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
[2]《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1963年。
[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田猎与渔》。
[5]华北地质研究所《黑龙江省呼玛县兴隆第四纪晚期孢粉组合及其含义》。
[6]周昆叔等《察右中旗大义发泉村细石器文化遗址花粉分析》，刊《考古》1975年第1期。
[7]周昆叔等《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冰川和第四纪沉淀物的孢粉学初步研究》，刊《冰川冻土》1981年第3号。
[8]郭旭东《珠穆朗玛峰地区第四纪间冰期和古气候》，徐仁、孔昭寰等《珠穆朗玛峰地区第四纪古植物学研究》，刊《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1977年。
[9]《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索隐》。
[10]按：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孝王）七年，冬，大雨雹，江汉水。”（原注：牛马死，是年，厉王生。《御览》八十四引《史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11]《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
[12]《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
[13]《左传》僖公四年。《史记》卷四《周本纪》。
[14]《太平御览》卷八四引《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外纪》同，又引皇甫谧曰：“在位二年。”《今本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王陟。”按：《古本竹书纪年》于昭王十九年后即再未有记事，则昭王在位当以十九年为是。
[15]《尚书·说命下》：“若作酒醴，尔唯麹蘖；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说命》为殷高宗时所作，可见其时梅的栽培已相当普遍。
[16]有关这些树木在当时繁殖的文献记载，已征引在《植被的分布地区及其变迁》中，这里不再赘述。
[1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18]贾兰坡、张振标《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中的动物群》。
[19]《左传》文公十八年，襄公十八年。
[20]《史记》卷八〇《乐毅传》。
[21]《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22]《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23]《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
[24]《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伋为并州牧，……始至行郡，到西河美稷，有儿童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美稷县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儿童数百皆有竹马可骑，可能当地就有竹林。不过有谓其时竹马已经成为定称，不一定都是取用竹竿。唐时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他从五台山起程赴长安时说：“为往长安，排比行李。……斋后便发，……取竹林路，从竹林寺前向西南。”寻此文意，五台山下当有竹林，不然竹林路和竹林寺就无所取义。又考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一〇《支植》：“卫公（李德裕）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唐北都为今山西省太原市。太原种竹如此艰辛，五台山如何能有竹林，美稷县如何能有制作竹马的竹？书此志疑。
[25]《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下》：“司竹园，在（鄠）县东十五里，园周回百里，置监丞掌之，以供国用。义宁元年，义师起，高祖第三女平阳公主举兵于司竹园。”
[26]《全唐诗》卷二二五，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九：“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又之十三：“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又之十六：“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同。……野人矜绝险，水竹会平分。”
[27]《全唐诗》卷二一二，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四：“南登滑台上，却望河淇间，竹树夹流水，孤城对远山。”
[28]《元史》卷九四《食货志》。按：《食货志》说：“腹里之河南、怀、孟”，中华书局本《元史》对于这句有校语说：“按本书卷五八《地理志》，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河南府不属腹里。此‘河南’或系‘河间’之误。”按：《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元丰元年，滨、棣、沧州竹木、鱼果、炭泊税不及百钱蠲之。”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滨州和棣州治分别在今山东省滨县和惠民县。竹木之税他州俱无，仅这三州有之，当系其地产竹。元时并沧州于河间府，是河间府亦产竹。校语改腹里河南为河间，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不过元时河南省亦有竹课。《元史·食货志》：“竹木课：腹里，竹二锭四十两，额外竹一千一百锭二两二钱。河南省，竹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五竿，额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锭三十两一钱。”又“竹苇课：奉元路三干七百四十六锭二十七两九钱”。河南省的课税虽没有奉元路那么多，却远超于腹里怀、孟等州。元河间路治河间县，今河北省河间市。奉元路治长安县、今陕西省西安市。
[29]《文选》卷一。
[30]《文选》卷二。
[31]《初学记》卷二八《竹部》引。
[32]《文选》卷六。邺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洹水流经今河南省安阳市，东入白沟。白沟即曹操引淇水所修凿的人工水道。
[33]《文选》卷一六，潘安仁《闲居赋》。
[34]《晋书》卷三一《胡贵嫔传》。
[35]《文选》卷一〇，潘安仁《西征赋》。
[36]《水经·清水注》。
[37]《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
[38]《水经·清水注》。按：《水经·沁水注》：“上涧水导源西北辅山，……历析城山北。……《禹贡》所谓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下有二泉，……数十步外多细竹。其水自山阴东入濩泽水。濩泽水，又东南注于沁水。……沁水又南五十余里，沿流上下，步径才通，小竹细筍，被于山渚，蒙茏茂密，奇为翳荟也”。这样的小竹细筍应为竹的一类。因为是小细筍，所以另著于此。析城山在今山西阳城县西南。
[39]《大唐六典》卷一九《司竹监》。
[40]《水经·淇水注》。
[41]《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42]《水经·渭水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北流，……迳盩厔县之竹圃中。”又说：“渭水迳（槐里）县之故城南，又东与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于竹圃，东北流又屈西北入于渭。”
[43]《大唐六典》卷一九《司竹监》。
[44]《苏轼诗集》卷三至卷五，编有苏轼为凤翔府节度判官时所作的诗多篇，其中往往提到凤翔府所属各处的竹林。并在一首诗下自注说：“盩厔县有官竹园，十数里不绝。”这里录在凤翔县的两首：一、《李氏园》（自注：李茂贞园也，今为王氏所有）：“朝游北城东，回首见修竹。”二、《大老寺竹间阁子》：“残花带叶暗，新筍出林香，但见竹叶绿，不知汧水黄。”
[45]《金史》卷四九《食货志》。
[46]《元史》卷九四《食货志》。
[47]雍正《陕西通志》卷七三《古迹》引《马志》：“斑竹园在盩厔县东二十里，周数顷余，隶秦府。内植斑竹，其大如椽，其密如箦。”按《马志》纂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
[48]雍正《陕西通志》卷四四《物产》引《盩厔县志》：“植竹，竹皆成斑，其大如椽，其密如箦。”所引的《盩厔县志》，当为康熙时所修，其文虽引自马理所修的《陕西通志》，亦可证明其时这片竹林仍然存在，并未残毁。
