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韦泽在加赖松拘留所遇到许多不幸的人。最可怜的莫过于在俘虏生活中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的人。每当晚上吹起收工的喇叭时，人们纷纷返回宿舍，透过墙壁的裂缝观赏外面的雪景。远山任由雪花飘落在它的身上，非常好看。运动场中有几位俘虏踱着方步走来走去，一副颓唐的样子。下雨天，大家踯躅在走廊前，或无精打采地倚柱而立。他们大部分都呈现出营养不良的样子，拘留所中备有暖气的房间少之又少，许多人因为禁不住寒冷的侵袭而病倒。

过去的身份地位、财富荣耀，如今已成幻影，毫无价值可言，有朝一日从俘虏营中放出去，还不知何去何从呢！运动场的中央，有几个小孩子在玩战争的游戏，他们由于长期的饥饿，个个面黄肌瘦，令人怜惜。

所有人都来自不同的行业，有鞋匠、学者、裁缝师、银行董事长、经理、艺术家、牧师、建筑师、工人、商人、传教士、船员等。所有人也来自不同的种族，有土耳其人、希腊人、巴尔干人等。

每次在运动场集合点名时，便可看到各种奇怪的事情。在这里不用翻书本，就可以获得各类的知识，每位专家都会不厌其烦地向你解说他所通晓的那门学问。无论是建筑、谷物的栽培、制粉机、空调的制作法以及其他有关事物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到。

他们每天反复地做同样的事情，生活上单调乏味。有人送给施韦泽太太一块布料，那些裁缝师知道后，都靠拢过来说：“让我来为你剪裁好吗？我很想再拿起针来缝制衣服，当然，一切都是免费为您效劳。”

从未做过农活的人，也会自告奋勇地动手帮忙做农事。只有船员能忍受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地**来**去，由于过去长年的海上生活，使他们较一般人更能忍受这寂寞的日子。

1918年初，德军占领了贝鲁特，他们对待当地的居民极为残暴。加赖松拘留所的主管要德籍人士写信回国，请政府禁止这种残暴行为，否则，施韦泽他们也将会受到法国政府的报复，把他们送到北非的特别拘留所。

当他们接到这项通告后，才知道俘虏中原来也有许多有地位的人。他们刚到俘虏拘留所时，都要登记职业，有些人基于虚荣心，往往把自己的地位抬高，比如说，原本是饭店的服务生则谎报为饭店老板。诸如此类的例子着实不少。如今却又害怕捏造的身份过高，会首先被送到北非特别拘留所去，因而大为惊慌失措。但是这种紧张的气氛不久就消失了，不论是身份高低都没有谁被送到北非的特别拘留所。

1918年春，施韦泽夫妇被转送到圣雷米的拘留所。圣雷米拘留所专门拘禁阿尔萨斯人，在这里他们遇到许多老朋友。

拘留所所长在战前曾担任过警官，是位非常随和的人。有时候施韦泽向他提出一些请求，他总是说：“俘虏们的要求按照常理是不能允诺的，但是只要不触及法令，我可以斟酌情形办理。”

所长对于他们的所求，几乎没有拒绝过。施韦泽和妻子被安置在一间很大的、似曾相识的房间。这间屋子备有暖炉，烟囱从这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才通出去，令人有种窒息的感觉。

“哦，这不就是梵高画的那间房子吗？”施韦泽不自觉地惊叫出来。

最初这里是个修道院，后来改为精神病院，梵高生前有一段时间被送到这里来休养，他现在住的房间就是当年梵高的病房。当时梵高就在这高耸的围墙下散步。在北风呼啸的寒冬，踏在这冰冷的石地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

这间拘留所有专门的医生照顾病患，施韦泽因此而有闲暇时间写稿。不久，由于交换俘虏，这位医生被送回国，由施韦泽接替他的工作。

施韦泽太太因为受不住冷风与冰凉的地板，健康状况大受影响。施韦泽自感染痢疾以来，健康情形也每况愈下，以致行动不便。他们可以在监视之下集体散步，一般人都希望走得远一点，由于时间的限制，步伐就必须加快，施韦泽和妻子由于行动不便，只好放弃散步，留在屋内。仁慈的所长却非常体恤他们，常常亲自陪他们在附近走走，施韦泽由衷地感激他。

