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才是真正礼崩乐坏的时代，原因无他：生存竞争已经残酷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守礼君子只能落到被时代淘汰的可悲下场。如果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可以作为一条道德箴言的话，那么在这样的时代最符合道德的生存准则无疑是**裸的丛林法则，而任何以往的君子操守都会被贴上滑稽可笑的标签。

这种情形对于社群主义者而言显然有些棘手，因为它意味着当“笑贫不笑娼”，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成为全社会的伦理共识的时候，是否真的应该承认这样的伦理共识是一种正义标准呢？

《战国策·燕策一》中，苏秦为燕王出使齐国，燕国有人借机向燕王诋毁苏秦：“武安君（苏秦）是全天下最不讲信义的人，而您以万乘之尊礼敬于他，这岂不是向天下人昭示自己与小人为伍吗？”于是当苏秦归来时，燕王连住处都没有给他预备。

苏秦知道情形有变，便对燕王进言：“臣下本是东周鄙人，刚来见您的时候对您也没有半分功劳，而您却亲自到郊外迎候臣下，使臣下在朝廷上迅速扬名。如今臣下为您出使，取回十座城邑，对处于危急存亡之际的燕国有保全之功，而您却忽然不再信任臣下，这一定是因为有人在您面前中伤臣下，说臣下是无信之人。其实臣下的无信正是您的福分。您不妨想想，假如臣下守信如尾生，廉洁如伯夷，孝顺如曾参，以这三种最高尚的品行来侍奉您，您觉得可以吗？”

燕王不觉得这样有何不可，于是苏秦继续陈述道：“如果臣下真有这样的品行，也就不可能侍奉您了。试想一下，曾参不肯远离双亲在外住宿一晚，您又怎么派他出使齐国？伯夷认为武王伐纣是不义之举，因此不肯吃周朝的饭食，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上，您又怎么期待他不远千里地来侍奉弱国之危君呢？尾生守信，和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久等不至，竟然抱着桥下的柱子被水淹死。这样的人，难道愿意远赴齐国宣扬燕、秦两国的声威并获取大功吗？况且臣下远离老母前来侍奉君王，抛弃自我完善的处世之术而追寻进取之道，看来臣下的志趣与您并不相同。您是仅仅满足于自我完善的君主，而我是富于进取心的臣子，臣下之获罪正是所谓的因忠诚守信而得罪君王啊。”

苏秦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简直令人有些振聋发聩的命题：所谓信行，只是自我完善之道，不是为人效力之道，更不是进取之道。如果世代国君坚守信行，那么疆域永远也不会得到拓展。

继而最具诡辩色彩的是，苏秦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因为忠诚守信而得罪了国君的人：“臣下有个邻居在远方做官，他的妻子因为与人私通而计划着谋杀亲夫。丈夫从远方归家之后，妻子让小妾捧着一杯毒酒送去。小妾这时候面临两难的困境：她明知那是毒酒，若送上去就会毒杀男主人，若说出来就会使女主人被逐。无奈之下，她假装跌倒而扔掉了酒杯。男主人大怒，将她鞭打了一顿。其实小妾这一跌，上救了男主人的性命，下使女主人免受驱逐，而如此的忠心却换来一顿鞭打，这就是因为忠诚守信而获罪啊。臣下的情形，难道不是与这名小妾十分相似吗？臣下侍奉您，努力推行信义而有利于国家，现在竟然获罪，臣下担心继臣而侍奉您的人做事都要畏首畏尾了。”

苏秦这番道理虽然欠缺逻辑，但基本理路大略可以归纳如下：

（1）承认信行的价值，但将其价值仅仅局限于自我完善这一途。

（2）认为信行只可守成，不利进取。

（3）自己的无信其实是一种更大的信行，虽然不利于自己，无法达至自我完善的高深修养，却大大有利于国家和君主。

儒家一向对这种作风嗤之以鼻：一个人若连基本孝道都罔顾，却千里迢迢帮助外国和外国的君主富国强兵，这与竖刁、易牙之辈有何区别？至于所谓进取之道，自然以修身为首务，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这才是进取的正确次序。

这样的高尚政治风范在历史上确实也可以举得出一些佳例，譬如汉代万石君石奋一家以家风恭谨著称，即便是公认为石氏兄弟中最为简易的石庆，在出任齐国丞相时也能因为齐国人慕其家行的缘故，“不治而齐国大治”。（《汉书·石奋传》）

在这样的政治风范里，开疆拓土并非不可，但要么是吊民伐罪，要么是近者悦之，远者来之，只要内政修明，就可以使外国百姓自动自发地归附。但这毕竟是王道，王道的特点是日积月累，润物无声，不可以求朝夕之功。所以，在竞争惨烈的战国时代，王道是注定行不通的，环伺的强邻们不会给你这么多的时间。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秦的说辞似乎还算有几分道理，并且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性：信行分为大信与小信，儒家所推崇的那套东西只是小信而已，不惜违背小信以救亡图存，这才是大信。至此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儒家对管仲的矛盾态度，而如果请苏秦来解释管仲的一生，恐怕也会称道他是一位舍小信、取大信的圣哲吧？而如果仅仅因为运气的缘故，管仲的政治抱负终究未能实现，儒家与苏秦者流又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呢？难道真的只能以成败论英雄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