[49]现在西安城是明初在唐末韩建缩小的长安城的基础上改建的。现在一些街道的名称可能上溯到明初建城之时，如竹笆市、木头市、骡马市、五味什字等都是。这些街道长期保持着和它的名称有关的店铺设置。竹笆市更是特别明显。这样的街道如果不是明初旧有的，也是多历年所，有其渊源可寻的，1949年前后，竹笆市还有不少的制作和出卖竹器的店铺，由竹笆市的名称，就可证明关中一直是产竹的地区，并非是由明代后期秦藩斑竹园的废去而了无踪迹的。
[50]嘉庆重修《清一统志》卷二〇一《卫辉府》：“竹，旧出淇县。《明一统志》，辉县出。”
[51]嘉庆重修《清一统志》卷二〇四《怀庆府》：“竹，河内出。《府志》，国初贡竹，康熙年间裁免。”直至清朝末年怀庆府的竹林还是到处丛生，与其他灌木和柏林相交错，风景优美，为过往者所称道。产竹既多，竹器的制造自然也发达起来。近来（五十年代）报载，政府对于这一区域人民制作竹器的副业曾经加以提倡。
[52]《水经·淇水注》。
[53]《元史》卷九四《食货志》。
[54]乾隆《盩厔县志·古迹》。
[55]《孟子·告子上》：“今夫麦……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
[56]《荀子·富国篇》：“今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则亩数倍，一岁再获之。”
[57]《吕氏春秋·任地篇》。
[58]《齐民要术》卷二《大小麦》引。
[59]《齐民要术》卷二《大小麦》引。
[60]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
[61]《齐民要术》卷二《大小麦》。
[6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汉时颍川郡治阳翟县，南阳郡治宛县，分别为今河南省禹县和南阳市。《货殖列传》又说：“陈在楚夏之交。”其地在今河南省淮阳县。
[63]《文选》卷八。
[64]《李文饶文集》卷二〇。
[65]《文选》卷四。
[66]《酉阳杂俎》卷一八《木篇》。
[67]《说郛》卷三八，乐史《杨太真外传》。
[68]《太平御览》卷七六六《杂物部》引。
[69]《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70]《三国志》卷一四《蒋济传》：“车驾幸广陵，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帝驾即发。还到精湖，水稍尽，尽留船付济。船本历适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断湖水，皆引后船，一时开遏入淮中。”《水经·淮水注》引《三州论》说：“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敏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
[71]《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
[72]《全唐诗》卷四〇一，元稹《和乐天秋题曲江》：“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梅杏春尚小，芰荷秋已衰。”
《全唐诗》卷五三九，李商隐亦有以《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为题的诗篇。这皆可以证明长安以至关中各处，当时都是有梅树的。
[73]《宋史》卷一《太祖纪》。
[74]《苏轼诗集》卷三《次韵子由岐下诗》共二十一首，《杏花诗》即在其中。按：这组诗的引文说：“予既至岐下逾月，于其廨宇之北隙地为亭，亭前为横池，……池边有桃、李、杏、梨、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三十余株。”苏轼为凤翔府节度判官为宋仁宗嘉祐六年十一月事，这组诗应作于这一年。
[75]《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嘉祐二年，试礼部。”
[76]《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77]李来荣《关于荔枝龙眼的研究》，1956年，科学出版社。
[78]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宝颜堂秘笈》普集。
[79]蔡珪《撞冰行》，见元好问《中州集》卷一。
[80]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一。
[81]据竺可桢的征引，此事见元《郭天锡日记》。
[82]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
[83]《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下文论述湿润气候的变迁，所引证的材料亦见此文。
[84]《左传》昭公三年。
[85]《左传》成公六年。
[86]《诗·魏风·汾沮洳》。
[87]《尚书·召诰》，《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88]《左传》定公四年。
[89]《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90]顾颉刚先生《浪口村随笔·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
[91]《史记》卷四二《郑世家》。
[92]《国语·郑语》。
[93]《左传》昭公九年。
[94]《左传》昭公十八年。
[95]《左传》襄公十一年。
[96]《左传》成公元年。
[97]《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98]《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
[99]《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又《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100]《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这里所说44县，《史记·秦始皇帝本纪》作34县。
[101]《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102]《史记》卷九九《刘敬传》。按：《汉书》卷四三《娄敬传·注》：“师古曰：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阴、好畴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皆此时所徙。”
[103]《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之。”按：《汉书》卷六《武帝纪》：“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即因主父偃的奏请而迁徙的。《武帝纪》又记载：“太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又卷七《昭帝纪》：“始元三年，募民徒云陵。”卷八《宣帝纪》也说：“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又说：“元康元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至杜陵。”
[104]《汉书》卷六《武帝纪》。
[105]《汉书》卷六《武帝纪》。
[106]《资治通鉴》卷一九《汉纪一一》。
[107]《汉书》卷六《武帝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可是《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却说：“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两者不同。近年学者间有主张从《地理志》之说的。太初四年在元狩二年后20年。若两郡皆置于太初年间，则浑邪王归汉后，他的人口又皆徙之于黄河以南，河西之地岂不毫无所有，形同异地，这是不可想象的。
[108]《汉书》卷六《武帝纪》。这是元鼎六年事。《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谓张掖郡置于武帝太初元年，敦煌郡置于武帝后元年，皆在元鼎六年之后。元鼎六年既已迁徙人口于其地，何能尚无郡县的设置？《地理志》所载未为得体。这和武威、酒泉两郡的记载相仿佛，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109]《汉书》卷六《武帝纪》。
[110]《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乌弋山离国，西与犂靬条支接。”师古注说：“犂读与骊同。”《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按：犂鞬当即犁靬，亦即骊靬。大秦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立国于今意大利国，其东疆达到地中海之东。
[111]《续汉书·郡国志》。
[112]《续汉书·郡国志》。
