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生活在真空,而是生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之中。生活中免不了要与各色各样的事物发生关系。这“物”是广义的,包括名誉、地位、权势、财富、声色、山水等。人是自己主宰自己、自己主宰外物,还是沦为外物(如金钱)的奴隶,失却独立人格,这是一个亘古而又常新的话题。
1.游于物内的弊病
“凡是物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既然这样,也都可以给人以快乐,人不一定非要看雄奇壮丽的名山大川不可。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醉人;蔬菜瓜果之类的,也可以吃饱。”
东坡说:“依此类推,我们到哪里不能得到快乐呢?!”
“人们常常求福避祸,这是因为福是喜事,祸是悲事。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而外物对人们的满足毕竟有限。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一样东西,人们心里总是老想着这东西是好呀还是坏呀,是要它呢还是不要。这样一来,人们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快乐呢?
“人为什么这样?这是人太过于看重外物,游心于物之内,而不是游心于物之外,这样就会为物欲所累,得不到真正的快乐和享受。
“物不管是大还是小,如果人一旦陷到了这物里头,从里头往上下左右看,这物肯定是又高又大。钻到钱眼里的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钱更高、更大、更好了。人被高大的外物笼罩住了,就会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样,美丑交错而生,忧乐夹杂并出,这当然是很可悲的呀!”(《超然台记》)
人,一旦像东坡先生说的“游于物内”,而不“游于物外”,乐不思蜀地沉浸在没有穷尽的对“物”的占有欲中,永无止境的膨胀状态中,成了“物”的奴隶,那还有什么真正的人生乐趣呢!钱,可以使人不择手段;名,可以使人变得虚伪;欲,可以使人失却理智;权,可以使人胆大妄为……君不见,在种种物欲的引诱下,善男信女蜕变为不法之徒,进而沦为阶下之囚,网络欺诈一再发生。这“游于物内”,人为物所役,不仅最后会失去人生的乐趣,还会失去人最起码的良心和道德。
与“游于物内”的待物态度截然相反的是——超然物外。
2.超然物外
老子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这大意是,虽享有繁华的生活,却不沉溺在里面。
这正是一种超然物外、脱出尘寰的人生意绪。东坡先生又正是具有这种旷达精神的人。他在《超然台记》一文中谈了自己的切身体验。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秋天,苏东坡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在今山东诸城)知州。我国自古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北宋时期杭州早已是繁华富足、交通方便的好地方。密州属古鲁地,交通、居处、环境都没法儿和杭州相比。
东坡说他刚到密州的时候,当地连年收成不好,到处都是盗贼,吃的东西十分欠缺,他和家人还时常以枸杞、**等野菜作口粮。人们都认为东坡先生肯定不快活。
谁知东坡在这里过了一年后,脸上长胖了,甚至过去的白头发有的也变黑了。这奥妙在哪里呢?东坡说,我很喜欢这里淳厚的风俗,而这里的官员百姓也都乐于接受我的管理。于是我有闲自己整治园圃,清扫庭院,修补破败的房屋;在我家园子的北面,有一个旧亭台,稍加修葺后,我时常登高望远,放任自己的思绪,作无穷遐想。往南面眺望,是马耳山和常山,隐隐约约,若近若远,大概是有隐君子吧!向东看去是卢山,这里是秦时的隐士卢敖得道成仙的地方;往西望是穆陵关,隐隐约约,像城郭一样,师尚父、齐桓公这些古人的流风余烈,好像都还存在;向北可俯瞰潍水河,想起淮阴侯韩信过去在这里的辉煌业绩,又想到他的悲剧命运,不免慨然叹息。这个亭台既高又安静,夏天凉爽,冬天暖和,一年四季,早早晚晚,我时常登临这个地方。自己摘园子里的蔬菜瓜果,捕池塘里的鱼儿,酿高粱酒,煮糙米饭吃,真是乐在其中。
东坡说,我之所以能时时处处都很快乐,关键在不受物欲的主宰,而能游于物外。(《超然台记》)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旷达的人生思想帮助苏轼在逆境中保持对生活的信念和乐观态度。
人,只有摆脱了外物的奴役,自己主宰自己,才可能永葆心灵的恬静和快乐。超于物外,官大官小不系于心,钱多钱少无所谓,有名无名也不在乎,穷通得失淡然处之,这样不就无往而不乐了吗?
