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各国都竞相笼络军事人才，一来可以自保，二来能够吞并他国。所以所谓的“兵法家”变成了时代宠儿。

孟子曾责备惠王，说他为争夺土地，不惜牺牲民命，强迫他们去打仗，并形容战争的惨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但是那些所谓的“兵家”，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只是一味地帮助他好战的君王去征讨。他们只懂作战，想法取胜，从不想为何而战。孟子对这些人深恶痛绝，说他们是罪该万死的民贼。

“法家”则提倡重视法制，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发古。”他提倡以法制民，依法治国。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他说：“百人事智，一人事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老寡，则国贫……”法的运用，则分为三派：商鞅的重法、申不害的重术、慎到的重势。

韩非子师承荀子，他认为势、术、法都是帝王的工具，不能偏也不能废止，他集三派之大成而自成为一家。

孟子时代，韩非之道还不是很盛行，但是商鞅之法已大行天下。商鞅在秦国实行了他的理想，使秦国日益坐大，最终吞并了六国。但是秦国当时的法令听来让人汗颜，例如“弃灰于道者被刑”、“斩一首级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之官，斩二首级……”。

孟子对繁杂、严苛的法令深表不满，他力主“省刑罚”。孔子就曾主张“居敬行简，以临其民”。《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这是“重农、织社会”的由来。

“农家”的政治理念是希望在上位者也与民并耕而食。政府设立的官职形态不便，但人人都需自食其力，谁都不能坐享其成。这种全民劳动提倡全国人民都没有特权阶级，人人都丰衣足食，个个明礼义、知廉耻，人与人之间没有争斗、诈伪等。这个理想是好的，但是实行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下面就引述一段孟子与陈相的对话来了解一下孟子对此主张的看法：

许行是楚国人，研究农家学说。他听说滕国要行仁政，便率领了一批徒弟来到滕国，请求滕文公允许他住在滕国做滕国的百姓，他们都穿着粗布衣服，靠编麻鞋织草席过日子。

另外有个叫陈相的楚国人，他是儒者陈良的学生，与自己的弟弟陈辛背着耕田的犁锄从宋国来到滕国。他向滕文公表示，听说滕文公将行仁政，那就是圣人了，他们愿意住在滕国做圣人的百姓。一次，陈相遇见许行，很顺服许行的理念，便抛弃了过去所学，跟着许行研究神农学说。

孟子当时也在滕国，陈相去见孟子，转述了许行的话：“滕文公能施行仁政，算得上是个贤德的国君。既然如此，却还没有听过圣人的大道理呢！真正的贤君，就是要与人民一起耕种生活，早晚要烧饭，也要治理国政。如今，滕国的仓廪里存满了米谷，府库里积满了财货，滕君却不亲自耕种，这简直是专供自己，残害人民，这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贤明吗？”

孟子反问：“许行是不是也自己种了地才吃饭的？”

陈相说：“是的。”

孟子又问道：“许行是不是自己织了布才穿衣服呢？”

陈相说：“不，许先生只穿最粗劣的毛布衣服。”

孟子说：“许行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的。”

孟子说：“他戴什么帽子？”

陈相说：“白色生丝织成的帽子。”

孟子说：“是他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谷子换的。”

孟子说：“他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说：“因为没时间，怕影响耕作。”

孟子又问：“许行是不是用锅煮饭、用铁器耕田？”

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都是自己做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谷子换的。”

这时，孟子反驳道：“既然农夫可以用自己种的谷子去换取日常的器皿、用具，算不上是残害烧窖和打铁的人，那烧窖、打铁的人拿他们制作的工具去换谷物，就是残害农夫吗？再说了，许先生干吗不自己烧窖打铁去呢？所有的东西都自己生产，从自己家里取来用，不是更好，干吗要和那么多人去交换？许先生不嫌麻烦吗？”

陈相为他辩解：“那么多种类的工作，是不能一面耕田一面兼做的啊。”

孟子驳斥他说：“照这么说，唯独治理天下的大事，可以一面耕田一面兼做了吗？天下事，原本就是有区别的，有处理政务等在上的事，也有耕田制器等在下的事。另外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必须要有各种人制作的物品才能备齐，如果非要自己做的才能使用，那天下人就得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跑了。所以，古人说，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者管理别人，劳力者受人管理。受人管理者供养别人，管理者被人供养，这本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啊。

“当初唐尧时候，天下没有平定，洪水溢出了河道，到处泛滥成灾，五谷不能成熟，但是草木生长得很茂盛，畜禽也繁殖得很兴旺，到处都有野兽作怪咬人。尧心里发愁，就举用舜去治理。舜派他的臣子伯益去放火驱兽，伯益就找到草木茂密的山泽，纵火焚烧，逼得禽兽逃走躲避。又派禹疏通了九河，挖深了济水和漯水，让它流入大海。同时还开浚了汝水和汉水的河床，排除了淮水和泗水的淤积，使它流到大江里去。这样一来，好多地方才能够种五谷，人民生活也安定下来了。

“那个时候，禹在外面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像他这样因私忘公的忙碌，就是想和人民一起耕作，也没办法呀。等水患平了以后，舜又派后稷教人民耕种的方法，种植五谷，五谷成熟后，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了。

“尧、舜想到做人得有一定道理，如果只知道吃饱穿暖，安逸嬉游，不懂礼教的话，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尧舜为此忧愁，于是，派契做司徒官，教导大家做人的大道。要他们懂得父子感情，君臣有相敬礼仪，夫妻有内外分别，长幼要有大小次序，朋友要讲诚信。

