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轼居蜀守孝之时，北宋朝廷正在更新换代。早在治平三年（1066年）苏轼离京之际，宰相韩琦、参政欧阳修已经为了“濮议”之事而与知谏院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范仲淹子）、吕大防以及侍读吕公著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除司马光外，吕晦以下全被贬逐。但不久，宋英宗崩，太子赵顼即位，就是以变法闻名的宋神宗。即位的当年（治平四年，1067年），韩琦、富弼、欧阳修都解去宰相、枢密、参政之权，出任地方官。熙宁元年（1068年）翰林学士王安石被召见，力陈变法大计，甚得神宗之意。在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等一批五十岁左右的入相呼声较高的官员中，宋神宗经一番筹划后选择了王安石作他的辅臣。翌年（1069年）二月，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接着，依其提议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新机构，作为变法的主持机关，由王安石实际负责领导。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此开始。恰恰在这个时候，苏轼兄弟到达汴京。

命运注定苏轼要卷入这场巨大的政治风波，自此起直到他离世，其政治、学术和文艺创作，都与王安石的“新法”及变法理论“新学”密切相关。在这中间，有学术思想的歧异、政见的对立、人生态度的不同，也有意气之争或党派倾轧的因素，情形十分复杂，本书以后各章节都要详论，这里只略叙苏轼经历，但也必须先概述一下王安石的变法措施。

王安石（1021—1086年）是一位学有专长，矢志改革的学者型政治家。在执政以前，曾历任地方官，并在所辖地区创试了若干改革措施，有的效果良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变法理论和方案，在嘉祐三年（1058年）所作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即已有系统的表述[148]。宋神宗即位后，有志于富国强兵，故擢用王安石，更易法制以图富强，这就有了“新法”。其主要内容，可分为理财与整军两类。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149]、免役法[150]、均输法[151]、市易法[152]、方田均税法[153]、农田水利法[154]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155]、将兵法[156]、保马法[157]、保甲法[158]等。为了培养适于推行“新法”的人才，又要改变科举制度，取消诗赋，改试经义、策论，并制定经义（儒家经典的阐释）的标准答案，用以统一思想。这是古代程试之文从唐代的诗赋为主转向明清之“八股文”的关捩。

理财是为了富国，整军是为了强兵，统一思想是为了崇尚道德，最终目的是为了社稷长远、国泰民康。然而，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所指出，这次变法的实质是要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设法改变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之局面。王安石的一系列“新法”，是从商品经济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看出了某些规律，而想以政府代替大地主、大商贾来做东，将“利”夺归政府。这就是司马光等人指责的“与民争利”。国家作为机构实体，需要经济收入来支撑，“争利”是必然的；但同时，它也要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其“争利”也得通过某种政府干涉商品经济的有效手段，而不至于太背离经济规律，造成社会经济破产。从历史上看，“新法”开创了国家全面管理商品经济的先例，意义十分重大；但以国家行政措施来代替商业运行，统吃利润，则又表现出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不足，用了以前管理自然经济的旧思路来管理之，结果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开始是改革者主持立法，后来问题丛生，牵引着改革者失去初衷，随机补漏缝隙不暇。反对者群起相攻，所言未必不中其病，但不务配合解救，只图拆台。这就激成主持者强硬刚愎，形成党争。党争一旦分出胜负，政局便转为独裁。独裁又引来变法集团内部分裂相轧，王安石时而下野，时而复起，宋神宗殚精竭虑，英年早逝。变法事业随即崩溃，后果严重。所以，王安石的“新法”，其理论思想是深刻的，其实践却必然失败，失败的原因决不仅仅是用人不当或政敌蓄意破坏，而主要是“新法”本身的缺陷。与宋代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相比，政府管理商品经济的经验远远不够，“法”虽“新”，而思路仍旧。我们并不否定王安石变法，那种一仍旧章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但也承认“新法”、“新学”有严重缺陷。从而，对于反对派的意见，也就要分析对待了。