3.寓意于物
谈到人与物的关系,苏东坡还提出了“寓意于物”和“留意于物”这样两个概念,意思是说,人们对待客观事物,应该采取随机寄托而不是执着固滞的态度,这样就能超脱于得失、福祸、荣辱、是非之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境。
说得更明白点,“寓意于物”就是以物来寄寓自己的感情,从中获得喜悦和美感,而不是想占有它,用来满足个人的某种奢望和癖好,甚至成为拜物狂,以致因追求、丧失而产生烦恼和邪念。“留意于物”的含义恰好相反。
所以,东坡先生说:
“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物中,而不可以把心意留滞在物中。寓意于物,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也足以使人快乐,相应地,就算是‘尤物’(也就是优异的东西)也不会给人带来祸患;留意于物就不一样了,微小的东西足以带来祸患,优异之物也难以使人快乐。”
《老子》上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这四样东西,古代的圣人也并没有都废弃它们,但只是把自己的心意寄寓在这些东西上,而不是贪婪地追求它们、不顾一切地要占有它们,以至于受其左右,不能自拔。
三国时候的刘备雄才大略,但他有个很有趣的爱好:结织毛活儿。一次有人给他一条牛尾巴,他就随手编结。诸葛亮说:“您应该有远大志向,难道仅仅结毛而已?”刘备丢掉牛毛答道:“这是什么话!我结毛只不过是用来忘掉烦恼和忧愁罢了。”
晋时名士嵇康,性情恬静少欲,这人也有个爱好:打铁。每年的夏天,他总是在家中柳树下打铁。晋时还有一个人叫阮孚,此人狂放不羁,他也有个很特别的癖好:做鞋子。一次,他在制作鞋子时叹道:“不知一生中能穿几双鞋啊!”神态仍然平和自若。
上述这几个人,都是东坡说的“寓意于物”的人,结毛也好,打铁也好,制鞋也罢,都仅仅是用来寄托自己的心意或感情,养心怡性,自得其乐,此外没有丝毫的利害考虑和占有、贪求心理。
东坡说:“这些事儿中难道有什么音乐、美色和香气吗?但他们终生喜欢而不厌弃。”(《宝绘堂记》)这种对物的态度,就是一种超越了得失、祸福、荣辱、是非的审美态度。人如果能这样,当然就会乐在其中、其乐无穷了。寓意于物,物可陶情怡性。一朵鲜花,寓意于物的人带着喜爱愉悦之情欣赏它,而那些留意于物的人则老想着如何据为己有。人生,若多一点审美的胸襟,多几分超然的态度,少一点利害的考虑,少几分得失的计较,那人与物的关系也会更为单纯和美好。
4.不可留意于物
不耿耿于沧桑变故,不执着于一事一物,寓情于物,陶情怡性,这是对外物的明达态度。但那些“留意于物”的人却不能这样。
在古代,对于文人雅士来说,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悦于人而又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法和绘画了。书画本是高雅的东西,但有些人是想借它捞虚名,或者是刻意追求、占有,以满足个人无休无止的贪欲,这高雅的东西也被搞得俗气了,有时甚至给人带来烦恼和灾祸。
三国时的钟繇在韦诞的家里,见到一幅大书法家蔡邕的书法作品,简直喜欢得不得了。他喜欢到竟然自个儿打自个儿,打了三天,直打得胸青吐血。后来,他向韦诞要这幅字帖,没有得到。等到韦诞死后,他竟叫人盗墓窃得了这幅作品。
宋孝武帝身为帝王,也喜好书法。他想要提高自己书法的声誉,独占书坛鳌头。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王僧虔不敢过分显露自己的书法才能,故意用拙笔把字儿写得不太好,这样才被孝武帝容纳。
晋时的桓玄,生性贪鄙,别人有好字画,他一定要千方百计据为己有。就连打仗时,他也先叫人把书画等物装在小船上。他说:“这些东西应该带在身边,打仗是有危险的,如有意外,可以轻易运走。”大家都笑他。后因篡晋,他被刘裕杀了。
唐朝的宰相王涯酷爱书画,尽力搜罗。他将到手的书画都藏在夹墙里面。“甘露事变”的时候,他被宦官捕杀,书画也被挖掘、毁坏光了。
