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代贬谪人臣的惯例，是以贬地离京城的远近来表示贬责的重轻。像苏轼以后贬到岭南，便属“重谴”，贬到海南岛，那就无可复加，唯欠一死了；这一次贬到黄州，还算是“宽典”。黄州隶宋淮南西路，淮南东、西两路是当时经济发达的繁华区域，“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人性轻扬，善商贾，廛里饶富，多高赀之家”[194]，而黄州南临长江，与荆湖北路的武昌军（宋鄂州，今湖北武汉）隔江相望，“当江路，过往不绝”[195]，是个交通要道。京城里的消息会很快传到这里，这里发生的事也易传到京里。神宗置苏轼于此地，既方便监督，也表示他还未被“弃绝”。苏轼的官衔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水部员外郎是水部（工部的第四司）的副长官，但检校则是寄衔之意，非正任官；团练副使是地方军事助理官，属闲职，再加本州安置，则表示不得参与公事，近于流放。与此同时，苏辙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苏轼以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出京，途中尝与弟辙相会，然后独带长子苏迈，于二月一日到达人地生疏的黄州。到了五月份，苏辙才送兄长的家眷至黄，留十日后别去赴筠州任。自此，苏轼居黄四年。

苏轼可谓与长江有缘，家乡眉山有长江上游支流岷江经过；当年沿长江出蜀，写下第一批诗歌；游宦于杭、密、徐、湖数州，亦曾横绝大江；这次谪居，则又在江岸。故他一到黄州，就感到重见长江的欣喜，写下“长江绕廓知鱼美”[196]的诗句，而且，初至贬所即“横江”“破巨浪”，到对岸的武昌（今湖北鄂城）西山去游玩了一番[197]，兴致不浅。南宋人施宿编《东坡先生年谱》至此，不禁赞道：“先生生长西蜀，名满天下，既仕中朝，历大藩，而一坐贬谪，所至辄狎渔樵，穷山水之胜，安其风土，若将终身焉，其视富贵何有哉！”[198]好山水把逐臣变作了一个完全的诗人，而诗人也把这好山水带进了文化史，自苏轼来后，黄州一带遂多天下名胜，而为文化人所重。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苏轼几乎已陷入绝境。他已经四十五岁，政敌王安石虽已退居金陵，但主行“新法”的宋神宗年方三十三岁，此时自不能预料神宗会英年早逝，则作为“旧党”要员、喉舌的苏轼，岂非终生再无出头之日？故照当日情势来看，苏轼怕已是误了平生，无可挽回地结束了政治生命。对于一个自少年时代即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样毁灭性的打击，其痛苦不是易于解脱的。年过不惑的苏轼，必须重新思索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计。

首先是心理上要有做一辈子老百姓的准备，并且还不是安居家乡的百姓，而是一个有罪之身，必须流落他乡，随遇而安。苏轼在赴黄州的路中，就跟弟弟说，生涯到了这步田地，“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不再企望什么，此去“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199]，就在黄州（“齐安”是其旧称）做一辈子平民。这是把以后的日子做了最低的打算。到黄州后，他也曾想跟弟弟商量，“欲买柯氏林”[200]以安家立业。此计虽未果，但后来构雪堂，经营东坡等，都是“便为齐安民”的打算。

其次是应对生活的困顿。当“齐安民”亦并不太容易。团练副使虽然还算一个官，但苏轼却已领不到俸禄[201]，所以经济上的困窘甚难克服。初到黄州时，寄居于定惠院僧舍，倒还方便，但五月份家眷一来，景况便难了。全家迁居到临皋亭，大有饥寒之忧。是年冬天写信给秦观云：

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202]

他用这种办法来应付难关，以保持乐观的心情。第二年，穷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亲自耕种，植了些粳稻枣栗之类，以此收获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后来，他又在东坡造了几间屋，称为“雪堂”。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上，东坡居士这个形象的出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苏东坡”比“苏轼”更家喻户晓。

