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家了。原来的家在这条马路的东头，门牌号是60弄；后来的家在这条马路的西头，门牌号是540弄。540减60等于480。就是说，以前的家和现在的家相距480个门牌号。请问，480个门牌号是多长的一段路呢？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长大了，这条马路通公共汽车了，我才知道，这480个门牌号之间正好是公共汽车两站路！

可是我上的学校是在60弄的对面。所以我每天都要从540弄走到60弄的对面去上学。每天上学，要走两站路，放学回家，还要走两站路，我总共走了多少路啊？乖乖，不知走了多少路哦！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当然不是我究竟走了多少路。我要说的是一个人总在路上拦住我，想让我知道他的手劲有多大。

他是谁呢？你可能认识的，他叫戴凯荣。

他是住在60弄里的。住在60弄我家对面的一幢楼里。比我大好几岁。比我高出不是一个头就是半个头。他有个弟弟，弟弟也比我大。还有个妹妹，不过妹妹比我小。不管是那个弟弟还是那个妹妹，都拖鼻涕。只有戴凯荣不拖鼻涕。我经常到他家去玩的，因为他家没什么好玩的，另外还总看见两个拖鼻涕的，所以我总是玩一会儿就走了。

现在这个不拖鼻涕的戴凯荣站在我去上学的路上。

“凯荣！”我喊他。我很亲热的。

你想想，如果你原来是住在60弄里的，可是后来你搬到540弄了，结果没有多少时候，在上学的路上，突然又看见了住在60弄里的人，而且这个人你是经常到他家去玩的，尽管他家里有两个拖鼻涕的，那么你是不是会很亲热？

可是他没有答应我。

他慢慢地朝我走过来了。他按住了我的肩膀，说：“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手劲！”

我的肩膀被他一按，就朝一边塌下去了。一个比你大好几岁的人，还比你高出不是一个头就是半个头，把你的肩膀一按，那么你不塌下去可能吗？

然后他就用胳膊夹住我的头。也就是说，我的脑袋被他的胳膊夹住了，不能动弹了。

我的头扭来扭去，可是扭不过他胳膊的力气。他的手劲很大。

我明白了，他这不是在和我闹着玩儿。他也不是只想让我知道他的手劲大。他是打人！打人不一定是用拳头打你的脑袋和身体，用胳膊夹住你的头、不让你动，也是打人！你要说他是欺负人也行。不过我不想说。说他是欺负人，我就显得很弱小很可怜。

我当时临近哭出来了。“临近”你知道吗？就是差不多了。但是我没有哭。我比小学一年级更小的时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我临近哭出来的时候，就忍住不哭出来，于是就不哭出来了。我不哭！

他就这么夹住我的头站在原地不动。然后，过了肯定是不算短的一段时间，才放开，让我去上学了。

我被他夹得裤子也要掉下来了。我拎拎裤子，头也不敢回，往学校走去。

这是第一次的情景。

第二次，也就是第二天，又是这样。还是在老地方。

是的，然后就是第二次。

不过，第二次，第三次，他都没有说要让我知道他的手劲。

我想了一个办法，走到马路的对面，从马路对面去上学。

可是他也站在马路对面等我。

我每一次都是临近哭出来，可是没有哭。而且我没有讲给爸爸妈妈和外祖母听。我比小学一年级更小的时候就不回家说今天谁欺负我了。我不说！

是的，后来怎么样了呢？

那么你希望听我说后来怎么样了呢？

后来，我终于忍无可忍，在他朝我走来的时候，趁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就飞起一脚，给了他一个扫堂腿。哈，讨厌的戴凯荣仰面一跤，差点没摔成脑震**，从此变成傻瓜！

我如果这么说，那么我是编的。我不想这样编。我这样编，英雄是很英雄，可是我没有做过这样的英雄。

后来，正好有个警察走过来，我大声喊：“警察叔叔，戴凯荣打我，天天把我头夹住，把我的裤子都夹得快掉下来，你把他抓起来！”

警察对戴凯荣说：“你看你这傻样！比人家高出多少！你夹住人家的头干吗？你的手劲大？我现在也夹住你的头试试好吗？当然，如果你现在没有在马路上胡作非为，像个小流氓，那么我是不可以夹住你的脑袋的。可是你现在胡作非为了，像个小流氓了，那么我就可以夹你。来吧，老实点，自动地把头伸过来！”结果，警察一夹，戴凯荣就“哇”地哭了。丢人啊，就这软蛋样，还要在马路上胡作非为！

