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俘虏营

1917年9月，施韦泽接到法国军方通知，要他们迅速整装搭乘下一班船离开兰巴雷内，前往法国的俘虏营报到。因为德法交战，德国人不能在法属领地上工作。传教所的传教士以及他所认识的黑人帮他整理药品和医疗器具，把它们包装好堆放在木造的小屋中。

之前，施韦泽被监禁时，他开始写作《文化哲学》，这是他15年前就开始酝酿思考过的课题。那时，施韦泽想把他的书名定为“我们模仿者”。他一直在做相关的笔记。

这时施韦泽唯恐他之前写作的有关文化、哲学方面的文稿在途中遭到突检而被没收，只好把它托给一位美籍传教士福特先生，请他代为保管。这位福特先生谨慎保管了这些原稿，直到战争结束，又将它们安然交到施韦泽手中。后来，施韦泽回想起这件事，觉得当初实在没有必要麻烦别人，大可随手把稿子丢到河里任其漂流。

因为有所顾忌，在临行之前，施韦泽大约花了两个晚上把原稿转译为法文，并且随意做了几个提纲，以便混淆检查人员的眼睛，使他们误认为这是有关历史方面的稿件。

在施韦泽临走前，有两位患了脱肠的土著前来求治，他在堆满东西的小房里，立刻动手施行手术，为他们解除了痛苦。

临别时，黑人朋友依依不舍地将他一直送到河岸才离去，那里停靠着即将送他们一行人前往俘虏营的汽船。此时，传教所的所长也赶来送行，可是押送施韦泽一行的黑人士兵却阻止所长和施韦泽见面。当黑人士兵触及所长投来的凛烈的目光时，怯怯地让开了路，所长热情地握紧着施韦泽的双手说：“我代表此地的居民诚挚地向您致谢，希望我们仍有见面的机会。”

所长的这番话使施韦泽深受感动。令人伤感的是，他和施韦泽永远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战争结束后，他和一艘名叫“非洲号”的船同沉于比斯开湾（法国西部）。

到卡帕洛帕茨时，施韦泽曾经替一位白人的太太治过病，这位白人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说：“我想你现在一定很缺钱用吧，请不要客气，收下这笔款项好吗？”

“谢谢你！我们身边还有一点钱，够我们用了。”施韦泽婉拒了他的好意。

在未到非洲之前，施韦泽曾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事，币值一定会有大幅度的变动，唯有金子的价值是不变的，因此，他把所有的钱兑换成金子，再将其中的一部分托一位木材商的朋友兑换成法国硬币，以便沿途花销。

这艘驶往欧洲的船中，白人士官严密地监视着，不允许彼此交谈，也不准写东西。施韦泽只好在心里暗哼着巴赫的作品，以排遣旅程上的寂寞，并获得心灵上的宁静。船舱里的男仆对他们态度亲切、非常照顾，施韦泽暗忖着：“奇怪！他为什么对我们俩人特别亲切？”那位男仆看到他这种既感激又狐疑的神色，才坦白地告诉他们说：“我并非为了贪图什么恩惠才对你们好，我知道俘虏本身都缺钱用。几个月前，有一位绅士搭乘这艘船，曾一再地嘱咐我说：‘如果有位兰巴雷内的医生以俘虏身份搭乘你们这艘船，请你帮我特别照顾他们，这位医生曾经帮过我很大的忙。’因此，我才会尽可能地为您服务！”

在波尔多登陆后，施韦泽一行随即被送到外国人俘虏拘留所，他们在那儿住了三周。在那里，施韦泽感染了霍乱，幸好他身边备有治霍乱的药物，总算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三周后，他们被送到西班牙的国境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加赖松俘虏所。有天夜晚，突然有两位宪兵乘车来接他们。他们匆匆忙忙地整理行装。在微弱的烛光之下整理行装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宪兵等得有些不耐烦，叫他们把行李放下，只要人去就行了。或许是他们突然间起了恻隐之心，反而动手帮他们整理。

