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自蜀中赴汴，有两条路：陆路北上出汉中，穿越秦岭的一些山谷，到达关中，然后东折；水路沿长江出三峡，至荆州一带即可换陆路北上。苏轼一生凡三次出川，两次返川，陆路和水路都走过。嘉祐元年（1056年）随父携弟第一次出川，是走陆路。此年五月至汴京，住太平兴国寺浴室院[124]。

他们到京的时候，正碰上京城水灾。时仁宗皇帝年近半百，身体不佳，朝事的主行者是宰相富弼、文彦博，欧阳修任翰林学士，谏院的长官则是苏轼的四川同乡范镇。欧阳修以水灾为由奏罢了武将狄青的枢密使，结果让新任三司使的韩琦入掌枢密院，三司使由欧阳修代理。这样，庆历时的一批赞同范仲淹的“朋党”，分掌政权、兵权、财权，走向其仕途的高峰阶段。范镇、司马光不断地向朝廷上奏疏，王安石则是欧阳修家里最受重视的客人，以后的新、旧二党领袖，已在此时崭露头角。可以想见，欧阳修是在百忙中接待苏洵的谒见的，但接见的效果却很令人兴奋。

依北宋科举制度，士人应试须先参加州府解试，以取得被举资格。苏轼兄弟因未参加眉州州试，便要在开封府通过举人考试，然后才允应礼部省试，最后还要经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全部合格，方得进士出身。此年八月，苏氏兄弟通过举人考试，双双获选。礼部省试要到次年初举行，他们还有几个月温习的时间。苏洵自觉年高，不堪忍受被王公贵人玩弄其答卷的屈辱感，所以不再应试。在这段时间里，他投书于欧、富、韩等名公，获得欧公十分强烈的反应，“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125]，并云：“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126]尹（洙）、石（介）二人是欧公重振古文的同志，也是柳开、王禹偁以来，到三苏崛起以前，欧公本人以外最重要的古文家。欧认为苏洵的文章超过了他们，等于从文学史的高度上肯定了苏洵的地位，把他看成了天下文章的第一作者。韩、富等也给予苏洵很高的评价，韩琦还向苏洵问到了他的儿子苏轼。[127]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礼部省试正式举行，主考官就是欧阳修，梅尧臣参与阅卷工作。试题有一场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作六百余字一篇古文，明白晓畅，轻快通达，既无从前骈文的雕琢繁缛之病，也不似当时流行于太学中的奇怪僻涩之古文，表现了他驾驭散体文字得心应手的才能。与苏洵一样以不善作应试文章而屡试不中的梅尧臣，最能鉴识这样真正优秀的古文，一获此卷即大加推许，要求欧阳修录为第一。欧看了也十分惊喜叹赏，但由于试卷糊了名，深恐此文出于自己的门生曾巩之手，取为第一不免招来闲话，故决定委屈此文置于第二。梅尧臣仍感不平，但他没能打消欧阳修避嫌的心思，结果苏轼获得了省试该场的第二名。到三月份，经皇帝殿试，苏轼赐进士出身，苏辙也顺利通过考试，赐同进士出身。苏洵艰难一生也未取得的科名，这两兄弟轻易地一举而得。

嘉祐二年的这次试举，是北宋“得士”甚盛的一次，除苏氏兄弟并中外，曾巩、曾牟、曾布、曾阜兄弟四人加上妹夫王无咎、王彦深一门六人并中，极是热闹。这一榜中的文学之士有二苏、曾巩，以理学名世的有程颢、张载，后来成为王安石变法之得力助手的吕惠卿、曾布也在内，这些人对北宋政治、文学、哲学影响甚巨。欧阳修惊人的识鉴力，使他能够把这一批当年最杰出的人才收入门下，但在那么多杰出的门生中，他最欣赏的就是苏轼，曾对梅尧臣说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128]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待在京城，进士登第以后才出门拜见欧阳修、梅尧臣等座师，又因欧的引见而得识韩琦、富弼。这几个“庆历新政”时的核心人物，“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129]他们在一起怀念范仲淹，也可见出几位前辈对苏轼的期许之深。自此以后，苏轼成了十分耀眼的新星，父子三人的名声大振。欧阳修这样描述他们此番汴京之行的情况：

当至和、嘉祐之间，（洵）与其二子轼、辙偕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130]

苏轼可谓一举成名，更重要的是，他被文坛宗师欧阳修看作了下一代的文坛宗主，并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131]，意谓未来的文坛属于苏轼。

可就在这时候，苏轼母亲程夫人于四月初病逝的消息传来，父子三人仓皇离京，回乡奔丧。这位程夫人在人世的最大期望就是想看到丈夫、儿子成名，她的这个期望也确已成为现实，但她却来不及闻听喜讯，就离开了人世。当苏洵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又看着眼下二子高中的现实，其悲天悼妻之情是难于言表的。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在一举成名的喜乐得意之际，遽然听到丧钟的敲响，领略到生命的本然的悲剧底蕴。按当时礼制，儿子须为母亲服丧二十七个月，谓“守制”或“丁忧”。因此，苏轼便丁忧家居。老苏已五十岁，丧偶的悲痛令他思考生死的问题[132]，埋头钻研《周易》。直至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三苏才带同轼妻王弗、辙妻史氏，第二次出川赴京。此时的苏轼已经有了“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133]这种略显苍老的感慨。