“尧还吩咐契说：‘如果明白了做人大道的就奖励他,不明白的就引导他,匡正他,帮助他们树立心志,扶持他们奉行礼教,让他们领悟做人的道理,并时时提醒他们,常常施恩惠于他们,免得懈怠。’古时的圣人，为人民如此忧心，哪有空闲去亲自耕种？

“尧忧虑的是，怕得不到像舜这样的人；舜忧虑的是，怕得不到像禹和皋陶这样的人；但是忧虑一百亩田地能不能种好的,是平常农夫。把财物分散于人，叫惠；用善言教导别人，叫忠；替天下人求得一个治理人才，才能称为仁。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替天下求一个圣明的治理人才，才难呢！

“孔子说：‘尧真是个伟大的君长,天道最崇高,也只有尧的德量能取法天道，与天道相齐。天道是最崇高的，他的德量是广远的，人民形容不出来，所以无从称道。虞舜才不愧是君长呢！品德崇高完美。尧舜治天下，难道一点也不用心思吗？他要从大处着想，怎么能把心思用在耕种一类的小事上？再说，我只听说过用文化去教化、改变蛮夷的风俗，却没听说反而会被蛮夷风俗同化了的。你的老师陈良出生在蛮荒的楚国，因为悦服周公、孔子的道理，来到北方研究学术。北方学者，没一个能超过他，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了。你们兄弟两人，以师礼侍奉他几十年，如今师长一死，就背弃他，违背他所教的道理。从前孔子死了已经三年，弟子们在墓旁守心丧的孝期满了，大家准备收拾行李回去，他们去向子贡揖别，大家还相对痛哭，泣不成声地分别离去。子贡送走他们，还不忍离开，便在墓旁另建了一间小屋，独自一个人住在那里又守了三年，然后才回家。过了些时候，子夏、子张和子游三个人，因有若的相貌和举止很像孔子，就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去侍奉他，当他们征求曾子意见时，曾子坚决反对。他说，这不行！老师的德行，是无人能比的。

“现在，这个南方的蛮子许行生了一个伯劳鸟的恶舌，根本不懂古代圣王的道理。你却背弃自己的老师，跟他学习，这种行为恰恰与曾子相反。譬如鸟儿筑巢，只听见它们从黑暗的山谷飞出来，迁移到高大的树木上，却听不见它们从高大的树上飞回到黑暗的山谷里去。

“《诗经·鲁颂篇》上说：‘没有文化的戎、狄，应该给予打击；没有礼义的荆国、舒国，应该给予惩戒。’这种没礼义的蛮夷，周公要积极惩处，你却赞成那种南蛮邪说，还想跟他学习，你的这种转变，实在让人遗憾！”

陈相仍辩解说：“如果能够按照许先生的办法去做，市场上的货物就没有了高低价格的差别，全国人民也不会有欺诈行为，即使一个小孩子去市场买东西，也没人会欺侮他。一切货物，只问量多少，不管质好坏，不论布匹绸缎，只要长短相当，价钱都是一样。不论粗细、蚕丝或丝线，只要轻重相同，价钱也一样。五谷也只论多少，不分价钱。鞋子也不分大小，一样的价钱。”

孟子说：“说到货物的精粗、好坏，本来就是货物原有的情形，所以彼此价值有的相差一倍到五倍，有的相差十倍或百倍，甚至千倍万倍。但是你却把它们用长短、轻重比齐划一起来，这不是扰乱天下嘛！你想想，大鞋小鞋、粗麻鞋和细麻鞋都是一样的价钱，谁还肯去做大鞋或细麻鞋呢？如果照许行的办法实行，那就是率领着天下人做欺诈行为，那还能治理国家吗？”

孟子的农业政策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鳌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认为劳心与劳力者，理应有所区别，圣王治理天下，整日竭思殚虑，哪有时间去耕种？他又何必要亲自耕种呢？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的受别人供养，被治的要供养治人的人，这才是天下的正道。

治理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很多，哪里是许行想象得那么单纯啊？而且社会上贤与不肖的各色人等都有，怎么能使他们个个都诚笃、敦厚呢？所谓的大鞋小鞋一样的价格，让天下人一起虚伪，这就是“农家”学说的偏颇。

孟子对许行那一套依托神农的异端邪说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

“名家”是由墨家产生的“别墨”派演变而来，战国时代，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到了汉朝，他们才被称为“名家”。

《庄子·天下篇》里曾列举了几篇惠施的辩说。公孙龙则稍晚于惠施，他有“白马非马”、“坚白同异”、“狗非犬”、“卵有毛”等理论，其实，这些全是诡辩。通常一般人认为对的，他们认为是错；常识上认为错的，他们却认为是正确的。

《汉书·艺文志》中载“小说”十五家，共计有1380篇。

清代博览多通的举人陈澧说：“齐东野人语，非君子之言。”

孟子说这些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捏造故事都是无稽之谈，不足以信服。

一次，咸丘蒙（齐国人，孟子的弟子）问孟子：“古语说：‘德行高的人，国君不会把他作为臣子，父亲也不当他是儿子。当舜面向南做天子的时候，尧率领诸侯向北朝见，舜的父亲也面向北方朝见他。舜看到父亲，皱了皱眉头，显出一副不安的样子。’孔子批评说：‘这个时候，人伦颠倒，天下简直要乱了！’请问，这些话是真的吗？”

孟子告诉他：“不，这不是君子所说的话，而是齐国东边那些乡野人所说的。”至于“伊尹曾以割肉烹羹的手艺要求汤任用他”、“百里奚卖身于秦国养牲畜的人家，得到了五张羊皮，便替人家牧牛，来要求秦穆公任用他”、“孔子在卫国时曾住在痈疽的家里，在齐国时住在太监瘠环家里”等传说，孟子一概呵斥其妄为，他不容许小说家捏造故事、颠倒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