我如果这么说，那么是我编的。这样编，好玩是好玩，可是不可能啊，哪个警察会夹小孩的头？戴凯荣也是个小孩。

这天早晨，戴凯荣又朝我走来。他没有想到，这时正有个人在朝他走去。我看见了正朝他走去的那个人，可是他没有看见。我还看见跟在那个人后面的两个拖鼻涕的小孩，可是他没有看见。那个人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他把我的头夹住，让我知道他的手劲，已经一把拧住他的耳朵，大声喝问：“你想在马路上当小流氓，让警察把你抓进去？”

这个人是戴凯荣的妈妈。戴凯荣的拖鼻涕的弟弟妹妹知道戴凯荣在马路上胡作非为，告诉他们的妈妈了，他妈妈跟踪追击。

这还是编的。是的，你别以为拖鼻涕的小孩就不如不拖鼻涕的小孩，拖鼻涕的小孩也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大义灭亲！可是戴凯荣的弟弟和妹妹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妈妈怎么跟踪追击……

如果我要编，那么后来的可能性的确会有很多种；如果你想帮我编，那么你也肯定能编出不少种。编的时候，你弄不好会觉得，写小说真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结果，你就暗暗地想成为一个作家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后来的结果很简单。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一天，我去上学，走在路上，没有看见戴凯荣。继续往前走，还是没有看见。我想，咦，戴凯荣呢？他怎么没有来？我将信将疑地一直走到学校，他还是没有出现。

后来也一直没有出现。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再在我上学的路上出现。

我也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我上学的路上出现。

但这个故事是真的。不仅成了我一年级的记忆，也成了我这么多年的记忆。不过我好像一直都没有特别恨这个戴凯荣。我害怕过，但是我不特别恨。我说这个戴凯荣你们可能是认识的，你们会奇怪：我怎么认识？我根本就不认识！我的意思是，像这样的莫名其妙的出现，这样莫名其妙的胡作非为，这样莫名其妙的人和事情，你难道就真的没有遇到过吗？也许你的确是遇到过的。你也遇到过像戴凯荣这样的人的。如果没有遇到过，那你也不要急着庆幸，因为你以后可能会遇到！如果遇到了，他把你的头夹住，让你动弹不得，你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害怕得再也不敢在那条路上行走，不去上学，不去奋斗，退回原处；而是坚持了去面对，继续上路，那么一切其实根本就没有多么了不起，结果，他就消失了。结果，它只不过成为一个可以讲述的小小的故事而已。

我今天，就讲这个小小的故事给你听。现在讲完了。

在这个发生在上学路上的故事里，梅子涵用对话式的语调带领读者置身童年现场，通过真实和虚构的交织表现对现实生活的敏锐体察与深刻感悟。作家的讲述让我们相信，人生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莫名其妙的人和事，只要坚持了去面对，它们就只不过成为一个突然出现和消失的小小故事，并且成为继续前行的记忆和勇气。小说有关结局的各种想象，既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特质与生命情态，又以多元视角挖掘了现实的无限可能，饶有趣味且意味深长。

——钱淑英

《小小的故事》象“前小说”，像一个没头没尾有待丰满的小说片段；也像“后小说”，它似乎又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间离、解构特点，作家故意设置了好几种因果结局，却又——否定掉。但我个人更愿意把它视为一个“原生态”故事，它极可能是真实的，是每个人在过去、现在、未来都可能遭遇的莫名之“恶”。唯其如此，更应该感谢并牢记作家跟我们分享的心得：决不屈服，坚持面对，继续上路。

——涂明求

男主人公在上学的路上，连续三天，都被附近一位大同学用胳膊夹住了脑袋，好长一段时间而无法动弹，这一像噩梦般恐怖的一幕，接下来是怎样得到解决的呢？是主人公终于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反而让这位大同学受到了教训？或者让大人出面，比如警察来加以干预？再不然就是这位大同学的母亲对他的以大欺小进行训斥？这一切始终都发生于男主人公的想象中。然而，一个更具有戏剧性的逆转是，那位大同学再也没有露脸。如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出现了三天来欺负“我”，他随后的突然消失，也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现实催生了想象，也放逐了想象。当想象的虚幻传奇与日常生活的真实平淡形成对照时，想象的迷人似乎并没有让人神往于想象，反倒是把平淡的现实背后波诡云谲的一面充分渲染了出来。但这种波诡云谲，不是让儿童对生活产生了惧怕，反而更能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它了。