与经济上的困窘相比，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却进入了丰收期。他的散文，从以前的着重于政论、史论、哲学论文，而转向以随笔、小传、题跋、书简等文学性的散文为主，笔法极其灵活，耐人寻味；他的诗歌，也从以前富赡流丽、丰满生动的笔调，经了人生中一番大起大落的洗礼后，走向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人生感慨，构思也更见细密；他的词作，也由于对人生感慨的抒写，而进一步发展了“诗化”的趋向，有的豪迈雄放，有的高旷洒脱，亦有的婉约清深，可谓出神入化。有一个关于他的词作的传说：他的《临江仙·夜归临皋》一词，在感叹了“长恨此身非我有”后，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203]的遐想作结。不料此词传出后，次日便有谣传谓，苏东坡真的已“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这就吓坏了要对放跑“罪人”负责的当地知州，急忙赶到苏轼住处，结果发现他正“鼻鼾如雷，犹未兴（起床）也”[204]。类似的传说还有不少，元丰七年苏轼上表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205]这是因为“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神宗）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206]。这“白日仙去”与“拏舟长啸去矣”如出一辙，人们乐于传播这样的故事，是出于对苏轼的喜爱，和对于他的境遇的深感不平，故以他获幸于上天的传说，来作为其获谴于人间的补偿。但我们也未尝不可以把这些传说看作苏轼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的产物。

当然，苏轼在黄州的创作，最著名的是“三咏赤壁”。此赤壁在州城西北的江滨，是个游览胜地，虽与三国时赤壁大战的古战场并非一地，但唐以来的诗文已有意无意地把两个地方混一而言，故黄州赤壁也早成了“古迹”。苏轼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就是凭吊“古迹”之作。年近半百的他来到赤壁矶头，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想起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也已付之流水，不禁感慨万分，用了当年“雄姿英发”的周郎来反衬如今“早生华发，人间如梦”[207]的自身，真是心事茫茫，付诸樽酒明月。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日，他乘舟游于赤壁之下的江面，听客人吹了一段悲凉的洞箫，谈起了人生的短长和悲喜的问题，写下《赤壁赋》，通过主客间的对话，以陶醉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美景，来解脱人生短暂的悲哀[208]。到十月十五日，他又偕客泛舟夜游赤壁，风月如故，而秋色已变为冬景。他弃舟登山，在漆黑的山间长啸一声，体会孤独的悲哀，然后回到舟中，“放乎中流，听其所止”。夜半时有一只孤鹤飞过，后来又梦见道士问他“赤壁之游乐乎”。苏轼认为那道士就是夜半飞过的孤鹤，就在《后赤壁赋》中渲染了这个迷离恍惚的道士化鹤的幻觉[209]。看来他的心态从超越人生的悲喜，又时而涉入世外缥缈之境了。在一种难以企及的艺术感知中，他的艰难的心路历程，穿过幽僻之径，而来到与天、神对话的地方，然后又从那不可捉摸之地重返人间，所谓“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210]。他的“三咏赤壁”，给我国文学艺术史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后世的戏曲、绘画、雕塑中都有不少以此为题材的创作[211]，而黄州赤壁也因此而名满天下，被称为“东坡赤壁”，成了真的古迹。

人生思考和心理状态促成了苏轼的文学杰作，反过来，文学写作也有益于其心理调适。不过，他的心灵世界是以博杂著称的，非文艺一事所能尽。如他对养气修道的兴趣，在黄州时期就有显著的表现。初到黄时，即写信给秦观说：“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212]这是将修道养炼付诸实践了。同时又谓：“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213]借佛老之说“以自洗濯”[214]，也是修身养性之法。当他听说朋友杨绘遣出四妾时，认为“此最卫生之妙策”[215]，并接受滕元发的劝告，绝欲养身，“见教如元素（杨绘字）黜罢，薄有所悟，遂绝此事，仍不复念。方知此中有无量乐，回顾未绝，乃无量苦……晚景若不打叠此事，则大错，虽二十四州铁打不就矣。”[216]这也许就是他营构了雪堂后，仍把家眷安排在临皋亭住，而独自往来于两地之间的原因。不过，元丰六年（1083年）九月，他与侍妾朝云仍生过一子苏遯（次年夭折），故亦未必真的“遂绝此事”。他在这段期间如此注重“卫生”问题，除了追求身体康健外，其实也是在顽强地争取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他必须足够的长寿，才有希望看到“党争”局势的变化。从他在黄州给故交的不少书信看，他实际仍密切关注着朝局[217]。

这种等待看来是漫长的。古代圣贤在政途无望之日，往往借著书立说以自表见于后世，苏轼在重新思考安身立命之计时，在耕种自济、文学自适、养生自保的同时，当然更要著书以自见。所谓著书，自以注释经典为最高，加之王安石“三经新义”颁行后，学子为趋科举而不习古注的情况很令人担忧，苏氏与王氏所学不同，故要重注经典，自申其说，以与“新学”相抗。苏辙云：

先君（苏洵）晚岁读《易》……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苏轼）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复作《论语说》……最后居海岛，作《书传》。[218]

苏轼在黄州时与滕元发书云：

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219]

