如此。在他的少年时代，还作过《孟子解》二十四章。由于苏氏兄弟的学说基本相同，而苏辙的表述往往比乃兄更显得平实，易于把握，所以必须参考。苏辙在晚年也曾对苏轼的某些观点提出纠补，如《论语拾遗》二十七章即是觉得《论语说》有“未安”处而作的“拾遗”[455]，类似的情况还反映在苏籀《栾城遗言》的少量条文中。如果我们研究“蜀学”，这些内容是很值得关注的。至于苏轼门人如黄庭坚、秦观等，其立说虽不一定全同于苏轼，但他们关涉苏轼的许多文字，则往往体现出他们对其师的较深理解，而概括、复述师说之时，准确度也自然过于他人，故对于我们的研究颇有提示的作用。

需要附带提及的是，明代焦竑对苏轼哲学的研究所作的贡献。盖后人论及苏轼的文字固极纷纭繁富，但多是关于生平逸事与文艺评说的，于“苏学”似少有关注者。焦竑则不然，他不但对于苏轼别集的收辑、编印做了许多很有益的工作，而且独具只眼地编集刻印了《两苏经解》，两次刊版，两次作序申明苏氏经说自成一家的意义，为我们研究苏轼哲学著作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版本，厥功甚伟。焦竑在明清时期为纠理学、心学的空疏之弊而兴起的“实学”思潮中，有一定的地位，寻本溯源，我们似可探索一下苏学对他的影响，那必是个饶有兴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