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在归隐与求仕中矛盾、徘徊。是遁迹山林、啸傲泉林，还是出官入宦，匡扶社稷？有时难免进退维谷、隐仕两难。
东坡曾认为，是隐还是仕也许只是个形式而已，身在何处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是否自由、飘逸。或许因为饱受仕宦之苦，即便是在形式上，东坡也是神往隐逸之乐的。
1．隐居的快乐
古代的读书人，主要有两条路可走：隐居或者当官。做官荣耀、显赫、实惠，但忙忙碌碌，常常身不由己，有许多苦恼；隐居孤寂、清贫，但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有许多乐趣。东坡虽然不是隐士，但对隐居的快乐却领会得很深。
苏东坡在徐州当太守时，写过一篇《放鹤亭记》，写的是当地的隐士，号称云龙山人的张君在山上建了一个亭子。这彭城山山冈峰峦环绕四周，高高耸立像大铁环一样；这像圆环的大山独独西边是个缺口，约莫有十分之二的一个空当。隐士的亭子，正好就建在这缺口处。每当春夏之交，草木与天相连接；而冬秋雪月，则千里一色。阴晴风雨，瞬息之间，变化多端。隐士有两只鹤，驯养得很好，很会飞。每天一大早，隐士就在山的缺口处放飞二鹤，任凭它们到处去飞。两只鹤或者飞到池沼中，或者在蓝天白云中翱翔。到了傍晚，它们又都飞回来。
东坡曾经到这放鹤亭上饮酒，边饮酒边和隐士聊天。东坡说：“隐居真是快乐啊！即使贵为君主，也换不来隐居之乐。《易经》上说，大鹤在背阳的地方鸣叫，小鹤唱和着。《诗经》中也有这样的句子，鹤在深泽之中鸣叫，那声音远远地传到空中。这野鹤，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难怪人们用它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呢！”
人们今天一提起“闲云野鹤”，就会不自觉地想起山中的隐士，想起“自由自在”这个词儿。今天我们已很难见到什么隐士了，但这种自由的精神还是很宝贵的。人们时常羡慕富豪、明星、大人物，不安于当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其实呀，寻常百姓往往自有乐趣，他们可以纵情随志，可以保全真性。普通人自有普通人的自在和快乐。
2．自由最宝贵
闲云野鹤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然而，自由的可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在一般人眼中，它太普通，往往被忽视。倒是那些失去过自由的人，更能体会到它的美好和珍贵。这也正如老年人更能体会青春的动人和生命的短暂一样。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关于鹤的故事，它也同样让我们生出许多自由的联想。
隐居峁山的高僧支道林人称支公，酷爱自由；他远离人世，泠然独畅，实在是逍遥自在。支公喜爱养鹤，恰好有人扔了一双小鹤，岂不妙极！支公便将这对小鹤养起来，但当双鹤翅翼长成，眼看就要凌空飞去，他又惋惜了，于是就将鹤羽剪去。从此烟晨霞夕，长有云鹤相伴，日子当更充满乐趣。他想，鸟兽原不过是供人玩赏、食用的，剪去翅羽似乎也无可非议。
然而双鹤却不大自在了。想飞又飞不了的鹤垂下头，看看自己的翅膀，好像有悲伤的情绪。支公见了，一种怜悯、理解之情油然而生，在他内心深处，有了一个前所未觉的发现：人需要自由，鹤不也渴望着自由吗？它们既然有凌霄之志，哪会甘心当人的玩物呢！
等到鹤羽再长丰满时，支公便让这双鹤飞归大自然了。这是支公“好鹤”境界的升华，是他从泠然独畅，进入与他者共享自由的最动人的转变。其中所展示的，是对自由的何其仁厚广大的爱心！
鸟儿尚且热爱自由，何况人呢？自己渴望自由，别人也需要自由。如果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别人的不自由上，那是难以体会到真正自由的乐趣的。正像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自己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3．君主并不自由