这次走的是水路，他们舟经嘉、泸、渝、忠、夔等州，出三峡至江陵（今属湖北），已是岁末。这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旅行，一路上山川文物、名胜古迹甚多，激发起他们的才思，于是有了包含三个人一百多篇诗文的《南行前集》，编成于江陵的驿舍里。其中有苏轼诗四十余首，是现存苏轼诗的最早一批作品，可以看作其诗歌创作的起点。[134]苏轼还为此集作序一篇，[135]提出了他的自然为文的创作思想，并声明这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这篇序由苏轼自己书写，其时他的书法水平已甚高，老苏时有一些应酬文字，也请他誊写。这一年，王弗生下了长子苏迈。

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三苏到达汴京。因了欧阳修等人的推荐，苏轼兄弟得以参加一次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举考试，简称“贤良科”，倘被录取优等，就可期望得到较快的升擢，故此俗称“大科”。按此科考试制度的要求，苏轼事先向朝廷献上他所作的策、论五十篇[136]，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及对今后施政的建议。制科考试在次年九月结束，苏轼的对策考入第三等。这是极高的成绩，因为按宋代“制科”评定对策成绩的惯例，一、二等皆为虚设，实际等级最高的就是第三等，其次是第三次等、第四等，最低是第四次等（第五等即未合格）。自北宋开制科以来，唯有一个吴育获得过第三次等[137]，余皆在四等以下，故苏轼这次的成绩是破天荒的。据苏辙所记，考评官有司马光、范镇、蔡襄、胡宿等人，司马光本想把苏辙的对策也录在第三等的，但胡宿认为苏辙指斥时弊过于激烈，涉于不逊，主张黜落，结果由皇帝打了个折中，取在四等[138]。他们的荐主欧阳修高兴至极，又在书信中写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139]兄弟二人再次给汴京带来了轰动。

时富弼因母亲去世罢相忧居，韩琦、曾公亮任宰相，欧阳修参知政事，司马光同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在这一系列重要人物中，只有王安石对三苏不以为然：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公著）：“见苏轼制策否？”

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140]

故王安石没有担任御试对策的考评官，应该是苏氏的庆幸[141]。考完后，苏轼被任为大理评事、凤翔（今属陕西）府签判[142]，于嘉祐六年（1061年）近年底的时候，告别父弟单独赴任，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苏辙亦被任为商州推官，但任命状却迟迟下不来，原因是知制诰王安石“封还词头”[143]，拒绝起草，遂令此事被长期搁置，至次年秋天，才由另一位知制诰沈遘写作了制词[144]。因苏洵在京修礼书，苏辙索性以养亲为由辞去了这个官职，留在家里。我们熟知苏洵的《辨奸论》一文是王、苏交恶的标志，倘此文不伪，其写作时间也应晚至嘉祐八年[145]，所以，他们之间的不友好态度当起因甚早，而付诸偏执行为以引起恶劣后果的，却先在王的一方。《辨奸》之作可谓事出有因。

宋代官僚的差遣一般是三年一任，苏轼在凤翔任满三年还朝，已到了治平二年（1065年）正月。其间朝廷发生了大事，宋仁宗在嘉祐八年去世，由韩琦等人扶持着从宗室中过继来的太子赵曙继位，即为宋英宗，此年改元治平。苏轼还朝后，以殿中丞差判登闻院，又经过一次学士院的考试，授职直史馆。从当时仕途常况论，他的升迁可算顺利，宋英宗对他也比较重视。但此时他家里又接连发生变故，先是妻子王弗于治平二年五月病卒，然后是父亲苏洵于次年（1066年）四月逝世，享年五十八岁，留下的是刚编好的《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和未完成的《易传》。苏洵之死令朝野震动，朝廷给予了颇高的哀荣，由政府负责具舟送灵柩还乡。这样，苏轼兄弟扶柩上船，由京师出发，下汴河，经淮河，转长江，再逆水而上，途经几千里，送归故乡安葬。

苏洵的去世，标志着苏轼一生思想发展中第一个阶段即“以父为师”阶段的结束。苏洵一生赍志不伸，但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对于经史有一套系统而独特的见解，作文“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146]。苏轼“治经独传于家学”[147]，此阶段内的政论主要见于其进策、对策，亦具有“策谋”的性质，不蹈袭陈言，自成一家。当然，他的各方面的思想，后来也有许多变化和发展。

苏轼兄弟居丧二十七月，到熙宁元年（1068年）的下半年服满。此后苏轼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到十二月与弟辙一起还朝。这次又走陆路，先至长安过了年，次年二月才达汴京。这是苏轼最后一次出川，此后再未还乡。他告别四川的时候年三十三岁，距初次出川已逾十年，其间两返三出，进士及第，制科高等，名震天下，仕途顺利；不幸的是父母双亡，前妻早逝；不幸中之幸是一直有个兄弟相伴，才华相埒，学力相当，在以后的政治风波中，将出处相同，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