——黄清 詹丹

侦察鬼

你看见那五个男孩了吗？他们正沿着围墙在往前走。他们都猫着腰。他们好像训练过似的。但是他们没有训练过，男孩子猫着腰悄悄地前进是不需要训练的。他们都悄悄的。只有九子的喘气声稍微有些响，因为他太胖。九子就是走在最后面的那个。走在第一个的叫建生，他是这儿最大的，十二岁。第二个是钧德。第三个是涛涛。第四个是罗弟。围墙边长的全是很高大的枇杷树，所以他们现在是在枇杷树的下面前进。白天的时候，他们经常到枇杷树下面来玩，可是晚上像这样猫着腰在枇杷树下悄悄前进是第一次。

你看见那幢房子了吗？很大的，是一幢洋房。一盏灯都没有！那幢房子原来是疗养院，后来疗养院搬走了，就变成空房子了。他们现在就是朝那幢空房子前进。

你看见，除了建生，其他四个人都拿着枪吧？钧德和九子的都太普通了，罗弟的那一把里面装了电池，扣动扳机就会发出火光。涛涛的是一把发令枪！就是开运动会用的那一种，装上火药纸，一扣就“砰——”。

你看，他们没有猫着腰直接走到房子前，而是隐蔽在对面的枇杷树下警惕地注视。说“注视”太不正规了，应该说侦察。

侦察什么？侦察鬼！这个房子里有个鬼，是穿白衣服的，而且是个女的。

他们是今天傍晚的时候决定的。建生说：“今天晚上你们敢不敢和我一起到对面的空房子侦察鬼？”结果大家都说敢。建生对九子说：“像你这样的胆小鬼如果怕的话，那么最好不要去！”

九子说：“我又不是胆小鬼！罗弟才是胆小鬼，他连阁楼都不敢一个人上去，让他妹妹走在前面。”

罗弟说：“我阁楼不敢一个人上去，可是我敢到对面的房子去侦察鬼！”

最后他们还决定了要带枪。

建生说：“你们带，我不带！可是你们要听我指挥，我是司令！”

涛涛说：“司令更要带枪了！建生你就带吧！要不我带两把，一把借给你。”

建生说：“我又不怕鬼的，我不带！”

涛涛戴的虽然是一顶假的解放军帽子，可是他爸爸却是涛涛戴的虽然是一顶假的解放军帽子，可是他爸爸却是一个真的解放军。所以涛涛的家里有两把枪是不稀奇的。

你看见了吗？房子是三层楼的。大门的外面，是个有柱子的厅。白天，他们在这个厅里逃来逃去，从这一边跳下去，从那一边爬上来，但是晚上没有来过。白天的时候大门都锁着，所以就算白天没有鬼，他们也没有到房子里面去过。

你看，他们的眼睛都盯住白颜色的台阶。

他们肯定都认为，即使是鬼，无论来还是去，也是要从台阶走的。上了台阶，经过柱子厅，然后进大门。或者从门里出来，经过柱子厅，然后下台阶。

罗弟端着枪。不过没有瞄准。

其他几个也都紧紧地握着枪。

但是你仔细看看就知道，罗弟的身体在抖，扣在扳机上的手指头也抖。

九子抖得最厉害的是嘴巴，还呼呼地喘气。

哈，钧德这人很糟糕，他放了一个屁。侦察的时候吓得放屁，这简直可以“枪毙”！

涛涛差点儿笑起来。他的假的解放军帽子歪在头上，所以看上去更加没有一点点像真的解放军。

结果建生也放了一个屁！

九子在想什么，我告诉你。他在想：“还说我是胆小鬼，司令也会放屁！”

钧德放屁的时候，建生幸亏没有说“我毙了你！”否则现在他只好把自己毙了。

罗弟担心的是：“如果放屁的声音被鬼听见了怎么办？”

建生肯定觉得很没有面子。他说：“你们别动，我过去看看！”

你看，他猫着腰跑过去的样子是不是很像一个真正的侦察员。

他一点儿也不怕地匍匐在台阶上。

而且他不怕脏，一级一级地沿着台阶往上爬。

其实他完全可以走上去的，猫着腰走。

你说什么？走上去？走和爬是一样的吗？在前方的情况完全不明的情况下，你说究竟是爬更像一个侦察员，还是走更像一个侦察员？我看你大概是没有看过打仗的电影！

建生终于爬到了最上面的一级。他一闪身，把身体贴在了柱子上。

你看看，动作简直完美！

没有任何动静。也就是说，没有发现鬼。

他左手一摆。

那么清楚的一摆，可是那四个侦察员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似的。那一摆，多像电影里的侦察排长！哦，说错了，建生现在是司令。