[113]《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又卷一八《吴汉传》。
[114]《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115]《汉书》卷九六《匈奴传》。光禄塞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
[116]《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又卷八九《南匈奴传》。
[117]《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这八郡为北地（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西南）、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北）、五原（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北）、定襄（治所在今山西省左云县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代郡（治所在今山西省阳高县），当然还有南单于所居的西河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
[118]《晋书》卷五六《江统传》。这五部所居之地为太原郡故泫氏县（今山西省高平市）、祁县（今山西省祁县）、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和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
[11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120]《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21]《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122]《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23]《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
[124]《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传》。
[125]《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26]《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127]《晋书》卷一四《地理志》。
[128]《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129]《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130]《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31]《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32]《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133]《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34]《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传》。
[135]汉时边陲并非都以塞为界，塞外还有广大的土地，故这几郡的鲜卑得以居于塞下，且乘机入塞骚扰。《后汉书》卷九〇《鲜卑传》：“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注：“马城，县名，属代郡。”其地在今河北省怀安县。马城县在当时并非极边之地，马城县北还有且如县，其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北，与马城县同濒于于延水。《水经·?水注》：“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东南流经且如县故城南。应劭曰：‘当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县也。’《地理志》曰：‘中部都尉治。’于延水出县北塞外。……又东南经马城县故城北。”于延水今为东洋河。东汉省并且如县，却并未削减版图。这说明当时北陲各地并不一定以边塞为限。所谓辽东、辽西、代郡的鲜卑正是居于塞下，因能乘当地郡县官吏不备，穿塞烧门，为边郡忧患。
[136]《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率州兵欲报瓒，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共推柔为乌丸司马。柔招诱乌丸鲜卑得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战于潞北，大破之。”《晋书》卷三九《王沉传附王浚传》：“浚自领幽州，大营器械，召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成都王）颖，……乘胜遂克邺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掠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沈易水者八千人。”
[137]《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138]拓跋氏承袭旧说，谓其国内有大鲜卑山，然其居地则在幽都之北，广漠之野，当在今大兴安岭西的草原，故其南迁，当由瀚海的东侧。其初迁于定襄之盛乐，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正远在瀚海的南方。
[139]《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140]谭其骧先生《长水集·羯考》。
[141]《晋书》卷一〇七《冉闵载记》。
[142]《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
[143]《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144]《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145]《三国志》卷三一《蜀书·二牧传·注》。
[146]《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又卷五三《吴书·张纮传》。
[147]《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
[148]《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
[149]《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又卷四四《姜维传》。
[150]《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
[151]拙著《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
[152]《三国志》卷一一《魏书·邴原传》。
[153]《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田畴传》。
[154]《三国志》卷三八《蜀书·麋竺传》。
[155]《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
[156]《三国志》卷五六《吴书·吕范传》。
[157]《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158]《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159]《晋书·载记序》。
[160]谭其骧先生《长水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161]谭其骧先生《长水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162]《晋书》卷一〇七《冉闵载记》。
[163]《晋书》卷一一一《慕容载记》。
[164]《资治通鉴》卷一〇六《晋纪二八》。
[165]《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炽磐传》。
[166]《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167]《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168]北魏自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迁都平城，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迁都洛阳，其间共有98年。
