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达是一种人生态度，又是一种胸怀，一种境界。

旷达出于自然，然而，社会人生又断难自然，这就决定了苏东坡的人格、思想十分复杂，充满了矛盾。这里有儒家的正统，道家的自然，还有佛家的空幻。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有些东西，积极中含有消极，谬误中又蕴藏着真理，是是非非，难以分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苏东坡的复杂，大略看来呈现出两种面貌。一是儒士，一是隐士。

对君主忠心耿耿，对国家的贫弱忧心如焚，对老百姓的疾苦深切关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甚至不以一身祸福，改变其忧国之心。这是东坡形象的一面：儒士、忠臣。

有的人已注意到，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恰是他的另一面。东坡屡次遭受挫折、打击，有几次差点送了命。即便这样，一旦皇帝有召，他便“召之即来”。他也曾想到过退隐，并且打心眼里喜欢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但他一生始终不曾真正归田、隐退山林。从行动上看，他不是一个隐者；若从精神上看，他通过诗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李泽厚先生曾指出：东坡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美的历程》）。它已不是对朋党争斗、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尽管这种具体的政治哀伤东坡也有；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什么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而对社会的退避却是不可能的，除非离开人世。所以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渴望解脱的人生厌倦和感伤。

苏东坡的退隐不是实际行动上的退隐，而是精神上的、哲学意义上的，后者比前者又深了一层。

透悟了人生无可回避的烦恼，就可以以一种相对超脱、旷达的态度面对人生，面对世界。东坡被贬黄州时，他同一个友人一同划船游玩于赤壁之下。当友人哀叹生命短促，羡慕长江无穷，希望同神仙一起游玩、与明月一起长存的时候，东坡却说：“你真正知道江水和月亮吗？长江之水不断地流淌，而实际上并没有流走；月亮圆缺交替，但也并没有增减什么。若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能保持原样；若从不变的角度来看，人类自身和宇宙万物都是永存的。既然这样，那人又何必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呢！天地之间，物各有主，如果不是我的，即便一毫一厘也不取。只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听为声，眼看有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宝藏，可供我们赏玩适意。”（《前赤壁赋》）物我齐一，荣辱互通，生死也没有什么绝对分界，既然如此，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保持乐观的精神呢？在我们看来，苏东坡的乐观实际上是一种彻悟人生，且颇具悲剧精神的乐观，甚至可说他是一个乐观的悲观者，或悲观的乐观者。

怎样才能达到乐观和达观呢？苏东坡有一套解脱困苦、超越悲哀的独特的思维逻辑和方法：岭南惠州一带瘴疠害人，住在北方又何尝不生病；是病都死得人，何必瘴气。人们苦于岭南缺医少药，但在都城，医术高明的医生手里死人也不少见。（《与参寥子书》）这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可能导致泯灭一切是非的自满自足的混世哲学，也可能成为厄境中坚持生活信念的精神武器。东坡显然选择了后者，这种解脱方式对后人的启迪和教益也正在此处。

人生在世，难免有苦恼、失败和困顿。身处逆境或遭逢不幸，人如果不善于自我解脱，没有一点旷达的胸怀，难免陷入泥沼，不能自拔。苏子的人生态度，是失败、挫折中的一种智慧，是苦恼、病痛中的一剂药方。

精神的痛苦，最终只能在心灵中求得解放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