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业，人是最根本的。打江山、保社稷、搞建设，样样靠人。因此，论领导方略，知人与容人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不知人就不能用人，不容人就留不住人。

没有人，宏伟蓝图终究是一枕梦幻。

1．知人善任

苏东坡说刘邦是“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汉高帝论》）

若论勇气、将略、骁勇善战，刘邦自己承认比不上项羽，但他最后为什么能平定天下呢？

在一次大宴群臣的酒席上，刘邦拿这个问题来问众人。有两位大臣说：

“陛下对将士赏罚分明，祸福与共；项羽嫉贤妒能，有功不赏，得地不封，所以将士离心，终失天下。”

刘邦笑着回答：

“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充实国家，安抚百姓，筹措粮饷，我又不及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是韩信的专长，我也甘拜下风。他们三个都是人中豪杰，我能重用、信任他们，让他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所以我取得了天下，项羽只有范增一个贤臣，并且还不能充分信任他、重用他，所以他最后失败了。”

刘邦说的是大实话，这经验之谈是帝王的领导艺术。知人善任，善于指挥指挥者，善于领导领导者，这是一种更大的能力、更高超的智慧，那是好领导、大智慧。

《史记》上记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的是有一天刘邦和韩信聊起各将军的能力。刘邦问：“你看我本人能统领多少兵马？”韩信说十万。刘邦问：“你呢？”回答是多多益善，也就是越多越好。刘邦听了大笑：“你的统兵能力远胜过我，为什么还为我效劳呢？”韩信说：“陛下没有统领士兵的能力，却有指挥大将的能力，这正是我为您效命的原因！”

有人善于“将兵”，有人善于“将将”。“将兵”者将才，“将将”者帅才。帅才更需要知人善任。刘邦承认自己胜利的原因在于拥有三名杰出的部下，而他自己善于用人之长，控制自如，这是统帅韬略。现实中，有些管理者整天忙忙碌碌，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这种事必躬亲的人，人又吃了亏，戏又不好看，工作没做好，部下还一肚子意见。真正高明的管理者，是善于发挥部下的才能、长处，让他们各司其位，各负其责，各尽其才。大家都有用武之地，尽心尽力工作，管理者自己轻松自如，游刃有余，而部下也高兴；你不怕丢权，别人反倒服你，听你指挥，这正是管理科学的辩证法。

2．能容人者

知人善任不仅要发现别人的长处而用之，还要对别人的短处能容忍。

能容人者便能得人心，不容人者就会失人心。对于一个君主，容人往往是壮大自己、收罗天下英才、消灭敌人的法宝。

春秋时楚庄王灭烛绝缨之事，便很有说服力。有一天，楚庄王大宴群臣，一直喝到日落西山，又点上蜡烛继续喝。忽然，一阵大风吹进来，蜡烛都熄了。这时一个喝得半醉的将军忽然拉住一位妃子的衣服。妃子惊慌之中折断了这个人的帽缨，大喊：“大王，有人想趁黑侮辱我，我已折断了他的帽缨，请点烛照看是谁的。”庄王马上制止说：“且慢！我今天赏大家喝酒，使有的人喝醉了，酒后失礼不能责怪。我不能为了显示你的贞节而伤害我的大臣。”接着又说，“今日痛饮，不拔掉盔缨不算尽欢，大家都把盔缨拔掉！”然后才重新点灯，君臣喝得尽欢而散。这位酒后失礼的将军自然感激不尽，对庄王更加忠心耿耿。后来一次危急关头，就是这位将军拼死救出了楚庄王。

如果说楚庄王容人仅仅表现在一名醉酒的将军身上，那曹操的容人之心、待人之度则要更大，也更难得。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击众，力挫袁绍以后，从缴获的袁氏信件中，发现许昌守城乃至前线的人有一些私下写信给袁绍，准备投降。浴血奋战的将士知道这件事后都非常气愤，纷纷要求惩处叛徒。曹操却下令将这些信件全部烧毁，并说：“袁绍那么强大，我自身性命都怕保不住。官渡一战，是胜是败，我自己都没有把握，何况大家呢？”这样，私通袁绍的人转为感激，忠实于曹操。原来观望的人也甘心效忠曹操。

人们常以成败论英雄，胜者王侯败者贼，尽管这并不总是正确无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胜者确有一些英雄的气度，败者也常有不少盗贼的素质。

我们讲到容人之心，还包括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即包容能人干大事，包容好人干实事，包容小人不坏事。这里面，如何包容或者忍耐坏人，让其不坏事是最难的，也最可见出一个人管理水平和境界的高低。

3．守成与进取

能容人者得天下，得了还要保持，要发展。

创业与守成，是君主之道、帝王之业的核心。

汉代的陆贾对皇帝说：“陛下以马上（武力）得天下，难道还能以马上治理天下吗？”

叔孙通也说过：“儒士难以进取，可以与之守成。”

东坡赞同他们的看法，他说：

“武夫谋臣，就好像药物，可以用来治病，但不能用来养生；而儒士呢，就好比是五谷，可以养生，但不可用以治病。春秋时期的宋襄公用‘五谷’来‘治病’，就闹出过笑话。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公元前638年的夏天，宋国和楚国争夺霸权，大战于泓水。宋军在泓水岸边列阵，楚军从对岸冲来，宋大司马对宋襄公说：‘敌众我寡，趁现在敌人一半在河中、一半刚上岸的机会，歼灭他们吧！’宋襄公说：‘不行。’等楚军全部渡过了河，但还没列好阵势的时候，大司马又请求进攻，襄公还是不允许。直到楚军完全列好战阵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一败涂地，襄公也带伤而逃。

“襄公回国后，大臣责怪他。他却振振有词：‘讲道德的人，对已经受伤的人不能再加伤害，对头发花白的老人不能去捕捉，对处于险隘的敌人不能去进攻。’这真是仁义之言呀！结果呢，由于伤势很重，襄公不久就死去了，宋国的霸业也冰消瓦解了。

“守成、治理天下，就又不同了，用‘药物’来‘养生’，闹不好就会‘短命’。秦始皇是个典型。他以武力统一天下之后，焚诗书，杀儒士，修长城，使老百姓不得休养生息，结果传到二世，江山便丢了。”（《儒者可与守成论》）

马上马下，武攻文治，因时而异，因势而变，这是多么宝贵的历史经验啊！战争年代，金戈铁马，争夺江山自有一套经验和方法。但今天搞建设，奔小康，如果我们还照搬战争年代的老经验、老办法，不是也要闹笑话吗？革命与建设，重心不同，规律也不同，就像“养生”与“治病”，要因时而异，顺乎变化的情况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