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肉体与心灵是相互依存的。因此，人既需要养身，也需要养神。苏东坡曾谈过饮食，认为有三个要领：食不可急、每食八分饱、食不求精。至于修身养性，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的修炼。心宽而后体胖，神和而后人乐。
纷扰世界，芸芸众生，谁没有不如意的事呢！然而，如果善于修炼，心定神畅，安贫乐道，能像东坡说的那样，“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那生活不是也有滋有味么！
1．安步以当车
战国时候，有个很有学问的人，名叫颜斶。有一次齐宣王接见他时，对他说：“我请你做我的老师，和我生活在一起，不但可以给你好的吃、好的穿，而且出门还给你车子坐。”
颜斶听了心中很不舒服。他觉得齐宣王是对他进行利诱，便回答说：“如果是这样，我情愿回去，‘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意思是说，我晚一点吃饭，就抵得上吃肉；安于步行，就抵得上坐车。我不贪图你那种待遇。
这个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安步当车”今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成语。人们常用它来比喻安于一般生活，不贪图分外享受。
有一位姓张的朋友，曾经拿着纸，请苏轼为他开一张长寿的药方。苏子自己懂医学，会治病，又喜好养生之道。他对这位朋友说：
“我在《战国策》上看到一剂药方，我自己就经常按方子服药，很有效，现在告诉你。这副药只有四味，一是‘无事以当贵’，二是‘早寝以当富’，三是‘安步以当车’，四是‘晚食以当肉’。”（《四适》）
东坡以吃饭为例，来阐发安贫乐道、善于守穷的道理。一个人饿得饥肠辘辘，粗茶淡饭胜过山珍海味；已经吃得直打饱嗝，再摆上鸡鸭鱼肉，已显得多余。东坡说，懂得了这个道理，能安步当车、晚食当肉，也就叫善于处穷了。他有一宝，就是“不贪”。所以东坡诗云“不贪是吾宝”。
2．平安就是富贵
无事以当贵。
倘若一生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没有大得也没有大失；父母平安，颐养天年；儿女平安，健康成长；自己平安，夫妻和睦……虽然没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生活未必不是一种富贵、一种幸福。
然而，人们却往往不能安于平淡，而喜好追求激**；不能静守素朴，而往往倾慕奢华。欲望并无满足之时，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得陇望蜀。
当官的，身为科长，还一心想当处长、厅长甚至部长；做学问的，已是副教授，还想教授，当了教授，还想做博士生导师、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经商的，挣了十万元，还想百万、千万，至少想达到王健林说的那个“小目标”：一个亿！
殊不知，官场并非平地，有人曾叱咤风云、弄潮于宦海，忽一日遭狂风巨浪，便沉尸于海底。学坛也非圣地，竞争职称，为外语过关、为成果胜人，每每有学者英年早逝，或因不平之气，自寻短见。商界更其险恶，或树大招风，万贯钱财招致杀身之祸，或身陷骗局，十年数十年血汗付诸东流。
封建时代，人们追求荣华富贵；而荣华富贵给多少人带来不幸和灾难，更难说尽。
韩信功绩显赫，拥兵据地，贵为王侯，但功高盖主，很为刘邦忌惮。后来，刘邦设谋捕杀了他。
石崇是晋代的大富豪，财产丰积，室宇宏丽，穷奢而极欲；终因富贵而致杀身之祸，全家十五口人，全被处死。
皇亲国戚不为不贵，但曹操聪明而有志向的儿子曹植却一生郁郁不得志，因为他的哥哥曹丕为了权力，同室操戈，屡屡刁难。
皇帝贵为天子，权势登峰造极，但也常提心吊胆，多有不测。隋炀帝就为了皇位，不惜杀了自己的父亲。
所以苏东坡才说，无事就是富贵。荣华富贵皆为身外之物，如过眼烟云；平平安安是无价之宝，当分外珍惜。
切记：福莫大于无祸，祸莫大于求福。人一生没有不幸的灾祸降临，不是很难得的幸福么？而那些一天到晚四处钻营的人，自己早都异化了，还谈什么人生的乐趣与幸福？沉湎于锦衣玉食、峨冠博带、长筵广席的生活，以佛家的眼光看，其中充满了俗世的臭恶。只有悠然闲适、飘飘然逸、悠悠焉静的生活才是可贵的。这种“无事可得大安乐”的观点确有其道理。
3．心中有道
美丑善恶、贫富贵贱，都是相对的。
就说贫与富吧！我们的收入应该像我们的鞋子，如果太小，它们会夹紧和磨伤我们的脚；如果太大，它们又会使我们走路时颠踬跌倒。所以明智的人这样祈祷：请不要给我贫穷，也不要给我富有。用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中的话来说，就是：“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善于处穷，贵在自适，贵在心灵的喜悦。
富有是一种相对而言的东西。应当肯定这样一种极富智慧的说法：拥有很少而需要更少的人，比拥有很多但需求更多的人还富有。
能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这种人可以算善于处穷了，拥有得少，而需求更少。与人无争，知足常乐。
不过苏东坡说：“这种人还没有真正完全领悟道，养生之道的精义还没有很好地把握。”
为什么这么说呢？东坡说：“从容不迫地步行，优哉游哉，自得其乐；晚一点等饿了再吃饭，自觉其味美，干吗还要说像坐车、像吃肉呢？可见心中还想着车、想着肉。所以我说‘安步当车、晚食当肉’者还没有得道，还没有达到超越物欲的至高境界。”（《四适》）
北宋二程的一个故事，也说明了相似的道理。程颢和程颐是两兄弟，二程都是知名的理学家。理学家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天理简单说就是封建伦理纲常，人欲是个人的私欲，尤其是男女之间情、爱、欲等。
程氏二兄弟的修炼还有些差别。据说，有一次程颢请人饮酒，旁有一歌伎弹奏唱曲儿，弟弟程颐在座，他很不满意哥哥请歌伎的举动，但程颢若无其事，只顾同朋友喝酒。第二天，程颐就昨日之事责备哥哥。程颢说：“我心中根本没有什么歌伎不歌伎的。看来你好像还没忘记。”程颐自愧不如。
诚然，道在心中，不在身外是否享受，也不在生活的外在形式。道学家得道不在是不是接近女色，达观者善于处穷也不在是坐车还是不坐车，是吃肉还是吃素。就像古代的隐士，未必一定要跑到深山老林里，古人就曾认为“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王维也认为，一切应顺乎自然，心之所适则可，即使任官也可以“吏隐”。“隐”在精神，不在形式。它是一种高蹈远引的人生理想，一种自由无羁的人生境界。
中国佛教的禅宗，提倡“本心即佛”，解脱一切外在的羁绊，既不要苦行，也不讲坐禅，更不要读经。六祖惠能即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古人有“行也禅，坐也禅，吃饭也禅，屙屎也禅”的说法，俗语更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离经叛道之论。这看似对传统佛教的反叛，但它不是更能得佛教精神的真趣吗？的确，“人间处处皆禅堂”。养生之道恰与释道相通，且水乳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