建生只好左手又一摆。他很想骂一句：“我毙了你们！”

四个侦察员这次明白了：可以前进！

于是他们也猫着腰跑到了台阶前。

匍匐。

爬。

只是九子才爬了两级就又滚了下去。胖的确不好，当侦察员有困难。

你看见了吗？罗弟爬得最轻捷！

他们现在全上去了。和建生站在一起。他们现在觉得，只要和建生站在一起，就什么也不怕。他们都佩服建生了。

原来让人佩服并不难。

你看见了吗？他们现在都看着建生呢。那意思是说：“建生，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建生已经想好了。现在往大门靠近，贴着大门，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

可是还没等建生下命令，只见一道灯光照到他们的身上。是手电筒的灯光。

这可真把人吓死！

“你们干什么？当小偷啊？”一个男的厉声问。

侦察员们一看，是居民小组的张伯。张伯晚上都要在院子里巡逻，还摇铃，喊：“睡觉把门窗关好！”

“侦察什么鬼？我看你们倒蛮像鬼！快回家，当心我告诉你们爸爸妈妈！”

张伯说完，走上台阶，走到房子的门口，用手电筒照照，锁还在上面，就放心了。

“回家！回家！”

他走在五个侦察员的后面。“几点钟了？还在外面疯！”你看看，现在这五个侦察员像什么？

当然像俘虏！

张伯把他们押送到一个路口，就自管自又去巡逻了。这最后一个镜头你当然一定要看。

建生一把从涛涛的手里夺过发令枪，瞄准已经走远的张伯，开了一枪。他想嘴巴里说“砰——”可是哪里想到，涛涛在枪里装了火药纸，真的“砰——”的一声，把大家全吓了一大跳！我当然也吓了一大跳。

我就是里面的罗弟。

后来，我们就回家了。

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我是九岁。

你看见那五个男孩了吗？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句。从语句结构上分析，也是十分普通的主谓宾结构。主语是“你”，谓语是“看见”，宾语部分是“那五个男孩”。不过，当这个极为普通的问句被放置在《侦察鬼》的开篇第一句时，它便被赋予了深厚的意蕴。小说的主人公变成了“你”，这个“你”是从头到尾全程参与了“侦察鬼”这一事件的跟踪者和见证者，然而“你”自始至终都没有露过面，只是隐藏在几个男孩背后。“你”可以是读者，也可以是作者对自我观察角度的定位，更可以是事件发生时候偷偷跟在哥哥（罗弟）背后的“妹妹”。这可以说是作家把第二人称叙事运用在儿童小说创作里的一次独到的尝试。

——李慧

妹妹

我有两个妹妹。我的大妹妹一岁不到就夭折了。我一点都记不得她，可是我一直非常想她。她长的什么样呢？家里有她的照片，我常常看看，可是我心里想，这是我的妹妹吗？我一点儿没有记忆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所以我现在不是说我的这个妹妹。

我说的是我的小妹妹。我的小妹妹是在我的大妹妹离开我们以后出生的。所以小妹妹当然没有看见过大妹妹。小妹妹不认识她的姐姐。妈妈说，大妹妹好乖哦！

可是小妹妹很皮。

那真是一个很顽皮的小姑娘。

她那时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坐在地板上玩。我在地板上找我的一粒玻璃弹子。这是在楼梯口的地板上，没有家具，应该是一眼就能看见弹子滚到哪儿去了。可是地板上没有我的弹子。我就问她：“妹妹，你看见我的弹子吗？”她张开嘴巴用手指着说：“啊，啊。”她的眼睛也睁得很大，闪闪的，里面全是聪明。她是一个小时候眼睛里一直都有闪闪的聪明的小姑娘。这把很不聪明的我吓死了。我“哇”地抱住她大哭起来。妹妹把弹子吃到肚子里了，我要没有妹妹了！我的妹妹真是一个顽皮和聪明的小姑娘，她看见我哇啦哇啦地哭，就从自己小围裙的半圆口袋里拿出了弹子给我，她说“啊，啊”。

