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人类每一个个体无法逃脱的必然归宿，但从未有人拥有过死亡的经验，死亡问题是历来哲人们苦苦追索的难题。“未知生，焉知死”[345]，孔子认为“知死”比“知生”为难，对子路“敢问”死亡的问题，拒绝作出答复。然而，一个人如何对待死亡，最直接地反映了他人生思想的核心内涵与特点。苏轼对此早有思考，如在熙宁五年（1072年）所作的《墨妙亭记》中就认识到“人之有生必有死”是个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所有养生救死之法都用尽了，“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他提出要“知命”，又要“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这是苏轼应对死亡的一种思路。比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346]来，多了一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死亡日益逼近的特定时刻，他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则达到了一个更高、更深刻的层次。

正当苏轼准备终老海南之际，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去世，在神宗妻向太后的主持下，哲宗异母弟赵佶继位，是为徽宗。由于新党宰相章惇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曾与向太后异议，故被排斥。为了打击章惇所领导的政治力量，被章惇迫害的元祐旧党便渐获起用，政局于是又一次发生逆转。此年五月，苏轼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的告命下达，他于六月初离开居住三年的儋州，并于六月二十日夜晚渡过琼州海峡北返。他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初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347]这是他政治上“自我平反”的宣言书。政敌们的种种诬陷污蔑，像久下不止的雨，像终日不停的风，像浮云阴霾，统统一扫而光，终于还我一身清白：他收拾起乘桴浮海的打算，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又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苏轼的兴奋之情是很自然的，然而，从此起直到最后逝世的一年时间里，命运还将给他以各种磨炼和考验，使他继续咀嚼生活的全部苦涩及其中奥秘。只是现在的苏轼，已是历经大起大落、几起几落的成熟睿智的坡翁，未来的种种生活曲折促使他更成熟，使他更稳健地走向生命之旅的终点。

这最后的一年，他的足迹贯穿了南中国。渡海后，先是盘桓于雷州半岛；八月又奉告命，迁舒州团练副使，永州（今属湖南）居住，于是由廉州前往永州，途经藤州（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属广西），因家眷尚在广州，遂东向赴广，然后折北而行；至英州（今广东英德），又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于是他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越大庾岭，经今江西境内的虔州（今赣州）、庐陵（今吉安），从赣水过鄱阳湖入长江，再东行至当涂、金陵（今南京）、仪真（今仪征）、金山等地，直至终焉之地的常州。在这奔波道途、不遑起居的一年里，他对迎面而来的种种坎坷曲折的遭遇，又经历了由亢奋而悲慨而超旷的心路历程。

一是与至亲好友的生死离别。苏轼将离海南前，曾致书当时编管雷州（今海康）的秦观，相约于徐闻县见面，“若得及见少游，即大幸也”[348]。及至相会，同行至雷州握别，秦观竟以《自作挽词》一篇相赠，真是不祥的兆头。果然，秦观北行至藤州，即逝世了。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中与苏轼思想最为相投、情感最为深厚之人，撒手于久困而初露光亮之际，这对苏轼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连声说：“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349]

对秦观可说是撕肝裂肺、呼天抢地的“死别”，而对于他的弟弟苏辙，则是最终未能谋面的“生离”了。苏辙先时贬居循州（今广东龙川），但已在二月先于苏轼被命量移永州，继又移岳州（今湖南岳阳），后又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外军州任便居住。他就选择了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作为居住地。及至苏轼渡海北至广州等地时，他早已启程离去了。此时此刻，兄弟俩原有多少情愫要当面倾诉，然而参商暌违，徒呼奈何！直到苏轼在常州临终之时，苏辙因事未能前来，他只好作书相嘱：“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后来“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350]。苏轼不得已把后事托给另一友人钱世雄，钱氏尝有文记苏轼临终语：“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诀，此痛难堪。余无言者。”[351]如果他心头涌起二十五年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句子，其抱恨之深重，真可谓无法言说了。苏轼似被注定要尝遍各种人生苦况与生存煎熬以后，才能由此获得精神的升华。

