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后刚开学半个月，五（2）班的华老师调到市航模学校当辅导员去了。要从中心小学调来一个新班主任。总是这样的，新班主任来之前，同学们都要作许多猜测：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凶不凶……真的，他们还没有碰到过凶老师呢。三年前教他们的严老师是不凶的。后来的华老师也是不凶的。严老师是那么善于讲故事，而且都是“长篇连载”。每次班会课他都讲，眼睛一闭，讲到吊瘾的地方突然刹住，让你心痒上好半天。《战斗在敌人心脏》严老师一直没讲完，到现在还欠着。华老师则完全像个大姐姐，又好看又活泼，手风琴拉得特好。星期天她时常带大家到不买门票的半岛公园去，把人一分，“躲猫猫”。本来说好下个星期带大家去参观鲸展的，却突然调走了。
当然，大家想的也不尽一样。譬如学习委员钟明，他的功课全班最好，爸爸又是干部，以前严老师最喜欢他。他真希望新来的老师像严老师一样。再说叶莹莹吧，她是全班最好看的，又是少年宫合唱队的，华老师最喜欢她。她自然希望……不过，也有什么都不想的，像那个……等一下，等一下，你看，新班主任什么时候已经走进教室了。大家都怔住了，交换着眼色：她是麻子！
总而言之，第一面的印象不太好了。
她倒是丝毫没有察觉大家吃惊和扫兴的神情，说：“我姓马，大家叫我马老师好了。”
终于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立刻，教室里尽是“哧哧哧”的声音。还有人轻声说着：“马，麻……”
马老师的脸色很难看，掠了掠头发，看着大家。课堂里突然变得很静，有的悄悄地低下了头。马老师的目光，缓缓地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掠过去，最后落在第二小组的一个女生身上。她与众不同，坐得特别端正，刚才的一阵**似乎对她毫无影响。不知是这个女生老实规矩的神态引起了马老师的注意，还是那件又旧又小的浅蓝色长袖衬衫绷着正发育的上身显得有些异样，马老师盯住她看了好一会儿。大家都不免有些奇怪，目光随着马老师的视线一起交织在她身上。她叫维小珍，爸爸在青海劳改，妈妈是拉清洁车的。男同学也好，女同学也好，平时很少有人多看她一眼。有的同学还要欺负她。她总是上学来了，放学走了。课间做游戏大家都不高兴带她，她就一个人伏在课桌上做功课。学校组织春游秋游一类的活动，人家吃面包、蛋糕、糖，她呢，总是咬一口烧饼，喝一口开水……这一切马老师都是不了解的。女生老实规矩的神态使她暗暗高兴、宽慰。她收回了目光，迅速地看了一眼讲台角上的座位表，记住了名字。马老师没有说更多的话。这一节课是作文。她把作文本发给了大家，用清秀工整的板书写下了题目，又简洁地提了几点要求……
中午，马老师没有休息，在办公室里批改作文。也真巧，第一本就是维小珍的。这一次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妈妈》。她看了起来：
我能写我的妈妈吗？因为我爸爸是不好的。去扫烈士墓时，华老师让大家回忆家史，可是叫我别说，因为我爸爸不好。所以我不敢提我们家。我妈妈当过童工，小时很苦。她是很好的，每月拿三十几块钱，要养我和弟弟。有些同学看不起她，有时妈妈在路上拉清洁车，他们用石头砸她，我不敢说这是我的同学砸的，怕妈妈更难过。老师，我写不出，你再出一个题目，我来补写吧。
有两处字迹被水滴弄模糊了，使马老师想到，孩子写的时候可能流过泪。她眼前又浮现出，那绷着一件又旧又小的衬衫的身体。她现在才体会到，那孩子老实规矩的神态里，其实包含着一种因受到歧视而产生的小心、老成。马老师翻开“学生登记表”，查到了维小珍家的地址，决定去进行一次家访。
仲秋的正午，热势并未减退多少。人行道上的樟树都还很小，遮不住火辣辣的日头。马老师撑着一把黑布伞，路不熟，走得很慢。路旁的弄堂里有两个淘气的男孩指划着她的脸在说难听话，她没理会，而是注意地看着门牌号码。是呵，她小时候在育婴堂里留下了一脸的天花斑，其实是多么不适于当教师啊。孩子们不懂事，总难免要刺伤她的心，可她却偏偏选择了这个职业。她没有结过婚，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她总是想，旧社会，由于出身的高低和家境的贫富，有的孩子生活在天堂上，有的孩子生活在地狱里。新社会，孩子们都是党的，都是祖国的未来，应该一样对待，而不应该把谁冷落在一旁……
前面是一个公园。公园里正在举办无锡泥人展览，门口挺拥挤。马老师绕过小广场前的一棵雪松，准备穿到马路对面去。有只小手扯扯她的衣服，细声细气地问：“阿姨，喝茶吗？一分钱两杯。”
马老师没有停下来，只是不在意地移了移伞，向后看了一眼。她惊住了，是维小珍。
有人要买茶喝，维小珍正忙着，没有发现她。
她收拢伞，走到维小珍身后，默默地看着。
生意挺好，维小珍手忙脚乱地忙碌着，把一分一分的硬币丢进一只铅皮盒子里。背脊上的浅蓝衬衫湿透了。
此时，空闲些了。维小珍坐在凳上，捧着那只盒子，用手指在里面数着钱。马老师手轻轻地搭在她肩上。维小珍紧张地回过头来，怔住了，直愣愣地看着马老师，悄悄地把手上的盒子移到了背后。这时又有人来喝茶，维小珍犹豫着没动。马老师推推她，她才站起来……
马老师把伞靠在凳上。她发现小凳上那盆洗茶杯的水已经脏了，上面漂着薄薄的一层灰。旁边正好有花鸟商店，她端着去换了一盆清水。
维小珍用手擦擦凳子，让马老师坐。
趁着无人来喝茶的空隙，马老师间断地和维小珍说话。
“一直这样么？”
维小珍点点头：“开学了，我和弟弟都要交学费。”
马老师看到钱盒下压着一本书，她拿起来翻了翻，是新发的语文课本。用一张旧报纸包着，书里夹着一个用白纸订成的小本子，上面记着从课文里摘录下来的好句子，字写得十分工整。