妹妹是不是把弹子放在小围裙的口袋里，准备等会儿再吃呢？妹妹的“啊，啊”是什么意思？

三岁的时候，妹妹寄宿在一个托儿所里。那个托儿所离家两站路。结果她晚上逃回家来了！我们听见很轻的敲门声，外祖母推开房门，是妹妹在门口。她站在昏暗的灯光里，聪明的眼睛闪闪地看着外祖母，看着妈妈，看不见里面有害怕，而是好像很快乐地说：“我回家来了。”

外祖母一声大叫。

外祖母一定是惊讶极了。

一个三岁的小孩，晚上的时候，一个人走两站路，从托儿所回到家里。

她想家了？

外祖母是个有些偏心的人。她偏心男孩子，对妹妹严格得有些狠。

我小时候不知道，是长大以后才懂的。那时，我已经洗好脸洗好脚了，马上就要跟着外祖母到三楼去睡觉。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不早了。可是外祖母竟然没有让妹妹进房间，就拉起她的手，送她回托儿所去。

那是晚上的时候。三岁的妹妹刚走了两站路回来，现在又要走两站路回去。

外祖母，你应该帮妹妹洗洗脸洗洗脚，让妹妹在家里睡觉的，明天早晨再送她去托儿所。

可是外祖母拉起妹妹的手就走了。

妹妹没有哭。顽皮的小孩都坚强。可是我记得妹妹的眼睛。她闪闪地看看我们，就跟着外祖母走了。

我现在很埋怨外祖母。可是我那时不懂。如果我那时懂，我有力量，我一定会请求外祖母把妹妹留下，然后搀着妹妹的手上三楼去睡觉。我和妹妹是睡在一张**的，睡在一头。

小时候的马路上没有拐骗，就是有拐骗，妹妹也不会被拐走，她闪闪的眼睛聪明啊！

妹妹大些了，进了幼儿园。妹妹每天都可以回家。我上小学一年级。那个幼儿园也是离家两站路。每天下午我去接妹妹。我沿着我们院子外的长长的围墙走，抬头可以看见长得很高的枇杷树。一棵挨一棵的枇杷树。然后拐弯。然后再拐弯。走到电影院，对面就是了。老师坐在门口，我说：“我接妹妹。”老师就喊妹妹的名字。然后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妹妹啊，又和小朋友打架。”老师这样说的时候，不是感叹的语气，因为老师经常这样说，所以老师说的语气已经是平和的了。

我搀着妹妹的手回家。我没有问妹妹：“你今天又打架了？你和谁打架啊？”我小时候不会交谈，所以也不会和妹妹说这样的话。可是我回到家里把老师说的话告诉了妈妈和外祖母。我好像觉得一定要告诉的。结果妹妹总是挨骂。还可能被打过。我那时是多么不好啊！可是如果我不告诉她们，那么又应该怎么做呢？一个人小的时候真是一点儿力量都没有。老师没有说妹妹为什么和人打架。是谁先打的呢？都是我妹妹不好吗？老师都没有说。我亲热地搀住妹妹的手回家，然后就告诉外祖母和妈妈。我长大了以后想起，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地糟糕！我糟糕吗？我不知道。

妹妹上学了。妹妹的班主任就是我以前的班主任。班主任对妈妈说：“她如果有她哥哥的一半就好了！”什么一半？一定就是我那傻傻的非常听话的一半！可是妹妹怎么会非常听话？她是三岁就敢一个人跑回家的小孩。她是在幼儿园里常常打架的小姑娘。

放学的时候，我就自管自回家，让妹妹自己走。从学校到家有很长的路的。我不想带这个落后的妹妹一起走。妹妹想跟着我，我就把她甩得很远。我很先进很光荣地一个人走在前面，而且还要藏起来，让妹妹像敌人一样地看不见解放军。

后来，一定是老师为了鼓励妹妹，让妹妹当了清洁委员。

妹妹每天都扫地。她还把扫帚扛回家，她说老师要她管好扫帚。

这个落后的小女孩每天都扛着一把扫帚在路上走。早晨去上学，下午回家。

下午回家的时候，脸上总有灰。

她聪明的眼睛闪闪地在路上东张西望。

她跟不上她的“解放军”哥哥。

她也已经习惯不再跟了。

她是清洁委员，扛着一把扫帚，她也是很光荣的。

但是她的哥哥不知道，其实他搀着妹妹的手走路，还可以走很多日子的，可是他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这样的结束也就等于永远结束。后来，他再也没有搀过妹妹的手。再也没有。妹妹的手再也没有在哥哥的手心里。