[169]《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170]《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按：卷三《太宗纪下》：“贞观五年，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
[171]《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为了安置突厥降人，“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统之”。《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开元）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开元）二十六年，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
[172]《旧唐书》卷五《高宗纪》：“总章二年，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如每户以五口计算，则已有十四万余口。《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一七》作三万八千二百户。《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传‘高丽》：唐克安市后，“傉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其原属高丽的盖、辽、岩三州七万人亦内迁。
[173]《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一八》：“仪凤元年，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174]《旧唐书》卷五《高宗纪》。
[175]《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176]《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177]《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178]《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179]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
[180]《全唐文》卷三一五，李华《送张十五往吴中序》。
[181]《韩昌黎集》卷二四《考功员外卢公墓铭》。
[182]《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新唐书》卷一九四《卓行·权皋传》略同。
[183]《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肃《吴县会厅壁记》。
[184]《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苏州》。
[185]江东的苏、润、常诸州的人士多有自中原迁来侨寓的，拙著《两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中曾有论述。
[186]《全唐文》卷七八三，穆员《鲍方碑》。
[187]《李白集校注》卷二六《武昌宰韩君去思碑》。
[188]《李白集校注》卷二六《武昌宰韩君去思碑》。
[189]《旧唐书》卷一一五《崔瓘传》。
[190]《宋史》卷四五三《赵俊传》。
[19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庚午，郑瑴所言。
[19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十月，莫濛所言。
[193]《三朝北盟会编》中帙卷三九：“士民携老扶幼，适汝、颍、襄、邓避难者莫知其数。”
[194]《新唐书》卷一八一《刘瞻传》：“其先出彭城，后徙桂阳。”彭城，今为江苏省徐州市。桂阳，郡名。即郴州，今为湖南郴州市，位于五岭北麓。然史未详著其迁徙年代，不悉其与安史之乱有关否。
[195]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张书作邵武县。核实应为邵武军。一县之中不应有这么多的户数。
[196]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吾以靖康丙午岁迁博白……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多。”博白当时为郁林州属县。今为广西博白县。
[19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〇四《容州》：“容介桂、广之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按：这两条文献记载，张家驹书曾先征引过。
[198]《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冒顿）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朝那、肤施为秦昭襄王时所修筑的长城经过的地方，这条长城就是当时秦国的北边境界。
[199]《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200]秦所置象郡，《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集解》引韦昭说及《水经·温水注》引应劭《地理风俗记》，皆谓就是汉朝的日南郡。《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日南郡本注也说：“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汉日南郡在今越南境，北起今河静之南，濒海南下，直至越南南部。《水经·温水注》又引《晋书地道记》：“（日南）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卢容及象林县皆在今越南顺化。或谓秦象郡南界尚不过今越南河内，当非是。
[201]《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注》。
[202]《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
[203]《史记》卷一二五《佞幸传》。
[204]《史记》卷一一八《淮南厉王长传》。
[205]《史记》卷五《秦本纪》：“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206]《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
[207]《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208]《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尉佗传》。
[209]《史记》卷一一四《东越传》。
[210]《史记》卷一一四《东越传》：“于是天子曰：‘东粤狭多阻，闽粤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粤地遂虚。”然《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会稽郡冶县，师古注：“本闽越地。”
[211]《汉书》卷九五《南粤传》。
[212]《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
[213]《史记》卷一一一《卫青传》，又卷一一〇《匈奴传》，《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214]《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21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216]《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传》。
[217]《史记》卷一一五《朝鲜传》，《汉书》卷六《武帝纪》，又卷九五《朝鲜传》。
[218]《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219]《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220]《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昌郡设立于明帝永平十二年，《续汉书·郡国志》作永平二年，误。永平十二年为公元69年。
[221]《后汉书》卷一二六《西南夷传》。
[222]《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223]《后汉书》卷一二七《西羌传》。按，金城郡徙居襄武。襄武县属陇西郡，今甘肃省陇西县，陇西郡亦徙襄武。陇西郡本治狄道，为今甘肃省临洮县，今陇西县在临洮东，故陇西郡得以徙居。安定郡徙居美阳。美阳为右扶风属县，在今陕西省武功县。北地郡徙池阳，池阳为左冯翊属县，在今陕西省泾阳县。上郡徙衙，衙亦左冯翊属县，在今陕西省白水县北。
