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出京前，当年的川中长官张方平已调知陈州（今河南淮阳），他奏准朝廷请苏辙去任该州的州学教授。故苏轼熙宁四年（1071年）赴杭时，先至陈州会晤兄弟，随后在苏辙陪同下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同谒退居在那儿的恩师欧阳修。师生相谈甚欢，感慨良多。欧阳修于次年即与世长辞，后来到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知颍州，重来此地，追怀往迹，二十年前的情形犹历历在目：

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无易。公虽云亡，言如皎日。[173]

在这里，被欧公斥为“非我徒”的“多士”，显然就指苏轼的一些襄赞“新法”的同年，如吕惠卿、曾布等，而苏轼以反对“新法”南赴杭倅，在欧公看来是有“道”的表现。

告别了老师和弟弟后，苏轼继续南行，经扬州，于当年十一月到达杭州任上。从此时起直到元丰二年（1079年），他担任地方官八年之久，相继在杭州、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四地任职，在杭任通判，在后三地则任知州，汉时所谓二千石之官。宋代官制重内轻外，京官中与宰执政见不同者，若不议罪贬窜，则以出任相应级别的地方官为最常见的“下野”方式。一位官员连续在地方上任职而不被调往京城，说明他仕途不顺，倘他是个不同政见者，很可能还不准进入京城，叫“有旨不许入国门”。苏轼熙宁十年（1077年）密州任满赴京述职时，就遭此待遇，结果只好在京城附近的范镇家里暂住。

但苏轼在地方上却是颇有政绩的。他的天性中有自由放达的诗人气质，却并不妨碍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他是个关心民瘼的良吏，也是个果决任事的能吏。在杭州，他帮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174]，还巡行属县，监督捕蝗，赈济灾荒，甚至在除夕之夜野宿城外[175]。在密州，他碰上严重蝗灾，处境艰难。他一面上奏朝廷要求蠲免秋税，一面带头节俭，还亲自沿城捡收弃婴，设法招人抚育，所活达千人[176]。在徐州任上的苏轼最为辛苦，时值熙宁十年，黄河决堤，水淹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徐州城下水高二丈八尺，上任未及三个月的苏轼全力组织抗灾。他劝导逃亡的人民返回城中，然后草履竹杖访当地驻军，召军队与人民一起筑堤护城，当暴雨如注，水势增高，城墙危在旦夕之日，“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两月，方得水退城安，复上报朝廷要求增筑旧城，以防河水复来[177]。另外，他还派人勘明附近的石炭产地，组织开发，以解决州人的御寒问题[178]。元丰二年他离任之时，州民拜于马前，献酒送行，以表示对这位父母官的感激[179]。

在政绩彰著的同时，苏轼的文艺活动亦有极大的开展，创作和交流都呈活跃的态势。杭州西湖的山水、钱江的潮汛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材，使他写出了一大批诗歌名作，并开始填词的创作[180]。至密州后，有意改革了词为“艳科”的旧习，创立了我国词史上的豪放派。在徐州，苏轼写作了一系列题画诗，结合绘画品评以发表其艺术见解。元丰二年初，新任湖州知州文同去世，半年后，继知湖州的苏轼写下《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以抒发悼念之情，并总结其绘画艺术的精粹，提出了“成竹在胸”的著名艺术命题。不断的创作使他声望日隆，不少文人学士纷纷向他求教，愿入苏氏门下。晁补之拜见苏轼于杭州，黄庭坚从北京大名府遥寄书信、诗作至徐州请益，赴京应举的高邮人秦观也专程至徐州谒苏轼执弟子礼，苏辙在陈州也已收张耒为徒，此四人即文学史上盛传的“苏门四学士”，此时“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181]。继欧阳修之后，苏轼不负重望地担起了领导文坛的责任。

位势未显的苏轼隐然成为当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领袖人物，他并未忘怀国事，首先就要为捍卫自由的学风而进行斗争。此时朝廷设立经义局，由王安石与其子王雱带领一些新科进士，修订《诗经》、《尚书》、《周官》的标准注释文本，送国子监镂板颁行，作为以后科举经义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以统一思想。史称“三经新义”，其学说称“荆公新学”。作为一家之说，它本不乏精辟的创见，不言而喻地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但借助于皇权而定于一尊，不准出入，则无疑是对思想界的钳制，对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的摧扼。此是王安石个性中固执独断一面的恶性发展，也是在“以通经学古为高”的时代风气下已经与王安石一样地形成了独立学说的文化人所万不能接受的。苏轼不能不施用他的批判的权力，据邵博记载：

东坡倅钱塘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鵶，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凿至此。[182]

京师的经义题要人回答“异”与“殊”，“其”与“厥”字的区别，又说“观”就是“鹳”，“雅”就是“鵶”，苏轼觉得“大可痛骇”。这些显然就是“荆公新学”中的“字说”，以这样奇特的“字说”来达成对经义的新解，是反对“新学”的文人们冷嘲热讽的话柄，而苏轼也就在宋人笔记中留下了一个对“新学”、“字说”嬉笑怒骂的形象：他将王安石的拆字会意之法运用到别的字上，以显其可笑。但其真正的目的，倒不在于戏弄“字说”，而是反对学术专断，声张一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利。在杭州，他告诫赶赴进士试的考生不要为求得官，“视时上下而背其学”[183]；在徐州，他也写了著名的《日喻》一文送人进京应试，阐明“学”与“道”的关系，意谓“新学”提供给大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是不能代替每个人独立钻研、体会、实践之“学”的[184]。随着苏轼的学术文章越来越为人所崇，他成为那个时代里反抗“新学”独断的一面旗帜。然而，这也就引来了中国历史上一场震动朝野的文字狱。