1918年7月12日的夜晚，施韦泽他们被喊醒。因为要交换俘虏，要他们立刻整装返国。第二天清晨，他们排队步出圣雷米拘留所。临行之前施韦泽先到所长办公室向他道别，心里有种难以压抑的感伤，喉头似乎被异物哽塞，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彼此四目相交，强忍住离别的伤感。施韦泽后来仍和他保持着书信的往返，他给所长的信上写着：“寄给亲爱的寄宿人”。

施韦泽他们前往火车站的候车室等火车，大大小小的行李对他们夫妇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负担。当他们在碎石地上彷徨无助时，一位男士朝他们走来说：“把你们的部分行李交给我吧，让我来帮你们拿。”

原来，施韦泽在拘留所诊治过他的病，他身体有些残疾，原不该麻烦他，可是此时自己正需要帮忙，只好接受他的好意了。从此以后，凡是看到携带着很重行李的人，施韦泽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这位朋友的身影，他也会主动地上去帮忙。

在塔拉斯空和里昂之间有一个火车站，有一队类似某种团体的人正在车站候车，他们每个人都显得疲惫不堪，似乎刚刚经过长途跋涉。事实上，这些人是从德国遣返回来的俘虏，他们的装束和一般人大不相同，看着有些狼狈，零零散散慵懒地斜靠在长椅上。

不久，遣返俘虏的专用火车进站了，施韦泽搭上这载满俘虏的车子，经过瑞士再驶抵德国。沿途每靠一站，便会有大批俘虏下车返乡。这条路非常长，不知停了多少站，一列一列的车厢逐次卸下，最后，只剩下几节了。7月15日清晨，火车驶近瑞士某一个城市的车站，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施韦泽先生！施韦泽先生！”

施韦泽循着声音望去，啊，那不是神学教授阿诺尔德·迈耶以及歌唱家考夫曼等一群老友吗？他们向他挥手，大喊他的名字，迎着他走了过来。

不久，车子又发动了，在驶往康斯坦茨（德国国境上的一座城市）的路上，车窗外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原有的田园风光消失得无影无踪。战祸波及之处，不知毁灭了多少生灵，只留下了饥荒与悲怆。

康斯坦茨的街道受到炮火的洗礼，处处是断垣残壁，似乎还可以闻到火药的味道。目光所及是一张张清瘦的面孔，拖着蹒跚的步子，好像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

施韦泽在康斯坦茨受到岳父岳母的招待后，随后又起程前往斯特拉斯堡。抵达斯特拉斯堡时已近傍晚，为了预防空袭，城里的灯火受到管制，街上一片漆黑，只能借着月光赶路。施韦泽和妻子在此必须暂时分手，他妻子到附近亲戚家借宿，他到托玛斯教堂旁的一位朋友家暂住。

施韦泽父亲的住宅在京斯巴赫，现正处于交战区，必须要有出入许可证才可以进入。几天后，他终于拿到许可证，兴冲冲地立刻上路，火车只能驶到京斯巴赫，剩下的15公里要靠步行。由于受到战火的洗礼，已辨别不出昔日的影子了。1922年他们离开这里前往非洲时，此地还是一片宁静祥和，如今已面目全非，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不时听到从远处山区中传来阵阵的大炮轰击声。许多地方都安上了机关枪架，房屋全都被破坏，繁茂的树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稀稀落落地竖在那儿。到处都贴着标语，警告大家要随身携带防毒口罩，可是，村里人好像已忘记了战争这回事，各忙各的，仿佛完全脱离了战争险境似的。

父亲对于炮击视若无睹，埋首于书案毫不动容，村里有许多军人进进出出，牧师公馆也驻扎了军队。农民们对于战争已经麻木，他们只关心农作物的收成。由于很久没有下雨，农作物都枯萎凋零，牧草也是一片干黄，不时从养家畜的小屋中传来一阵阵悲鸣声。

施韦泽太太的通行证也领到了，她随即赶到京斯巴赫与施韦泽会合。他在圣雷米拘留所的时候，曾发高烧，迄今未见起色。8月底，体温又上升，当时感染上的痢疾也还没有痊愈，施韦泽非常痛苦。在妻子的陪同下，他来到斯特拉斯堡接受斯托尔策医学教授的治疗。体力恢复以后，由斯特拉斯堡市长介绍，施韦泽担任市立医院的助手兼任圣尼古拉教堂的副牧师，重回到圣坛上传道。

施韦泽在弹钢琴

不久，战争终于结束，阿尔萨斯再度从德国手中转为法国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