[224]《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太平寰宇记》卷四二《忻州》：“《十三州志》云：‘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尽云中、雁门之间遂空。建安中，曹操集荒郡之户以为县，聚之九原界，以立新兴郡，领九原等县，属并州。’即此地。”接着又说：“秀容县，……后汉末于此置九原县，属新兴郡。”按宋忻州秀容县为今山西省忻州市，已在勾注山之南。
[225]西晋雁门郡治广武县，其地今为山西省代县，在雁门关南。这个郡最北属县有马邑、江陶、崞县等，依次相当于今山西省朔县、应县和浑源县。皆在雁门关北。
[226]洛河下游为晋冯翊郡地，泾河上游为晋安定郡地，再北旧郡皆已荒废。
[227]《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单于大都护府，本云中都护府，龙朔三年置，麟德元年更名。”所治的金河县为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格林尔县。按《元和郡县图志》，其治所东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盖为后来的迁徙。
[228]《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安北大都护府，本燕然都护府。龙朔三年曰瀚海都督府。总章二年更名。开元二年治中受降城，十年徙治丰、胜二州之境，十二年徙治天德军。”按：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南，天德军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北。
[229]《隋书》卷二九《地理志》：“大业五年平吐谷浑置（鄯善郡），并置且末（郡）。”
[230]《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
[231]《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
[232]《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233]《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安东上都护府。总章元年，李平高丽国，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上元三年徙辽东郡故城，仪凤二年又徙新城。……开元二年徙于平州，天宝二年又徙于辽西故郡城。至德后废。”平壤城即今朝鲜平壤。辽东郡故城在今辽宁省辽阳市。新城在今辽宁省抚顺市北。平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辽西郡故城在今辽宁省义县东南。
[234]《新唐书》卷四三上《地理志》。交州本治交趾，后徙治宋平。宋平在今越南河内，交趾则在河内之北。
[235]隋于西南方面所设的郡，最远的当数到越嶲郡。越嶲郡的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市。见《隋书》卷二九《地理志》。
[236]隋于今贵州省乌江上游设有牂柯郡，治所在今瓮安、余庆两县间，见《隋书》卷二九《地理志》。
[237]唐初曾于蜻蛉河上设置姚州。姚州治所在今云南省姚安县。《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于姚州条说：“（由）沪州乃南渡泸水，经裒州、徽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州距羊咀咩城三百里。”
[238]《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239]《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后晋纪一》，又《新五代史》卷八《晋本纪》。幽云十六州亦称燕云十六州。《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即以燕云十六州相称。北宋末年以幽州为燕山府，以云州为云中府，并设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北宋燕山府路中不包括瀛、莫二州，因为后周时收复了这两个州。
[240]《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三》。
[241]《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宋史》卷二九〇《郭达传》。宋时邕川辖地直至左江上游，其所辖的广源州，就相当于今越南高平东北的广渊。
[242]《明史》卷九〇《兵志》。
[243]《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永乐）五年五月，安南尽平，群臣请如耆老言，设郡县。六月朔，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设二司。”
[244]《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引贾谊《过秦论》；《汉书》卷九四《匈奴传》；《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一《陕西一〇》引《九边考》。
[245]《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246]《史记》卷九九《刘敬传》，又卷一一〇《匈奴传》。
[247]《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24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249]《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又卷六九《赵充国传》。
[250]《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
[251]《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252]《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
[253]《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
[254]《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
[255]《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256]《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257]《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258]《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是萧关在朝那县，汉朝那县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东南。
[259]《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260]《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
[261]《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州》。
[262]《宋史》卷八七《地理志》：“庆历元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又说：“秦陇、仪渭、泾原、邠宁、鄜延，环庆等，皆分兵屯守，以备不虞。”又《宋史》卷三七二《王庶传》：“延安，五路襟喉。”又卷三六一《张浚传》，有泾原帅刘琦和环庆帅赵哲。
[263]《皇明九边考》卷八《宁夏镇》。
[264]《明史》卷七三《职官志》。
[26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蜀郡汶江，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这就是现在的大渡河。汉时另有大渡水，见《地理志下》蜀郡青衣县下，乃今青衣江。
[266]《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267]《三国志》卷四五《蜀书·张嶷传》：“（越嶲）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遣左右……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按，旄牛在今四川省汉源县附近。成都经旄牛南下，再南即至安宁河河谷。
[268]《水经·济水注》。又《汶水注》说：“（泰）山上有长城，西接岱山，东连琅琊巨海，千有余里，盖田氏之所造也。”《史记》卷四〇《楚世家·正义》引《太山郡记》：“太山西北有长城，缘河经太山千余里至琅琊台入海。”又引《括地志》：“长城西北起济州平阴县，缘河历太山北岗上，经齐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县北，东至密州琅琊台入海。”《水经·汶水注》只说：“东连琅琊巨海。”未及琅琊台。琅琊郡广大，不限于琅琊台一处。且琅琊台当时为越国都城，齐国何能于越都筑城？今按，齐长城遗迹距琅琊台尚远（见下注引道光《胶州志》），《太山郡记》和《括地志》所言似涉牵强。