人们无论是专门从事书画创作,还是业余爱好挥笔弄墨,抑或是喜欢收藏书画作品,这都应该说是雅事。然而,东坡先生在《宝绘堂记》中列举的上述几个人为书画所役,成为物的奴隶,由于对物的占有欲发展到对物的崇拜,反而为物所左右、驱使,得到了便高兴,失去了就悲伤,甚至为之奔营、竞逐,无所不为。
高雅的东西一经利欲熏心的人之手,便也俗不可耐了。以占有为满足的人,总是难以从外物中得到真正快乐的。
东坡自己也是书画圣手,从小喜欢书画精品。他说自己年轻时,家里有的字画,生怕弄丢了;别人有好的,也很想要。等到后来对人生有所彻悟,便笑自己:不在乎富贵而独厚爱书法,对生死都无所谓却看重绘画,岂不也是厚薄轻重颠倒错误、丧失自己的本心吗?此后,东坡再不把书画看得那么重了。见到自己喜欢的字画虽然也时常搜集,但是被人拿走了,也不觉得可惜。就像烟云从眼前飘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持这种明达态度,书画这两样东西,就常常给东坡以快乐,而没让他感到烦恼。
书法绘画只是两样实实在在的东西,持不同的人生态度便对它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世间万物之于人,都像书画之于人,不可胶着滞留;爱物而不执着于物,人便可时常从物中获取快乐。
5.随物而乐
东坡先生这种种对物的态度实际上体现的是人的情操:有的高尚,有的庸俗;有的纯洁,有的污浊。人的情操不同、精神境界不同,表现出的人生感受、体验也不一样。
古人往往把琴棋书画四者并提,东坡谈了书画,我们再来说说琴棋中的下棋一事。前些年曾有过围棋热(如今人机大战,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几乎所向无敌了),男女老少中都有不少爱好者,且都能走几着。这下棋,是不是谁下得好,谁就能体会到下棋的乐趣呢?恐怕不能这样看。苏东坡会两手围棋,但技艺不高,倒是他儿子苏过下得一手好棋,爷儿俩常常下两盘;有时东坡在一边观阵,看儿子与人对弈。无论输赢,无论下棋还是看棋,东坡都能乐在其中。
人在下棋时,如果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休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一种雅趣,那输也好,赢也罢,都没有什么关系。并且,只要你是以下棋为乐,而不是以输赢为乐,那快乐就常与你相伴。
相反地,一个人斤斤计较输赢,赢了棋就得意扬扬,兴高采烈,输了棋就垂头丧气,甚至十分恼火,那他总是免不了烦恼,也总是难得体会到下棋的乐趣。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围棋的世界里也是这样。
下棋还只是闲情逸致,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更实际的事——坐车。
某单位有位处长提了副厅长,这位四十出头的少壮派头天提官儿,第二天便让司机把小汽车开到家门口接自己上班,即使从家里到办公室只有几百米。对于这个副厅长来说,这车子是待遇的象征、是荣誉、是地位、是权势。这样的人,实际上已成了名誉、地位的奴仆,哪能随物而乐啊!现在搞车改,反对特权,那些以坐车摆谱的人也就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件事儿,恰好与此位副厅长的行为形成对比。一次,爱因斯坦去见比利时皇后,他不坐华贵的车子,而是自己步行去的。皇后问他为什么不坐车子,他回答说:“皇后陛下,这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散步啊!”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车子只是交通工具。
东坡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这在任何时代几乎都是事实,即使物质文明高度昌盛的今天也不例外。因此,随物而乐的达观哲学,虽说对生活是一种出于不得已的退避而非进取的态度,但这种态度也是人生的本来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