二是政治前途的阴晴交替。建中靖国元年正旦刚过，他北返到达大庾岭。在宋代一般官员们的心里，这座山岭具有特殊的含义，他们若一旦贬官岭表，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消歇，少有北返的希望。当时有所谓“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352]的民谚，环境的凶险恶劣，对任何人的心灵都是一种威胁与震撼。苏轼在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经此岭赴惠州，度过了长达七年的岭海贬谪生活。如今居然登岭北归，不禁感慨万千。岭上一位老者得知他是苏轼后，“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353]苏轼于是题诗作谢道：“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354]这个不用回答的问句显示出苏轼屡贬不屈的傲岸，也透露出否极泰来的欣喜之情。“建中靖国”这个年号，表示其时朝廷施政大计在于调停新旧两党，自章惇被罢后，新党立场鲜明的蔡京、蔡卞也相继离京，而由新党的曾布与旧党的韩忠彦共同主政，元祐党人纷纷起复。苏轼在下岭时又题诗云：“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355]按照陆游的解释，末两句是借西汉叔孙通为汉高祖征召鲁地儒生的典故，说明元祐诸臣俱已大用，“惟东坡兄弟犹领宫祠。此二句盖寓所谓‘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语缓，尤未易窥测”[356]，则含有苏轼盼被重用的政治期待。果然，他“初复中原日，人争拜马蹄”[357]，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当他舟行至毗陵（今常州）时，“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358]。其情景，其气派，宛如元祐初司马光之进京为相。苏轼将登廊庙的传闻，绝非无根浮言，而是言之凿实的政治信息。其时章惇之子章援致函苏轼云：“迩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苏轼）进陪国论……尚书固圣时之蓍龟，窃将就执事者，穆卜而听命焉。”反映出当时政界舆论已较普遍地看好苏轼。章援甚至说：“旬数之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359]仿佛苏轼之被重用，“进陪国论”，已是指日可待之事了。尽管岁月的沧桑已给此时的苏轼染上满头白发，额上也镌刻下条条皱纹，然而在他心中无疑又鼓起了“奋励当世”的许国热忱。

但是，当苏轼越来越向北宋的皇城走近时，他应该也不难获知“建中靖国”的另一层含义，“建中”毕竟不是“更化”，在新旧两党人物被兼收并蓄的同时，两党中的“极端”人物也要被压制，新党立场鲜明的蔡京、蔡卞兄弟被放离京城，而苏轼、苏辙兄弟便被认作旧党立场最为鲜明的“极端”人物，并不在收用之列。早在元符三年正月，最初召归元祐党人时，曾布就已向蔡卞保证：“公但安心，苏轼、辙辈未必便归也，其他则未可知耳。”[360]这说明“建中靖国”的局面本是以蔡氏兄弟与苏氏兄弟同时出局为代价的，所谓“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361]。苏轼走向京城的步伐注定要停留在途中的某一处，所以，越往北走，他的步伐就越由轻快变得滞重。他逐渐确定此行的终点在颍昌府，以便与胞弟苏辙朝夕相处，一面践偿兄弟俩早年“夜雨对床”的夙愿，一面也便于获取京中的信息。

时局的变化说明定居颍昌还是奢望。向太后跟当初的高太后是很不相同的，她并不能全部地掌握也无意于长久地拥有进退士大夫的权力，而且她本人的政治倾向也并不是向旧党一面倒的，虽然不满于章惇，却颇眷顾于蔡京；至于徽宗皇帝，则更有意于继述父兄，在韩忠彦与曾布之间，他显然更亲近曾布。在此情势下，韩忠彦的地位岌岌可危，而曾布、赵挺之等人则紧锣密鼓地酝酿起“绍述之议”，以迎合徽宗，召回蔡京，以投太后所好，使政局再度转向不利于旧党的方向。当苏轼获取了这些信息后，便只好放弃定居颍昌的打算，致书乃弟云：“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座。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自注：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362]此所说“北方事”，即指朝廷政局的变化。苏轼最后说：“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363]仕进之志已绝，苏轼被迫下了最后的决心。对于一生徘徊、依违于出处进退仕隐之间的苏轼，他画这个句号纯系出于无奈，但却推进了他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深化和丰富了他的人生思想的内涵。