封建时代的皇帝，至高无上，权大无比，甚至可以为所欲为，这好像是最自由的了。其实，皇帝并不自由。
东坡先生就认为，隐居之乐胜过南面之乐。什么是南面之乐呢？古代君主临朝听政时，都是坐北朝南，南面之乐也就是君主之乐。隐士自由自在，君主却有许多羁绊。
就拿养鹤和饮酒这两样事来说吧。隐士或者寻常老百姓养鹤是一种雅趣，一种爱好，一般来讲是有益无害，任你怎么养都行。君主就不能随随便便，醉心于养鹤这种事儿。养鹤甚至可以亡国呢！据《左传·鲁闵公二年》记载，卫懿公特别喜欢养鹤，让鹤乘坐大夫规格的车子，享受公卿的爵位和俸禄。后来，当狄人来攻打卫国时，卫国的士兵都说：“鹤有禄位，派鹤去打吧，我们哪里会打仗呢！”最后，卫国被狄所灭。看来，普通人纵情随志影响不大，君主玩物而丧志，就可能殃及整个国家。
再说酒。这杯中之物君主可是贪不得，如果君主喝得醉醺醺地临朝听政，没有不误事的。我们还没听说有沉湎酒色的君主能使天下太平、国家强盛的。但是，同样是这荒惑败乱的酒，却能使人保全真性。据《世说新语》上说，名士刘伶常常带一壶酒，坐着鹿车出游，他还让仆人带上挖锄跟着他，说：“如果我醉死了，你就把我埋了。”诗人阮籍则用饮酒逃避世事，晋文帝想同阮籍对亲家，阮籍大醉六十天，使这件事不了了之。
看来君主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责任也越大，顾忌也越多。聂卫平、马晓春、俞斌、常昊、古力、柯洁们可以以棋为业，一天到晚钻在棋里；而一个在高位者无论多么热爱围棋，也不能为了下棋置政事于不顾，否则就是玩物丧志，不务正业。
有人写了一篇题为“假如他们不当皇帝”的文章，说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些被称为“昏君”的皇帝，其实是很有才华的，如果不当皇帝，而在他们擅长的领域施展文艺体育才华，历史或许会赐给他们一顶桂冠。比如说唐僖宗李憬一天到晚踢球，是一个不错的运动员；后唐庄宗李存勖一心唱戏，是个有天分的戏剧演员；南唐后主李煜诗文书画音乐样样精通，词写得尤其好，那“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出自他的手笔；还有宋徽宗赵佶擅长书画，他的“瘦金体”书法自成一家，别有风格。
可是历史是没有“假如”的。一任个人的天性、爱好自由发展，这些君主最后却失去了起码的自由。徽宗当了俘虏；李煜丢了江山，最后服鸩毒而死。
4．精神的自由方可长存
行动上的自由总是有限的、相对的。君主身系社稷安危，不可任情逍遥；而普通人、即便是隐士，自由也常常只是智慧与理解的同义语。
所以，苏东坡认为，只有心灵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才真实、长久。庄子说人可以“陆沉”，东坡诗句有“万人如海一身藏”。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自适，得其所哉。不想什么“人上人”呀、“出类拔萃”呀、“出人头地”呀、“脱颖而出”呀，等等，保其天真，成其自然，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自由和快乐么？
陶渊明的《饮酒》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译成大白话意思是：在人们居住的地方建造自己的房子，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为什么能这样呢？只要存心远离尘世，便觉得居住的地方也远离尘世了。
西方诗人丹尼尔·笛福这样说：“当世界颤抖时，我纹风不动；当云雾朦胧时，我很平静；当黑暗笼罩外面的一切时，我的内心仍然明亮。”
自由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心灵被束缚住了，即便是松开他的手脚，让他自由自在地行动，他也不会觉得自由；有人身陷官场，俗务缠身，行动受到种种约束，但如果他心存高远，他就会觉得自由与他同在。东坡一生在宦海中沉浮，有几次还被投进牢狱，但他胸怀宽阔，自由的精神并没失去。
难怪西方的哲人说：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自由只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