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复活节后，施韦泽接受了瑞典乌帕撒拉大学的邀请，到那儿去演讲。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施韦泽长时间地隐居在斯特拉斯堡，只有一次曾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演奏管风琴，他全然没想到会有这次的邀请。

第二年，由于施韦泽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需要妻子在旁照顾，陪伴他一起去乌帕撒拉。他们在乌帕撒拉受到瑟德布罗姆大主教的照顾，他负责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由于这个城市有新鲜的空气和大主教的殷勤关照，施韦泽的病已完全康复，又恢复到以前那种精神饱满的状态。

不过，唯一令人担忧的是，在战争时期，施韦泽为了经营医院而从各方贷来的款项，还没有还清。有一天，在散步的时候，施韦泽对大主教提起了这件事。“既然如此，为何不在瑞典举行几次管风琴演奏和演讲会，不知你意下如何？因为战后的瑞典已成为比较富裕的国家了。”大主教说完后，随即代他向四处寄出推荐函。

施韦泽在几次演奏和介绍兰巴雷内的演讲会中，募得相当多的款项，总算能将最担心的贷款问题解决掉了。

7月中旬，施韦泽离开瑞典。当时他下定决心：誓必再回到兰巴雷内，继续从事医疗工作。在这以前，他曾想再次回到大学从事教职，因为他当时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神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从瑞典回来后不久，施韦泽便着手写《水与丛林之间》的非洲回忆录。这本书隔年被翻译成瑞典语出版了，紧接着德语版、英语版、荷兰语版、法语版、丹麦语版、芬兰语版均相继出版。这本书所采用的珍贵照片，是在以前进入集中营时，帮他带药品的克拉逊到兰巴雷内买木材时所拍摄的。

1921年4月，施韦泽辞去了斯特拉斯堡市立医院和圣尼古拉教堂的工作，决定以写文章和管风琴演奏维持生活。

为了整理自在非洲时期持续不断写作的《文化哲学》文稿，施韦泽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女儿移居到京斯巴赫的牧师宿舍。随后，他不得不经常赴各地的大学去讲授哲学及宗教道理，并介绍一些有关兰巴雷内医院的事情，有时还举行管风琴演奏会，目的是筹募重办医院的资金。

从1921年秋到第二年春天，施韦泽探访了瑞士、瑞典、英国，然后再到瑞典，归国后随即又到瑞士去。

施韦泽决心继续做在那段原始森林当医生时期断绝了的三件事。那就是：管风琴的演奏、大学教授、使自己的经济能够独立。现在他就开始做这三件事。

托巴黎巴赫协会的福，施韦泽得到一架附带有脚踏板可作为管风琴用的钢琴，因而使他的管风琴技术并未受到在原始森林生活了四年半的影响而有所退步。他辞去了大学的教授职位后，在欧洲各地大学讲学。而且写文章和管风琴演奏的收入，使他的经济情况恢复独立。这些工作不断地激励着他克服了战后的种种困难，并给予他莫大的生存勇气。

1923年春天，施韦泽完成了《文化哲学》的第二卷《文化和伦理》，并予出版。当校正《文化和伦理》之际，他又着手第二次赴非洲的准备，同时开始写《我的青少年时代》，于1924年出版。

施韦泽写《我的青少年时代》是有原因的。1923年初夏，他从瑞士西部前往东部的途中，曾经去拜访老朋友菲斯特博士。他一边为施韦泽倒饮料一边对施韦泽说：“少年杂志希望获得关于你的传记，你为什么不叙述一下自己的童年生活？”于是，施韦泽就记忆所及，给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随即用速记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后再寄到施韦泽的住处。当时，施韦泽曾拜托博士暂时不要在杂志上发表。接到博士寄来的草稿后，施韦泽才开始写成《我的青少年时代》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