政治斗争是不能失败的，一旦失败，便使战胜的一方拥有了既定的“真理”和政策，从前一切不同的意见都是荒谬和违反朝廷的，皆可按以罪责。苏轼对神宗、王安石的政策、理论，原本就持鲜明的反对态度，毫无隐讳地写在奏章上的，可是，事隔数年，他却因为诗文中隐含这样的反对，而被捕入狱。早在他通判杭州时，沈括到浙江来考察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就把他的近期诗作抄录了一通，指出其中有反对“新法”的隐语，封进给神宗皇帝。但其时反对“新法”还只是不同的政见，而不是什么“罪”，故而亦不曾追究，那位科学家的不良用心落了空。[185]至元丰二年（1079年），时移势迁，“新法”已成为不可争论的庙谟国是，司马光等也早已沉默，而苏轼还在发表反对的言论，虽然王安石本人已离职南下，但“新法”人士仍把苏轼视为眼中钉。王安石门生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和国子博士李宜等人，纷纷上章弹劾苏轼，指摘其诗文中的“讥讽文字”，认为是“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无君臣之义”，“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应该“大明诛赏，以示天下”。[186]神宗批示将苏轼下御史台审理，于是，台官皇甫遵从汴京火速赶往湖州，于七月二十八日逮捕了刚上任知州不久的苏轼，目击者云：“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187]八月十八日押到汴京，即拘在御史台审问，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结案出狱，史称“乌台诗案”。[188]苏轼从二千石之官顿时沦为阶下囚，凡一百三十天。

当时御史台作为主要“罪证”材料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今已不存，从现存宋人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周紫芝《诗谳》和清人张鉴《眉山诗案广证》等所录被指控为攻击朝廷的几十首诗文来看，大约有三种类型。一类与“新法”原无关涉，作为“罪证”原系穿凿构陷；二类确有反对“新法”之内容，但反映的“新法”之弊却是客观的事实；三类则或多或少带有归恶于“新法”的偏见。大致来说，若反“新法”固然有“罪”，则李定等还不全属诬告。不过，苏轼本来就是反对“新法”的，而且从未隐瞒自己的政见，在密州时曾明确拒绝推行免役法、手实法与方田均税法，毫不隐讳地写在他给当朝宰相韩绛的上书里[189]，他的弟弟苏辙于熙宁九年齐州掌书记任满回京，也曾上书反对现行的“新法”[190]，至于诗中缘事托讽以委曲表达，则原是秉承了《诗经》以来儒家的诗歌创作传统，从中刺取其意，反不如他从前的奏章来得彰著明白，若此而可诛，则反“新法”的大有人在，岂不要重兴“党锢”之祸？舒亶倒确有此意，他从苏轼的文字所及，追究出与苏轼有文字联系的几乎整个在野的“旧党”，谓：“王珗辈公为朋比，如盛儒、周邠固不足论，若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而所怀如此，可置而不诛乎？”[191]他要一网打尽。当然他明知这绝不可能，故意把调子拔高，是给皇帝诛杀苏轼一人尚留些表示宽容的余地，用心可谓险恶。

时任签书应天府判官的苏辙闻讯上书：“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192]他以这样呼天抢地的悲号，乞纳还在身官爵以赎兄“罪”。同时，元老大臣如张方平、范镇等纷纷上书营救，朝野一片哗然，连“新党”中坚之一的章惇也为苏轼说情，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对文字狱不以为然。此事还惊动了仁宗的妻子曹太后，出来为仁宗欣赏过的苏轼说话。然而，李定等犹严刑逼问，罗织锻炼苏轼的“罪”名。按说，反对“新法”不过是政见分歧问题，依宋代的刑统法制而论，谈不上有什么“罪”，但李定等却将它与宋神宗的皇权相联系，把反对“新法”说成是侮辱皇帝的尊严，以证成苏轼有大“罪”。此时要想申明苏轼无罪已十分困难，他的唯一出路是服“罪”以求宽容了。

然而，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也该结束了，否则将连神宗也下不了台。宋朝本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而苏轼在士林的隆重声望也是神宗不能不考虑的，杀一苏轼会招来万世唾骂，也无利于他的统治，是他心里十分清楚的事。这场轰动朝野的诗案必然地以从轻发落的名义了结，苏轼被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与他有文字交往的苏辙、司马光等，或贬谪、或罚款。

于是，苏轼这位宋代最大的诗人，因为写诗而得“罪”，迎来了他一生中第一轮贬谪生涯。“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宽典，勿忘自新。”[193]据说是宋神宗在一片诛杀声中曲意保护了他，实际上谁都明白，苏轼得以度过险境，保留性命，所凭借的真正的力量，绝非谁的保护，而是他自己的学术文章在天地间的巨大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