抵达加赖松，有位士官将他们的行装打开仔细地搜查，当他们看到施韦泽的行李中有一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法文原稿时，大为惊讶，面露愠色大喝道：“可恶！居然敢把政治书籍带到拘留所来。”

看到他如此生气，施韦泽镇定地向他说明：“长官，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的人！”

“真的吗？他是学者？”士官向站在一旁的一位先生询问着。

“是的，他说的没错！”被称呼为先生的人这么回答他。

“政治竟然在公元前就存在！好吧，当时的政治和现在的政治或许有很大的出入。”他向另外一位士官这么说，随即也就不再为难施韦泽了。

拘留所是一座很大的古老修道院。因为长久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建筑物的外观斑驳残旧，更显得孤零零的。战争爆发后，这里被征用为俘虏拘留所。第二天，施韦泽站立在中庭，有一位俘虏走近他的身边说道：“请问你是施韦泽先生吗？我是波凯罗工程师，由于您的照顾，我太太的身体及早康复，实在感激不尽，您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直说，只要我力所能及，必定为您效劳！”

施韦泽遍索枯肠，怎么也想不起这么一个人。“先生，您当然不认识我，我是间接从一位德国人那儿拿到您的处方，给我太太服用的。”经他这么一说，施韦泽才想起在战事刚爆发时，有位德籍木材商从兰巴雷内被送到南非的法国殖民地的拘留所。临行之前，施韦泽曾和妻子配了许多种药，附上标签送交给他，以应急难。想必是这位德籍木材商遇到波凯罗夫妇，正值他太太有病，用了施韦泽配制的药而获得痊愈。施韦泽万万没想到，善心经过这番迂回辗转回报到自己身上。波凯罗先生从仓库中找来一些木板，替他做了一张桌子。现在，他不仅可以在这桌上写字，同时还可以练习演奏，他把桌面当琴键，地面作踏板。

几天后，俘虏中有一位音乐家问施韦泽：“抱歉，打扰一下！请问罗曼·罗兰写的《今日的音乐家》中的阿尔贝特·施韦泽，是否就是你？”

“是的。”施韦泽答道。

“啊!那太好了，我们经常在仓库里举办音乐会，希望你能接受我们的邀请前来参加。”在战争前，这些音乐家曾在巴黎的咖啡厅担任演奏工作。在此地只要经过主管的同意，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练习演奏。

施韦泽他们到达拘留所后不久，有另外一批人从其他拘留所调来此地，他们来到此地后，对于伙食大肆批评：“这儿的伙食真差，非常难吃。”

加赖松俘虏拘留所的厨房负责人曾是巴黎第一饭店的厨师。现在有人发出怨言，这位厨师非常愤怒，因而发生争执。所长知道后，就把争执的双方找来问话：“你们中间有原来担任过厨师的人吗？”

“没有，我的职业是做皮鞋。”其中有两个人回答说。

其他的人依次回答：“我是盖房子的。”“我是专门制作帽子的。”本行是厨师的一个也没有，他们只是在以前的拘留所里被派到厨房工作，仅仅知道一点用什么材料配什么样的菜而已。

“好，从现在开始，这两周由你们担任厨师的工作。如果能比现在做得更好，以后就由你们继续做下去，如果做得比现在差的话，就对你们不客气，把你们监禁起来。”所长狠狠地说。

他们接下了厨房的烹调工作，以马铃薯、高丽菜等做成佳肴，确实比以前那位厨师做得好，从此，原来的厨师被赶出了厨房。

“你们烹饪的密诀在哪儿？可以告诉我吗？”施韦泽好奇地问他们。

“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以爱心来烹饪。”他们得意地答道。

俘虏中只有施韦泽一个人是医生，但是，所长严禁他从事医疗工作。如果有病人，他会请一位上了年纪的军医来医治。可是，病人逐渐增多，医疗人员备感不足，施韦泽也开始从旁协助，并没有人发出异议。不久，施韦泽被分配到一间小房间，可以自由地诊治病患，如此一来，他又重返原来的岗位，从事医生的工作了。空闲下来，施韦泽还可以写写稿或者练练琴，这就是他在拘留所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