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论调很容易得到今天一些契约主义者的支持。既然订立盟约，就应当谨守约定，如果一方违约在先，另一方也应当依照盟约进行索赔之类的事情。然而在古代最纯粹意义上的君子观念里，盟约本身就不具备多少道德权重。公羊学有所谓“《春秋》重胥命”的说法，所谓“胥命”，依公羊家的解释，是会盟之一种，它与一般会盟的区别是，一般会盟要搞歃血仪式，胥命却没有这种仪式，即所谓“古者不盟，结言而退”，这就是说，古人社会风气好，如果要有什么约定，口头一说就够了，不搞发誓、赌咒、立盟约那套。（《公羊传·桓公三年》）

荀子很赞赏过这种君子协定的精神，有议论说，做事不踏实的人总是夸夸其谈，不守信用的人总是言之凿凿，所以《春秋》赞美胥命，《诗经》反对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会盟。（《荀子·大略》）总之，做人纵然不能“先行其言”（《论语·为政》），至少也要言而有信。

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契约精神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契约并不具备多少道德权重，只是小人世界里的一种行为模式罢了，君子既不订盟，也不立誓，一切协定都应该是“君子协定”。契约是君子精神沦丧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宜之计。

执行契约需要守信，而一个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守信，孔子有名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至于君子，自然不必对守信太过执着和拘泥。这并不意味着君子不该守信，而仅仅意味着君子不必将守信视为不可动摇的原则。毕竟人事变幻万千，盟约既不可能预见未来，也不可能将一切的可能因素尽数考虑周详。君子只要本乎仁义而行，当守信与仁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牺牲掉的当然是前者而非后者。

严格意义上说，盟誓是一种不足称道的小人行为。盟誓总要约定好违约之后的罚则，例如《左传·桓公元年》中，鲁桓公与郑庄公结盟，盟誓约定“渝盟无享国”，即违约背誓的人将会失去国家。《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晋公子重耳向舅父狐偃立誓，将玉璧投入黄河，请河神为证。这一举动的含义是，一旦自己违约背誓，必将受到河神的惩罚。但人情如此，就连孔子也难免赌咒发誓——孔子见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指天发誓：“如果我做了非礼之事，就让上天厌弃我吧！”（《论语·雍也》）

《左传·昭公三年》中，齐国宰相晏子出使晋国，齐景公趁此机会为晏子扩建住宅，因此拆迁了晏子的一些邻居。晏子回国之后，先是拜谢了齐景公的好意，继而拆毁新居，将邻居们的旧宅恢复原貌，将被拆迁走的邻居请回来说：“谚语有说‘修建住宅时的占卜不是为了确定住宅本身，而是为了确定能有好的邻居’，各位原先都为此占过卜，违反占卜结果是不祥的。君子不触犯非礼的事情，小人不触犯不祥的事情，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我又怎敢违反呢？”

这里所谓君子与小人是就身份意义而言的。晏子虽然是君子身份，但在这里自谦为小人。就晏子所述的这一古代传统的本身来看，君子所关注的是礼，只介意礼的原则而不介意事情的结果；小人更关注利害得失，事情若有不祥便不应去做。赌咒发誓时所许诺的违约罚则，其实正是晏子所谓之“不祥”，只能对小人形成约束，君子并不该在意这些。

《诗经·小雅·巧言》有所谓“君子屡盟，乱是用长”，盟誓越多，只说明信誉越差，国政越乱。(1)同样的道理，越是喜欢赌咒发誓的人，越是让人怀疑他的信誉。隋唐之际，秦叔宝、程龁金一度投靠王世充。相处一段之后，程龁金对秦叔宝说：“王世充喜欢赌咒发誓，这分明是老太婆的做派，哪里像一位拨乱反正的君主？”后来王世充与李世民对战，秦叔宝、程龁金就在阵上揖别王世充，从容投靠了李世民。《大唐新语》将这件事载入《知微》一章，称道程龁金见微知著的眼光。

假令王世充并不喜欢赌咒发誓，而是一个真正讲求信用的人，那么秦叔宝、程龁金还会不会弃之而投唐呢？如果以信誉为指标在当时的各大军事集团里寻找投靠对象的话，窦建德的大夏政权显然要排名在李唐政权之前。据《旧唐书》本传，窦建德虽然只是普通农民出身，但年轻时就很重视然诺，颇有侠义风骨。后来窦建德势力渐大，渐渐生出经略天下之志，就更加重视信誉与仁义。后来窦建德坚持错误的战略来救援王世充，理由之一就是：“既然已经答应了王世充，怎能因难而退，向天下人展示我的失信呢？”而窦建德守信的结果就是一战而溃败，沦为唐军俘虏，被押至长安闹市处斩。

英雄豪杰知微察人，审慎地选择出处，最要紧的莫过于看清谁才是获胜概率最大的一方，至于信用、仁义之类的事情，终归是排在功利之后的次要之务。君主若意在进取，用人当不拘一格，做事当不拘小节，信用、仁义等无疑都在“一格”与“小节”之列。如果只能在败亡的君子与成功的小人之间二选一的话，即便是君子也难免会有一些踌躇。当然，道义的选择终归属于前者，然而对于君主而言，如果只能在做君子而亡国灭种与做小人而富国强民之间二选一的话，道义的选择又该属于哪边呢？

(1)《郑笺》的意见可参考：“盟之所以数者，由世衰乱多相违背。时见曰会，殷见曰同，非此时而盟谓之数。”