三是病痛的反复煎熬。苏轼说的“所苦疾状”，确是实情。六十六岁的年龄，在当时已算高寿；又从瘴疠之地的岭南返回，已身染瘴毒；一年来行走道途，以舟楫为家，生活极不安定；时值盛暑，河道熏污，秽气侵入——他终于病倒了。

自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一日因饮冷过度，中夜暴下（痢疾）起，至七月二十八日去世，苏轼在这五十多天中的病情变化、用药情况，今尚留下颇为详细的材料，完全可以恢复和重建他的病历档案。大致来说，从六月一日夜“病暑暴下”以后，曾进黄蓍粥，“觉稍适”。但几天后到仪真，“瘴毒大作”，腹泻不止。从此又胃部闷胀，不思饮食，也不能平卧，只能“端坐饱蚊子尔”。此时“河水污浊不流，熏蒸成病”，病情增重。以后病况时增时减，于十二日渡江至润州（今江苏镇江），闻苏颂病亡，伤悼不已，面对苏颂后人只能“侧卧泣下不能起”了。到了六月十五日舟赴常州，赁居于孙氏馆（即今常州市内延陵西路的“藤花旧馆”遗址）。转眼至七月，天虽大旱，但苏轼的病势却在立秋日（十二日）和十三日递减，实非吉象，而是回光返照。果然至十五日病势转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详述云：“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云：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364]但药物勿灵，气浸上逆，无法平卧。晋陵县令陆元光送来“懒版”，此物“纵横三尺，偃植以受背”[365]，类似于今日的躺椅。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宗最终就在这“懒版”上溘然长逝。

就苏轼的病况来看，兼有瘴毒、肠胃、心肺、血液之类的多种疾病。苏轼具有医药知识，存世的《苏沈良方》传是他与沈括所搜集的经验方。他自病自诊，却有失误。“专用清凉药”，本是对症下药之举，但除“麦门冬”系清凉药外，“人参”、“茯苓”却是温药，可能为了补气而一并服用。其实应先治“热毒”，再作补气。清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七也提出苏轼用药有误，他认为此时苏轼受病之因乃是“阳气为阴所包”，应以服“大顺散”为主，“而公乃服黄蓍粥，致邪气内郁，岂不误哉？”“后乃牙龈出血，系前失调达之剂，暑邪内干胃腑，法宜甘露饮、犀角地黄汤主之，乃又服麦门冬饮子，及人参、茯苓、麦冬三味，药不对病，已至伤生，窃为坡公惜之”[366]。其说亦可备参考。总之，苏轼用药有误恐是加速死亡之一因。

与病魔的艰苦搏斗，以及亲情友情的苦恋无著、许国宏愿的最终幻灭，这一切似乎证明着苏轼是为了尝尽人生苦难而降生人间的，他注定要走过一条曲折坎坷、荆棘丛生的生活道路；然而，苏轼的死，他在这个特定时刻即临终弥留之际所表达的对于人生的最后关怀，却又证明着精神力量可以超越生存环境的恶劣，而达到自适自由之境，这又是他的不幸之幸。

苏轼在临终前的三次言行，为他多难多彩的人生作了最深刻的总结。

相传李公麟在镇江金山画有一幅苏轼像，苏轼此次过之，自题一首六言绝句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367]

按“心似”句典出《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乃是颜成子游问南郭子綦之语。郭象注云：“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其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则是形容离形去智、身心俱遣而达物我两忘、随顺“自然”、“天真”的人生境界。“身如”句也出《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意指弃智屏巧、一任自然的生存态度，犹如虚舟漂行，无所系绊，自由自适。苏轼一生漂泊无常，对“不系舟”之喻当别有一番体会，前不久经江西时，他就吟诵过“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368]的诗句。对一般人来说，心之所怀、身之所处，其实现与否、安适与否，本是决定人生苦乐的，如此则苦乐全由外部世界决定；但在智者看来，灰心与漂泊之苦，与顺运任真之乐，只在转念之间，取决于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种态度。因此，我们对“问汝”两句可作两层理解：对于兴邦治国的“功业”来说，这是一句自嘲的反话，而对于建树多方面的文学业绩，尤其是对于人生思考的收获来说，这又是自豪的总结。黄州、惠州、儋州的十多年贬居生活，不仅是他文学事业的辉煌时期，也是他人生思想范型发展、成熟乃至最后完成的最关键时期，可以说，没有这一段生存挫折的磨炼与玉成，也就没有今人所津津乐道的苏东坡。