[269]《吕氏春秋·权勋篇》：“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水经·汶水注》引《竹书纪年》：“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成侯）七年侵齐至长城。”
[270]《史记》卷四〇《楚世家·正义》引《齐记》：“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里，以备楚。”
[271]道光《胶州志》卷三：“长城在冶南八十里齐城等山。城因山为之，培高堑下，各有门阙邸阁，今不可见。春生草长，髻?分垂，如马鬣然。西起平阴之防门，径泰山北麓，而东至诸城亭子夼后入州境。十五里至六汪庄南，铁镢山阴。东历杨家山、血猊山、齐城山，至黄山顶十余里，又东历小珠山阴、鹁鸽山，至徐山之北于家河庄，东入海三十里。”今此诸山犹见于较为详细的舆图，长城趋向大致分明。按图，小珠山西南为大珠山，大珠山西南为琅琊台，琅琊台曾为越国的都城。而齐长城正在琅琊台之北，倚山为城，横隔南北，则当时齐国修筑这段长城，自与越国势力向北发展有关。
[272]《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南阳郡葉县，有长城，号曰方城。”《水经·潕水注》引盛弘之说：“葉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达比阳县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汉葉县在今河南省叶县西南，嶲县在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南，瀙水在今河南省遂平县，东入汝河。比阳今为河南省泌阳县。
[273]《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按唐内乡县为今河南省西峡县，穰县为今河南省邓州市。
[274]《水经·潕水注》引盛弘之说，于“葉东界有故城”一段话之后，接着又说：“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齐桓公云：‘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郡国志》曰：‘葉县有长山曰方城。’指此城也。”郦县为今河南省内乡县东北，则这段长城正与《括地志》所说相同。今鲁山与西峡两县正是伏牛山脉，所谓“北面连山相接”，显然是指伏牛山上一部分。可见这里的长城虽是两段，实际上只是一条。
[275]《史记》卷二三《礼书·正义》引《括地志》：“方城，房州竹山县东南四十一里。”按，唐竹山县今为湖北省竹山县。
[276]《水经·沔水注》。
[277]《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卷县，有长城，经阳武到密。”《史记·苏秦传·集解·索隐》引徐广说略同。按汉卷县在今原阳县西，阳武在今原阳县东南，密县在今密县东。《水经·渠注》又说：“（圃田）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中牟在卷县东南，密县东北，故此长城实际上呈一弧形。弧口面对西方，而向东侧凹入。按《水经·济水注》曾叙述这条长城修筑的原委，说是：“济渎又东经阳武县故城北，又东绝长城。案《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竹书纪年》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所筑也。《郡国志》曰：‘长城自卷经阳武到密者是矣。’”由于韩国参加了筑城之役，故顾炎武说：“此韩之长城也。”（《日知录》卷三一《长城》）。
[278]《史记》卷五《秦本纪》。
[279]《史记》卷一五《六国表》。
[280]汉固阳属五原郡，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
[281]张筱衡《梁惠王西河长城考》（刊《人文杂志》1958年第6期）：“固阳，一作稒阳，又作棝阳。广韵，合、郃皆在二十七合，纽，顾、双声，则固阳即合阳，亦即郃阳矣。……考《秦本纪》，孝公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雁门，《年表》作岸门。《索隐》谓即岸门，非赵之雁门矣。盖古代地名，字多假借，应按其年代，与其地形，定其所在。不可因其名同，而遽谓为一地，亦不可因其字异，而遂疑其非一地。”
[282]拙著《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283]《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而未明载长城的起讫。中山先都于顾，后迁灵寿。顾在今河北省定县，灵寿今仍为河北省灵寿县。
[284]《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武灵王）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障（漳）滏之险，立长城。’”
[285]《战国策·燕策》，《水经·易水注》。
[286]《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287]《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附《长孙陈传》。
[288]《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289]《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水经·河水注》；顾颉刚先生《史林杂识》——《甘肃秦长城遗迹》；拙著《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又《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秦长城遗迹探索记》。
[290]《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291]《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又卷一一〇《匈奴传》。
[292]《水经·河水注》。
[293]《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
[294]拙著《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295]《晋书》卷一四《地理志》；《晋太康三年地记》。
[296]《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碣石在汉乐浪郡遂城县，长城起于此山。今验长城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址犹存。”
[297]《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传》。
[298]《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299]《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300]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301]《北史》卷一《魏本纪》。合校本《水经·河水注》引赵一清《水经注释》。
[302]《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朔州，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镇。”按，怀朔镇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或谓在今陕西省定边县，非是。今定边县旧曾设过五原县。但这是唐代的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盐州》，五原县，贞观二年与盐州同置，可证。
[303]《魏书》卷四下《太武帝纪》。
[304]《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305]《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大同府》。
[306]《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307]《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
[308]《资治通鉴》卷一六六《梁纪》胡《注》。据胡三省说，则夏口当作下口，盖即居庸关的下口。
[309]《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这条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纪》也有记载，惟土隥作土墱。胡《注》谓马陵盖东魏置戍之地，而不得其处所。又据《九域志》谓土隥为代州崞县西土墱寨。崞县今为山西省原平市。按，《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肆州领永安、秀容、雁门三郡。肆州治所为今山西省忻州市，永安郡治所为今山西省定襄县，秀容郡治所在今忻州市西北，雁门郡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南。其时仅言修长城于肆州，当不出肆州之外。宋崞县之北即直抵勾注山，中间别无其他县。土墱当在勾注山间。则所谓北山应指勾注山而言，这条长城也应在勾注山上，就是说在肆州所属的永安和雁门两郡之北。肆州虽辖有永安郡，所属定襄诸县距勾注山远，所谓马陵当不在这一郡内。
