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末、元祐初苏轼被起用时，曾在短期内连续破格升级；绍圣元年（1094年）贬窜途中的苏轼，则要连续地遭受“三改谪命”[282]的迫害：四月以左朝奉郎责知英州的诏命刚下，迅即再降为“充左承议郎”（正六品下散官）仍知英州，闰四月复又下诏“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283]。但接下来还有更甚的，六月苏轼赴贬所途经当涂（今属安徽）时，又被贬为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马、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安置。苏轼只好把家小安顿在阳羡（今江苏宜兴）[284]，独与侍妾朝云、幼子苏过南下。当途经庐陵（今江西吉安）时，又改贬为宁远军（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仍惠州安置。这样，实已五改谪命。
此年的六七月间，朝廷第一次大规模贬窜“元祐党人”。死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被迫夺赠官、谥号，磨毁墓碑；活着的均被流放远州，苏辙在连续遭贬后，结果又到他元丰时的谪居地筠州居住，竟像做了一场大梦一般。“苏门四学士”也不能幸免，这一批富有才华的文学家，适才并列于史馆，此年皆相继贬逐，进入了他们困顿坎坷的后半生，尤其是黄庭坚、秦观二人，被谪至黔州（今四川彭水）、处州（今浙江丽水），境遇甚恶。苏轼对于自己的不幸颇能处之不惊，当他一路上受到吏民的接待和劝慰时，便发出“争劝加餐食，实无负吏民”[285]的自我肯定之声，巍然壁立千仞；但他对于这些门生因受他连累而遭遇平生大故，则甚怀不安。令人感动的是，他马上收到了黄庭坚寄来的问候书信[286]，并得到张耒派去的两个兵丁的护送[287]——这就是时人眼里“浮诞轻佻”的东坡门下对待老师的真实情形。
“实无负吏民”的苏轼，确实是在来自民间的各种帮助下，顶着来自官方的迫害，于十月二日安全到达惠州的。“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288]，这个远谪蛮荒的“罪人”竟得到了惠州人民的欢迎。如果说，他在第一次贬谪时，对于神宗皇帝的赏识还抱着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这一次，所有支持着他的生存的力量，都是来自普天之下敬仰其人格、喜爱其才华的一般士民。相应地，他的生存的意义也大有改变，此前基本是为了对皇帝负责，从现在起，他是为了这些人而生活了，这些人是一如既往地尊敬他的故吏、门生；不避嫌疑、不远万里赶来求教、相伴的文人学士；给他以真正的人间温暖的邻里百姓；当然还有某些正直善良的地方官，以及不少方外之交——与翻脸不认人的昔日同僚相比，这些和尚、道士给了他真正的友谊。岭海时期的东坡居士，无论就其身份与生活状况，或就其精神依托、思想倾向与情感认同来说，都已从庙堂走向民间。他舍弃了端笏立朝的大臣形象，而在一般士民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然后，苏东坡真正实践了他关于“水”的一种比喻：“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289]他已是如此地亲近着大地，在十月孟冬之际，顿感“岭南万户皆春色”[290]，继而肯定“南来万里真良图”[291]了。
东坡初到惠州，知州詹范照顾他住到三司使行衙皇华馆的合江楼里。也许这待遇对一个逐臣来说太高了，故十几天后即迁居到偏僻的嘉祐寺。第二年，他的表兄程之才以广东提刑的身份巡行至此。苏、程两家已绝交几十年，但此时两人皆年逾花甲，便相与释憾，重叙亲情。程的到来令东坡的境遇大为改善，所谓“人言得汉吏，天遣活楚囚”[292]，言之伤心。绍圣二年三月，东坡遂得重新住入合江楼。但到三年四月，又不得不再次迁到嘉祐寺，这是因为程已离任了。这件事可以令我们想象出他的处境，即便有提刑和知州的照顾，也仍受着无所不在的压力。
东坡之为东坡，给予后人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的善处逆境。他在惠州的条件委实艰苦，除了从朝廷一直延伸到地方的无所不在的压力外，年老多病、物质生活的困乏、岭南地区相对落后的人文环境以及流行的瘴疠等等，都在威胁着他的生存。自程之才离任后，朝云又因病去世，对他的打击是很严重的。但他以顽强的自我肯定，与种种理生的智慧，来对付这一切。他“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293]，吃着自己种的菜，认为其味胜过粱肉。他又在这菜园里种上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药物[294]，不但用作自我调理，还常施与别人治病。他在酿酒方面已能自创酿法，名为“真一酒”[295]。在精神上，他也保持着多方面的追求，除了儒家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总体原则外，比较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对佛老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以佛教关于生命空虚的学说来自脱于痛苦，保持理智的清醒，而令人生具有诗意；又以道教的长生久视之术来佐助养生，并返视生命的本源，自觉守护高贵、纯洁的人格。二是“和陶诗”的大量写作，据其自述：“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296]表明“和陶诗”的写作始于知扬州时，到惠州后便打算“尽和其诗”，后来在儋州时编成一集，有一百多首。为什么要用“和陶”的形式来写作呢？显然是为了追企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和陶止酒》云：“（苏辙）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297]“为己”也就是“穷则独善其身”的意思。黄庭坚曾形容此时的东坡：“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298]这“饱”字烘托出身处艰危而泰然自适的风度，“细”字又刻画出“和陶”的用功之深。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299]的艺术价值，经了东坡的品味后，在诗歌史上获得重新发现，“和陶诗”正是要再造这种艺术的极致之境。