要深入理解这首六言绝句的丰富含蕴，还可以参悟他的另一次谈话。七月二十三日，苏轼的方外友径山维琳来访，两人于夜凉时对榻倾谈。

还在三十年前，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就聘请维琳主持径山寺法席。径山古刹由唐代宗时牛头宗法钦禅师正式开山，但维琳却是云门宗法嗣。苏轼先后两次任职杭州时，与僧道交游频繁，是他接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最重要时期。他三上径山，写作诗文近二十首，其中如“有生共处覆载内，扰扰膏火同烹煎。近来愈觉世路隘，每逢宽处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废，却寻旧学心茫然”[369]，“嗟我昏顽晚闻道，与世龃龉空多学。灵水先除眼界花，清诗为洗心源浊”[370]等，都表现出超脱外部世界的争斗与烦扰，寻求清心禅悦的意趣。而今苏轼是劫后余生，病入膏肓，维琳远道专程探疾，话题自然集中到生死问题上。

七月二十五日，苏轼手书一纸给维琳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371]已觉大限将至，而心态平和。二十六日他与维琳以偈语应对，他答云：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知罗什，神咒真浪出。[372]

五六两句是他四年前所作《思无邪铭》[373]中的成句，仅改“病”为“疾”以赴韵，说明直至病危之时，苏轼仍神志清明，记忆一如往常。在这篇《铭》的《叙》中，他说：“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思”是生命本身的内容，“所思”则是对象，是外物，“有思而无所思”，就是放弃对外物的执著，而回归生命自身。同样，“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意谓外物所满足的是身欲，人之所以受外物控制而忧喜随之、疾病困之者，为其心念系于身欲之故，若明了身世暂寓的真相，则可回归生命的本真。结尾“平生知罗什”两句，维琳亦难索解，询问之后，苏轼索笔一挥而就：“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则明确表示对佛教迷信虚妄的摒弃。直至二十八日苏轼弥留之际，他已失去听觉、视觉，维琳“叩耳大声云：‘端明宜勿忘（西方）！’”苏轼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在旁的钱世雄说：“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苏轼又答道：“着力即差。”[374]据惠洪所记：“东坡没时，钱济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语亦不受。’遂化。”[375]两者具体记述稍异，但对所谓“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之怀疑，则是一致的。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伤逝》引李秃翁语云：“‘西方不无’，此便是疑信之间。若真实信有西方，正好着力，如何说着力不得也。”苏轼浸润佛学颇深，但他毕竟不会把自己生命的最后依托交付给虚幻缥缈的佛教西方世界，他总是力求把握住真实的自我存在，追求人生价值的完成。对此，他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自信。

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这样记录其兄的临终情形：“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实七月丁亥也。”面对死亡，他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无怨无悔，自信必能升入自由、自主的精神“天国”。“慎无哭泣以怛化”，典出《庄子·大宗师》，叮嘱家人且勿哭泣以惊动垂死之人。苏轼早年曾描写过释迦牟尼涅槃时众人“悲恸殒绝”的情景：“道成一旦就空灭，奔会四海悲人天。翔禽哀响动林谷，兽鬼踯躅泪迸泉。”[376]而苏轼自己却从庄不从佛，只愿以最平淡安详的方式无牵无挂地告别人世。黄庭坚《与王庠周彦书》[377]也述说了他当时听到常州来人相告：“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他对生命意义的透辟理解，他对人类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领悟，消融了濒死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湛然而逝”、“谈笑而化”，他的确毫无遗憾地走向自己人生旅途的终点。他有个最好的完成。

苏轼死讯传出后，“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378]，形成了群众性、自发性的吊唁活动。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的哀悼之文，更是无法一一列举。这里仅录李廌的祭文片断：

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