在变法之初，宋神宗更新群僚，一为推行新政，同时也为了培植自己一朝的大臣。他起用了王安石，但对司马光也很重视，就其愿望而言，是想得到司马光的支持与配合的。他求治之心甚锐，初秉大政即勤于召见臣下，询以治道，凡上书或对答中有被赏识者，即予提拔，尤其是年轻的官员，他更急于用来襄赞变法。一时之间，颇如苏轼所云，造成了“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159]的局面。苏轼兄弟的同年如程颢、曾布、吕惠卿、章惇[160]等，皆在三十开外的壮年，除了苏轼外，或被引入“条例司”，或参与实施变法事宜，都受到神宗的重用，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和“新党”大僚。在当时看来，参与策划，实施变法，无疑是走向将来执政大臣的捷径。

苏轼却独未走上这条捷径。据苏辙说，时“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161]，《宋史·苏轼传》据以谓：“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突出了王安石对苏轼的排挤。今按，苏辙偕兄还朝，上书言及财政[162]，即被神宗赏识，命为“条例司”属官，参与议法，而王安石不能以“议论异己”拒之。苏轼集中却未见此时有何上书，初返京城的他显得沉默，所以只得了个判官告院的差遣，未进入更重要的机构。这多少也因为他本人不太积极。不过，王安石排斥苏轼，却也是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条云：

上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

同书卷七熙宁三年三月条：

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又同书卷五熙宁二年八月条：

上阅辙状，问：“辙与轼何如？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

可见王安石确实排摒苏轼，理由亦正如苏辙所说，议论素异。这是双方都认定的事实。学术不同，于政治上亦不愿相谋。苏轼还朝不积极上书议政，就出此因。他不想被王安石所用，宁可在官告院赋闲静观。

静观当然也不能太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苏辙在“条例司”也已屡次与王安石、吕惠卿等意见不合，闹到了无法共事的地步。内中情形，苏轼想必是了解的。自熙宁二年二月到京，有三个月的时间，他对于司马光、苏辙那样激烈地反对的那些“理财”之法并没有正式发表意见，直到五月，他却在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赞成的科举改革上，率先独立发表不同意见。此月，他应朝廷的要求，奏上一份《议学校贡举状》，彻底否定取消诗赋而代以经义策论的改革主张，认为诗赋优于策论。这是当时罕见的为文学辩护的议状，神宗皇帝见状后，即刻召见，颇加奖励。当然，由于王安石的坚持，苏轼的意见并未能阻止科举改革的进行。看来宋神宗未必很重视他的这个意见，只是想鼓励他参与的热情。

但五月份恰值反对“新法”的大潮涌起之际。御史台的长官吕诲弹劾王安石，除了非毁“新法”外，还大肆攻击其人品。神宗不以为然，把弹章退还吕诲。依宋廷的习惯，言事官若所言不被采纳，是会要求去职的，于是吕诲求去；被弹劾者此时亦须停职待罪，于是王安石也求去。双方坚执不屈，神宗被迫作出抉择，罢免吕诲，坚定了王安石变法的信心。然而如此一来，此前关于“新法”诸措施的不同意见的争辩，就正式上升为政治斗争了。八月，谏院长官范纯仁，刑部官员刘述，御史刘琦、钱顗等皆以反对王安石被罢免。此月苏辙因反对农田水利、免役、均输、青苗诸法，而自动离开“条例司”，获准外任为河南府推官。到熙宁三年，朝内外的老臣韩琦、欧阳修、文彦博都反对青苗法，亦被责罚。司马光一直在神宗面前力争“新法”之非，并拒绝接受枢密副使的委任，但神宗同意免去这委任时，掌管颁发诏命的范镇又再三封还诏旨，结果神宗只好把诏旨直接交与司马光，于是范镇自请解职。然后孙觉、吕公著以反对“新法”罢，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以反对王安石提拔李定罢，程颢、张戬（载弟）、李常等亦纷纷斥罢。孔文仲应制科，原考为三等，以对策中反对“新法”被御批黜落，考官封还御批，范镇上疏力争，皆不听，于是范镇要求致仕（退休），却被批准。司马光亦被派往长安，但在地方上更不堪被迫执行“新法”之苦，至熙宁四年六月获准到洛阳闲居，“自是绝口不言事”[163]，这次反“新法”的风潮才逐渐退落，王安石得到专任。此后虽还有富弼因不肯行青苗法于其辖区而遭处分，刘挚、杨绘以指斥时政被贬，及郑侠上流民图坐编管等事，但已是余波了。