又据苏辙自述：

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酒税，五年不得调。平生好读《诗》、《春秋》……欲更为之传……功未及究，移知歙绩溪。[220]

居许六年，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221]

由上可见，苏氏兄弟承父遗志，分注经典，苏轼承担《易》《书》，辙承担《诗》《春秋》，辙少时已作《孟子解》[222]，轼则作《论语说》。轼居黄州、辙居筠州时，他们已开展注释工作，辙书未完稿，至晚年方成，轼之三书，则《易传》、《论语说》先成，《书传》亦到晚年方成于海南。

按苏轼甫至黄州，寓居定惠院僧舍时，已趁闲写作《易传》，当时诗有“寂寞闲窗《易》粗通”[223]之句；至此年（元丰三年）四月时，已著成《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把后者抄寄文彦博[224]，则此二书皆在定惠院中完稿，时家眷未至，其用功可以想见。二书在以后还有修订，但此时已大体草就。至于《尚书》，想必在草成前二书后即投入研究，但研治过程似甚为艰难，《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录其《谢滕达道书》云：

前日得观所藏诸书……恕先所训，尤为近古。某方治此书，得之颇有开益……辄立训传，尚未毕功，异日当为公出之。古学崩坏，言之伤心也。[225]

按所谓“恕先所训”，据《宋史·郭忠恕传》：“字恕先……所定古、今《尚书》并释文，并行于世。”[226]苏轼当是从滕元发那儿获得郭氏所定《尚书》文本并释文，所谓“某方治此书”者，正指《尚书》也。苏轼能到滕家去看藏书，应在元丰七年离黄北上以后[227]，而写此信时，其《书传》尚未就。信中透露他著书的动机与“古学崩坏”有关，此正是“三经新义”定于一尊之后果。东坡《书传》大约主要撰成于晚年谪居海南时，与前二书之草就于黄州而定稿于晚年者不同。

那么，作为学者的苏轼，他在黄州的主要成果就是《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的草就，与《书传》的起动。这些成果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因此，从苏洵逝世到黄州谪居，可以看作苏轼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前文已讲过，第一个阶段是“以父为师”的阶段。在第二个阶段里，他经历了生平中第一轮“在朝——外任——谪居”的大起大落，而黄州时期的学术著作总结了其思想发展的成果。经过黄州谪居著书以后的苏轼，已跻身于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其学说与王安石“新学”对立而自成一家，被称为“苏氏蜀学”。

谪居江岸的东坡居士，因为离开了政治旋涡的中心，而获得了文艺、学术上的突飞猛进，但险恶的政治环境仍无时不危及着他的生存。政敌控告他在徐州任上“不觉察百姓李铎、郭进等谋反事”，欲行追究，幸而苏轼当日实曾有所处置，经申辩后，才被撤销追查。虽是一场虚惊，却也惊得苏轼在上表中自诉“无官可削，抚己知危”[228]，其处境之穷迫凶险，可想而知。其弟苏辙在筠州权充州学教授，所拟的三道策题，也被指控为“乖戾经旨”，不准再任这一差使[229]。其实所谓“乖戾经旨”，亦不过与“三经新义”相“乖戾”罢了。在对文人最为优待，学术思想自由成风的北宋时代，偏偏是苏轼兄弟，写诗也不是，拟策也不是，左一个危机，右一个陷阱，动辄得咎，此岂王安石所谓“一风俗”之效？“一风俗”的目的是要维护一种上行下效的统一政策，以求“变法”事业的顺利开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统一的政策与清一色的学术思想绝不等同，真正有利于改革事业的是思想的解放而不是专断，神宗、王安石见不及此，也是“变法”失败的一大原因。我们在苏轼居黄期间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屡次看到惧祸自晦的表示：

得罪以来，深自闭藏，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230]

示谕武昌一策，不劳营为，坐减半费，此真上策也。然某所虑，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231]

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232]

某凡百如常，杜门谢客已旬日矣。承见教，益务闭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此法奇秘。[233]

他如此韬晦深藏，真是忧危至极，而居然说在此中悟出“至乐”，实是说不尽的“畏人默坐成痴钝”[234]之苦。从他初至黄州，即以“自笑平生为口忙”[235]暗喻由诗文得罪，到离开黄州后，还在做“凡刊行文字，皆先毁板”[236]的事，可见这样的“至乐”实在是求取生存的无奈之计。

综上所述，耕种自济、文学自适、养生自保、著书自见、韬晦自存是苏轼在黄州四年的生活内容。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宋神宗出手札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可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237]于是苏轼得以离黄北上。回顾这一段谪居生活，东坡居士的总体感受是：“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