长大是多快的事。

可是如果那个时候我的大妹妹在，她会搀住小妹妹的手的。她还会把妹妹的扫帚扛在自己的肩上，把妹妹脸上的灰擦擦干净。她哪会像我这样！

我听见妹妹喊我：“哥哥！”

我回头一看，妹妹坐在一辆运货的三轮车上。

妹妹朝我招手：“哥哥，快上来！快上来！”

妹妹还对骑车的叔叔喊：“叔叔，让我哥哥上来！让我哥哥上来！”

可是我没有上去。

那天，妹妹比我先到家。妈妈回来的时候，妹妹告诉妈妈：“妈妈，我今天乘三轮车回家的！我喊哥哥乘，哥哥不乘，我比哥哥先到家！”

妹妹看见骑三轮车的叔叔，就拦住说：“叔叔，我走不动了，你带带我好吗！”叔叔一直把她带到家对面的百货商店门口。

一直到现在，我的妹妹，没有什么事情难得住她。她和任何人都能很友好。

因为她小的时候拦过三轮车的。

在梅老师的儿童小说中，漂亮的结尾很多，基本都会有一个富有余味的领扣。正如这篇《妹妹》的这一句“因为她小时候拦过三轮车的”，包含了多少哥哥想对妹妹说的话？又包含了多少哥哥对于拥有这样一个妹妹的自豪呢？一个当年没看到妹妹那带着童真的无畏是多么美好的哥哥，把所有迟到的歉意和现在满心的暖和都凝固在了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中。

——蔡冬青

文学大家都重视作品的细节。法国作家福楼拜曾说：“为了描写一堆篝火和平原上的一棵树，我们就要站在这堆火和这棵树的前面，仔细地观察，一直到我们觉得它们不再跟别的火焰和别的树木一样为止。”作品《妹妹》之所以感人、耐读，是因为有许多细节在其中，故事的细节、感情的细节。细节让这个妹妹和别的妹妹就有了区别。当然，也与独特的梅氏叙事风格有关。

——孙卫卫

写作谈

故事给冬天也给夏天

梅子涵

我写的是自已的妹妹。当我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当妹妹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当我像小说里写的，每天去幼儿园接她回家，手牵着手的时候，我是不可能知道，后来我会成为一个作家，把妹妹的故事写出来的。如果那时我知道，那么我一定会采访采访她，我说：妹妹，我现在要采访采访你。比如采访采访她究竟为什么和小朋友打架。

我小的时候哪会说什么“采访”啊，还想什么当作家呢，我写作文老师从来没说过我写得好。我总是认真地写，可是老师从来没说我写得好。我是一个小时候写作文没有被老师表扬过的小孩。

就算我会说采访采访，妹妹也听不懂。她弄不好会说：“我不要采访采访你，我要吃棒冰！”

妹妹喜欢吃棒冰，她吃棒冰的时候，衣服上总是滴满棒冰水。

写作是有趣的事，一个字加一个字加一个字加一个字一个故事就写出来了。它本来只在你脑子里，而且可能是散散落落的，可是一个字加一个字加一个字加一个字就让很多人读到了，它们不再是散落，而是完整，有讲究的开头，更有艺术的结尾。故事里的那个本来只有你自己觉得可爱的人，变成大家都觉得可爱了。大家会想，我如果有这样一个妹妹就好了，我如果有这样一个哥哥、弟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好了。作家可真是很有点儿了不起，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被他加起来，就把一个生动的世界精彩的大世界印在了纸上、留在无数人向往中。

不过，我还没这样的了不起，我还要练很久很久，因为我小时候写作文老师从来没有表扬过。

冬天的时候，我去北方一个县城的师范学校讲课，时间还没有到，我坐在办公室等候。一个女老师走进来对我说：“我是教音乐的，我读过你的《妹妹》。”我说：“是吗？”这件事很小，但是它是我在那个冬天县城的高兴记忆。夏天，我在西南的一个省会，和一些家长讨论家庭的阅读生活。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子站起来对我说：“谢谢梅老师，我读过《妹妹》，我以前对妹妹不好，现在我对妹妹好了，我不要让自己长大以后后悔。”男孩子说着哭了。他妈妈也站起来说谢谢，妈妈也哭了。儿子和妈妈都对我鞠了躬。我当时也想哭。

后来我知道，男孩子的妹妹是个弃婴，妈妈在去菜市场的路上看见，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姑娘未来可以很快乐了，有了爸爸妈妈，还有一个爱她的哥哥。

我这个作家，有这样的快乐就很快乐了。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写作文，没有被老师表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