不过，东坡在惠州也并不完全是“独善其身”。南宋人费衮曾综述东坡在惠“勇于为义”之事云：
程正辅为广中提刑，东坡与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诸军阙营房，散居市井，窘急作过，坡欲令作营屋三百间；又荐都监王约、指使蓝生同干；惠州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漕符乃令五万以上折纳现钱，坡以为岭南钱荒，乞令人户纳钱与米并从其便；博罗大火，坡以为林令在式假，不当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专牒令修复公宇仓库，仍约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桥，坡以为吏孱而胥横，必四六分分了钱，造成一座河楼桥，乞选一健干吏来了此事。又与广帅王敏仲书，荐道士邓守安，令引蒲涧水入城，免一城人饮咸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300]
这里提到的惠州博罗县之“林令”，名林抃，东坡还通过他做了另几件济世利民的义举，如利用当地香积寺的湍急水力作碓磨以舂米麦[301]，及推广他在武昌见到的新式农具“秧马”[302]等。“广帅王敏仲”名王古，东坡旧友王巩之侄，曾向东坡“访及物之事”[303]，故献引水入城之计，后来还建议他在广州“擘划一病院”[304]以利民，此自是东坡知杭州时的经验。凡此虽皆属因人成事，但实施的效果大致不错。这说明东坡在官确属能员，而在谪居时仍忧患民生，“勇于为义”，则更令人敬佩。
“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305]善处逆境的东坡，终于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生存、活动的环境，他已感到“安”于惠州了。于是，他用了几乎所有的积蓄，在惠州白鹤峰下筑屋，准备终老于此。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建宅完工，他便自嘉祐寺搬入新居，原先寄住在宜兴的家人也由长子苏迈带领着前来与他团聚。这使六十二岁的他感到“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306]。然而，他马上就会知道，这造房安家以图终老惠州的打算，分明是“虑患不周”[307]。
绍圣四年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苏辙责授化州别驾、雷州（今广东海康）安置，张耒被贬到黄州去监酒税，秦观移送横州（今广西横县）编管，连在家服母丧的晁补之也被夺职，一同被追贬的达三十余人，但其中却无苏轼，只是在发布的制书中被提及了一下，说他是苏辙的弟弟[308]。不过，到闰二月，追贬苏轼的诏令就下来了，将他责授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于是他只好留家属于惠，独与苏过渡海赴贬所。临行感“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故“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309]。那景况是相当凄凉的了。
所幸，这一次再贬，倒也给了东坡兄弟会面的机会。当东坡行至梧州（今属广西）时，听当地父老说，“白须红颊如君长”[310]的苏辙刚路过，还在藤州（今广西藤县），旦夕可以追及。五月十一日，他终于在藤州赶上了苏辙[311]，“时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苏辙）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大笑而起”[312]。于是两人同行到达雷州，东坡正为痔疮所苦，苏辙劝他戒酒。至六月十一日便相与告别，东坡渡海赴海南岛[313]，于七月二日抵达贬所[314]。这一次兄弟会聚正好一个月，此后竟无再次见面的机会。
依宋代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为人臣者得“罪”至大，亦不过远贬，而到了海南岛，则远无可远，无以复加，“所欠唯一死”了。在“元祐大臣”中，苏轼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但他在惠州渐趋平淡闲远的心情和诗风，却也因此事的刺激，而变得天骨迥出，气节凛然起来。一路上，他体会到自己被命走向蛮荒的海岛，乃是“天其以我为箕子”[315]。昔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就把中华的礼乐文明带到了那儿，使其地得到开化。苏轼说自己也要成为海岛上的箕子了，不过，此行不是受了什么圣君的赋命，也非由政敌遣发而来，而是受命于天。“天人巧相胜，不独数子工”[316]。昔鲁平公欲见孟子，被小人臧仓所阻，孟子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317]苏轼说他此去海岛，自是天教为箕子，“数子”虽工于迫害，亦何预于斯！