“有空读么？”马老师问。不知是热的还是紧张，维小珍额头上沁出了一颗颗汗珠。马老师掏出手绢帮她擦，她忸怩地往后一缩，然后又不由自主地靠到马老师身上。又有人来喝茶了，马老师伸手接过钱，“当啷”丢进了盒子……
“没申请免费吗？”马老师问。
“没有。”
“还缺多少钱？”
“快了。”维小珍高兴地答道。
这时路上有个拉清洁车的女人喊维小珍，维小珍奔了过去。她是维小珍的母亲。她从挂在把手上的布拎包里取出一只饭盒子，递给女儿。维小珍放学就来了，还没吃午饭。母亲拉上车又要走了，维小珍对她耳语了几句，朝马老师指指。母亲跟着女儿走到马老师跟前，亲热地喊了两声“老师”，过意不去地倒了一杯茶端给马老师，不断地撩起对襟单褂的下摆擦着汗，笑着站在那里。这是一个吃得起苦，又生活得很不顺利的老实人。女儿很像她。马老师的心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从拉链包里拿出五元钱塞给她：“凑上给孩子交学费吧。”
母亲慌乱了。她用一双粗糙的大手推挡着，不肯接。马老师微笑着凑近她：“别推了，难看吧？”
母亲眼圈红了，嘴唇直哆嗦，说不出话来。维小珍躲在母亲身后哭起来。马老师把她拉到身边，用手帕帮她擦眼泪，说：“别这样。”
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反正维小珍是活泼多了，脸颊上开始出现了红晕，眼睛里时常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上学、回家的路上总是哼着歌儿，说话也多了，听课、做作业更加认真。国庆篝火晚会上，她戴上了红领巾，还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我有两个妈妈》。同学们都被感动了，热烈鼓掌，鼓了好长时间。
现在，再也没有人瞧不起维小珍了，女同学做游戏时都亲热地喊她：“小珍，来呀！”男同学在马路上碰见小珍妈妈拉清洁车，也总要上前推一把。春游秋游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把好吃的东西分给小珍。这个学期还没结束，同学们却已经悄悄地为小珍凑足了下学期的学费了。谁也说不出什么明确的原因，反正马老师来了以后，就慢慢变成这样了。也没有人说马老师最喜欢维小珍，他们不承认马老师最喜欢别人，因为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个马老师喜欢自己的故事来……
《马老师喜欢的》在情节的取舍上有点大巧若拙。如维小珍的爸爸在青海劳改的缘由，特殊家庭背景给她造成的精神负担，马老师的呵护对自卑的学生带来的精神提升，等等，在别的作者手中可能要用力着墨，而可多加渲染的素材在梅子涵文章中都被一笔带过了。日常事件的平面叙述代替了全知视角和多重线索的营造，含蓄、简约的记叙式书写代替了戏剧化的性格与情节冲突，再加上时代背景的若隐若现，夕照般渐渐褪去的自然结尾——它出现在1979 年的确是令人惊奇的。梅子涵开始亮出了自己的风格。
——王宜清
由于故事中那个受到感人对待的维小珍，被设计成正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的女儿，这就使得这篇小说拥有了一个主题以外的复杂触角。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发表这篇文章，就多少包含着某种危险。我们收到稿子后，为慎重起见，当即复印了十多份征求意见。结果支持发表的只有两个人。作为编辑，为了个人安全，将求之不得的好作品不发，我不甘心，也难安心；征得爱人支持后，我还是毅然决然将它发表了。作品发表后，有人来信责问编辑是以怎样的阶级感情审定这样的作品的，但更多的则是赞扬声。江苏省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7—1979）所评出的 3 个一等奖中，一等奖第一名就是《马老师喜欢的》这篇小说。
——顾宪谟
写这篇小说（《马老师喜欢的》）时，我在上大学。那时候我是个文学青年。文学青年的意思就是还不那么会写，我那时也不那么会写，而且写完了还不知往哪儿投稿。投稿比写稿更加艰苦，忧心忡忡。《马老师喜欢的》是江苏《少年文艺》发表的，决定发表它的编辑叫顾宪谟。这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在这儿没有篇幅细说。这个很长的故事的原因是作品里的女孩的父亲在监狱里，马老师关怀这样的一个学生，这在小说发表的那个年代是有些疑义的。不少的人都有这个疑义。这在今天说起来，很年轻的读者会问：“为什么会那样？”
为什么会那样？这要问那个年代。
——梅子涵
时隔二十多年，重读《马老师喜欢的》还是让人不由得鼻翼发酸。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故事里的情感是普遍的、永恒的，每个时代都存在，因着各种缘由，本该受到关爱、同情的人，却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欺侮。二是来自作者机智、细腻的叙述，看似不经意实则有意的对比：马老师与以前其他老师，同学们对马老师和维小珍前后态度，等，在对比中，读者情不自禁地被马老师爱的魅力征服了。作者不遗余力地营造师生互爱的氛围，并用心地渲染烘托这种气氛，使得读者的眼角和心灵也不由自主地湿润、舒展起来。
——孙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