[310]《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至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资治通鉴》卷一六四《梁纪》社干戍作社平戍。胡《注》：“此长城盖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唐石州治离石，即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四四《汾州府》：“黄栌岭在汾阳县西北六十里，接永宁州界。”永宁州为今离石区。《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河东道有武州而阙具体记载。《辽史》卷四一《地理志》：“武州……魏置神武县，唐末置武州。”按此武州今为山西省神池县。
[311]《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附《斛律光传》：“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西，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三戍。”按，勋掌城在轵关西，而轵关则在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北。当地正是王屋山，长城当修于山上。
[312]《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乌纥戍。”《资治通鉴》卷一六七《陈纪》，库洛拔作库洛枝。
[313]《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附《斛律羡传》。
[314]《周书》卷七《宣帝纪》。
[315]《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纪》胡《注》。
[316]《周书》卷三〇《于翼传》。
[317]《隋书》卷一《高祖纪》，修长城而未著确实地点的共有两次，一次在开皇元年，一次在开皇七年。
[318]《隋书》卷六〇《崔仲方传》。《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亦载此事，但无“南至勃出岭”一段。
[319]《隋书》卷三《炀帝纪》。
[320]《隋书》卷三《炀帝纪》。
[321]《明史》卷九一《兵志》。
[322]白乌库吉《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七篇《明代辽东的边墙》。
[323]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论》。
[324]《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长安城南出东头第一门曰覆盎门，一号杜门。”又说：“长乐宫在城中，近东直杜门。”据此，杜门的名称和所在地是确凿无疑的。《三辅黄图》又说：“其南有下杜城，《汉书》集注云：‘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门。’”《水经·渭水注》亦引《汉书》集注注文，谓为应劭所说。这只是应劭对于杜门的解释，不能以此而谓此门本为下杜门。《三辅黄图》还提到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并说：“曰洛城门，又曰高门。”《水经·渭水注》在说过覆盎门之后也提到这一城门，其说是“（北出）第三门本名杜门，亦曰利城门，其外有客舍，故名客舍门，也曰洛门也”。这里所说的杜门，明显是愆文。杨守敬《水经注疏》也说：“《黄图》亦曰杜门，则后杜门不应有。不宜以《水经注》的愆文，而谓《三辅黄图》为讹误。”还应该指出：长乐宫的位置是近东直杜门。如果以洛城门为杜门，则长乐宫北还有大明宫，如何能够和所谓的杜门相对？明白这一点，则有旗亭楼的杜门大道就和洛城门无关了。
[325]这里论述汉长安城的资料大都征引自《三辅黄图》《水经注》。
[32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初步实测外郭城东西广（由春明门至金光门的直径）9721米，南北长（由明德门至宫城北面之玄武门偏东处）8651.7米。由明德门（外侧）至皇城朱雀门南侧为5316米。实测宫城东西广2820.3米（此数为太极宫、东宫、掖庭宫三部分之总合），南北长1492.1米。实测皇城东西2820.3米，与宫城同，南北长1843.6米（由南城墙的外侧至宫城南墙的南侧）。”
[327]《全唐诗》卷四二四。
[328]《全唐诗》卷三四四，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329]《全唐诗》卷五二四，杜牧《七夕》。
[330]隋唐长安城的坊，隋时称里。《隋书·地理志》说：“里一百六，市二。”《大唐六典》卷七《工部尚书》：“凡一百一十坊。开元十四年，又取东面两坊为兴庆宫。”后来还不断有所增损，演变为108坊。《长安志》并说：“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朱雀门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长安城中有108坊的时期是较为长久的。但万年、长安两县所领，并非都是五十四坊。外郭城的108坊是按如下的格式排列的：皇城之南4条街，每街9坊，就是朱雀门街东二街18坊，街西二街18坊；皇城、宫城东西各3条街，每街13坊，也就是各为39坊。这里面的东市和西市各据两坊之地，减去这两坊之地，各为37坊。再各自增加皇城之南的18坊，就是朱雀门街东西各有55坊。朱雀门街东的55坊中，应该增添贞观八年在街东第三街由翊善坊分出的光宅坊，由永昌坊分出的来庭坊，还应该减去街东第五街于先天元年划入苑中的最北一坊，开元二年作为兴庆宫的兴庆坊以及曲江所在的两坊之地，实为53坊。也就是说，在总的108坊中，朱雀门街西为55坊，朱雀门街东为53坊。
[331]这里论述唐长安城，多取材于宋敏求《长安志》和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332]《元河南志》卷二《成周城阙宫殿遗迹》引陆机《洛阳记》，谓“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又引《帝王世纪》，谓“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华延儁《洛阳记》，谓“东西七里，南北九里”。更引《晋书地道记》，谓“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三十二步”。
[333]《晋书》卷一四《地理志》。
[334]《洛阳伽蓝记》卷五《城北》。
[335]《元河南志》卷三《北魏城阙古迹》。
[336]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附编三·图说》，古籍出版社，1958年，上海。
[337]《洛阳市志》卷一四《文物志·城址》。
[338]魏时洛阳城门仍依汉旧，晋改平门为平昌门，宣平门为清明门，中东门为东阳门，上东门为建春门，雍门为西阳门，上西门为阊阖门，夏门为大夏门。北魏改晋时的清明门为青阳门，广阳门为西阳门，西明门为西阳门。
[339]这里论述汉魏洛阳城，大都取材于《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元河南志》。
[340]隋唐洛阳城的皇城、宫城、外郭城的长阔里数及周回里数，《大唐六典》《旧唐书·地理志》《元河南志》所载不尽相同。兹篇所列，仅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因其中皇城、宫城、外郭城皆有里数。
[341]《洛阳市志》卷一四《文物志·城址》。
[342]隋唐洛阳城的里坊数目，有关文献记载不尽相同。隋时称里，《隋书·地理志》谓“里一百三，市三”。唐代称坊，“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焉。开元十二年，废西市，取厚载门之西一坊地及西市入苑”。如所言，则开元十二年后，洛阳城实有一百二坊。《旧唐书·地理志》说：“街分一百三坊，二市。”少了一市，坊却还是一百三。《元河南志》又说：“凡一百二十坊，八十八坊隶河南县，三十二坊隶洛阳县。”所列具体坊名也是一百二十。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则谓：“凡坊一百十三。”所列坊名也是一百十三。其中在洛水之南者八十二坊，洛水之北者三十一坊。
[343]这里论述隋唐洛阳城的资料，大都来自《元河南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344]李翱《李文公集》卷一八《来南录》。
[345]景定《建康志》卷二〇《城阙志·门阙》：“（《宫苑记》），清明门在南面最东，而《（建康）实录》乃在东面最南。今以《宫苑记》（清明门）北对延熹门证之，即《实录》误矣。”
[346]《文选》卷五，左太冲《吴都赋》。
[347]《文选》卷五，左太冲《吴都赋》。
[348]《隋书》卷三一《地理志》。