在这次反“新法”的政治风潮中，苏轼的政治态度逐渐地明朗起来。熙宁二年八月任国子监考试官，所出考题已暗示神宗专信王安石为非[164]。安石可能意识到苏轼正在成长为他的一个有力的政敌，故于此年冬天让他权充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省得他来议政，不料苏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165]，且并不耽误议政，在十二月的严寒中，写出一封万言书给神宗[166]，系统地阐明他反对“新法”的政见，把“新法”诸措施逐条地批驳、责难，一概否定。这是苏轼第一次正式发表政见，却是当时反“新法”的奏议中最系统、完整的一封。翌年二月，由于对英宗、神宗登上宝座起过关键作用的“定策”元勋韩琦奏疏青苗法害民，迫使王安石称疾家居，离职近二十天，使新旧党争处于白热化的**。苏轼于此时再次上书[167]，藉韩琦奏疏引起的倒王之势推波助澜，迫促神宗驱逐“小人”王安石。但神宗又一次扶持了安石，一边同意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一边让“条例司”疏驳韩琦奏章，颁之天下。这是王安石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但苏轼犹不服输。三月份进士殿试，“上议差先生为考官，安石言先生所学乖异，不可考策，乃以为编排官”[168]，苏轼趁参与其事的机会，作《拟进士对御试策》进呈，巧妙地将策问内容引向对王安石和“新法”的攻击[169]。

这样，苏轼与王安石之间，一个因“议论异己”而不断排挤对方，一个因反对“新法”而屡次攻击对方，就个人政见而论固各有是非，就宦场公德而论，则王安石排斥异己在先，为了让他的改革计划减少一个预想中的反对者，而企图堵塞苏轼的政治前途。对苏轼来说，无论其政见如何，击败王安石都是他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其奏疏措辞激烈，不能像司马光那样平心静气，是可以理解的。然到此为止，两人都未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互相陷害，故其性质为不同政见或党派间的政治斗争。但事态的发展到熙宁三年八月起了变化，从政治斗争突然堕落为官场倾轧。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弹劾苏轼，说他扶苏洵灵柩回川及服除赴京时，往返挟带货物，沿途做生意，又冒称朝廷差遣，向地方官借用兵卒等。诏下八路按问，结果查无实据。据熟悉内情的苏轼同年林希称：

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景温即劾轼……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按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卒无其实。[170]

史籍上皆明载此举为王安石指使谢景温诬告苏轼。这显然是他越来越感到苏轼的威胁，以至于不择手段了。然而这手段是不正当的。

平心静气的司马光也被激怒了，隔日面见神宗，便断然要求离开朝廷，“必不敢留”，因为：“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171]所谓“素履”，就是一个人素来对于做人应具之道德规范的践履，故对于一个士大夫来说，“毁其素履”是极狠毒的行为，而其后果也是很严重的，神宗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172]皇帝对他的印象已坏。在此情势下，被弹劾的苏轼当然就不敢自辩，只好乞补外任，离开朝廷。熙宁四年六月，他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离开了危机四伏的汴京。其离京时间约与司马光赴洛相近，这二人的离去标志着反对“新法”的政治活动归于失败。

苏轼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即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而且是被不正当的手段击败的。但这个失败者已经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为他以后成为元祐大臣打下了基础。不过他这次出京外任，并不能逃离政敌对他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