海南的生活当然比惠州更其艰苦，东坡给友人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318]他到儋州（昌化军）后，先住在官舍里，但次年（元符元年，1098年）朝廷派人按察岭外，将他逐出了官舍。之前，苏辙也因在雷州被地方官礼遇，而被移至循州（今广东惠州东）安置。这样，兄弟隔海通问的交往也被剥夺，对于苏轼的打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苏轼已不再是一个仰仗于朝廷的官，而是一个依托于大地的人了，他的生命力由此而顽强。他马上就在海南的黎族人民中间找到了家的感觉，“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319]，只有与普通的人民真正融为一体，才能体会到淳朴的乡人间流淌着的深厚情味。黎族学生帮他在城南的桄榔林下筑起土房，而他自己也戴了黎族的藤帽，著上花缦，赤着双脚渡水穿林，“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320]，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黎民。他吃着苏过用山芋做的“玉糁羹”[321]，听着邻家孩子的诵书声[322]，体会着“日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谪居三适”[323]。虽曾答应过苏辙的戒酒劝告，但不久他又喝起来了，并且自酿“天门冬”酒，漉酒的时候竟因忍不住品尝味道而大醉一场[324]。他不太精通棋艺，却爱坐在一旁观看别人下棋，“竟日不以为厌”[325]。苏辙虽离开了雷州，但天意凑巧，却把东坡最为关心的秦观再贬到了雷州，得以复通音信[326]。这也算得不幸中之大幸了。更令人感怀的是，当时还有一些读书人像葛延之那样，“自江阴担簦万里，绝海往见”[327]，向他请教并留伴一月。东坡遂教以文法、书法[328]。还有吴复古，“于绍圣丙子至惠州，同轼游罗浮，又过循州见辙，及轼安置儋州，复古又从之游”[329]。东坡的眉山老乡巢谷，以七十三岁高龄，徒步自眉山远访苏氏兄弟，先见苏辙于循州，又欲访苏轼于海南，不幸病死于半途[330]。这些都是令东坡深为感动的。
东坡既以箕子自任，便自觉担负起了促进海南文化的责任。他看到当地多荒田，人们不重视农业，不得温饱，故作诗鼓励黎人从事农耕[331]；又看到海南人信巫，杀牛作药，便作文告喻乡人重惜耕牛[332]；当地风俗每让男人守门户而让女性出门劳作，他又写文章批评这“坐男使女”的风俗，希望能够改变。至于海南人文文化的落后，则令他最感忧虑。他曾到儋州城东的学舍去访问，却发现那里寂寥无声，学生星散，先生忍饥独坐，便为自己没能起到教化斯民的作用而深感惭愧[333]。他的“罪人”身份不允许他直接干预地方政府的教育事业，只能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以个人的感召力，通过纯粹民间的方式起到影响作用。他为邻家小孩的诵书声感到欣慰，又经常与一些学生、秀才往来，营造文化的氛围。“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334]，他以海南的孔子自况了[335]。琼州的一个文士姜唐佐，跟从东坡学习，东坡便赠他两句诗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336]此两句构思雄奇，骨力高健而意味深远，表达了他对于开发海南文化的信心，和对于海南文化人的殷切期望。“沧海何曾断地脉”，那不仅是指自然的“地脉”，更是指祖国文化的一体性，和各地人士斗“破天荒”，建设文化的精神。这是文化学意义上的“大地”，而为东坡所栖身其上者。从这里我们也能略窥东坡“过海后诗”的精义入神之境界，那是与杜甫的“夔州以后诗”并称的艺术极品。
东坡在海南岛贬居整整三年。这三年里，他除了写作诗歌和不少小品题跋外，还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了总结，既修订了他在黄州所作的《易传》、《论语说》，又以主要的精力完成《书传》，并因深感“近来史学凋废”[337]，而打算写作一部史学批评专著《志林》，却未能全部完成[338]。他能在海南进行著述，颇得力于广东的朋友郑嘉会（字靖老）借给他的千余卷书籍，通过海舶运到儋州[339]。至于他著书的目的，则自云“稍欲惩荆舒”[340]。这“荆舒”二字出自《诗经·宫》，原指蛮夷之邦，但由于王安石初封舒国公，后改封荆国公，所以前人一般认为苏轼此语乃针对王安石而发。不过，这样理解还未确切。绍圣以后，新党树王安石为偶像，以“新学”为儒学的标准解释，来钳制天下的学术，也使“新学”本身成为教条。在此环境下，东坡奋力著述以“惩荆舒”，其用心更确切地说是要反对绍圣诸臣借“新学”独断学术，以捍卫学术思想的自由、独立原则。如就王安石的学说本身而言，他是并不一概排斥的，早在元祐时就说过“王氏之文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己”[341]，黄庭坚也曾称赞“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342]，他们反对的是学术独断，而不否定荆公“新学”自身的价值。同样，东坡对自己的学说也极为珍视，“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离。我如终不言，谁悟角与羁？”[343]他相信自己是在探索真理、宣扬真理。
这样，我们可以把苏轼从元丰末离开黄州，至去世，看作他一生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其思想最后成熟的阶段，而在海南期间他的学术著作中得到较系统的总结。宋代的士人，凡在政治上投入精力甚巨，从而也卷入政争甚深者，例于谪居期间集中进行文艺创作与学术著述，这可以称为一种“谪居文化”。海南岛自古有“海角天涯”之称，是宋代贬谪士人的极限，而在这里“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344]的苏轼，则为此种“谪居文化”创造了一个最高的典范。这种典范的意义，也许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曰：亲近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