[349]这里论述建业城和建康城，多取材于许嵩《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上海）。
[350]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七《河渠三》：“五丈河在安远门外。唐武后时引汴水入白沟，接注湛渠，以通曹兖之赋，因其阔五丈，名五丈河，即白沟之下流也。”《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五丈河来自济、郓。”如所言，则是五丈河倒流西行，误矣。《汴京遗迹志》说：“五丈河在安远门外。”亦误。安远门即新封丘门。五丈河即已流入城内，如何还能在安远门外？
[351]这里论述北宋开封城，多取材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史·地理志》、明李濂《汴京遗迹志》。
[352]这里论述南宋临安城，多取材于《咸淳临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王象之《舆地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
[353]《日下旧闻考》卷三七《京城总纪·原编者按》。
[354]这里论述金中都城，多取材于《大金国志》《金史》《析津志辑佚》《日下旧闻考》。
[355]《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载明初未建都以前北平府时所设规制：“坊三十三：五云坊、保大坊、南熏坊、澄清坊、皇化坊、贤良坊、明时坊、仁寿坊、思诚坊、明照坊、蓬莱坊、湛露坊、昭回坊、靖恭坊、金台坊、灵椿坊、教忠坊、居贤坊、寅宾坊、崇教坊，已上二十六坊属大兴县。万宝坊、时雍坊、阜财坊、金城坊、咸宜坊、安富坊、鸣玉坊、太平坊、丰储坊、发祥坊、日中坊、西城坊，已上十三坊属宛平县。”按宛平县所属十三坊中少列一坊。
[356]这里论述元大都城，多取材于《析津志辑佚》《元史·地理志》《日下旧闻考》。
[357]《明史》卷四〇《地理志》说到皇城的六门，指出：“大明门东转曰长安左，西转曰长安右。”仿佛长安左右两门在大明门外。大明门于清时改为大清门。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京师》说：“大清门少北曰长安左门，曰长安右门。”这与《明史·地理志》不同。清代大清门即明代的大明门。按：今长安街在天安门前。天安门于明时为承天门，在大明门之北。
[358]《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春明梦余录》说：“京城虽设顺天府两县，而地方分属五城，每城有坊。中城曰南熏坊、澄清坊、仁寿坊、明照坊、保泰坊、大时雍坊、小时雍坊、安福坊、积庆坊。东城曰明时坊、黄华坊、思诚坊、居贤坊、朝阳坊。南城曰正东坊、正西坊、正南坊、宣南坊、宣北坊、崇南坊、崇北坊。西城曰阜财坊、金城坊、鸣玉坊、朝天坊、河漕西坊、关内坊。北城曰崇教坊、昭回坊、靖恭坊、灵椿坊、发祥坊、金台坊、教忠坊、日中坊、关外坊。”此中坊名有与洪武时不同的，当是后来时有增损。《日下旧闻考》卷六〇《城市》：“南城诸坊，白纸坊最大，元于此设税务副使。”当系《春明梦余录》误遗此一坊。南城诸坊中，正东坊和正西坊、正南坊分列正阳门大街东西，显示正阳门大街南至永定门为大兴、宛平两县分界线。
[359]原稿行文止此，页末脚注曰：这里论述明清北京城，多取材于《明史·地理志》《日下旧闻考》。
[360]《三辅黄图》。
[361]《史记》卷四《周本纪》。
[362]《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363]《书·多士》；《史记》卷四《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364]《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365]《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36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勘查和发掘》，刊《考古》1961年第3期。
[367]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
[368]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
[369]《三国志·吴书》卷二《孙权传》。
[370]《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八册《江宁》引韩邦宪《东坝考》。
[371]《晋书》卷六七《郗鉴传》。
[372]朱偰《金陵古迹图考》。
[373]《隋书》卷三一《地理志》。
[374]《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八册《江宁》引《京城图志》。
[375]《读史方舆纪要》卷二〇《江宁府》。
[376]朱偰《金陵古迹图考》。
[377]陈达祚、朱江《邗城遗址与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刊《文物》1973年第12期。
[378]《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379]《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380]《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
[381]《容斋随笔》卷五。
[382]《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
[383]《全唐文》卷七五《大和八年疾愈德音》。
[384]《全唐文》卷二九一，张九龄《开大庾岭路》。
[385]《新唐书》卷一四四《田神功传》。
[386]《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扬州府》。
[387]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388]《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松江府》。
[389]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390]民国《上海县续志》。
[391]《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
[392]《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
[393]《国语·齐语》齐桓公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注：兵车之会谓鲁庄公十三年会于北杏，十四年会于鄄，十五年复会于鄄，鲁僖公元年会于柽，十三年会于咸，十六年会于淮。乘车之会谓僖公三年会于阳谷，五年会于首止，九年会于葵丘。北杏，齐地，在山东旧东阿境。鄄，卫地，在山东旧濮县东。柽，今河南淮阳县东南。咸，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淮，《左传》杜《注》渭在临淮郡左右，当在淮水中游。阳谷，在今山东旧阳谷县东北，今属寿张县。首止，在今河南睢县东南。葵丘，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南。其中北杏、鄄、阳谷及咸皆在济水以北。
[394]见《国语·齐语》及《史记·齐太公世家》。西吴即虞国，见《左传》僖公五年《注》及桓公十年《疏》。
[395]《春秋》：僖公二十八年，盟于践土，其冬复会于温。明年又盟于翟泉。践土，据《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在今河南旧荥泽县西北。翟泉，据杜《注》在洛阳城内。
[396]见《史记·晋世家》。
[397]见《左传》僖公四年。
[398]城濮之战在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城濮，卫地，杨守敬《春秋地理图》定为在濮阳县东南，邲之战在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邲，《水经·济水注》说在敖北，当现在河南荥阳市的东北。鄢陵之战在公元前575年（鲁成公十六年）。鄢陵为今河南鄢陵县。
[399]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400]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401]见《左传》僖公四年。
[402]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
[403]见《左传》定公四年。
[404]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义阳三关》条说：“《左传》大隧即黄岘，直辕、冥阨乃武阳平靖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省《黾阨》条却说：“三关者：一曰平靖关，即《左传》之冥阨也。其山因山为障，不营濠湟，故以平靖为名。一曰武阳关，亦名沣山关，即《左传》之大隧也。地名大塞岭，薛氏曰，三关之险，大塞岭为平易是也。一曰黄岘关，亦名百雁关，又谓之九里关，即《左传》之直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